第二章
冰点论：民主国家政党体制的稳定性

斯坦因·拉尔森

一、译文及简要解释

除了少数但是重要的例外，20世纪60年代的政党体制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的分裂结构。这是“高度大众消费”时代西方竞争性政治的一个关键特征：政党的各种选择，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党的组织，其历史都比各国选民的多数派要长。（Lipset，Seymour Martin and Stein Rokkan 1967，p.50）

由李普塞特和罗肯在其《政党制度与选民组合》（1967）一书中提出的这一论题，仍是分析民主制度的宏观社会科学中最著名、被引用最多的定律／命题之一。它被称为“冰点论”，解释了欧洲政治异乎寻常的稳定性，甚至在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造成了大破坏，并伴之以危机和灾难之后也是如此。

李普塞特和罗肯阐述了欧洲政党制度是如何在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专制之后生存了下来。即使在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从内部”夺取权力的国家如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取缔了各政党，镇压了其领导人，但1945年后同样的政党制度又重新恢复了。这在德国占领期间受到压制的其他西欧国家也是如此。当时转入地下的，或是经由很多抵抗运动的联合而展开活动的地方，战前的各政党和相同的竞争性体制也迅速恢复，跟独裁出现前的情形没什么两样。这表明了1918—1920年间的情形已“凝结”成型，在多年间代表了一种持续的稳定性。

在所给出的支持“冰点论”的简要理由中，作者们集中论述了男子和妇女普选权的引入是如何导致了竞争被“锁定”于平衡状态中。在普选权的扩大前形成并参与了第一次普遍竞争的政党，成功地与“它们的”选民建立了联盟（“组合”）。这些组合及由此产生的政党制度证明是永久性的（Lipset-Rokkan，p.51）。在其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法西斯主义政党兴起和发展的分析中，胡安·林茨也作了类似的论证，尽管他关注的焦点不同：法西斯主义政党失败的原因在于市场已经被其他政党占领了：“后来者缺乏政治空间”（Linz 1980，pp.153—156）。

欧洲各个政党制度有不同的“冰点”背景。在意大利，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法西斯）进军罗马只有短短四年，而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同样只经历了短暂的民主选举时期就各自都变成了独裁专政。这削弱了达到“冰点”的可能性。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也相对短暂和过于动荡，以致德国政党制度无法达到“冰点”。因此在这些国家，连续性不如别的国家强，这种情况某种程度上在1949年之后仍是明显的。（pp.51—52）

李普塞特和罗肯简要地讨论了这样一点，即在1945至1960年间各大政党获得了如此支配性的地位，以至于人们相信早先的冻结（涉及数个政党）将不会延续，而是在所有各国都为两党制或几个政党中有一党独大所取代。然而，20世纪60年代反对党在一些国家执掌了政权，或是建立少数党政府或是通过政党联盟因而削弱了大党的支配地位。进一步的波动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这本书出版之时，两位作者把这些归结为各政党对选民的争夺，但他们不一定相信这将导致各种政党制度的瓦解（p.55）。“冰点论”也可以解释为容许在一定时期内有大的波动，而此后政党制度将回到稳定均衡。

在两位作者看来，政党制度稳定性的一个重要解释是当地政党早期的构成（“政党组织的支柱”）以及那些政党和选民之间建立的联盟（Lipset-Rokkan，p.53）。政党形成的潜力和联盟的成型依赖于当地组织的力量（“本地巩固过程”），这似乎意味着政党的力量随着时间推移将有赖于当地组织的活力。

因此，“冰点论”是一个稳定规律，它预测在各种形式的多党制内的一种持续均衡。这一分析不适用于各种一党制和不成熟的多党制，如东欧剧变后最初几年的情形。这条规律的提出，正如在任何相对较少限制（“无政府状态”？），但在权利／契约和选举的结果方面有完善立法的社会中一样，意味着政党体系市场的特征是清楚的内在稳定机制，使之保持于一种平衡状态。(1)

二、背景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出生于1922年，80岁高龄的他是美国最重要的政治社会学家。他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才能，即在比较的框架中提出关于政治行为的普遍论述，并经常将其结论与“经典”理论联系起来，进一步阐发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罗伯特·米歇尔斯、塔尔科特·帕森斯以及卡尔·马克思等人的论题。他还把宏观视角与重要的历史演进路线结合起来，例如他关于北美的著作《第一个新国家》（1963）、《分裂的大陆》（1990）和《美国例外论》（1995）。在许多地方，李普塞特都通过运用分析大量资料而产生的全新的视角，提出惊人的观察或是证实，更经常的则是挑战其他研究者早先提出的各种理论，因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政治人》（1959）一书就是如此，它批评工人阶级对民主的态度，根据“中间-极端主义”提出关于法西斯主义之所以产生的一种解释。在该书中，他给出材料表明经济繁荣和民主稳定／成长之间的联系。这在许多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看来是具有挑战性的，他们喜欢把民主视为产生于有较强的理想、权力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而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正在衰落的国度。

近年来，李普塞特集中于修正或证明他的基本理论假定，尤其是通过分析民主国家中社会党的普遍衰落、贫穷国家民主的受挫，以及独裁政权在1974年的失败和苏联在1989年后解体。

斯坦因·罗肯（1922—1979）出生于罗弗敦群岛的瓦根，成长于纳尔维克（均在挪威）。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读于奥斯陆大学，在挪威语和法语方面取得优异成绩，1948年获哲学硕士学位，他提交的学位论文题为“天性之诉求——大卫·休谟社会与政治哲学研究导论”。他曾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研究项目工作，并担任哲学家阿恩斯·奈斯的助手，所产生的成果之一是《一个紧张世界中的民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集》（1951）一书。经过在巴黎和伦敦的逗留后，他在美国生活了一年，访问了几所大学，然后先后在卑尔根的社会研究所和迈克尔森研究所工作。在完成了他关于哲学和行为研究之间关系的论文“政治思想史中行为理论所激发的观点”（1952）之后，罗肯离开了哲学并逐步获得了政治社会学和宏观历史领域的国际性声誉。他和李普塞特都对他们的研究课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在社会学（国际社会学协会或ISA）和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协会或IPSA）领域的国际性组织中担任领导者。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国际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焦点之一是国家（states）在无数前殖民地中的出现；在“老的”民主国家中，与国家和民族（states and nations）的建立有关的问题也得到了注意。通过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做的工作及其在外国的逗留，罗肯与许多研究者建立了联系，并很快在一些重要的研究团体中成为一位受到高度尊敬的合作者。对他来说，这个网络是一个思想的源泉。他也发起了几个专门的会议，从中逐渐发展起并最终形成了他的“欧洲模式”，集中于系统地解释欧洲政治中的长期的发展趋势。后者包括国家和民族（states and nations）的建立，政党制度通过涉及某些历史性“革命”的参与者的选择而发生演进，以及在各种条件下民主的产生和成长。

罗肯的“冰点论”建基于研究近期挪威的利益代表和选举的两篇重要论文：“数值民主与法人多元主义”（1960）及“地理学、宗教与社会阶级”（1967）。两篇论文都集中于研究地区和社会阶级之间的结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反映的挪威民众对政党的支持和政府权力变迁的方式。这一演进中出现的路线，同他得出的1920年以来挪威政治中极度的稳定性（尽管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挪威工党出现强劲的成长势头，而自由党则相应地下滑）一道，构成了他视为“冰点视角”的挪威背景要素。尽管工人运动由于共产党而出现的激进化、中间小党的形成和极右翼的崛起而引起了许多激变，现存的制度已经巩固并足以抵制深刻的转变和变迁。即使是发生了从农业社会到强大的工业社会，以及后者向以服务业为特征的社会的转型，同样的制度选择方案大都留存了下来，正如在这些新的政治问题（“问题政治”）出现之前所存在的那样。

“冰点论”提出的时期是以强有力的政治共识（“关于意识形态的终结之辩论”）为标志的，自1945年之后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挪威政治是以议会的稳定和不存在可供选择的价值辩论为其特征的。那时的期望是这将延续下去。同时，“冰点论”植根于这样一个观点，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广泛出现的民主国家将导致一系列紧密联系的制度的成型：政党制度、议会制度、国家边界、国家宪法等的凝固。因此，政党制度的稳固是与一系列平行的、相互依存的政治情势的胶合相联系的。

“冰点论”是以与罗肯的其他“经典”论题相同的精神提出的：包括“数值民主—法人多元主义论”、“中心—边缘论”和“极化指数”。它们的提出与其说是从关于其他问题和材料的冗长讨论中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对未来研究的挑战。这一研究途径也表征着罗肯的研究风格。他不断地在新的论文中改变他的各种模式，并把他最重要的洞见运用于各种情境中。他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传统意义上的专著，也没有写过超过40页的文章或论文。

三、公式化表述——准确定义

“冰点论”要求某种准确的定义，使我们能进行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演绎。这是它的强项，但也可能是其弱项。我将通过三个冰点“模式”的公式化表述说明这一点。

1．社会分裂与个人的政党偏好之间关系的稳定性。相同的社会阶级投相同政党的票。这是与“凝结的”社会分裂导致稳定的政党选择（“镜像论”）这一观念相联系的。政党的力量根据人口／阶级关系的社会／职业构成进行的调整是缓慢的。这是“镜像论”的一个简化版本。

在图2.1中，这一来自“冰点论”的演绎是通过所选择的、涉及三个政党（P_P，S_P和T_P）的两次选举（一次是在1920年—冰点—另一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而加以说明的。社会结构是由三个普通产业来说明的：第一产业P_S、第二产业S_S和第三产业T_S。1920—1960年这一时期见证了P_S的大幅度下降，S_S相当稳定，而T_S则经历了强劲的增长。“冰点论”预测相同的政党将代表（在上面的引文中是“镜像”/“反映”）相同的分裂。这在本模式中得到了证实，因为各政党代表了同样的分裂，尽管比例有变化：政党P_P就所代表的产业而言表明了某种“剩余”，政党S_P的代表是“正确的”，而政党T_P表明有“赤字”。发展的内在惯性解释了为什么“完全按比例”重建自己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未出现新的政党，也没有政党在与它们代表的分裂／社会群体的关系中发生了“变位”。

2．政党选择／政党制度的稳定性。20世纪60年代的各政党和政党制度跟20世纪20年代的相同（组织和纲领／意识形态），制度结构（民主机构）也保持不变。其首要原因是它们从其最初的社会结构／分裂的“分离”，以及导致体系保持平衡（竞争性市场）的各政党和机构中所固有的自我加强机制。通过迫使各政党一部分适应，一部分吸收同化新问题，各种外在（外源）因素也起了作用。它的出现通过外在压力的聚合以及新模式的普遍扩散，趋向于给不同的部分带来类似的变化。但“冰点论”意味着体系的动力学是相同的，前提是民主制度不变（“制度终结”选择）。

在图2.2中我勾画了一个“流动模式”以说明这种操作化。由于历史演进的各种特征，当民主建立时，不同的国家展现出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不同的建国过程。在其中，我们看到了政治和社会冲突的路线，在1920年前的一定政党格局内，它们已经展现了自身，当民主制度建立后，这些都在政党体系中制度化了。这一体系是由支持和适应政党体系的制度框架之自我加强机制组成的，而又允许各政党与其原先的分裂相“脱离”。外源的冲动不时地对体系产生压力，但根据“冰点论”，体系将保持稳定，前提是民主制度不垮。

3．政党制度的稳定性。两个、三个和多个政党制度中的均衡趋向在20世纪60年代与在20世纪20年代是相同的：即在议会／政治解决（机构“锁定”）中的均衡。易变性只限于特定的幅度中（长期而言在中间两边的变动），原因在于市场竞争机制。政党派别化保持在某种框架内，或是恒定的。

在图2.3中，我通过两个图形说明了从“冰点论”的演绎。A图详细说明了集体易变性和个体易变性从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的变化，但在稳定的“振幅”之内，它与选举演进的方式有关。构建这一说明旨在先于集合体易变性（全国对各政党的支持从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的变化，有时称为“摆动”）而提出个体易变性（个体选民从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的转变）。B图说明了不对应于任何特定模式的总体易变性，即政党制度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因此，“冰点论”允许不同程度的可变性而又不失去其有效性，正如B图所说明的那样。

这只是通过验证这一论题而进行的许多可能演绎中的三种而已，在一种完全的和令人满意的分析中，人们应始终指出它们是怎样相互联系的，其中的每一个都描述了“冰点论”本身所意味的中心假设。

四、普遍性与可验证性——批评

在“冰点论”提出后的多年间，它毫无疑问是政党和选举研究中被讨论得最多的定律／理论。“这一模式的思想影响堪称巨大。像过去一样，它仍是最重要的文献必须提及的有关政治分裂的政治-社会模式”（Knutsen 1988，p.156）。然而这一模式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定律／理论，其普遍科学地位如何，一直是重大争论问题。这一论题只不过是基于某一时间两个点上的一种经验观察，还是关于长期关系的一种普遍假设？这一讨论的主题不仅是李普塞特和罗肯视为恰是其写作时确定的内容，而且该文本也正应如此解释，不管他们的观点可能如何。沃林尼兹还采用了“李普塞特和罗肯隐喻”这样的表述（Wolinetz 1988，p.296）。

约翰·A.利贝克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通过使用“反映”一词，这一公式化表述意味着政党制度在与社会分裂的关系中既构成应变量（社会分裂产生各政党和政党制度），也构成自变量（各政党设定了分裂，以便由此使公共意识适应其相应的形象）：“李普塞特和罗肯真的还没有直面这一问题，此即，是各政党试图利用社会中存在的长期分裂，还是各政党努力创立不同的维面（或维持已不复存在的分裂），以便提升其持续的存在维护其形象”。（Lybeck 1985，p.106）

提出产生于有关“冰点论”讨论的这些问题，一个有用的方式是聚焦于“政党制度”这一概念的不明晰性。“政党类型”和“作为体系”的政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有关文献中已提出了多种政党分类。政党组织比较分析的现代传统开始于迪韦尔热（1952），他区分的主要类型是“核心性政党”“干部性政党”“精英性政党”和“群众性政党”，而自迪韦尔热以来的政党研究把这种分类扩大为“全民性政党”“卡特尔政党”“选举机器型政党”等。区分政党类型的主要标准是领导、成员、意识形态、政党资金来源和竞选类型。

政党制度（“一个产生于政党间竞争的互动体系”［Sartori 1976，p.44］）的分类基于各种标准而提出。起初主要是在民主国家的单一维度基础上进行区分的，此即数量标准：两党制和多党制。在天平的一端，对“真正的”一党制、一党独大制和数党主导制也进行了区分（Sartori 1984，pp.125，217—238）。后来，一端上的数量划分被扩大为更加细致的数量性区分，即两党、两个半党、三至五党、多党以及极为多元的政党制度，后者又是根据它们是否有一个主导性的政党来区分的（Ware 1996，pp.147—175）。在天平的另一端，是根据政党间竞争的方向进行政党制度区分的：向心（趋向中心——中间选民）还是离心（趋向意识形态极端——极化）（Sartori 1984，pp.342—351，Evans 2002对其进行了评论）。此外，一系列的指标被具体化，以衡量政党制度的极化和派系化。这些指标可用作为稳定性的可操作化指标和制度的可比较特征。(2)

因此，政党制度的有关文献说明了许多概念和衡量工具，可用来验证一种理论如“冰点论”，即使它们最初并不是为这一目的而建立的。例如，设想其他（新的）政党的出现而“政党制度”无任何变化，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派别化和向心力在程度上的不同不一定意味着“制度”发生了变化。同样，莱贝克争辩说，“制度”可以像它到目前为止的那样继续运作，仍“反映”社会分界线，尽管政党的数目有增加或减少。

与政党和政党制度的重要区分密切相关的是给“稳定性”（“冰点”比喻）概念下定义这一难题。设想在李普塞特和罗肯所评估的两个阶段政党制度在所有方面都保持不变，那是过于简单化了。这里，对稳定性／均衡可能有许多解释：各政党在某政党体系中履行“相同的功能”，或选民的重新划分在与各政党的关系方面保持不变。

不应过分强调对原始引文的语义学和语言学的解释。反之，我们应集中于对政治学文献具有首要兴趣的理论方面：社会分界线与政党制度之间关系的稳定性。

社会结构和社会分裂／冲突的概念跟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问题有关。卡尔·马克思所发展的阶级概念是基于“客观”标准的：阶级发展并导致一种“客观的”社会结构，在那里人们之间总是相互冲突（“阶级斗争”）。分界线存在于拥有生产资料和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们之间。与之相对应的是，依此分界而产生的两个政党都保卫其各自的阶级利益。“无产者政党”（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任务是使工人阶级意识到它是怎样一个阶级（“自身”）。这个政党将奋力与“有产者政党”斗争，并因此首先努力改变（“自愿精神”）客观的阶级体系（社会结构／分裂）。现代两个不同的政党——“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党——就起源于这一经典的公式化表述。

这些简要的评述旨在说明，“客观的”社会结构——表现为政治分裂——与“使人们意识到”或使结构分化“政治化”，并与以其为意识形态纲领的基础这一观念经常是相关联的。说服政党精英接受给定的结构性制约的条件是什么，似不清楚；谁应被允许来定义对一种给定的社会结构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一点总是存在着公开的争论。因此“客观的”社会分裂既是一个选民的“社会差异”有多大的问题，也是一个政党／精英使这些选民政治化有利于己的做法取得多大成功的问题。

然而，李普塞特和罗肯的论文与罗肯的其他著述一道，指出了除马克思所确定的那一社会分裂外还存在别的分裂——也是基于“客观的”社会结构。这些社会分裂与产生于谁拥有生产资料的分裂相重合或交叉（“cross-cutting cleavages”，Lipset-Rokkan 1967，pp.10—11）。正如梅尔所指出的，工人-雇主分裂还导致了两个以上的政党，“非雇主方面”是由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同时代表的。（Mair 1997，p.65）

在他们的论文中，李普塞特和罗肯假定两场特定的“革命”导致了四种明确的分裂，每一种都（至少在原则上）与至少两个政党相联系；换言之，受到这些革命影响的任何政党体系都将有八个政党：

国家革命

a）分裂1：中心利益对边缘利益（标准化控制对地区差异，例如在语言／反文化中）；两个政党。

b）分裂2：在教育方面自主的教会对国家（天主教对公共、世俗教育）；两个政党。

工业革命

c）分裂3：农业利益对工业资产阶级；两个政党。

d）分裂4：工人对雇主；两个政党。

然而，李普塞特和罗肯在他们的论文中确实给出了理由，为什么除一些代表特殊利益的政党（宗教政党和农民政党）外，这些革命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后果。为了这一目的，他们提供了有关八个不同政党体系的一项调查（1967，pp.37—38），但“基本原料”保持不变。他们通过分析1920年前后所发生的“冻结”的历史——制度背景说明了这八种体系之间的不同：

“……合并、联合与联盟的代价和报偿。代议门槛的高度和中央决策的规则可能提高或降低联合行动的净回报，但继承下来的敌对的程度和跨越分裂线的沟通的公开度，将决定合并或联合是否真正可行。领导人之间必须有某种最低程度的信任，而且有理由期待无论谁赢得选举，通向决策者的渠道将保持畅通。”（p.32）

根据这一先决条件，两位作者表明，“镜像假设”不表现为其“纯粹”形式，从“客观的”分裂到政党制度不能进行机械的演绎。相反，这里的背景是来自这一经典论文的一个普遍定律／理论，据此必须理解经常被引用的“冰点论”。这一定律／理论声称，政党制度将在历史／同期出现的制度条件和不同国家精英（行为者）主动行动的背景下“反映”“客观的社会分裂”。在有关文献中，这些“前提”/“条件”经常受到忽视，因为人们的兴趣显得过分集中于“镜像假设”或可变性论题（the volatility thesis）的两个变种。换言之，我们这一定律／理论把三个因素联系在一起：参与者、制度和社会结构。精英和政党必须采用随特定制度可能性而调整的各种战略。

这样一种一般理论不易进行经验的验证，但它自身具有一种预见力量，已引起了不同形式的讨论和验证。彼得·梅尔这位研究者的论证也许最有力，使这一论题的内容更清晰、更得到逻辑经验的澄清。他的努力既是对其内容进行可行的澄清（例如通过更为简洁的公式化表述，即：“关闭选举市场，稳定现代政党制度”）（Mair and Smith 1990，p.180），也使此论成为未来政党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Mair 1997，p.23ff.）

五、经验评估——结论

在紧接着其提出之后的年月中，“冰点论”——解释为它表明了社会分裂和政党选择之间关系的稳定性——在有关文献中取得了牢固的地位。通过更为广泛的经验证据（为李普塞特和罗肯在其提出该论题时所无），罗斯和厄温在他们1970年的论文中表明，从1945年到1970年，西方政党制度的稳定恰如该论题所说的那样。他们运用“趋势验证”（trend test即每一个政党在数次选举中所获国内支持百分比的变化）以及“变化性验证”（variability test即选民在政党之间的变动）得出结论认为，“不管使用什么变化指数——趋势的一个衡量指标或数个衡量波动的指标中的任何一个——画面都是一样的：战后西方国家大多数政党的选举力量在各次选举之间、各个年代之间或在一代人中间变化极小”（Rose and Urwin 1970，p.295）。他们尤其都指出了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高度稳定性，而且也发现了欧洲大陆和美国各政党相应的特征。

这些结果看来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约翰·A.利贝克却对此写了一篇严厉批评的论文，完全否定了所确定的目标、所用的方法以及从其材料中得出的结论（见M.Magurie在1983年的补充性论文“还存在持续性吗？”中提出的相同的批评）。利贝克宣称对统计方法解释有误，以此作为对论题的支持分析不当。他还宣称，1945年后登记在册的稳定性本身是独一无二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存在高度的不稳定性和政党制度的变动性，而非李普塞特和罗肯所宣称的“凝结”。因此，跟欧洲重建的“黄金”年月（时值所有的西方经济体似乎都处于无限增长的状态）中的演变相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与之毫无相似之处。

在他们的论文中，罗斯和厄温也提到了早先的一篇论文，在其中，他们讨论了所研究的各国阶级关系的变化对政党体系中的变化可能具有的重要性，即工人阶级相对于其他职业群体缩减程度越高，劳工政党所获选票的份额就越小。不仅如此，两位作者确定，社会分化中阶级再分的百分比变化并不反映在政党支持的变化之中（Rose and Urwin 1969）。再比较李普塞特和罗肯的评论，他们强调的是，尽管对于旧的分化形成而言，政党纲领变得在一定程度上无关紧要，阶级份额下降，然而选民却继续支持这些政党（Lipset-Rokkan 1967，p.54）。这也是萨托利的观点，他说：“……政党制度，一旦它们建立起来，成为独立的传送体系，它们就由其自身的惯性定律所驱动”（Sartori 1969，p.90）。各政党隐藏或扭曲其阶级基础的实际变化，以便保持对“它们的”选民的控制。为什么政治中“左—右二维面”仍然如此重要（在挪威是社会党—非社会党之分），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冰点论”的发表正好在1968年3月巴黎学生骚动发生数月之前。这些骚动与其他各种国际形势一起，使西方世界的政党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全新的挑战。这些事件是否反映了一种暂时的不稳定（“解组”dealignment），继之又回归到早先的稳定（“重组”，realignment），或者，它们是冰点消解阶段的开始，并将导致新的政党制度？（Wolinetz 1979，Scott C. Flanagan and Russell J. Dalton 1984，pp.13—14）

1970年后的发展尤其是以两个情形为其特征的：一是以新的问题／“分化”为焦点出现了新政党，二是作为对这些问题之反应的高度的选民易变性（在各政党之间变化）。罗纳德·英格尔哈特1977年著名的研究成果《静悄悄的革命》代表了对实际发生的这一变化最为清晰的论述。弗拉纳根和多尔顿把这一演进概括如下：

“……新的问题议程表征了发达工业国家的人口依年龄和教育水平而划分。此外，这一系列新的代际和教育分化直接横切旧的经济分化。‘新左派’看来产生于年轻一代，产生于中产阶级而非工人阶级。还有，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现了保守派对新左派提出的这些问题的反攻。一种新道德已引致了一些新的保守社会问题，重申传统价值观，并对福利国家发起进攻。”（Flanagan and Dalton 1984，p.11）

这一变化一个具体的表达是“绿”党在全世界几乎所有民主国家的形成。第一个这样的政党（名为Les Vertes—1.3%）1974年创立于法国，随后相继出现于北美、日本和新西兰。根据Ferdinand Muller-Rommel（1989，p.17）对这些政党进行的一项早期的调查研究，“通过对左—右政党体系的传统分化结构增添一个‘新的’冲突维度而又不打破首要的分化结构，绿党挑战了既有政治格局的稳定性。”在挪威，“绿党”在政党体系中从未成功地站稳脚跟。这些政党中受偏爱的组织基础，是“扁平”的领导结构，也经常导致其缺乏效率和极不稳定。就政党体系的变化而言，对“绿党”未来的任何评估因此都是不确定的。就总体上的“草根民主”和通过“绿党”成为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的伙伴来看，德国也许是它们获得了最大成功的一个国家。

右翼民粹主义者在很多国家取得的进展可见于“右翼复兴”的两个时期（1974—1980年和1998年以来）。这已被解释为多种因素作用的一个结果，诸如移民的增长、对福利国家的不满（尤其是其开支），以及削减税费的普遍呼吁。挪威进步党是这类新政党的一个典型例子，它在丹麦、瑞典、芬兰、爱尔兰及其他国家有姊妹组织。自由党（海德尔）和国民阵线（勒庞）属于另一类别，有其特定国家传统的基础，但有相同的民粹主义诉求。这些政党是否代表了政党体系一个长久的变化，其结果是对“冰点论”的一个反驳，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政党体系变化最大的国家是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20世纪90年代在这些国家，1945年后产生的旧体制瓦解了，全新的时代开始了。艾伦·韦尔把冷战的终结视为这一变迁最重要的解释。东欧国家的巨变导致了世界范围内人们的敌人观和与之相联系的冲突观的变化，包括政治光谱的右边和左边（Ware 1995，pp.324—326）。

选民稳定性的变化（“易变性”）是政党体系中新结构生成的一个重要指标。这种易变性可用两个办法来衡量，或者以每次选举中政党力量的变化为基础：“集聚易变性／总量易变性”（若从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各政党所获选票的比例相同，则易变性=0），或者以从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选民在政党之间的移动为基础，“个人易变性／净易变性”（若未出现这种移动，则易变性=0）。

在挪威，莱恩等人发现，1965年选举和1969年选举间的政党支持率发生了17.6%的变化。而在1985年选举和1989年选举间这种变化率则增加到30.3%（集聚易变性）。同时个人易变性则分别增长了5.4%和19.1%，换言之，不稳定性大为增长。通过分析四个北欧国家后得出的结论是：

“对四个国家分别进行的分析都没有证实李普塞特和罗肯关于政党制度稳定或‘冻结’的著名模式……不仅是选民总量易变性和净易变性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并得到保持，而且表明了把选民群体联合在一个特定政党背后的传统的分化模式在最近的政治动荡中并未保持不变。政党和选民中各种群体的关系模式更符合解组模式而非冻结的政党制度模式。”（Lane 1993，pp.226—227）

克里斯·德施厄尔（Deschouwer）对“冰点论”进行了特别的研究，集中于各政党的“冰冻”和“解冻”以及组合（“支柱化”）国家的冲突分界线：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瑞士。他尤其聚焦于冻结的“机制”，即冲突线经由政党体系而形成的制度化。根据彼得·梅尔的观察，组合正是被描述为民主国家的决策过程，在那里：

“大联盟、规模过大的联盟、权力分享、互投赞成票、相互否决、比例制、不完全自主……僵硬和固定的多项规则……任何新问题都将得到界定、讨论和平息，途径是将其装进固定的竞争结构中……这真是保守主义的动力学。”（Mair 1997，p.13）

经过分析，德施厄尔得出结论说，组合（consociation）快要变成“它自身成功的一个牺牲品”了（p.208）。伴随社会分裂而来的是政治的日益“分割”/“支柱化”，已导致社会每个部分都被委托以较前更多的公共任务，要求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去完成。这些社会工作者并非属于“维护这个体系”的“顶尖精英”，而是具有不同背景的人们，他们不一定感到由他们所服务的“支柱”的团结纽带而联系起来。因此，每一个“支柱”的人员都将是这样一些政策制订者，他们正稳步增强其权力，而且也损害现有体系与众不同的性格。同时，所有四个组合国家（consociated states）（瑞士只在微不足道的程度上）都出现了强有力的反对党，它们批评和挑战如此分割化的政体，得益于比例选举制和补贴制度，使其易于获得公共资金，并在公共议事日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不稳定化显而易见的例子包括奥地利海德尔的“老”反对党，以及荷兰福图恩的新政党在选举中的成功。

1989年的东欧剧变（以及20世纪70年代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向民主转型）突然成为对“冰点论”解释潜力的一个特别的挑战。彼得·梅尔的观点是，要经过很长时间（10年和三次全国性选举还不足以建立竞争性选举／市场）我们才能确立凝结后的形式，以及它是否确实发生了（Mair 1997，pp.213—214）。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凝结所需的时间因国而异。在詹姆斯·图尔看来，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党体系已经“浸透了整个市场”，多党制的易变性和分化（政党派别化）已减退。在波兰则不那么明显，但该国经过最初阶段后，选举法的变化已使人难于比较在此前后的易变性。所有这些国家在被希特勒占领前都存在运作正常的政党制度，但就前超级大国俄罗斯和“新的”东欧国家而言，我们已知其政党制度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在许多情况下无切实运作的民主制度（关于这点，以及某些保留，见Cotta 1994，pp.122—123）。就整个地区而言，有关冰点及新资本主义体系中冲突分界线的演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得出结论。

结论：2000年以来挪威在政党支持方面的巨大波动，以及在一些欧洲国家强大的右翼新运动，可能表明了“老民主国家”中政党制度进一步的不稳定化。同时，几乎所有的“老”政党都生存下来了，但要么是在一个较低层次上——恰好在最低代表线上下——巩固了其地位，要么与相近的派系合并，以提出与过去基本相同的纲领。这可能表明了两个趋势：一方面，现有政党制度已表明有稳固的能力包容最近的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即变化了的社会冲突分界线已被“再表达／吸收”进了旧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来自新冲突的各种变化——表现为后物质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并未为新政党创造有利的条件，但已经由可供选择的各种渠道（如经由利益组织和传媒）影响了各政党。这并不意味着“冰点论”的被拒斥，而是其有效性的某些条件现在还付诸阙如。1920年前后各政党体系达到冰点，是因为它们看起来为当时各民主国家中显而易见的政治紧张状态提供了答案。这种凝结影响了政党格局，正如当时的各国那样——一些国家是两党制，另一些国家则是三党或多党制——各政党的特征是以各种冲突为条件的，这些冲突可以追溯到各国建国的历史。

后来的发展解决了许多这样的冲突，但民主需要各政党才能持续运作。结果各政党构成了一个“体系”，其特征是各种形式的平衡，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发生新的“震荡”从而有必要诞生新的体系。相反，1945年后出现过一个非常稳定的时期（“超稳定”，Wolinetz 1988，p.135），因为人们担心各种弄不好会导致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时期那样的混乱再次出现。因此，正是从1945年到1965年的20年间是如此特别，尽管并非起因于冲突分界线的鲜明化，而是因为对稳定的需求是如此强烈。因而，在变化着的条件下、在由新挑战带来的不同“稳定水平”上，“冰点论”都是有效的。然而，这样的结论意味着它作为一条政治学定律“失效”的风险，与批判的验证相违。将其视为一个一般理论，它产生各种具有潜在成效的推论，把政治学（一向主要关注具有方法论和技术／经验性质的各种挑战）领域中的微观和宏观层次联系起来，或许是更为合理的。

参考文献

Alber, Jens 1989, “Modernization, Cleavage Structures, and the Rise of Green Parties and lists in Europe”, in Müller-Rommel 1998, pp.197-213.

Bartolini, Stefano and Per Mair 1990: Identity, Competition and Electoral Availability: The Stabilization of European Electorates, 1885-1985, Cambridge.

Cotta, Maurizio 1994:“Building party systems after the dictatorships. The East European case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100-127, in Pridham, Geoffrey and Tatu Vanhanen (eds.):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Dalton, J. Russel et al. (eds.) 1984: Elector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Realignment or Dealignment?, Princeton.

Deschouwer, Kris 2001:“Freezing pillars and forzen cleavages”, in Karvonen et al. 2001, pp.199-215.

Flanagan, Scott C. and Russel J. Dalton 1984:“Parties Under Stress: Realignment and Dealignemen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i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7, pp.7-23.

Flora, Peter, Stein Kuhnle and Derek Urwin 1999: State Formation, Nation-Building, and Mass Politics in Europe. The Theory of Stein Rokkan, Oxford.

Inglehart, Ronald L. 1974: The Silent Revolution, Ann Arbor.

Karvonen, Lauri and Stein Kuhnle (eds.) 2001: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Revisited, London and New York.

Kirschheimer, Otto 1966:“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 European Party Systems”, in Russel J. Dalton et al. 1966.

Knutsen, Oddbjørn 1988:“Partipolitiske skillelinjer i avansert industrisamfunn” (Party-political cleavage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Tidsskrift for samfunnsforskning, årg. 29, 1988, pp.155-175.

Lane, Jan-Erik, Tuomo Martikainen, Palle Svensson, Gunnar Vogt and Henry Valen 1993:“Scandinavian Exceptionalism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5 (2), 1993, pp.195-230.

Larsen, Stein Ugelvik, Bernt Hagtvet and Jan Petter Mykelbust 1980: Who were the Fascists. Social Roots of European Fascism 1981-1945, Bergen, Oslo, Tromsø.

LeDuch, L, R.G. Niemi and p.Norris (eds.) 1996: Comparing Democracies: Elections and Voti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ousand Oaks.

Linz, Juan J.1980:“Political Space and Fascism as a Late-Comer”, in Larsen et al. 1980, pp.153-189.

Lipset, Seymour Martin and Stein Rokkan (eds.) 1967: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Lipset, Seymour Martin 2001:“Cleavages, 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Karvonen et al. 2001, pp.3-9.

Mair Peter 1989:“The Problem of Party System Change”, i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 1989, pp.251-276.

Mair, Peter 1993:“Myths of electoral change and the survival of traditional parties”, i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4, 1993, pp.121-133.

Mair, Peter 1996:“Party Systems and Structures of Competition”, in LeDuc L., R.G. Niemi and P. Norris (eds.) 1996, pp.83-106.

Mair, Peter 1997: Party System Change. 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Oxford.

Mair, Peter 1997:“On the Freezing of Party Systems”, in Mair 1997.

Mair, Peter 2001:“The freezing hypothesis. An evaluation”, in Karvonen et al. 2001, pp.27-44.

Müller-Rommel, Ferdinan (ed.) 1989: New Politics in Western Europe. The Rise and Success of Green Parties and Alternative Lists, Boulder, San Francisco & London.

Rose, Richard and Derek W. Urwin 1970:“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Western Party Systems since 1945”, in Political Studies, 18:3, pp.287-319, also in Wolinetz (ed.) 1998, pp.329-361.

Sartori, Giovanni 1976/1984: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Vol.I, Cambridge.

Shamir, Michael 1979: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Party Systems: A Cross-national Time-series Analysi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See also a synopsis in:“Are Western Party Systems ‘Froze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17, No. 1, 1984, pp.35-79.

Toole, James 2000:“Government formation and party system stabiliza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Party Politics, Vol.4, No.6, 2000, pp.441-461.

Ware, Alan 1995:“The Party System of the Established Liberal Democracies in the 1990s. Is this a Decade of Transformation?”, i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30, No. 3, 1995, pp.312-326.

Ware, Alan 1996: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Oxford.

Wolinetz, Steven B. (ed.) 1988: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London and New York.

Wolinetz, Steven B. 1988:“Party System Chang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Wolinetz (ed.) 1988, pp.296-320.

Wolinetz, Steven B. (ed.) 1998: Party Systems, Dartm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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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沙米尔（Shamir 1979）较具体地利用了更为广泛的经验材料，讨论了“冰点和市场机制”这一论题。他的结论是，各种政党制度“表明了一种稳定的模式，在其中，它们围绕某种‘均衡’价值而上下波动”（p.299），但这是由于“它们的过去，而不是作为一个总体的过去的体制”。他否认有一个作为整体的一般的政党制度模式。

(2)　罗肯（1969）首次为挪威政党制度建立了一个极化指数（百分比极化）：（工党＋共产党）＋保守党／所有选票。试比较Sieglman and Yough 1978的极化指数：左—右极化=Sf；（Ⅺ-Ⅹ）2，其中N代表政党的数目，Ⅺ是每个政党的左—右分数，Ⅹ则是政党制度的平均左—右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