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通往查济的路上

“武陵深处是谁家，隔河两岸共一查。渔郎不怕漏消息，相约明年看桃花。”明代鸿儒查绛高明，一首诗不落痕迹含了两处风景：查济和桃花潭。查济在桃花潭的厚岸村，从甘棠开车到查济需要两个小时。

去查济是我的主意。

“十里查村九里烟，三溪汇流万户间。寺庙亭台塔影下，小桥流水杏花天。”这首七绝也曾假名查绛传播，但情态拘谨，风物描绘更似今天。查济有多少桥？曾经有108座，桥桥不相似。查济有多少庙？曾经有108座，庙庙有专供。查济有多少塔？青山、如松和巴山三塔环立。小桥今有40余座，祠堂剩30座，庙宇存4座，岑河、许河、石河三水依然穿村而过，“依山建屋、临水结村、推窗见河、开门走桥”的结构不变，查济还是河边美术家画架上的画、诗人眼里的诗。

地灵有人杰。查绛是查济人，清代书画名家查秉钧、查春如也是查济人。

我想去查济，是因为“查”姓。

小的时候家里来客人，说是查湾人，从此便对这个生在水边的查姓起了兴趣。查姓在安徽很普遍。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查姓的来源有二：一是北方的齐国，一是长江中游的楚国。但查济的查来自北边的山东，宗谱记载“查姓，出自姜行，为炎帝后裔”，查济的济是纪念查姓人的祖先封地济阳。山东查氏迁到安徽应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年间的事了。河边院落，青苔早已上阶除，查济人说是作家金庸的祖宅。金庸是海宁查氏，海宁查氏的始祖查瑜寻根寻到婺源。婺源查氏的祖先是南唐军事支柱查文徽。查文徽随南唐投降宋太祖赵匡胤之后定居安徽休宁，963年，50岁的查文徽辞官后将家从休宁搬到婺源廖坞（今称查公山）。查文徽名下的这支查姓，后来扩散到江苏、浙江。

对金庸，我的兴趣不大，我感兴趣的是海子。海子原名查海生，出生在安庆怀宁高河镇查湾村。

学堂

通往查济的路上有条岔道，路牌上写着：歙县。父亲十五岁那年，独自一人从长江下游最大的支流青弋江溯江而上，入太平湖，利用各种交通工具包括步行，到徽州府府治所在地歙县求学。

进山接受教育，对父亲来说，影响了终身。“昔孟母，择邻处”，两年后，父亲由歙县中学考入山外的一所高等学校。父亲在歙县求学的寒暑两假，来来回回跋山涉水，来时驮着下个学期所需衣物，回时捎着从嘴里节省下来的粮食。老态龙钟的曾祖母倚门远眺，眼泪每每都疼出来了。这是从前祖母在世时最爱讲的一段古。当然，在一生以子为荣的祖母看来，这也是她教子有方的铁证。

父亲这条进山求学路径，在六十年前的皖南不算新鲜。

徽商出山，向西北，第一个大点儿的码头便是芜湖。我们先祖由南昌辗转迁移至芜湖时，芜湖已因南宋后期徽商新兴成为长江下游商旅往来要津。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芜湖成为通商口岸，此后桅橹竞往、商贾繁忙。城市热闹，教育却不一定是长项，当时皖南著名的学府多在徽州山里。其实，又岂止“当时”，宋元以来，徽州都是全国书院最多的地区之一。明天启六年御史张讷的奏言“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便是一证，关中书院是当时陕西最高学府，东林书院在无锡，明朝时的江右即今江北，东林、江右、徽州都在长江下游流域。

道光《徽州府志》卷三《营建志·学校》对清代徽州书院的盛况，做了详细记载。“歙在山谷间，垦田盖寡，处者以学，行者以商。学制地自府县学外，多聚于书院。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这段文字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从发生学角度，徽州唐宋以后“盛产”学者和商人，实乃耕田稀少谋生艰难所致。祸福相依，久而久之，徽州地界形成了今天我们推仰的耕读商并存的文化生态。《徽州府志》提到的紫阳书院在歙县境内，曾受南宋理宗皇帝御赐匾额，也是朱熹生前两次回乡讲学之地，后来成为祭祀朱熹、宣扬理学的重镇。歙县古属新安郡，紫阳是书院名，故朱熹在文末常署“新安朱熹”“紫阳朱熹”，以寄托乡思。至于朱熹在《观书有感》里吟咏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则是他的出生地南溪学院的醉人景致。这首诗的后两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更出名，几乎成为因果关系的诗化表达。

自宋至清，徽州各地私塾林立、书院密布，县志文书有记载的书院、精舍达260多所，各级学堂明初有462所、清康熙有562所。所谓“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学史之藏”，是之谓也。书院和学堂昌盛，人才自然汩汩而出。两组数据可说明之。明清两代徽州本土中举人者996人，中进士者618人，状元数仅清一代本籍加寄籍有18人，这是一组豁亮的数字。另一组数字也是“琳琅满目”，徽州籍学术名家众多，仅建立开创性功业者，掰掰指头，就有朱熹、程大位、汪道昆、朱升、江永、戴震、俞正、王茂荫、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等。众多的书院和学堂哺育了徽州乃至皖南的文化盛世。徽州社会的良性循环起于南宋，明清见效，民国达到高峰。南宋开始，徽州包括皖南成为中国程朱理学思想的重镇之一，“深巷重门人不见，道旁犹自说程朱”。徽州是朱子阙里，朱子学对于儒家文化的光大与改道早有各种学术研究。乾嘉以后，朴学在皖南呈一时之盛。明清以降，与徽商在全国的经济影响相称，徽州乃至整个皖南文教两界更是空前活跃。徽州绩溪的胡适和安庆怀宁的陈独秀，作为从皖南走到全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两大旗手，此后无论寂寞还是热闹，他们早年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叱咤风云，后人恐怕只能望洋兴叹。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这副长联或全部或部分地张贴在徽州人家的门扉上，它写出了徽州人的情怀。“海内十分宝，徽商藏三分”，在南宋以及明清徽商的黄金年代，徽商有两大特点：一是多“红顶商人”，二是多“儒商”。红顶商人与儒商时有交集，相得益彰，徽商可历宋元明清四代之盛原非偶然。红顶商人可用政治经济学概念解释。儒商即有文化的商人。有文化的徽商，出山挣到钱后，要完成三大预算：扩大再生产、返乡修祖宅、兴办子弟学校。重视扩大再生产，表明徽商已经走出小本经营的格局。徽州民居的好无须赘言，“马头山墙”“曲水流觞”都是建筑遗产，马头山墙防火防盗，曲水流觞因势利导。延请良师兴办学校，耕读传世，文商互补，是徽商对故乡的反哺。教育反哺也是文化反哺，行无量之功德。徽商的这两大特点与徽州的生态环境，是鸡和蛋的关系。这个生态是大生态，既包括山水田园自然生态，也包括人伦世道文化生态。背负着宗族文化和地域文化荣光的徽商，把徽州扛在肩上，沿着迢迢山道水路，走进中国大社会。在农耕社会萌发的市场经济里，勤奋肯干的徽商赢得商业战场战绩的同时，徽州文化也成为天下的向往。“程朱理学”“桐城学派”“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些名词如今哪一个说出来不“显出鲜艳的辉煌”，照亮了晚近华夏？皖南社会，因为经济而繁盛，因为战争而衰败，因为文化而享誉至今。

桃花源

徽州学府在山林中低调暗藏，除了安静读书，还有一层客观原因：可避战乱。

徽州历史上鲜有兵事，在晋末“永嘉南渡”、唐末“安史之乱”后大规模南迁和宋末“靖康南渡”这三次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大潮中，徽州都是中原士民避难之所。徽州原本山高林密开发晚，随着移民不断迁入，主客通婚、融合，明清时期徽州六县人口总数已近300万人。在生产技术和生活条件相对落后的农耕时代，劳动力等于生产力，人口是最大的红利。明清人口激增，劳动力供给富裕，客观上推动了徽州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这张雄鸡形状的地图上，徽州地处黄山与天目山脉之间，居中原偏南，吴头楚尾，与浙西的金、衢、严三州唇齿相依，历代都是各种势力渗透江南的第一道门槛。在武力说话的政治版图绘制过程中，作为江南门槛的徽州理应战争频仍，但因为山道崎岖，出入皆依靠羊肠小路和蜿蜒河道，徽州以茂林修竹为天然屏障，除了太平军和湘军在其腹内打了十年拉锯战，连凶残的侵华日军也只在昱岭关外兜了几转。当然，侵华日军一定不是想象的随意和孱弱，他们没有强攻徽州，还有两个客观原因和一个主观原因。两个客观原因之一是，当时国民党刘湘军队所属五个师两个旅约五万兵力，为保卫国民政府的大本营南京，长期踞守在广德、泗安两地；广德失守后，二十五军团长潘文华带领余部退守宁国府，在旌德、石台、太平、青阳四县边上树了一道防线。客观原因之二是，1938年4月4日新四军总部由南昌迁至歙县岩寺，在皖南打起顽强的游击战。侵略者入侵的战略算盘当然要算边际成本，迅速拿下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是他们的首选。几相权衡，易守难攻的徽州被侵略者放弃了。

但是，曾国藩的湘军和洪秀全的太平军不怕游击战，他们在徽州地界进进退退、攻攻守守，拉锯拉了数十年，锯刃飞溅的火花烧伤了整个徽州地界。这是徽州历史上的一场惨绝人寰的噩梦。战争的背景是，太平军广西举旗，迅速北上，定都南京后，图谋用武力清理和控制南京周边的江南一带。太平军攻城略地的战火烧红皖南，及至清政府慌忙调兵遣将，曾国藩的湘军和左宗棠部相继增援安徽、江苏、浙江一带并于1864年攻破南京时，战争已过数十年，原本富足的江南鱼米之乡，特别是久避世外的徽州，早已饿殍遍野、人肉可市，成为恐怖之所。根据文书记载，嘉庆二十四年到光绪三十年不足一百年间，经历长期的战争杀戮、瘟疫、饥馑、流离之后的徽州，总人口从二百八十九万人锐减到七十万人，男丁不一二，人家无子息，惨景可想而知。一场战火烧毁徽州积累了整整四个朝代的元气。蒸蒸向上的徽州，经此一役，开始走下坡路。这是徽州之殇。

文字的厉害在于真假莫辨。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虚景实写，为世人创造了一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世外”是外部形态，也是桃源的内在气质。陶渊明的这一桃源牧歌图景问世后，后世之人不断按图索骥，也有好事者曾试图把“桃花源”的名头加给泾县桃花潭，理由是自然物象和生活形态诸多相似。现在想来，桃花源原本只是文人如陶渊明的理想国，纵然世间有桃花源，一场战争来临，落英缤纷，满目疮痍，桃花源变成荆棘所。

连天战火跟前，长不出鲜美芳草。

徽州驴

通往查济的路上，总能看见一头驴在山坡上攀爬。从绩溪上庄走出去的民国文人胡适在去国怀乡的言谈里，谈得多的除了“一品锅”“徽州饼”，大概便数这头勤劳的徽州驴了。

徽州驴是徽州人对自己生存境遇的自况，有自谦成分，也不免有自矜的味道。

因为善于背负、吃苦耐劳、性情温顺等诸多优势，早在青铜器时代，中外的驴就开始了它们的驯化史，还分化出一些品种，比如中国有关中驴、德州驴、广灵驴、泌阳驴、新疆驴等。徽州驴不属生物名种，徽州驴是文化名流。西方有句谚语是“蒙上眼睛的驴子只会跑”，极言驴之勤奋，徽州驴是徽州人对自己这种吃苦耐劳品性的自况。徽州地面绿意葱茏，“山有一丘皆种木，野无寸土不成田”，山里地少人满，只能见缝插针，高绿化率实属生存所迫。局促的生存条件形成了徽州人独特的成长宿命：“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即有土地养不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因此，无论怎样富裕的家庭，如果生了两个以上的男孩，其中一个必然被“往外一丢”，或入仕，或经商，“少小离家老大归”。徽州人这种斯巴达式教养方式，与族群求生本能是一致的。山路难走，过去出入山里的主要交通工具恐怕就是已被驯化的驴了，因此，在徽商原始积累的征途上，徽州驴是忠实的伙伴。徽州人牵着这些沉默寡言的伙伴，带着茶叶、竹笋、木耳等山货出山做买卖，赚到第一桶金，才能转向盐业或其他更大的买卖。与身边的这些驴一样，徽商即便在外面的世界鼓捣出了名堂，也还是低调、勤苦甚至是节俭的。勤苦、节俭、上进、温良，这些都是传统教育中“树人”的目标，因此，徽州人自比“生命不息、劳作不止”的徽州驴，既是无可奈何的自嘲，又有明显的文化自豪。

当然，自比徽州驴，还因为一个重要共性：“倔强”。生活中，我们常说某人犟得像驴，言下之意这个人比较固执。换个角度，比较固执，就是有坚持劲儿。有坚持劲儿的人虽然变通性不够，要走很多弯路、吃很多苦，但因为能够坚持，往往也会成功，能获得大家的体认。

胡适说徽州驴的时候有没有想起陈独秀这位把他引进北大的倔强的皖南同乡？不得而知，但我想起了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创始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的“独秀”没有异议，他的人生遭际也是相当的“不群”。一个书生气浓厚、不搞阴谋、特立独行、理想主义甚至教条化的人，作为一个号手或旗手“no problem”，但是，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就会产生很多的“trouble”。这位先生的书生气，不是通常的偏执、任性、意气，而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般可怕的坚持。这种书生气，导致他五次入狱坐进各种大牢仍然不改信仰——在他看来监狱和研究室都是产生真理的地方，也导致他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坚持执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以致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的一生，如他的老朋友朱蕴山所言，“犟死到头终不改，盖棺论定老书生”。这像不像固执的徽州驴？陈独秀不是徽州人，从他的家乡怀宁顺着长江下行至芜湖，然后跋山涉水，才到徽州。他是诗人海子的同乡前贤。

比较起来，胡适算是温顺的“徽州驴”。温顺是驴与马的区别。与马的高大上不同，在东西方谚语里，驴都扮演着干得多吃得差被捉弄的老实角色，再委屈，也不反抗，更不会尥蹶子不干，比如柳宗元的《黔之驴》里老虎对驴的调戏、《伊索寓言》里驴马差异性待遇。胡适说徽州驴的时候，一定想起了平生遭际。胡适的性格里有中庸的一面，这也是鲁迅对他不满的原因，鲁迅认为他缺乏战斗的锐气和革命的彻底性。虽然与鲁迅因为观念不同起了勃谿，同乡好友苏雪林骂鲁迅，胡适还会出面劝阻，可见其心宽，能够放得下意见。胡适的另一个优点是有口德。这位才高八斗的先生一生基本过着安宁的学院生活，晚年寓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内心很寂寞，偶有故人来访，当然兴奋，但聊起前尘往事，他始终不出恶言，不起是非，将万般不适都吞咽在心中。

游子的心从来绵软，泪腺也发达。上庄的路面至今铺着一个世纪以前的青石板，胡博士与小脚太太的新婚洞房还保留着多年以前的样貌，高门大厦的瓦檐上青草是明显地长了一茬又一茬，青砖的缝隙里爬满了岁月风尘。婚姻生活最能见出胡适的性情。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之一是“反封建”“反旧道德”，反封建包办婚姻是“反封建”“反旧道德”的一个具体落点。许多人不解，贵为旗手的胡适洋装穿了多年，也曾心猿意马，但对小脚夫人江冬秀何以始终持之以夫礼？夫妻之间的事旁人难以明晰。这位绩溪上庄走出来的洋博士，虽然也写出“两只蝴蝶”这样的开怀诗篇，但寄寓纽约的日子寂寞漫长，谁能聊解乡愁？大概只有江冬秀和颤颤巍巍端上来的“一品锅”了。话说至此，想起近来有人写剧本责备鲁迅薄情，替朱安不平，家长里短原本理不清，即便思想深邃如鲁迅也有行动的各种为难，生在今天的我们又怎能理解孝道以及夫道对于鲁迅的桎梏呢？对于历史，我们可以指手画脚。对于具体的人，似不应过分苛责，他有他的百般具体。

还是回到徽州。歙县小北街上，当年的崇义学堂南缘，是1984年修建的陶行知纪念馆。陶行知半身塑像后上方挂着宋庆龄的题匾“万世师表”，正面照壁是毛泽东的题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位与胡适同一年出生的陶先生，17岁离开歙县西乡黄潭源村，经历种种，包括对欧、亚、非、美28个国家的考察，骄傲地宣布：“世界上只有瑞士可以与我的家乡相比！”当然，这里面不排斥主体情感注入后的变形，仿若“情人眼里出西施”。以陶行知的机敏和才华，原可以干好很多大事，但这位“徽州驴”终其一生只把现代教育作为事业，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率先提出并践行“生活教育”和“社会教育”，他的坚持使他“哀荣备至”。

地名

碧水、郁林、黛瓦、飞檐，这些诗文里千百遍吟咏的物象，还是一等一地停留在时光里。就连大大小小的村落，也还沿用着数百年前的芳名。一千年前也罢，今天也好，徽州都斯文得像诗文。

在“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的徽州，这一分水的地方，见到了一种捕鱼设施，即在河流中间某个流速恰当的位置用木桩或柴枝、编网等横砌成栅栏，把水流拦截起来，鱼游至此彷徨不定之际，正好张网捕捞。这道堤坝因这种捕鱼功用，拥有了一个形象的名称：鱼梁。比如鱼梁古埠，这是当年徽商出山最古老的码头。但鱼梁这个名称，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古老。《诗经·邶风·谷风》里弃妇以愤恨口吻出现的一句“毋逝我梁”，在东汉《毛诗序》里注为“梁，鱼梁”。唐宋诗文里，鱼梁一词出现频率更高，比如，李白有“江祖出鱼梁”（《秋浦歌十七首》），杜甫有“晒翅满鱼梁”（《田舍》），尤其在南宋陆游的笔下，鱼梁简直成了专宠，“山路猎归收兔网，水滨农隙架鱼梁”（《初冬从父老饮村酒有作》）、“云开寒日上鱼梁”（《冬晴闲步东村有故塘还舍》）、“我归蟹舍过鱼梁”（《湖堤暮归》）、“处处起鱼梁”（《稽山行》）、“绿树暗鱼梁”（《追凉小酌》）……当然，陆游是江南水乡绍兴人，鱼梁是习见之物，以之入诗当在情理之中。

由鱼梁，我甚至想起了浮梁。浮梁一地，今人考证为江西景德浮梁镇，景德是古徽州的近邻。“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日浮梁买茶去”，白居易的《琵琶行》里琵琶女痛恨的浮梁应为市茶之地，由此可见，晚唐时期茶叶买卖已在此地盛行，“徽商”兴起非一时之功。“浮梁”，本义河水中凸起的堤坝，成为地名应是后来的事。

又比如黟县南屏村，这个始建于元明年间的古村，因村南有一道屏障似的南屏山而得名。提到南屏，自然想起了南屏晚钟。虽然全国有许多曾经用南屏冠名的地方，最有名者还数杭州的南屏晚钟，但我更愿意相信，这个词始发源于徽州。徽商出山，沿新安江往东，杭州是最繁华的落脚处。当年从绩溪上庄走出去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走到杭州，把买卖做大了，以至于今人误认其为杭州人氏。杭州城里前三十年还特别著名的张小泉剪刀，它的创始人张小泉同样是从新安江摆渡出去的徽州人。徽商进了繁华闹市，除了带去城里人喜欢的各种山货，也带去了浓浓的乡音，包括一些移情别用的地名。

又比如堂樾和甘棠。想到了什么？当然是《诗经》的《国风·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这首诗记录的是西周贤相台伯的故事。台伯为了推行文王政令，深入基层，在一棵甘棠树下办公。台伯“三贴近”的作风深得民心，台伯走后，在百姓的自觉维护下，那棵甘棠树枝繁叶茂、清荫历历，人称“堂樾”或“唐樾”，樾即树荫。此即典故“甘棠遗爱”的由来。“甘棠遗爱”也作“召公遗泽”，意在颂扬贤明仁爱的朝政。典故原发地陕西岐山刘家塬村今存召公祠，祠内供奉有甘棠树以及当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避难至此题赐的“甘棠遗爱”匾额。甘棠远荫也是岐山八景之一。

地名也是文化。远隔崇山峻岭的徽州，从陕西一个典故化出两个地名，沿用至今，其间古意开枝散叶，与青山绿水水乳交融。甘棠属于太平，是太平最大的镇，今天的太平属于黄山区。太平设县于唐天宝四年，县名来自《庄子·天道》中的“太平，治之至也”。宋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里说：“以地居（宣城）郡东南僻远，游民多结聚为盗，邑人患之，因安抚使奏，非别立郡邑无以遏此浇竞。时天下晏然，立为太平县。”环太平县的那汪碧水也称太平湖。据史载，太平立县不久就爆发王万敌领导的农民起义，为加强治理，朝廷又割太平9乡另置旌德县，“冀其邑人从此被化”，而能“旌德礼贤”。这些记载与唐代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的记录一致。

永治是执政者的愿望。太平才是天下人的愿望。

文人痴梦

通往查济的路上，有一个千古文人痴绝梦。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能实现的梦，这种欠缺感在当时是痛楚，在事后便是美感，比如汤显祖。

生在四百年前一个江西小城，却被我们念念不忘，从“扬名”“立万”的角度，汤大师倘若地下有灵，该是何等满足？但汤显祖生前怀有不能为常人道的若干不满足，所以写出《临川四梦》。从这“四梦”，淘气的今人又繁衍出若干轶事野史。若无轶事，做人还有何意趣？好吧，且不说野史，说说正史。四百多年前，汤显祖僻居临川一隅，窗对“柳色青青”“花光灼灼”，挥笔写下无缘痴绝的徽州梦，不料想竟成为后人关于徽州书写和徽州向往的诗歌符号。“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临川距离徽州不足六百公里，虽需车马劳顿，何以竟不能往？好事者望文生义，推说汤显祖潦倒一生，临终恨恨不绝，因无“黄白”做旅资，所以不能踏足徽州。这样的解文是典型的不学无术。汤显祖何以不能至徽州，今人虽无法知悉，但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即用赋比兴抒情表意，乃诗歌本事，也是诗人的本能。作为诗人的汤显祖写这首诗时，显然起用了一贯的浪漫主义写作技法，先从“黄（黄山）白（齐云山）游”起兴，到“无梦到徽州”递进铺陈，用“梦”这个汤式典型意象，书写对美好事物极度向往之情。此处，这个极度向往之美好事物，便是水墨徽州。

不同的文化地图上，徽州都会成为一种向往，起初只是水墨江山，后来是民居建筑、雕塑艺术、文房四宝，等等。徽州的好，是无法忘却的好。生在徽州知道它本来就好，客经徽州看到它出人意料的好。

清康熙六年（1667年），正式撤销江南省，将其分为安徽、江苏两省。安徽是因其江北有安庆，江南有徽州，取二地之首字而称安徽。我从小生活的芜湖夹在安庆、宣州与徽州中间，在气象预报里，它的学术位置是沿江江南。小的时候，常站在江边看扯着风帆的货运船压得低低地从青弋江驶进长江，船上堆着簇青的毛竹和山笋，从山里来的船老大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山里便成为许多疑问。这个山里，便是汤显祖心心向往的徽州。

山环水绕的徽州固然长路崎岖，却非生在深山人不知。

早在唐宋两朝，徽州的美名凭借文人墨客的诗文不胫而走。诗文传播最得力者，应属平生最喜欢游山玩水又懂传播表达的李白李青莲。有人依据《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从李白现存的一千首左右的诗歌中考证出有二百多首写于他盘旋安徽时期。从二十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江行初经安徽，到晚年六十多岁至安徽南陵投亲，因“此间乐，不思蜀”，最终埋骨当涂青山，李白一生游历安徽多达十余次。先后到过皖北、皖中、皖西和皖南，涉及亳州、和州、庐州、宣州和歙州五州，尤以宣州为甚，当时宣州所属诸县均留下他流连忘返的足迹。今天从青山太白墓驱车，不到一小时，即到“碧水东流至此回”的开阔楚江。再驱车两小时，是“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敬亭山。从敬亭山出发，半小时车程到桃花潭……水墨江山，显然激发了诗人的滔滔诗情。书生人情一张纸，层层叠叠的诗句冠以李白的诗名，从盛唐流传到南宋、明清乃至今日——南宋以后，兼有徽商不遗余力的人际传播，徽州成为天下人的痴绝梦。

徽州人对于生为徽州人，有着异乎寻常的自觉，他们对徽州是“与有荣焉”，只念“生死相共”。至于在江西和安徽两省之间几番进出的婺源，近一百年来不断地发起“返徽”运动，便是例证。蒋介石政府出于“剿共”需求，于一九三四年将徽州的原有城市婺源划入江西，后因婺源民众不断发起“返徽”运动及同乡胡适等人努力奔走，又于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将其重新划回徽州。但仅仅两年之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将婺源划入江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的婺源人还坚称自己是安徽人、徽州人。可悲叹的是，从1987年开始，叫了近900年的徽州改名黄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陶行知的夫人吴树琴致信《人民日报》强烈呼吁恢复徽州古地名，为徽州正名的队伍在不断地扩大。

面对这样的坚持，不知为什么，我又想到了徽州驴。

查济在徽州的隔壁。从查济回来的路上，一定要在万安停下来。罗盘博物馆不一定要看，老街已经破落凋敝、黄花萎地，没什么可逛。沿着老街，到横江岸边的码头走走。新安江发源于休宁，横江是新安江在休宁的名字，由歙县街头镇流入浙江淳安境内，至建德梅城镇与兰江汇合始称桐江，至桐庐镇与分水江汇合始称富春江，富春江流至闻家川与浦阳江汇合，方称钱塘江，也即浙江。“小小休宁县，大大万安镇”，徽商从万安码头开始沿江东下的离乡背井。

文学的产生不是可有可无，离乡的日子，诗歌是最长情的表白。李白的诗歌固然令人浮想不已，但毕竟是客居和游历的心境，少了些植入血液的深情，还是胡适这句“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让游子涕泪磅礴。但我背的最熟的是祖父最爱的“诗书传家久，福泽万年长”，皖南人家会把它挂在客厅的中堂。它是根上的记忆。

至于徽州，前称新安郡、歙州，历史上曾属浙江西道，宋宣和三年朝廷平镇方腊起义后将歙州改为徽州。徽州是新安江水系之源，原辖歙、黟、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县，绩溪今属安徽宣城，婺源今属江西上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