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意义

一 理论意义

本研究采用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民族福利制度对民族认同的影响机制，该主题作为社会学与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具有以下理论意义。

第一，拓展关于民族福利制度的研究。以往大部分对于民族优惠政策的关注都局限于具体政策条文的内容、效果、问题以及对策探讨，缺乏从福利制度的层面来分析优惠政策。本研究将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分析优惠政策的福利特质，并应用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来探讨福利制度的内容体系及制度合法性，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社会福利研究的民族视野以及民族优惠政策研究的制度视野。

第二，深化关于民族认同的研究。回顾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关于民族认同的研究在概念区分、测量技术以及具体民族的实证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聚焦于国家制度这一外在力量对民族认同具体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尚显不足。同时，已有研究大多单独将民族成员的族内认同或者不同民族的族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而本研究则将族内认同、族际认同以及国家认同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在实证研究中予以同步检验。而且，以往研究偏重于采用人类学田野观察的方法对特定民族的民族意识进行研究，缺乏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同时将制度作用与行动者对制度作用的行动解构纳入分析框架的观察。本研究对社会学定量统计分析与质性访谈方法的综合运用将为制度与民族认同之间互构性关系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范式。另外，本研究从“认”与“同”的异质性出发来审视民族认同的内涵，可视为对民族认同内部视角的有益探索，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民族认同问题的把握。

第三，建立民族认同的本土化测量指标体系。本研究借鉴了国外学者对于族群认同的操作化体系，探索适应我国国情民情的民族认同测量指标。菲尼认为族内认同的构成要素应该包括群体成员的自我标签、对群体的归属感、对自己群体成员身份的态度，以及族群卷入。本研究在问卷调查中将这四大要素演绎为“态度性认同”“行动卷入”“自我认定”“归属性认同”四部分分别进行具体测量，并在后期的数据处理中成功抽取出“荣誉意识”“传统情结”“身份认定”“归属意识”四个因子，基本上能与指导问卷设计的理论相对应。同时，对于族际认同的测量则参考了国内已经趋于成熟的前期成果，从族际通婚意愿、学习意愿、交往意愿、标签效应、相对剥夺感等方面分别开展了调查。在国家认同部分，本研究则将其操作化为族界意识和民族情感两方面。同时，对于本研究的关键性自变量民族福利制度，则从行动主体对制度的认知、享有和满意度分别加以考量。这些探索性尝试可为今后我国的民族认同测量以及制度研究的实际操作化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

二 现实意义

本课题将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成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收集关于其民族认同的第一手材料，将具有以下现实意义。

第一，把握优惠政策实施成效。“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本研究进行的实地调研有助于了解既有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的试金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落实民族平等的基本政策，并推动少数民族群体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这些措施在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使得中国的民族关系能够实现团结共荣。但是，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产生于20世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分政策内容已经基本失去其功能，或者不同政策项目之间无法获得相应配套支持从而在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或者某些政策内容已经不符合群众的心理预期。在经济社会形势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情况下，结合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来分析既有政策在受众群体中的实际效果，以及了解少数民族群众和汉族群众对政策的现有期望，对于从客观上把握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确定政策将来的调整方向有切实帮助。将民族福利制度的实证研究结果作为政策调整的基点，可为目前存在的民族福利制度到底该往何处去的思考提供第一手数据支撑。

第二，了解民族认同现实图景。世界上各多民族国家都将民族研究作为其学术研究的核心领域，因为只有通过调查和分析本国各族群的相对地位和民族关系变迁，才能正确判定民族矛盾程度和预测民族关系的发展前景。民族认同能够造就一个民族，也能分裂一个民族。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一亿的大国，与国家和各民族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认同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各民族的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政策背景下会呈现时强时弱的群体特征，这说明民族认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变量，需要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相结合进行分析。当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全球话语体系中日益增强了自身的影响力，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外部刺激条件，国内外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加客观、准确和全面地认识到新形势对我国民族关系产生的冲击，及时把握知识经济背景下民族认同的新特点，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中的积极因素强化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凝聚力。因此，对民族认同的界定和测量可对我国目前的民族意识问题进行更清晰的描述，有利于准确把握我国民族凝聚力的现实图景，对民族关系现状做到心中有数；同时有利于缓解对于民族问题是否应该“去政治化”“文化化”的争议，寻找到关于民族认同和民族关系问题的方向性共识，协力探讨民族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共创民族地区和各民族群众更美好的明天。

第三，为制度改革提供咨询建议。本文的资料收集在贵州省进行，研究结果可为贵州省民族福利制度的调整出谋划策。通过对贵州省优惠政策背景下的民族认同现状进行精准描述，厘清制度对民众认同的内在作用机制，同时把握省内汉族和少数民族对政策的话语解读，可为及时了解民情民意，制定有关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方案，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更好地相互理解、深层交融，构建更为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学理依据。同时，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分析指出，贵州省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省份，省内共分布54个民族，其中世居少数民族就多达17个，各民族呈现典型的大杂居状态。因此，贵州省作为我国典型的民族地区，而且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地区，其在制度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全国广大民族地区，尤其是拥有同样的各民族高度散杂居背景、无显著宗教派别分界作用的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对于我国散杂居背景下民族福利制度的调整和改革而言，对于判断福利供给制度今后的改革重点和方向具有一定的可资借鉴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