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分期与特点
李大龙
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分期与特点，是中国疆域理论研究需要深入探讨的基本问题之一。尽管以往的众多论著对此问题多有论及，但多数学者不是从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且或多或少都将历代王朝的疆域作为探讨的主要依据，同时存在诸多分歧，因而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下面，笔者试图从多民族国家疆域之形成的角度，对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历程进行分期，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一
关于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很早即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也有很多论著发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几部中国疆域史著作可以视为对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历史分期进行研究的开端，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出版的一些疆域史论著对此也有论及，并大致形成了以下几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以历代王朝的疆域作为标准，对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进行分期。这种分期方法应该是继承了我国的史学传统，代表了20世纪尤其是上半期一种普遍的认识，以顾颉刚、史念海著《中国疆域沿革史》[1]和童书业著《中国疆域沿革略》[2]为代表。《中国疆域沿革史》分列26章，以夏民族之历史传说及其活动范围、殷商民族之来源及其活动区域、西周之疆域范围及东周王畿之区域、春秋列国疆域概述、战国疆域变迁概述、嬴秦统一后之疆域、西汉疆域概述、新莽改制后之疆域、东汉复兴后之疆域、三国鼎峙中之疆域、西晋统一后之疆域及其地方制度、东晋南北朝疆域概述、隋代疆域概述、唐代疆域概述、五代割据时期疆域概述、宋代疆域概述、辽国疆域概述、金源疆域概述、元代疆域概述、明代疆域概述、清代疆域概述、鸦片战后疆土之丧失、民国成立后疆域区划及制度之改革等为各章标题，概述中国疆域的历史沿革。《中国疆域沿革略》第一篇“历代疆域范围”有对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分期，各章分别以传说中之古帝疆域、夏国之范围、殷商之势力范围、西周之殖民帝国、春秋时代之中国范围、战国时代之中国疆域范围、秦汉之疆域范围、三国晋南北朝之疆域范围、隋唐之疆域范围、五代宋辽夏金之疆域范围、元明之疆域范围、清及民国之疆域范围为题，概述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这类观点影响很大，其他各类分期的观点多在此基础上形成。
第二类观点：以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作为划分的依据，以夏威的《中国疆域拓展史》[3]为代表。该书分别以上古疆域（黄帝、唐尧、虞舜、夏、商、周、秦）、中古疆域之一（两汉、三国）、中古疆域之二（两晋、十六国、南北朝）、中古疆域之三（隋、唐、五代）、中古疆域之四［宋（辽金附）、元、明］、近世疆域（清）、现代疆域（中华民国）为题，概述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
第三类观点：新中国建立后在第一类观点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分期方法，但这些新观点之间也存在细微差异。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种。一种以刘宏煊《中国疆域史》为代表，认为：“中国历史疆域形成是一个漫长、渐进和复杂过程，大致可分为如下五个大的历史时期：第一时期，中国疆域准备时期。这一时期，从中华大地星罗棋布的地域性的村落组织产生，到数不胜数的奴隶制国家建立与更迭。大致为传说中的炎黄战争到西周……第二时期，中国疆域初步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从春秋战国到东汉王朝末年，为时约1000年……第三时期，中国疆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到唐朝末年，为时700多年……第四时期，中国历史疆域正式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从唐末分裂割据，到元明清大统一，为时900多年……第五时期，为保卫中国疆域完整统一而奋斗时期。这一时期从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中抗击英国侵略开始，到今天我们所进行的统一台湾、收复港澳等失地的斗争，已为时150多年。”[4]一种以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5]为代表，该书以中国疆域走向统一的漫长历史——先秦时期，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大和稳定——秦汉时期，长期的分裂和短暂的统一——三国至南北朝，从大统一到大分裂——隋、唐、五代，分裂的延续和结束——宋辽金元时期，退缩中的中原王朝——明朝时期，统一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清朝时期，统一的中国疆域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等为题，来划分和阐述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一种是以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6]为代表，认为“中国疆域的形成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发展道路十分漫长、曲折，可以分为形成、发展、奠定、变迁四个阶段”，进而以秦汉、隋唐至元、清代、清中叶以来至民国时期中国的疆域分别对应四个阶段。一种是以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为代表，该书将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分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和发展时期的中国疆域（旧石器时代至公元220年）”“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形成和发展时期的中国疆域（公元220年至907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全面形成和发展时期的中国疆域（公元907年至1840年）”。[7]
值得说明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出现的疆域史论著，在具体阐述过程中绝大多数还是以历代王朝的疆域为依据来构建论述体系，如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依然是以历代王朝的疆域为跨度来确定章节。
应该说，就中国疆域的形成历程而言，上述诸多观点都有其根据，而且这些观点的出现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行系统阐释。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众多新观点，不仅纠正了以往以王朝疆域代替中国疆域的不科学的做法，而且试图将“中国疆域”作为一个整体，依据其形成和发展的阶段特点来进行分期。这种探索尤其值得肯定，也是研究不断深入的表现。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对一些关键性问题上述诸多论著并没有论及，诸如“中国疆域”的含义是什么？“中国疆域”何时形成？形成的标志是什么？所以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有关中国疆域历史分期的各种观点差别也很大。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长期争论而难以形成多数认同的原因所在，不过这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留下了广阔空间。实际上，对“中国疆域”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不仅制约着我们对中国疆域形成历程进行分期，也是我们构建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不能回避的问题。
二
既然是探讨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分期，那么将“中国疆域”作为一个整体，依据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确立分期自然是一个相对准确的思路，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界定“中国疆域”。换言之，何时的疆域能够称为“中国疆域”制约着我们的认识，这也是出现诸多分歧的原因所在。只有在这方面达成更多共识，才能出现为更多学者认同的观点。
关于“中国疆域”的含义，国内外学术界早就给予了很多关注，国内相关研究的展开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白寿彝在1951年5月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提出“祖国国土”的问题，初衷是纠正传统的将历代“皇朝”的疆域作为“中国疆域”的做法，作者认为“一直到现在，我们历史工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似乎都还在历代皇朝的疆域里兜圈子”，并进而指出“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的做法是错误的，“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而“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8]应该说该文发表之初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但《光明日报》1959年7月5日又发表何兹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存在的一个问题》一文，不仅完全赞同白寿彝的观点，而且认为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学界对中国史范围的概念模糊不清，往往不自觉地以汉族史代替中国史，而过去中国史著述中根深蒂固的王朝史体系，助长了这种模糊认识。[9]不过该文的观点遭到了《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一文作者孙祚民的反对。孙祚民认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做法忽略了一个国家疆域存在的发展过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从一开始出现就成为一个永远不变的‘定型’”，他认同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范围的做法，进而认为“‘以汉族代替中国’或‘以宋朝代替中国’，乃是客观历史的必然结果”。[10]何兹全、孙祚民文章的先后发表，引发了我国学界延续至今的广泛讨论，不仅一些史学大家纷纷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众多不同认识，而且导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两次讨论高潮。参与讨论的学者往往以“历史上的中国”来称呼讨论的主题，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说法。讨论初期即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框架，去上溯框定历史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其间也是不断变化的，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疆域只能以当时的王朝统治范围来确定。其后，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以“1840年前的清朝疆域”、“各民族共同活动范围”和“中原统一王朝疆域”等为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不同观点。[11]
笔者认为这些讨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是有益的，但所谓“历史上中国”的提法模糊了一个史实，即清代之前中华大地上并不存在一个以“中国”为名的政治体，没有政权作为依托，何来“疆域”？因为我们探讨的疆域是以政权为依托的，是政权的疆域，即便是我们认同存在一个“历史上的中国”，那么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难以明确且歧义众多的问题，即历史上谁可以代表“中国”？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看，“中国”的含义虽然内容丰富，但在政权或地域意义的层面上更多的情况下是对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辽阔区域的称呼，而实现以“中国”为核心的“大一统”，则是活动在中华大地上众多民族或政权为之奋斗的最高政治目标。也就是说，历史上虽然没有存在过一个以“中国”为国号的王朝，但在中华大地众多民族的心目中却存在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大一统”梦想。历史上，在中华大地上存在过众多的民族或政权，各民族或政权之间的关系既有激烈的流血冲突，也有经济、文化上的友好交往，但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是这些民族或政权对“中国正统”的争夺。甚至可以说，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进而成为“中国正统王朝”不仅是汉族（华夏族）内部众多政权更是实现了局部统一的政权努力奋斗的最高目标，也成为边疆民族尤其是北疆众多草原民族政权南下中原建立政权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正是各民族或政权对“中国正统”的持续争夺，导致了“中国”虽然在历史上不是一个“政治体”的名称，但中华大地上众多民族的心目中有“大一统”的梦想，由此它的指称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最终在清代人们意识中和现实中以“皇权”为核心的“天下”和“中国”实现了重合。因此，清朝虽然没有明确以“中国”为国号，但开始以“中国”的身份立足于世界政治舞台，并以“中国”的身份和邻国签订国际条约，中国疆域由此最终形成。[12]也就是说，笔者认为清朝的疆域才是我们探讨的“中国疆域”的范围，更具体地说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期间清朝的疆域。
确定将这一时期清朝的疆域作为“中国疆域”不仅仅是因为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是第一个让人们理想中的“中国”（“大一统”）和现实的“天下”（皇帝的有效管辖区域）逐步吻合的王朝，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疆域完成了由王朝传统疆域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疆域的转换，清朝通过一系列条约的签订确立了中国和邻国的边界，中国疆域的范围因为有了国界也使模糊的“天下”逐渐清晰起来，不仅使我们探讨的“中国疆域”有了明确的主权归属，也具有了近现代主权国家疆域的诸多特征。[13]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可以将1689—1840年清朝的疆域确定为我们要探讨的“中国疆域”，但并不是认为中国疆域的形成只有150余年的历史，因为这一结果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民族的活动区域或政权疆域经过数千年的自然交融，不断碰撞、重组，分裂和统一交替出现而凝聚到一起的最终发展结果。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中断了这一自然凝聚的过程，而且改变了中国疆域发展的内外环境。
此外，将1689—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朝的疆域作为“中国疆域”，也可以避免陷入历史上谁是“中国”代表的无休止的争论之中。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学界对历史上中国疆域问题的大讨论，之所以持续60年之久却尚未形成一个大致统一的认识，对历史上谁可以代表“中国”的争论即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实际上，史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论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早在汉代，为了迎合汉朝“大一统”王朝的构建，司马迁编撰的《史记》将众多民族或政权的历史纳入汉王朝“一体”之下，不仅树立了汉王朝的“正统”地位，也开启了后代各朝对“正史”的编撰的工作，并伴随着历史上众多王朝或政权对“中国正统”的争夺，至清代先后出现了被称为“中国正史”的“二十四史”，似乎谁可以代表“历史上中国”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遗憾的是，在清代已经构建完成的“二十四史”和清朝“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实现也并没有终结人们的争论。清朝雍正皇帝在位期间，以曾静、吕留良等为代表的汉族儒士，为了反对清朝的统治，以先秦时期的夷夏观为理论基础，从“华夏中心”出发，大肆宣传对清朝统治民族——满族（满洲）的歧视。对此，雍正皇帝带头进行了驳斥，其有关言论载于《大义觉迷录》之中。依据该书卷一的记载，雍正皇帝不仅批驳了汉族儒士的认识，而且认为“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由此进一步认为“夷夏”的划分影响了对边疆的积极经营乃至阻碍了中原和边疆融为一体的进程，并将开拓辽阔中国疆域的功绩完全归于清朝：“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雍正皇帝的说法虽然有夸大的成分，不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多民族“中国疆域”的形成并非汉族一族之功，而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包括已经消失的众多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可以称为“中国”，其他民族分布的边疆地区也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也可以视其为“中国”的代表。唐代人早已将汉族（中原地区）和边疆民族（边疆地区）看作一个整体，认为：“中国，天下本根，四夷犹枝叶也。”[14]“本根”和“枝叶”都是“树”的组成部分，尽管存在主次之分，但都可以作为“树”的代表，不能分开来认识。遗憾的是，制约中国古人的争论依然左右着我们现在的认识，也说明从某个民族或王朝的视角都不能如实反映中国疆域的形成历程，而从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角度进行探讨，或会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客观，也有助于取得更多的共识。
三
如果将《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期间清朝的疆域作为“中国疆域”，那么其形成和发展的历程笔者以为可以做如下分期。
（一）自然凝聚时期：从中华大地人类文明的出现，到《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这一时期的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处于自然凝聚状态，其发展历程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的概念首先在中原地区出现，并形成了独具特点的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观”。人类文明的曙光虽然很早就照亮了中华大地，但中国疆域开始萌芽却是传说中第一个政权——夏朝建立之后。尽管现有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不能给我们提供夏朝疆域的具体情况，但伴随着王权的出现，夏朝自然也有了实施王权的范围，这就是夏朝的疆域。夏之后的商、周两朝，不仅承袭了夏的王权和疆域，而且随着王权的不断强化和服事制统治秩序的完善，出现了与王权紧密结合的“中国”概念。最迟在西周时期“中国”概念已经出现，[15]其含义尽管有地域、民族乃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解释，但“中国，京师也”[16]已经明确说明了“中国”所具有的鲜明的政治含义，即“中国”在古人天下观中位居中央，是“王”或“天子”施政的核心区域，据有此地是“正朔”的重要表现。《诗经·小雅·北山》所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对王权为“天下”权力中心的经典表述，也是先秦乃至中国古代天下观的重要内容，并成为指导中华大地上众多民族或政权追求“中国正统”王朝进而实现“大一统”的重要理念。而“中国”的含义由“京师”向华夏乃至中原的泛化，既是这种争夺的结果，也是“大一统”政治格局演变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最终促成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17]
第二，秦汉对中原地区的长期统治，使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凝聚为一体，高度发达的文明成为中国疆域进一步凝聚发展的核心。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长达5个半世纪的分裂状态并没有遏制住人们对“大一统”的期盼，非华夏人建立的楚国和秦国先后被纳入“中国”行列即是人们这种愿望的表现，而秦王嬴政在公元前221年也终于实现了人们的愿望。多民族统一的秦朝之出现对中国疆域的形成而言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其中嬴政对中原的统一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18]皇权于是取代王权并不断强化成为“天下”主宰，成为中华大地上众多民族普遍接受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影响着政治格局不断由分裂走向统一。而嬴政在实现“一统”之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并在“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辽阔地区，“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19]不仅结束了中原地区诸侯分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的统一，而且在经济、文化上中原地区也日益凝聚为一个整体，并以“中国”称之，成为中国疆域进一步凝聚的内核。
第三，活动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政权以其中较强大的政权为核心构成大小不同的众多藩属体系（或称之为政治体），[20]而分别以北方游牧政权、中原农耕政权为核心的两大藩属体系对“正统”的争夺主导着众多藩属体系的碰撞、重组，中华大地上的政治格局由此呈现分裂—统一—再分裂—更大范围的统一，为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动力。历史上，尽管秦汉王朝的出现已经将中原地区凝聚为一个整体，但中华大地上的政治格局在一般情况下依然呈现众多藩属体系并存的状态。包括中原地区在内，不同时期的政治格局往往表现为以较强大的政权为核心，形成不同的藩属体系，其中以中原地区的王朝或政权、北方游牧政权为核心而形成的藩属体系长时期持续存在着，强盛时期几乎涵盖了中华大地上其他弱小的藩属体系，推动着众多藩属体系的重组。自秦朝建立之后，两大藩属体系就在争夺“正统”的过程中不断碰撞、重组。甘露二年（公元前52）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使两大藩属体系第一次融为一体，现实中的表现就是西汉王朝真正实现了“大一统”。隋唐时期，两大藩属体系碰撞、重组的结果依然是以隋唐两朝为核心建立的藩属体系居于强势地位，很多情况下将以游牧政权为核心的藩属体系控制在自己的体系之内，主导着不同藩属体系的运转，并实现了两大藩属体系的第二次融为一体，现实中的表现即是唐“大一统”的出现。五代之后，以游牧政权为核心的藩属体系不断强盛，在“正统”的争夺中，不仅将中原地区的北部纳入自己的藩属体系，而且逐渐成为藩属体系运动的主导力量，最终将中原地区完全纳入自己的藩属体系，实现了第三次两大藩属体系的融合，现实的表现即是元朝的“大一统”。明清时期，先是两大藩属体系重现于明代，但最终还是以游牧政权为核心的藩属体系实现了两大藩属体系的第四次融为一体，现实中的表现即是清朝“大一统”的出现。中国疆域就是在这些藩属体系的碰撞过程中不断凝聚，最终定型于清代，由王朝国家变为近现代主权国家。
第四，中国疆域的形成是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众多民族或政权对“中国”的认同以及这些民族相互之间长期的融合，成为中国疆域形成的黏合剂。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形成之后，不仅引导着中原地区的众多政权由分裂走向“一统”，先后出现了汉、唐两个“大一统”王朝，而且这种观念也为众多的边疆民族尤其是北疆民族所接受和认同，由此也出现了北疆民族或政权持续不断地对“中国正统”的争夺。先是以匈奴人刘渊为首的匈奴、鲜卑、羯、氐、羌（所谓的“五胡”），拉开了“入主中原”的帷幕，之后是拓跋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紧跟其后，最终北魏、辽、金、元、清在中国的史书序列中都成为“中国正统”。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民族或政权在实现局部或北部乃至中华大地“大一统”的同时，并没有自绝于“中国”之外，而是想方设法融入其中。从匈奴人刘渊假托汉室后裔，在永兴元年（304）称，“昔汉有天下久长，恩结于民，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21]到清朝雍正皇帝为清的地位而辩称，“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22]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北疆民族对“中国”认同做出的种种努力。也正是众多边疆民族，尤其是北疆民族对“中国”的认同，中国疆域的凝聚过程才没有中断，而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不断融合，相互之间结成了紧密的血肉联系，最终成为中国疆域稳定的黏合剂和凝固剂。
（二）疆域明晰时期：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这一时期中国疆域内部的凝聚依然存在，外部边缘逐渐清晰，疆域性质也由王朝传统疆域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疆域转化，其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疆域内部各地区的界限日益模糊，边疆内地化特征日益明显，边疆与内地的关系更加密切，已经成为牢固的一体。在中国疆域自然凝聚时期，由于“德被四夷”天下观的影响，王朝疆域被想象成没有界限的“天下”，但内部不同地区、不同政权之间却有相对清晰的“边界”。这种疆域界限不明确的状况，既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反映，也有助于中国疆域的自然凝聚。清朝建立之后，尤其是随着“大一统”的逐步实现，经过数千年的自然凝聚，不仅始自秦汉的郡县区域日益“一体化”（南部地区的“改土归流”即是顺应了这种要求），而且人为制造的阻隔北方草原地区和中原农耕地区进一步融为一体的长城防御线也被放弃，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也由传统的羁縻统治向间接乃至直接统治过渡，蒙古地区的盟旗制度、新疆和西藏的军府制度等都体现了这一趋势。
第二，中国疆域的外缘由于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呈现逐渐明晰的状态，具有了近现代国家疆域的特征。随着内部的不断凝聚，至清朝康熙时期，中国疆域的外缘随着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以及划界活动开始明晰起来。清代以前中国疆域是没有明确边界的，多数情况下是笼统地说“天下”，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和俄国签署《尼布楚条约》之后，“天下”在东北边疆开始有了明确的近现代意义上的边界。雍正五年（1727）七月十五日，清朝和俄国签订《布连斯奇界约》，确定了由沙毕纳依岭到额尔古纳河的边界；九月初七日，签订《恰克图界约》，划定恰克图附近疆界；九月初十日，签订《阿巴哈依界约》；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十九日，签订《修改恰克图界约第十条》；乾隆五十七年（1792）正月再签《恰克图市约》，对双方边界及其相关权利做了进一步明确。[23]通过这些条约的签订及划界活动，中国疆域由王朝传统疆域开始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疆域转化。
第三，周围藩属国逐渐游离于中国疆域形成的轨道，边界也逐步清晰。受到传统天下观的影响，历代王朝尤其是“大一统”王朝，一般视中华大地外围存在的民族或政权为藩属，谋求和其保持政治的隶属关系，这也是中国疆域的外缘一直不清晰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状况在清朝康熙时期之后也逐渐发生改变，清朝和藩属国也开始划定边界，中朝之间边界的划定即是其表现。康熙五十年（1711）、五十一年（1712），随着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两次前往长白山区踏查边界，清朝基本上明确了中朝在长白山地区的边界走向：“大清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笔帖式苏尔昌，通官二哥，朝鲜军官李义复、赵台相，差使官许梁、朴道常，通官金应瀗、金庆门。”[24]朝鲜国王于当年十一月向清廷进《谢定界表》，将此事奉为“克正边疆”之举。[25]
第四，鸦片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中国疆域的凝聚过程，由王朝传统疆域向近现代疆域转变的过程并没有完成，不仅使中国和一些传统的藩属国之间的国界尚未明确划定，而且和一些邻国的边界也没有完成划界。1840年，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开始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中国疆域外缘逐渐明晰的过程不仅被迫中断，而且开始进入了急剧萎缩的阶段。
（三）列强的蚕食鲸吞时期：从鸦片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一时期，中国疆域的内部凝聚虽然依然延续，但列强的蚕食鲸吞不仅使外围藩属国彻底脱离了中国疆域凝聚的轨道，而且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大量的边疆地区被鲸吞，中国疆域呈现急剧萎缩的态势，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清朝失去了对传统藩属国的控制，界限也趋向明晰。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作为中国传统藩属区域的越南、朝鲜、缅甸等渐次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如光绪十一年（1885）法国与清朝签订的《越南条款》，不仅明确规定“凡有法国与越南自立之条约、章程，或已订者，或续立者，现时并日后均听办理”，确立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地位，而且写明“自此次订约画押之后起，限六个月期内，应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亲赴中国与北圻交界处所，会同勘定界限。倘或于界限难与辨认之处，即于其地设立标记，以明界限之所在”。[26]由此，清朝和越南的界线开始明晰，只不过划界对象由法国取代了越南。光绪十二年（1886），英国和清朝签署《缅甸条约》，“中国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一切政权，均听其便”，“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共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亦应另立专章，彼此保护振兴”，[27]清朝和缅甸的藩属关系也由此中断，开始划定边界，划界对象由英国取代了缅甸。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将朝鲜列为殖民的目标，日本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通过签订《马关条约》，迫使清朝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了朝鲜的“自主独立”，清朝和朝鲜的藩属关系也结束了。随着这些藩属国分别沦为英、法、日等国的殖民地，这些藩属国和清朝的关系演变为国际关系。
第二，大片边疆地区因不平等条约被侵占，中国疆域急剧缩小。1842年，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强行割占了香港岛，这是列强割占的第一块中国领土。1858年，沙俄强迫清朝签订《瑷珲条约》，1860年又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其中关于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使中国丧失了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自此，由《尼布楚条约》确定的中国东北边疆发生了重大变化。1864年，沙俄强迫清朝签署《勘分西北界约记》，原属清朝的北起阿穆哈山，南达葱岭，西自爱古斯河、巴尔喀什湖、塔拉斯河一线，东临伊犁九城、塔尔巴哈台绥靖约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划入俄境。[28]就这样，中国疆域在列强的吞噬下急剧缩小。
第三，列强策动边疆地区“独立”，外蒙古等脱离中国疆域形成的轨道。在鲸吞中国领土的同时，列强也积极策动中国部分边疆地区“独立”，外蒙古、唐努乌梁海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11年12月，在沙俄策动和积极扶持下，哲布尊丹巴活佛宣布“独立”；1915年6月，中、俄、蒙签订《中俄蒙协约》，承认外蒙古“自治”，哲布尊丹巴宣布取消“独立”；1921年7月，在苏俄支持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哲布尊丹巴被尊为“大汗”。1925年5月，外蒙古宣布成为共和国。[29]位于外蒙古西北的唐努乌梁海，1912年在沙俄的策动下也宣布“独立”；1918年，严式超出任唐努乌梁海佐理专员；1921年8月，唐努乌梁海再次宣布“独立”，9月苏俄政府宣布承认其“独立”，12月成立“唐努图瓦共和国”；1944年8月，“图瓦人民共和国”通过宣言，“请求”苏联接纳唐努乌梁海，10月纳入俄罗斯联邦。唐努乌梁海就这样脱离了中国疆域形成的轨道。[30]
第四，面对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疆域的蚕食鲸吞，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民族也完成了凝聚的过程，“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实体”变成了“自觉的民族实体”，[31]中国疆域缩小的趋势不仅得到了遏制，而且抵御住了1931年开始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抗战胜利后，中华大地虽然又陷入了内战，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疆域进入了稳定和巩固时期。
（四）现代疆域巩固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维护疆域完整而做出种种努力
这一时期中国疆域虽然尚未实现完全统一，但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和多数邻国的陆路边界已经划定，中国疆域进入稳定时期，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与邻国签署和平条约的方式，顺利划定了和多数陆路邻国的边界。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确立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睦邻友好政策，先后和众多邻国通过谈判顺利划定了边界。1960年，中缅两国总理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这是新中国与亚洲邻国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至2005年，“中国已与12个陆地邻国签订了边界条约，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32]中国疆域更加巩固。
第二，通过艰苦的谈判，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立了香港回归的日期。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升起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继其后，澳门也踏上了回归的路途，1986年6月中国与葡萄牙政府开始谈判，1987年4月13日双方签署《中葡联合声明》，1999年12月20日零时完成了政权交接。
第三，中国疆域虽然尚未实现完全统一，但“九二共识”的达成表明实现统一是大势所趋，实现中国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1979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海峡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1982年1月，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值得关注的是，1992年海协会与海基会在香港就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对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进行讨论时，双方形成了“九二共识”，说明对“中国”的认同依然是维系中国疆域走向统一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第四，新形势下海疆问题凸显，维护海洋权益面临重重考验。1946年10月，按照《开罗宣言》的规定，日本侵占的南海诸岛为国民政府接收，其后出版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在南海区域绘制了“断续线”以表明中国的主权，周边国家对此并没有表示反对。20世纪中叶之后，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先后对我国南海岛屿提出主权要求，而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始生效，由此而来的对专属经济区的划分更使我国海疆问题出现了严峻形势。在如此形势下，中国维护海洋权益面临重重考验，任重道远。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
[1]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 1938年版，2000年再版。
[2] 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开明书店 1946年版。
[3] 夏威：《中国疆域拓展史》，文化供应社 1941年版。
[4] 刘宏煊：《中国疆域史》，武汉出版社 1995年版，第6～8页。
[5] 葛剑雄编著《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
[6] 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7] 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目录。
[8] 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光明日报》1951年5月5日。该文后来被收入《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民族出版社 1982年版。
[9] 参见何兹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7月5日。该文后来被收入《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
[10] 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该文被收入《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
[11] 有关讨论情况，参见刘清涛《60年来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37～47页。
[12] “天下”是一个难以明确具体范围的词语，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涵盖范围，但它是中国古人经常用于表示“中国”“正统”的皇帝理想中管辖范围的词语，其含义和“中国”的指称范围在清代才实现重合。相关的阐述可以参见拙文《“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
[13]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论证，笔者另有《有关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北民族论丛》第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进行系统阐述，此不赘。
[14] 《新唐书》卷99《李大亮传》。
[15]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之上，何尊上的铭文中有：“……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这一表述也得到了文献的印证，《尚书·梓材》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16] 《毛诗注疏》卷24。
[17] 关于“中国”的含义，参见拙文《“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费孝通主编《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244页；等等。
[18]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19]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20] 关于藩属的研究，可参见拙著《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版；拙文《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关于藩属体制的几个理论问题——对中国古代疆域理论发展的理论阐释》，《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4期；等等。
[21] 《资治通鉴》卷85，“惠帝永兴元年十月条”。
[22] 《大义觉迷录》卷1。
[23] 有关上述边界条约的内容，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 1957年版。
[24] 刘建封：《长白山江岗志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第74页。
[25] 《同文汇考原编》卷48《疆界》，圭庭出版社 1978年版。关于穆克登查边定界的情况，参见刁书仁《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定界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马孟龙《穆克登查边与〈皇舆全览图〉编绘——兼对穆克登“审视碑”初立位置的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等等。
[26] 《越南条款》（1885年6月9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466～467页。
[27] 《缅甸条款》（1886年7月24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485页。
[28] 关于一系列割地的不平等条约，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29] 关于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的历史，参见《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编写组编《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30] 关于唐努乌梁海脱离中国疆域形成轨迹的历史，参见樊明方《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31] 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05年12月），中央政府网站，www.gov.cn/jrzg/2005-12/22/content-133974.htm，2011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