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纵观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近现代史，在并不漫长的150多年时间里，改变国家命运的重大社会转型就发生了三次。明治维新是第一次转型，在西方列强兵临亚洲的外部压力刺激下，士族出身的中下级武士发动“倒幕运动”，推翻幕府统治，结束了德川幕府260年的封建割据状态，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同时仿效欧洲的君主立宪制和现代征兵制，通过一系列推动国家体制现代转型的举措凝聚全国力量，克服民族危机。在新政府的领导下，日本迅速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不仅一举摆脱了被西方殖民的危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结束时，还作为五大战胜国之一成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实现了“与欧美列强比肩”之夙愿。第二次转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战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爆发的现代工业化条件下的大国持久战，战争的惨烈过程以及两败俱伤的结果不仅大大改变了19世纪以来的欧洲政治版图，还刷新了西方大国关于国际秩序的根本理念。因此，大战后当美国取代英国问鼎世界霸权宝座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以“十四点和平原则”为基础，埋葬帝国主义外交、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改革方案。威尔逊的政治构想经过种种曲折，最终演变成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联盟”以及规范战后国际秩序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大战后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对于踌躇满志、希望以帝国主义方式攫取更多霸权的日本无异于当头一棒，明治维新以后一直奉行模仿、追随欧美列强路线的日本不得不面临是否调整以及如何调整国家发展路线的转型考验。而转型的结果是：日本走上了以法西斯体制埋葬宪政体制，从而以举国之力投入战争，挑战欧美列强主导国际体系的不归路。这一“以小博大”的赌博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中的惨败而告终，日本丧失了明治维新以后积累的所有现代化成果和国际声誉。对此，美国前驻日大使赖肖尔曾评价说：“日本用它的一切赌注去冒险，结果失去了一切。80年来的巨大努力和非凡成就化为乌有。在日本土地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响起外国征服者的脚步声。”[1]于是，第三次转型就在二战的废墟以及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拉开了帷幕。“战后改革”促成了日本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二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路线也由战前的穷兵黩武转变为经济立国，在冷战的国际大格局中，日本重新加入西方阵营，借助美国的庇护和支持，其经济迅速走向复兴，明治维新100周年之际，日本再度崛起为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谱写了成功转型的“神话”。短短一个世纪，日本国运由盛至衰，由战败到崛起，充满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使这个小小的岛国成为充满魅力的世界史研究对象，而对上述三次转型的探究无疑是把握其盛衰规律不可缺少的环节。

本书以第二次转型期日本内政、外交的变动为考察对象，通过思想家北一辉和吉野作造的对外认识及行动选择来展开分析。之所以聚焦第二次转型这一“失败的案例”，并且以思想家为视角进行考察，原因在于以下两点。

首先，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实践表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当代国情以及转型发生的时代背景各有不同，即便是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也往往迥然有异，因此，照搬他国或是自身以往的成功经验往往并不可行；相反，各民族在发展中遭遇挫折和失败的教训，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概率重演，也不可不为后来者引以为戒。

其次，体现某一时代精神的思想家，其主张和行动不仅在同时代具有引领作用，其价值取向和政治理念也往往会沉淀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以思想家为视角的考察不仅可以揭示转型失败的历史动因，也有助于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出发，深层次地认识当代日本。

其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寻当代日本人历史认识形成的文化根源，厘清日本人历史认识演变的内在逻辑；第二，通过分析转型失败折射出的民主、和平、人权价值观在日本遭遇的困境，揭示日本政治右倾化和社会总体保守化形成的深层动因，把握在后冷战时代，日本依旧推行“亲美脱亚（抑中）外交”的思想根源；第三，从日本近代史中深入挖掘现代日本塑造价值观的历史资源，揭示“战后改革”[2]背后包含的本土历史经验，可以有力地批驳日本统治集团和右翼保守势力否定“和平宪法”的错误言论，为制造拥护宪法的国民舆论提供历史依据。

之所以选择北一辉和吉野作造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两者是日本公认的最能代表第二次转型期不同战略取向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围绕日本国家未来发展应当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各派势力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便是吉野作造领衔的“大正民主主义”，以及以北一辉为代表的“昭和超国家主义”（日本式法西斯主义）。“大正民主主义”在国家的内政构想上主张以英式君主立宪制为楷模，通过确立“普通选举制度”及“政党内阁制”，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其价值取向和制度模式均取法西欧，因此在外交战略层面也主张深化与西方列强的合作关系，积极融入凡尔赛-华盛顿体制，是明治维新后形成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路线的延续。与之尖锐对立的“昭和超国家主义”在对外认识上继承了明治时期的“大亚细亚主义”思想，对于西方列强主导下日本在国际秩序中的从属地位自始就怀有深刻的不满和敌视，一战后随着日本国家实力的膨胀，以及战后国际环境对日本扩大侵略野心的限制，敌视西方的情绪进一步发酵，并且在战后经济不景气和社会矛盾激化的条件下迅速扩散，最终形成了以法西斯体制取代明治宪政体制，进而实行“国家总体战”战略，与西方列强一决雌雄的国家构想。“昭和超国家主义”并非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超越”，相反，它要“超克”的对象是明治宪政体制和一战后的国际秩序，目的是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霸权体系。近代日本第二次转型的方向就是由上述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结果所决定的。因此，深入剖析最能代表这两条路线的思想和行动是解读第二次转型的重要视角。

关于第二次转型期的研究，中日学界已有相当多的积累，代表性的研究有：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8卷（朝日新闻社，1962～1963年），入江昭《对远东新秩序的摸索》（原书房，1968年），酒井哲哉《大正民主主义体制的崩溃》（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大石嘉一郎编《日本帝国主义史》3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三谷太一郎《日本政党政治的形成：原敬政治领导权的展开》（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汤重南等主编《日本帝国的兴亡》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杨栋梁主编《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10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武寅《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日本在推行对华政策中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周颂伦《近代日本社会转型期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杨宁一《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等。上述研究从政治、经济、社会、外交乃至国际政治等各个层面对第二次转型期的过程和特点进行了分析，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和理论参考。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第二次转型期的研究大致有两类。第一类是对各种政治思潮的综合性阐述，如陈秀武《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这一类研究重在对某一历史阶段的思想状况做全景式把握。但是，对各类庞杂的社会思潮平均着力，不利于抓住主要矛盾，突出核心问题，同时在对具体问题的史料挖掘及深入探讨方面也存在提升的空间。第二类是对某一种思潮的考察，如三谷太一郎《大正民主主义论——吉野作造的时代及其后》（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松尾尊兊《民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筑摩书房，1997年），崔新京等著《日本法西斯思想探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林庆元等著《“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等等。然而，社会和政治转型绝非单一思潮发挥作用的线性过程，而是相互对立的思潮所展开的斗争过程。因此，只有通过对相互对立的思潮展开比较研究，才能更加鲜明地揭示转型期的思想特质。本书正是基于上述考量，将研究对象设定为北一辉和吉野作造。

本书采用历史学实证研究与政治思想史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活用思想家的原著和先行研究的理论成果推进研究：首先，分析一战后日本所面临的新型国际、国内矛盾，因应上述矛盾产生的两种主要思想和政治纲领，以及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对第二次转型的影响；其次，将第二次转型放置于近现代日本建构现代国家、追求民族崛起的历史过程中加以审视，从失败的转型所包含的问题和所遭遇的困境中，梳理出近现代日本国家建设及社会转型整个过程所要面对的、具有历史延续性及现实启示性的问题，包括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制约、亚洲视角的缺失、缺乏主体意识（相对性与易变性）的历史认识，以及如何协调传统文化资源与外来西方政治经验的断裂与张力等，为深层次认识日本政治文化及解读当代日本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参照。为此，本书一方面采取文本分析的手法，通过细致解读思想家的原著，深入思想的内部，揭示思想形成的根源和发展轨迹；另一方面立足于思想的外部，关注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双向运动，把握思想的社会政治效用以及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本书包括正文六章和附论一章。第一、二章考察北一辉和吉野作造内外认识形成的思想原点，通过对两者青年时代思想轨迹的研究，探究其对外认识和政治纲领的哲学基础。第三章聚焦一战期间的中日关系，通过阐述两者围绕“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交涉主张的异同，勾勒出近代日本在推行侵略亚洲的帝国主义外交中处理对华关系和对西方列强关系的互动关联，以及两种不同的外交取向和外交实践。第四、五章考察一战后北一辉和吉野作造的对外认识与内政改革主张，从外交与内政紧密联动的视角把握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思想和行动纲领，透析在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中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过程，进而从历史延续性的视角出发，分析转型失败给战后日本留下的历史教训。第六章考察吉野作造对“九一八事变”的认识，针对先行研究意见对立的状况，从处理与西方列强关系的视角出发展开分析，为把握吉野作造对外认识的演变提供一个具有整合性的解释视角。附论部分考察吉野作造的明治文化研究成果，并通过与梁启超文化观念的对比，揭示中日知识分子对文化现代转型的不同认识，为思考现代化转型的深层动因提供历史参照。

[1] 埃德温·O.赖肖尔、马里厄斯·B.詹森：《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陈文寿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15页。

[2]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确立了以民主、和平、人权为基本价值支撑的“宪法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战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