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日本思想界的对外认识与国家转型:以北一辉和吉野作造思想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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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北一辉内外认识的理论基础[1]

认知和行为的理论基础体现的是行动纲领的价值维度,一经形成往往超越一时一事的利害得失,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是行动选择的深层次动因。北一辉虽标榜自身为“一贯不惑”的思想家,但其思想来源十分庞杂。因此,战后日本学术界对其思想的评价颇具争议,有人将其比拟为二战时期的法西斯独裁者希特勒,或德国纳粹党理论大师卡尔·施密特,也有人将其视作16世纪意大利著名政治学者马基雅维利,或18世纪法国民权思想家卢梭,以及20世纪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德国社会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2]不一而足。本章限于篇幅不对北一辉的思想脉络做全面梳理,仅从其内政与外交认识形成和演变的角度出发,揭示其内外认识何以可能的思想机理,进而从思想源头上深入探寻近代日本行动选择的基础性动因。

从总体上看,北一辉内外认识形成及行动选择的理论视角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提炼:一是日俄战争影响下形成的帝国主义生存观,二是对19世纪欧洲社会进化论的吸纳与改造,三是对儒学经典《孟子》的曲解与批判,四是参与辛亥革命产生的“大亚细亚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