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理论：朝向遗产研究中的思辨性想象[1]
〔澳〕艾玛·沃特彤 〔英〕史蒂夫·沃森 著
唐璐璐 译[2]
摘要：遗产理论在过去30年得到逐步发展，但在充分理解该主题可以或应该被理论化的方式方面却进展甚微。如果梳理遗产理论的一些主要来源以及由此形成的方法和观点，可以发现，它们都是基于学科渊源而形成的理论框架，可被视为遗产本体、遗产表征、遗产实践理论。但作为目前可以检验遗产的框架，它们在被使用时仍相对孤立。因此，应当将它们视为互补而非互相竞争的方法，以便为遗产研究中思辨性想象的发展提供动力。
关键词：遗产理论 具身性 非表征理论 遗产经验 遗产实践
引言
关于遗产问题的争论，虽然尚缺乏理论上的“噪声”，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人想知道结果是什么，以及是在何处被发现的。这种缺乏，可以理解为一种指征，即遗产研究的范围已经明确，理论基础已经确立，相关教科书、专著、期刊文章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和推动着过去30年不断发展的框架，或至少在表面上达成了一些共识。然而，这种沉默更多暗含的意味是，遗产研究开拓的领地中特定概念和理论已确定，它们仍未受到挑战并且缺乏生产力。西方遗产视野中许多思考和出版物所固有的技术焦点，就是一个主要例子。由于遗产植根于过去的重要性以及相关保护、阐释和展示的必要性，这种情况可能是无法避免的；然而，我们会发现自身仍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就是很难将辩论的焦点转移到可能更富成效的领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过去几年中理论已经消失了。恰恰相反，似乎还发生了一些理论争鸣，例如那些与身份、真实性或失调相关的“大概念”的讨论，但无论是作为概念还是实践，这似乎都没有充分解决遗产的本质问题。[3]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在这些概念被应用和传播到相关领域之前，它们往往没有被正确地理论化。这并不是说，更广泛的其他学科的理论不应该用于遗产研究；而是说，在采用这些理论之前，需要对它们进行充分的审视和调整。基于这个原因，现在迫切需要对理论观点进行更明确的阐述。事实上，遗产研究只能受益于一些思辨的发展，即使这意味着对遗产及其研究已经认可的许多本体论的特性提出质疑。
在此文中，能涉及的范围很有限。笔者要做的是，对已经运用于相关概念的一些主要理论路径进行历史化，同时推动这种讨论向更深广的社会和文化思考发展。当然，这一过程在此文并不能完成；笔者这种简单探索，旨在为遗产理论的发展奠定一些基础。此文是一种思索性的阐述，不涉及具体的数据或成熟的案例研究。因此，读者将看到，抽象的理念、构建、概念和标准都是理论上的信息，它们本身并不一定构成完整的理论。如果仅采用一种较为狭隘的观点，那么围绕遗产发展起来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就会丢失，而现在需要筛选和整理这些观点。与这种大视角保持一致，笔者要提到的是“思辨性想象”，这是尊重多个学科的理论来源并从中汲取养分的一种路径，并且可以区分各种理论干预的范围和目的，以便在适当的情况下有效应用。
尽管遗产可以通过不同的表现方式来看待，但在这种思辨性想象中，笔者将使用现有的和新兴的理论来构建框架，包括遗产本体、遗产表征、遗产实践理论。在提出这些理论时，笔者的目的不仅是要呈现遗产研究中可用的各种理论，而且还要探索这些框架与其学科渊源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关联的程度。在描绘它们的发展时，笔者受益于粗略的年表，但重合的部分至少也与排序一样重要。因此，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它们之间的结点和联系，正因为这些结点和联系，在尊重近年来所做的各种贡献的前提下，理论得到了有益发展。考虑到这一点，笔者的目的就不是建立统一的观点，而是为推进理论创造一种环境，开启一种具有创造性、探索性的议题，这将打破关于遗产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的假设，并用理论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的问题取而代之。从某种意义上说，笔者希望实现的目标是离开遗产本身的概念，更密切地关注那些能够为遗产提供动能的其他知识和理论干预，它们能使遗产在更广的范围内具有意义并变得重要。
一 遗产本体理论（Theories in heritage）
遗产本体理论构成了笔者的第一个框架，它最直接地聚焦于遗产本身的“对象”上。这在遗产研究领域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并且在解释范围上也最接近所指的物质文化。意料之中的是，这都反映在了最常见这些观点的基础学科上，比如考古学、艺术史、建筑学、人类学等。已有很多文献反映了这些学科的影响，比如对物质性的绝对强调，围绕内在价值的假设，以及对遗产管理模式一种根深蒂固的关注。[4]鉴于已有大量的相关二手文献存在，因此，笔者在此寻求的是通过关注旅游、博物馆学等领域的一些类似研究贡献来加以补充。例如，保护、游客管理和解说问题是蒂尔登[5]（Tilden）著作的首要关注点，也许这也是相关研究贡献中最成型的问题，它为关于解说和游客管理的文献奠定了基础，也阐述了教育方向和管理框架。在此基础上，围绕着需要用正确方法或管理技术来解决的实际事件和问题（辅以一两个案例研究）形成了一些想法。反映这种研究路径的包括摩尔[6]（Moore）、斯沃布鲁克[7]（Swarbrooke）、霍尔与麦克阿瑟[8]（Hall ＆ McArthur）、利斯克与约曼[9]（Leask ＆ Yeoman）、沙克利[10]（Shackley）、麦克切尔与迪克罗斯[11]（McKercher ＆ du Cros）等人的相关文献，哈里森[12]（D.Harrison）也从几乎纯粹的管理角度对遗产和遗产旅游进行了最全面的描述。在这里，只是在开始讨论有关游客管理和利润空间的问题之前，从概念层面对遗产进行简单探讨。在运用理论时，是通过教育和解说来促进遗产与目标受众之间进行有意义的互动。这种定位，或许最常与乌泽尔[13]（Uzzell）及其“主题—市场—资源”的模型联系在一起。
在理论化方面，这个框架建立在运营管理的真实性与更深层次的遗产概念化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上。这种紧张关系会产生一种担忧——围绕管理和展示方面，什么才构成“良好的实践”，这通常包括在市场营销、金融、人力资源、酒店、餐饮和零售业方面的尝试。如今，遗产本体理论继续充斥着这个领域，尤其是在以旅游为焦点的观点中，有效的遗产管理以及实现方式仍是最重要的。人们常常被想象为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相隔绝，在这个框架中被视为消费者、观光者，或者更模糊地说，是游客。因此，理解他们与遗产的互动就等同于了解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概况”，同时构建细分理论并根据他们作为“文化”游客的行为和动机进行详细分类，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求。[14]
于笔者而言，这些遗产本体理论在解释和阐明遗产的发现和发展方面具有中短期的意义。它们通常来源于其他领域，但最终在这里得到应用。例如上面讨论的管理模式，通常会借鉴美术、艺术史、建筑学等其他以物质为中心的观点作为补充。在这个框架内，理论是工具性的。例如，这些方法很少在本体论层面去质疑遗产。在确立对于物质文化和过去的这种定位时，它们通过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对遗产进行管理。这些理论与实践相互联系，很容易被归类为应用理论——它们可以与实践者共享，也可以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和利用。
虽然在这一点上，笔者的审视力度还不够，但笔者注意到，这些方法也在许多方面影响到了遗产的概念化。因此，尽管笔者不太确定它们是否有能力充分处理近代学者所设想的更完整的遗产概念，但仍有很多值得汲取的教训。例如，在这里，或者是在其他任何地方，笔者都质疑这样一种假设，即游客作为“接受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交流是针对他们的，产品是为他们设计的，观光内容也是受限的。同样地，笔者也开始思考一种正在商品化或过度商品化的遗产的潜力和可能性。这反过来会被指责为不真实，是肤浅的、无价值的折中主义，过分关注于物质性、戏剧性和视觉感。因此，可以看出，选择过程的标准更多地来自有效营销的要求，而不是与历史的真实接触。这种思考会停留在遗产中一些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有问题的特征上，或者是把对传统特征的质疑当成一件好事。此处，我们就有了关键性的转折点。实际上，在这个层面上，遗产本体理论可以被视为从实践上“处理”遗产产生的问题，反思其不当行为并纠正其过度行为。
一些重要概念发展的成果已经成为遗产理论“结构”的一部分，彼此之间紧密相关。真实性、身份、商品化和社区遗产都是在20世纪80—90年代随着该领域概念的发展而出现的，并从那时起被重新审视。例如，真实性的问题既涉及遗产的来源问题，也涉及早期忽视旅游业影响的担忧。[15]在“世界遗产”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语境下，它甚至已经被制度化了。[16]遗产旅游方面，在各种社会学观点的推动下，[17]真实性被解读为缺失或易变的，因此，在遗产或许多无果猜测的来源中，其价值逐渐攀升。同样，“社区”的概念在政治、冲突和后殖民时代的背景下也得到了持续的关注。这些背景本身以及其他问题，如身份和失调，已经成为遗产内部的关注焦点。[18]
二 遗产表征理论（Theories of heritage）
遗产本体理论在将遗产理解为一种生产系统和一种展示方法方面取得了成功并颇具影响力，但在成功地架构好让当下理解过去的方式之前，它还被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所困扰。因此，遗产表征的历史化框架是笔者进行的第二次尝试。为了弥补这种不完全性，这里将回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英国的遗产争论。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遗产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它从国家的历史文化中获利，却忽视了未来。这种说法在历史和文化方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将对遗产的思考从对象转移到社会和文化背景及其意义上。洛温塔尔[19]（Lowenthal）、赖特[20]（Wright）、荷维森[21]（Hewison）和塞缪尔[22]（Samuel）的著述是这种考察的关键，特别是他们在历史和文化方面所做出的研究。他们共同将遗产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使之具有至关重要的优势，并突破了时间覆盖范围更短的遗产本体理论。在这种背景下，洛温塔尔提出遗产争论的结果是一种“反遗产的意图”，而塞缪尔也几乎同时试图支持这一观点，将之视为底层价值观和流行文化反应的一种历史根据的表达。正是这些广泛的、包容的、抽象的解释整个现象的尝试，以及同时意识到的其思想基础，才成就了遗产表征理论而非遗产本体理论。
这些路径也必然会反映出当时的主流理论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例如，利用一种本质上具有批判性的结构主义的方法，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和在战后社会科学中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遗产被视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众多表现之一。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对遗产的分析出现了话语（通常是福柯式的）和意识形态术语，并与其他对象、时刻和实例一起被构筑为可读性文本。利用符号学理论规则，遗产中的表征实践被理解为可被解构的事物，以揭示更深层次的意义，同时也说明了对这些意义进行编码的过程。因此，遗产表征理论曾经（并将继续）致力于对意义（尤其是霸权意义）的表征提出质疑。当一个国家被认为可能面临经济重组、社会态度变化或受到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时，它的过去能够有效地验证现状，或者可以用本质主义来重新进行审视。
如果我们重新回到这些理论的立场，就能够收获很多。例如，重新引入符号学作为一种处理和分析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再次审视“使表征、意义和语言运作的符号化实践和过程”。[23]“意义”在遗产理论的研究中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甚至比语言更加深刻，当我们理解了其中的含义时，它就会揭示出不会立即显现但潜在的联系，直到有意识的行为使表面意义被破坏（解构）并与社会世界建立联系。在这种背景下，新兴的视觉文化理论被应用于遗产，引起了人们对其文化背景的关注并释放了它所做的一些“秘密”文化工作。[24]在这里，遗产如何成为神圣的历史文物，与各种形式的展示、博物馆参观和旅游交织在一起，成为关注的焦点。[25]
与此同时，遗产的再生和作为旅游业经济资源的作用仍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格雷汉姆等人[26]（Graham et al.）、哈维[27]（Harvey）、史密斯[28]里程碑式的著述，都可以定位在遗产表征的框架中，它们将帮助人们把遗产定位为一种社会和文化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些物质或资源的集合。从这里开始，通过分析和解读表现形式，了解它的内容和价值是如何被传递和理解的，什么被掩盖，什么被揭示，就变得十分重要。正如史密斯所言，遗产的特征是一种独特的、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它反映了在解读过去面对潜在的冲突时，对于身份、民族性和建立社会凝聚力的关注。她的“权威遗产话语”（Authorised Heritage Discourse）从此以后实际上已成为一种遗产表征理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运作的方式，这种分析在遗产研究中的价值与其对遗产对象表征作用的理解以及在构建意义方面所做的文化工作有关。表征理论与话语分析的结合不同于遗产本体理论，因为这是试图将遗产概括和解释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符号学、话语分析以及文本与意义、表象与结构的分离，推动了视觉文化表征的研究。[29]作为一种社会世界的话语，遗产的政治关系也对一些根深蒂固但颇为温暖的社区遗产概念提出了质疑，这些概念鼓吹包容性，但最终形态仍然保持其政治性。[30]
三 遗产实践理论（Theories for heritage）
在过去的10年中，同许多研究范式一样，表征理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挑战来自它似乎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遗产表征理论会给予优先考虑地位的问题的范围，包括蒂奇内托·克拉夫（Ticineto Clough）所说的，“政治经济力量、文化差异、符号链的意义和身份，以及基于语言的意义建构”[31]。事实上，这些问题都切实关系到我们的存在，以及我们的身体、我们自身会发生什么。换句话说，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是怎样改变的，有什么不同。也许这些都是新的问题，但我们并不确定。相反，由于忙于整理关于遗产建构及其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中的位置的各种观点，这些问题一直都存在，却被忽视了。它们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个人、普通大众和日常在遗产空间中的作用，无论是物质的、话语的还是情感的方面。在很多方面，它们延伸出了更早的情感人类学研究，其中一些已经通过史密斯、[32]巴格诺尔[33]（Bagnall）、麦克唐纳[34]（Macdonald）、伯恩[35]（Byrne）的著述进入了遗产文献；特别是后者，与本文介绍的方法一致。总的来说，这些文献揭示的是，不可否认，遗产表征是复杂的工作，但我们还有进一步的“工作”需要进行——关于身体的工作——而这超出了文本和视觉所能表达的范围。
因此，这些问题在基本层面上是由“重新校准（文化）理论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这种尝试所引导的；[36]或者说，摆脱一种理论迷恋，即“从表面上看，文化表征（地域、种族、性别等）的无限可分析性超越甚至反对仅仅是‘自然’或生物物理的东西”[37]。同上，这些观察发现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早期人类学文献，特别是约翰·莱维特（John Leavitt）关于意义/感觉、精神/身体、文化/生物的著述，[38]将情感追溯为“社会性和象征性地产生、表达和感受”的东西。这些问题也与遗产的重新理论化密切相关，因为它们增加了围绕遗产空间生产和人们作为中介利用遗产空间已经发展起来的理论的复杂性。也许，这些问题带来的最大挑战是随之而来的需要解析“实践”和“过程”的概念。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一旦这些术语融入我们对遗产的思考方式，就很难从方法或是概念上界定它们。我们通过自己的实践了解遗产，但要把“它”记录下来，或者对它“做”了什么（它传播了什么，产生了什么）形成清晰的印象，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因此，需要通过引入一种方法来拓展笔者的思维，就是在获取的呈现状态中，除了话语，还应包括“感官的，触觉的，有形的和动觉的”[39]。
一些可以帮助填补这些空白和处理这些缺陷的理论方法已经出现了。例如，虽然情感（源于心理学，发展于社会理论和文化地理学）对笔者自己的思考影响更大，但流动性理论（Mobilities Theory，来自社会学）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学）也都在遗产实践理论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这三者可以以多种方式组合在一起，但在此处主要是因为它们对表征性思维的共同批评，以及对实践复杂性和广泛相关观点的共同欣赏。还有一些同样重要但更深远的影响。德勒兹式对生活、生命、表达和体验、感觉与情绪的探索，以及从既存文化背景的脱离行动中产生的新关系，使注意力的焦点转移到表演性上，成为对事物、空间和时间的主观参与的新兴动态的描述。正如戴维·克劳奇（David Crouch）所说：
……表演性的概念将我们的实践、行为、关系、记忆、表演时刻也定义为新兴语境。生活和许多受到影响的方面都以一种流动的、部分开放、部分受限的方式混合在一起。[40]
在此，克劳奇打破了关于遗产的一种传统定位，即将其视为独立于其他经验的事物，而是把它与人类和生活重新整合在一起，使它从不断流动的、复杂的生命中产生的存在、形成和归属的感觉中凸显出来。据此，遗产理论所能做的就是思辨地想象如何在一种理论环境中调试或适应现有的观点，而这种理论环境在界定范围时明显超出了文本和表征性。
流动性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在近期与遗产相关的出版物中均有所体现，前者虽受到后者的强烈影响，但根基却更加牢固。[41]这与约翰·尤瑞（John Urry）的著作以及旅游业相关领域有关。流动性理论作为“非表征性”的凭据，根植于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以及主体和空间联合的代谢，因此，我们可以在变化的城市生活中辨别出它们之间的联动和节奏。[42]随着时间的流逝，专注于物体和人在地点和空间中的运动，作为人、物体、地点动态交汇的结果，流动性理论似乎为理解遗产提供了机会，特别是政府希望在特定地点聚集起旅游潜力，从而使文化与这种动态融为一体时，遗产有可能成为社会与空间互相作用的实例。[43]关于流动性理论在遗产旅游中的应用，较早可见于贝恩霍尔特等人（Bærenholdt et al.）的一本重要论文集。在文集中，一个中世纪的城堡和沙滩上的沙堡成为他们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后者，完美地唤起了空间和时间的表演性，而这是流动性理论的重点：
在孩子们期待和急切的心情中，被参与和热忱所建构的这座城堡成为杰作和今天的亮点。在这几个小时里，城堡一直是表演的中心舞台，观众们会报以赞赏的掌声。这是快乐的中心。到了下午，涨潮了，海水漫了上来。父母带着孩子们离开了。波浪轻轻地拍打着海岸，一天结束时，白天的表演仿佛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所有的一切都被冲走了，只有城堡的塔楼留在家人的记忆中，留在带回家的胶片照片中，留在对第二天海滩表演的期待中。[44]
贝恩霍尔特等人继续讨论，很少有比与旅游相关的物理移动和动机更明显的全球性流动，而在这种流动中创建的地点往往集中于具有文化意义的对象和地点。[45]
与流动性理论一样，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社会行动提供了一个情境化和具体化的视角，其重点在于制造意义的过程中人类和非人类参与者或“行动者”之间的互动。[46]虽然行动者网络最初被认为是创造科学技术意义上的社会与物质的相关性，但现在它可以被理解为任何一组个体、群体、物体、人工制品和无形物品，它们结合在一起并在以其连接点为中心的领域内活动。简而言之，人类和非人类对象都有“行动”的潜力和能动性。这一思路对“理论”一词的具体用法最值得关注，它指出重点是“研究什么”而不是如何理解。[47]它在旅游领域的重要性展示了与遗产最明显的联系，最近对其价值的探索也可能会产生影响。[48]从遗产的角度来看，兴趣来源于提供给行动者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它们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可以称为遗产、遗产旅游或博物馆的网络。行动者可以是博物馆的艺术品或收藏品，可以是存放此类物品的建筑或其他类似的建筑，可以是保存这些物品的机构，也可以是那些在学校组织的出游中匆匆一瞥玻璃橱里物品的普通游客。
虽然笔者与上述讨论的观点有许多相同的立场，但也有自己的特殊倾向——对情感的关注——更坚定地位于“更多”或者说“表征性之外”的旗帜下；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它似乎充分总结了“应对我们这个明显超越人类、超越文本、多感官世界”的尝试。[49]在这里，除了流动性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该领域内外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思考让更多难以理解的日常行为、过程与文化世界产生交集的方式。这些思路指向了感觉、情绪和情感的中心地位，并通过突出展演、具身性等概念呼应了现象学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克劳奇、莱瑟姆（Latham）、麦考马克（McCormack）、派尔（Pile）、思里夫特（Thrift）等文化地理学家的影响，这些被松散地贴上“非表征”标签的方法构成了遗产实践理论，部分原因是它们试图使人们可以理解“意识之外的整个人类生活领域”。[50]因此，作为理论，它们可用于遗产，从而使遗产研究超越其先前的范式范围，同时保持独立性并与之相区别。非表征理论并不寻求成为遗产表征理论，因为这不是它们所必需的，但它们可以作为一种理论和解释动力的外部来源作用于遗产。
如果认为这些想法是最近才形成的，那就有误了，因为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们就广泛出现在地理学、文化研究、哲学、社会学、性别研究和心理学等领域朝向“情绪”（emotion）的转向中。[51]的确，自2001年起以及主题为“遇见情感”的会议举办以来，大家就一直在专门谈论“情感（affective）转向”；但在更早时候，在凯瑟琳·伍德沃德[52]（Kathleen Woodward）、劳伦·伯兰特[53]（Lauren Berlant）和尼科尔森[54]（Nicholson）的学术合作中，就已经对情感和亲密关系进行了更广泛的思考。[55]情感的哲学原理可以进一步向前追溯，在斯宾诺莎（B.Spinoza，1632-1677）、德勒兹（G.L.R.Deleuze，1925-1995）、伽塔利（F.Guattari，1930-1992）等人的著作中就有所显现，它们后来被翻译成英文并被马苏米[56]（Brian Massumi）等社会理论家所补充。因此，如果说福柯（M.Foucault，1926-1984）的思想为遗产表征理论提供了哲学支柱的话，那么，关于遗产实践理论，斯宾诺莎对表达本身（名词）的关注与对表达的（形容词，能指）和被表达的（动词，所指）[57]的关注是一致的，尤其具有影响力。
很明显，笔者在这个框架上的思考与在遗产本体理论、遗产表征理论中的思考是不同的，因为在此处，笔者比在任何地方都要更关注未来的意图。笔者想要从这场更广泛的讨论中得到的结论是，既要考虑作用于遗产的情感，也要考虑在主体和地点之间流动的强度，这会以感受和情绪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不应该被简单地解读为某个人或某些人特有的问题，因为情感并不局限于个人或身体。[58]相反，它会传播、移动、循环、流动，在这个运动中还包含了一系列的事物、地点和技术。[59]在此处，社会、文化、政治等背景问题发挥着更稳固的作用，这些因素迫使我们重新理解与他人、人类和非人类的关系。[60]
对笔者来说，这意味着将一种已经发展起来的对表征和语境的兴趣与一种正在发展的关于实践和感觉发挥作用的认识结合起来。[61]因此，尽管到目前为止，笔者的工作突出了“表征的”，但同时也有意识地强调它的表演性，将表征性只是视为众多表达遗产参与可能性的其中一种。笔者的意思是，表征将通过“表演”影响我们的情感自我。[62]即使面对同一特定的遗产地，不同的人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可能感到骄傲，有共鸣、快乐，其他人则可能感到排斥和拒绝，还有人会感到无聊——但是这些感觉，他们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通过遗产地在语意上、视觉上被召唤和唤起的方式所构成的。通过与遗产互动而产生的身体运动发生了变化，而且产生的一些（尽管不是全部）感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遗产实践理论应该以实践和展演为框架，后者将身体运动与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提出的更广泛的表演性的概念结合在了一起。正如吉布斯[63]（Gibbs）所论证的那样，这是因为“身体捕捉感觉与着火一样容易：情感可以从一个主体跃到另一主体，唤起柔情，激起羞愧，产生恐惧”[64]。正是通过这种概念化，笔者希望持续关注语言的表演性，同时在史密斯[65]被广泛引用的观点即遗产是内在、本能的社会和文化过程之后，采取下一个逻辑步骤。
对于“情感”这个理论词汇的发展，这里不想做深入的探究（已经在其他很多地方写过了），但是，在对遗产进行理解时，要致敬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德勒兹—斯宾诺莎式的发展对情感的特殊演绎。[66]当把这些思维方式组合在一起时，会构想出一个连续的更混乱、复杂的世界。[67]它特别考虑了预知性和非认知性——直觉的、习惯性的、生物性的[68]——以此作为捕获和解释行动与意识之间“半秒延迟”的基础。[69]在这一理论中，情感被认为是超越个人的、流动的和易变的，而且，重要的是，总是“不可言传的：无法带入到表征中”。[70]简单来说，这是因为“感触比语言的速度更快”。[71]
在此之后，情感就开始变成类似于气氛的东西——虽然看不见，但在人们的身体内部和身体之间却可以作为一种感觉感受到，也能够作为情绪被理解和表达：虽然这三者（情感、感觉和情绪）是相互关联的，也时常相互协助，但它们并不相同。[72]这三种模式可能暗示着对个人的关注，但这种思维方式更加重视的是人类的互动以及日常生活中为此所提供的边界。于是，情感会在空间的实现中发挥作用，就像它在身份和意义的实现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因此，在博物馆展览或遗产景观（这两处已经成功地被理论化为生产、维护或超越一系列社会实践与信仰的地方）的语境中，情感和具身关系也正在形成并展示。[73]
就像“遗产表征”框架一样，这是对世界的一种把握，由后结构主义思维引导，并与当前时刻、“当下”及所有复杂性的前景相结合，对此需要小心谨慎。笔者不想以牺牲更广泛的分析为代价，去鼓励一种个人和日常生活的朝向。同样，对“情感”的关注，也不应该意味着放弃“情绪”和“感觉”。笔者对情感的解读似乎偏离了思里夫特的想法，但与女权主义学者如西恩[74]（Thien）、夏普[75]（Sharp）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他们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抵制的意味，这可能是无意的，但非常真实，走向一种“无标记的、无实质的，但含蓄的男性主题”。[76]例如，西恩担心存在一种隐性的二元性，于是微妙地将男性化的“情感”与女性化的“情绪”分开。而夏普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在对“个人”的思考背后，存在分散注意力的风险，[77]使笔者远离其他相关的、集体的关切和政治。他们都对一种超人化、距离化模式的推动感到担忧，更倾向于将地位政治和权力政治视为探究的中心。当情感的焦点被视为一种生理现象而非社会现象时，这一点尤为重要。人们真的能把它包含在一个试图解释社会行为、政治和权力行使的理论中吗？情感的内在状态需要一种社会背景，而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背景，因此，遗产实践理论需要与一些遗产表征理论保持联系。
同样，托利亚-凯利（Tolia-Kelly）对民族中心主义的关注也需要得到认识，这样，笔者所设想的“情感”现实也会受到权力和社会定位的影响。这一争论，在克朗（Crang）与托利亚-凯利对国家身份和遗产地的情感记录的阐述中得到了总结和推进。[78]这种描述，阐释了具身反应、感觉和感情的方式，而非公民知识生产的认知性，牵涉到人们在遗产经验中的包容和排斥。这里的重点是，如果直觉和具身理论过于松散，都倾向于一种几乎普遍主义的情感的概念化，那么，所有的主体看起来都是相同的，从语境和历史上看也都是“西方的”，而这就掩盖了边缘化和差异性问题。[79]正如洛里默[80]所指出的，人们常常是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丝毫不会考虑强加的主体地位和伴随的影响与被影响的能力。因此，这些方法倾向于假定参与的主体是具有流动性的公民，“没有对种族和/或性侵犯的恐惧和担忧……也摆脱了育儿、工作和经济的束缚”[81]。但是，参观遗产和参与到遗产中的主体是有差别的。每一个被困于场域循环的情感网络中的主体都会到达、融合、离开，并且承受着许多负担，包括那些欲望、期待和能力。[82]
因此，从情感政治的角度出发，必须承认，不能只通过关注遗产的物质性或其话语建构来充分了解遗产；在这个问题上，一种具身的生物还原论也无法单独解释人们与遗产的互动。相反，人们所拥有的这种理论方法旨在消除遗产本体理论和遗产表征理论所构成的框架，提取早已被遗忘的“具身的”“外部话语的”非认知或预知的反应，这些反应更容易从日常经验和实践中获得。[83]
结论
经过谨慎的思考，笔者知道自己的方向就是探索利用框架来配置一种连贯基础的可能性，从而发展所谓的思辨性想象。因此，阐述不同的理论立场对遗产研究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它们是独立的，还是结合在一起的？是提出了新的问题，还是为现有问题提供了新的答案？笔者相信，它们都可以实现，并且这样做可通过认识现有概念和理论化的局限性来重新设定遗产研究的议程，要求那些在该领域进行研究和写作的人明确其理论背景、学科权威以及注意到这些问题的意图。
严肃的理论建设需要实践。本文列出的每个框架都是有价值的，没有一个是多余的。此外，研究它们可能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或研究通过遗产实践理论框架使遗产本体理论更具有活力的可能性，也是有价值的。事实上，克努森与瓦德（Knudson ＆ Waade）在《重铸真实性：旅游、地点与情感》（Re-investing Authenticity： Tourism， Place and Emotions）中，[84]结合书中所提的理论，在对真实性的重新审视中已朝着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向迈出了一步。笔者猜想，通过积极使用表征理论或非表征理论来定位表征，以验证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表达方式，可能会有很多收获。[85]例如，有可能存在一条尚未探索的从非表征性到表征性，再通过对社会实践和表演性的深入理解而复归的路径；在某种程度上，这类似于从预知到认知反应，从情感到情绪表达的路径。所有这些还有待观察，但已足够表明这些理论立场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而不是继承或竞争关系。
那么，遗产理论中的思辨性想象到底能实现什么呢？对遗产的思辨性想象将使它能够从清晰明确的学科基础出发去阐明案例、相关事物实例以及物质、社会和文化问题，可以审查这些学科基础为人们的理解提供的内容，不是一些模糊的、描述不清的主题，而是能反映新观点和既定准则的细致入微的、积极的思考。我们的理论范围应该扩大，要考虑到那些可以供给遗产实践理论的学科的思考，由此，可以批判性地审视和重新检查遗产本体理论和遗产表征理论。
自始至终，笔者并不寻求统一的理论叙述，要寻求的是在构成复杂理论范围的一系列概念、“转向”、趋势、来源、定位之间发现接触点、互补性与对应关系的价值。一项议题也可能使现有的遗产概念偏离中心，可以研究使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变得更有趣和更重要的理论知识和渊源。在遗产研究中，离开遗产中心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无论是超越这件事去看，还是超越它所使用的表征和话语去看，囊括其与现实经验可能存在的其他关系都将收获很多。因此，笔者下一步就是运用更广泛的理论，通过重新界定研究范围，超越研究领域，重塑研究方法，以一种不仅推进遗产研究而且推进探究本身本质的方式，来重新塑造这个领域。这将为笔者在与遗产相遇、互动时探索遗产的意义提供一种议程和前进的动力，并且在一个更广阔的文化世界中去增添强有力的一笔。这对于笔者来说，就是遗产研究中的思辨性想象。
Framing Theory： Towards a Critical Imagination in Heritage Studies[86]
Written by Emma Waterton and Steve Watson[87]
Chinese version translated by Tang Lulu[88]
Abstract： Heritage theory has developed piecemeal over the last 30 years， with little progress made in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way the subject can or should be theorised. This paper identies som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theory in heritage， as well as the approaches and perspectives that have been formulated as a result. These are fram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disciplinary origins and can be viewed as theories in， theories of and theories for heritage. As frames through which heritage can currently be examined they are still employed in relative isolation from each other and we suggest， therefore， a way by which they might be considered as complementary， rather than competing approaches in order to provide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critical imagination in heritage studies.
Keywords：Heritage Theory， Framework Construction，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peculation， Imagine
[1]原文出处：E.Waterton and S.Watson，“Framing Theory： Towards a Critical Imagination in Heritage Stud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9， 6，（2013）：546-561.重设了中文关键词。
[2]作者简介：艾玛·沃特彤（Emma Waterton），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文化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史蒂夫·沃森（Steve Watson），英国约克圣约翰大学商学院教授。
译者简介：唐璐璐，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讲师。
[3]当然也有例外，参见L.Smith，Uses of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2006； D.Crouch，“Meaning， Encounter and Performativity： Threads and Moments of Spacetimes in Doing Tourism，” in L.Smith， E.Waterton，and S.Watson eds.， The Cultural Moment in Tourism，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19-37；R.Harrison，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London： Routledge， 2012。对术语进行了更严格的概念化。
[4]L.Smith，Uses of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2006；E.Waterton，“Branding the Past： The Visual Imagery of England's Heritage，”in E.Waterton and S.Watson， eds.， Culture， Heritage and Representations： Perspectives on Visuality and the Past， Aldershot： Ashgate， 2010， pp.15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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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B.T.Knudson and A.M.Waade， eds.， Re-investing Authenticity： Tourism， Place and Emotions， Bristol： Channel View， 2010.
[85]见H.Lorimer，“Cultural Geography： The Busyness of Being ‘More Than Representational'，”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9，（2005）：83.
[86]Originally published information： E.Waterton and S.Watson，“Framing Theory： Towards a Critical Imagination in Heritage Stud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9， 6（2013）： 546-561. This translation is permitted by the editors， publisher and the author.
[87]Author Bio： Emma Waterton Work at Institute for Culture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Australia； Steve Watson Work at Business School， York St John University， England.
[88]Translator Bio： Tang Lulu is a Lecturer at the Institute of Ar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