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景观的未来愿景[1]
〔澳〕波莱特·华莱士 〔澳〕克里斯塔尔·巴克利 著
张柔然 钟映秋 译[2]
摘要：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景观”类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推动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对遗产观念的认知及实践。2015年，文化景观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很少被运用到遗产保护、管理和土地利用的实践过程中。同时，一个新兴的遗产思辨研究团体认为，文化景观是世界遗产系统“被迫”采纳的新方案，旨在扩大遗产价值的范围。这种评论对遗产理论研究的确有促进作用，但缺乏对遗产实践者的引导。展望文化景观未来的愿景，应当在遗产实践中关注创新，将遗产理论运用于实践，并通过实践中反映出的问题影响理论发展；应当广泛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广泛听取社区居民、遗产管理者和研究人员的声音，从遗产地学习新的经验。
关键词：文化景观 遗产理论与实践 文化与自然融合 “知行合一”
近20年来，文化景观观念逐步被人们接受并被纳入遗产管理体系。面对新形势，需要重新规划议程并将重点放在新的优先事项上。故此，本文将借鉴以往以社区参与为基础的实践工作经验，思考新兴的遗产研究和跨学科领域的理论基础对于遗产实践的影响。本文将从几种相互关联的视角分析文化景观的成就、差距以及其潜在的未来，旨在提高文化景观遗产管理效用。所谓“文化景观遗产管理”，是对如何将文化景观的思想转化为遗产管理的实际领域这一过程的总体描述，包含了为与“遗产框架”或为遗产保护而建立的专业评估、保护、管理系统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文化景观构想”。这些构想包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社会和自然科学等学科中汲取的理论，为“文化景观实践”奠定基础。本文还将确定“文化景观目的”，这些目的是由社会背景和权力关系所决定的，具有政治性和争议性。
一 遗产理论如何帮助构想文化景观新愿景
遗产研究领域的学者，尤其是那些致力于“遗产思辨研究”的学者，主张21世纪的遗产运用应重新思考遗产的定义，重视遗产理论研究。[3]这样的呼吁能够促使文化景观研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利于文化景观的未来发展。[4]沃特顿（Emma Waterton）、沃特森（Steve Watson）认为，文化景观的未来应基于“遗产理论的批判性想象” 。[5]她们希望运用更广泛的理论来重新定义遗产研究领域：
通过重新定义遗产的研究范围，扩展现有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不仅能推进遗产研究，而且还会促进对遗产本质的探索。这将为我们提供一个议程和前进的动力，使我们能够在更广泛的文化世界中探索参与遗产意义的构建。[6]
在解释如何建立她们“对遗产研究的批判性想象”时，沃特顿、沃特森认为，有 “遗产理论的对象”（theories in heritage）、“遗产理论的现象”（theories of heritage）、“遗产理论的本质”（theories for heritage） 三种类型。[7]本文将讨论她们提出的三种理论类型，分析如何将这三种理论运用到文化景观遗产管理中，提出未来管理的新方向。
•“遗产理论的对象”，包含有关保护和管理遗产“对象”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的理论。该理论重点关注对有形特征（或属性）的保护，围绕对象/文物内在价值进行假设，为受同种狭义“遗产框架”影响的“文化景观构想”和“文化景观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遗产理论的现象”，将遗产视作一种产业或文化现象，促使人们对遗产的思考从关注对象转向社会、文化语境及意义。该理论能够促进“文化景观构想”的发展，形成包含“文化景观目的”在内的“文化景观实践”。该理论重新研究了人们普遍认可的遗产意义与变化的社会态度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对遗产框架的审视。
•“遗产理论的本质”，以人为研究对象，包括对个人遗产经历的自我反思。该理论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人与遗产的关系，不再将遗产局限于“物质”的观念。鼓励人们对“文化景观实践”的内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帮助人们在遗产理论和实践的协同工作中得到深刻的认识。
沃特顿、沃特森提出的三种理论类型在“文化景观构想”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反馈。文化景观的概念化（主要在文化地理学科内）始于自然景观的物质转化。[8]“文化转向”将焦点转移到文化的内在维度，即权力、政治和经济因素[9]；当前的焦点已经转移到考虑如何将文化景观视为人与周围环境之间具体、动态关系的呈现方式。[10]在“遗产理论的本质”这一较新的领域中，需要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为理论提供更多的信息。加拿大学者史密斯（Julian Smith）认为，人们不再应该是遗产的“客观观察者”，而应该成为遗产“积极的参与者”； “在后现代背景下对景观的保护需要更多的生态方法……[这些方法]不仅涵盖文化和自然系统，而且还应该将自然景观置于更大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景观之中”。[11]澳大利亚的丹尼斯·伯恩（Denis Byrne）、布罗克韦尔（Sally Brockwell）、奥康纳（Sue O'Connor）认识到，遗产管理的二元思维“使人们了解生态关系的概念以及人类与非人类在自然界的辩证纠缠关系变得困难”，这也说明了构建生态“文化景观构想”对于“文化景观实践”的意义；他们认为，文化遗产从业者所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如何让以保护自然为宗旨的从业者理解文化的意义，因此，实现文化景观遗产管理的“生态途径”，必须把文化视作地区生态不可或缺的部分，这需要文化和生态保护从业者之间进行“协调”，“这种协调性话语可以表述为将文化映射到景观内部，而非景观表层”。[12]
本文构想未来文化景观遗产管理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在该领域内已经开展的工作所提供的大量信息。这种能力，正是由“生态途径”“将文化映射到景观内部”的思想所指导的。因此，我们将在承认文化景观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探索其所面临的挑战。
二 审视：认可文化景观成就
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的新类别具有里程碑意义：
将文化景观引入世界遗产领域，使人们意识到这些景点并非孤立的存在，它们在时空上的文化联系超越了单一的古迹和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因此，这一概念对于保护区思维和遗产保护的整体发展具有示范意义。[13]
众所周知，世界遗产体系对文化景观理念的传播和认可产生了多重影响。[14]一方面，世界遗产巩固了1992年以前存在的文化景观遗产管理，使之更具有效性（例如，澳大利亚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和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制定的方法）；另一方面，人们不断尝试，将景观视为遗产，并将遗产置于更广泛框架内（承认自然和文化多种叙述，并融入非物质遗产）来保护。
“设计”（designed）、“有机演化”（organically evolved）、“关联性”（associative）文化景观的三种类别，已在包括澳大利亚的众多国家遗产体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15]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建立在对萨奥尔（Carl Sauer）文化景观概念化的共识之上的。根据他的观点，审视“景观形态”，就是观察诸如建筑结构、聚落、土地使用模式的物理形式，“文化景观是由一个文化群体从自然景观中塑造出来的。文化是主体，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16]他所提出的概念引人入胜、易于理解，并能够被纳入遗产框架，且不会挑战该框架的科学和实证主义基础。
此外，在自然和文化的融合方面也有所进展，尤其对于土著遗产，关联性文化景观类别的非物质层面将土著居民的文化与所居住的空间联系起来，使他们能够作为景观的一部分。[17]在许多情况下，土著居民表示文化景观更符合他们的文化观点和宇宙观。总的来说，文化景观的 “思想”“目的”“实践”似乎正在为更全面和以人为本的遗产概念开辟一条道路。[18]文化景观理念创造了新的表现空间和可视性，也让更多新的、更复杂的地方被视为遗产。
三 审视：未来文化景观的挑战
迪肯大学的约翰·列农（John Lennon）认为：
尽管澳大利亚承认并采纳了文化景观的概念，但除了一些土著人管理的地区——例如国际上公认的具有普遍的文化价值的国际示范区乌鲁鲁，对自然区文化价值的管理并没有得到改善。[19]
承认仍有一些紧张和不确定的问题存在，并不会削弱现有成就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观察到，有关文化景观遗产管理的对话陷入僵局，而早期的创新势头正在减弱。关于文化景观的历史和理论发展、概念框架的定义、类别和关键要素，以及赞扬文化景观遗产管理益处的案例的讨论，如今已是司空见惯。虽然这种熟悉是成就的标志，但我们想知道该对话的下一个步骤该如何进行，如何在我们参与的众多以文化景观为主题的专题讨论会上找到新的想法，而不是对我们已经足够了解的话题反复进行讨论。
在遗产学科中，我们一直立足于萨奥尔在1925年提出的文化景观的概念，或者受1979年伯克利学派所提出的文化景观框架的束缚。[20]因此，在与其他学科（例如文化地理学、环境科学、文化研究、人类学等）一同进行景观构想的调查和实验时，遗产研究失去了自己的节奏。我们发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定居者社会而言，我们努力尝试将更广泛的文化景观构想和实践纳入基于属性的遗产框架中，但这些遗产框架专注于土地利用和开发控制，因此在非物质性方面有所欠缺。
为了将这个“遗产框架”的含义以及它的工作原理形象化，我们想到了给儿童用的玩具，不同形状的物体只能被放入形状与之对应的孔中。通过这种视觉上的类比，我们认为，文化景观通常可以被看作一个复杂的对象，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将文化景观的构想、实践和目的强制转化为标准化的遗产模型。
在这些得到人们认可的成就的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文化景观遗产管理全球化做好准备之后，除了汤加里罗国家公园和乌鲁鲁-卡塔丘塔国家公园分别被重新定义为关联文化景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没有再获得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提名（尽管澳大利亚目前正在进行一些可能得到文化景观提名的项目）。
我们还面临遗产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多学科（或跨学科）协同运作并不总是可行的，资源越来越倾向于在新发展或土地利用的变化之前进行以遵从为导向的影响评估，从业人员越来越感到与学术同行渐行渐远。由于这些因素，人们可能会犹豫不决，并放弃已经确立的文化景观构想和实践，这减缓了20世纪90年代取得的进展。为了重新制定文化景观议程，以便能够专注于新的优先事项，例如 “生态途径”“将文化映射到景观内部”的思想，我们正在推广“知行合一”（knowing-by-doing）的理念。
四 “知行合一”理念
本杰明·霍夫（Benjamin Hoff）指出：
有时学者的知识比较晦涩，因为它与我们对事物的经验不符。换言之，知识和经验不一定是同一种语言。但是，来自经验的知识难道不比来自书本的知识更有价值吗？很明显，对于我们中的某些人来说，很多学者需要走到外面去嗅嗅，在草地上走走，和动物们聊聊天。或者类似的事情。[21]
地理学家海登·洛里默（Hayden Lorimer）也认为，那些真正接触到风景的人，以及接触并关注“细微细节”的人，能够更好地洞察未来理解和成长的可能性。洛里默认为，这种“权宜之计”（make-do）的方法可以产生丰硕的成果，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缺乏理论家所认为的对推进可指导实践的概念框架至关重要的严谨性和议程。[22]因此，我们强调自反性的必要性，即在着手“知行合一”时，我们会重新思考这些理论。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我们一直在收集研究案例，并认为自反性学习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在此提供两个案例，以阐释在本地环境下的创新。这些例子是打着遗产的旗号进行的，但它们并不依赖于遗产，有时甚至根本没有应用遗产框架。案例研究表明，重要的领导力和新方向可能来自当地方案的探索，单靠“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创新思路都有所欠缺。
案例研究一：新西兰赫罗范努瓦的奥豪河循环系统、蒂哈卡里沙丘湿地和马纳基·塔哈·莫阿纳
赫罗范努瓦地区位于新西兰北岛较低的西海岸，曾因满布本土鸟类的茂密森林和遍布鱼贝的水道而闻名。但由于与新西兰首都惠灵顿近在咫尺，赫罗范努瓦的环境遭到了破坏，该地区的沿海平原逐渐被畜牧业（尤其是乳业）占领。近期，人们选择摒弃拥挤的惠灵顿城市生活而转向赫罗范努瓦海岸的细分生活方式街区的空间。[23]
在众多变化中，唯一不变的是大量毛利家族和较大的部落群体以及几个非毛利家族对赫罗范努瓦海岸的占领。他们世代居住在该地区，耕种土地，目睹并痛心于周围环境的日益恶化。大型沙丘湖泊和湿地系统的排水被用于更为集约化的耕作，这给土地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污水污染了水道，摧毁了曾经丰富的粮食资源。
2000年，对退化的不满使得恩加蒂·托勒河部落（hapū of Ngāti Tukorehe）与该部落的农业企业“塔哈巴塔公司”（Tahamata）意识到，尽管他们无法让时间倒流，但可以解决人类改变他们周围环境所带来的一些更负面的后果。他们的第一个项目是，解决奥豪河循环系统（Ōhau River Loop Revitalisation）附近的问题，其流量由农民调节和控制，使该流域只剩下供牲畜饮用的淡水。恩加蒂·托勒河部落致力于恢复水道，使之对大海的潮汐流开放，并安装了一个不会伤害鱼类的闸门。
蒂哈卡里（Te Hākari）沙丘湿地恢复项目是该地区的一项关联计划，涉及恩加蒂·托勒河部落、当地的一所种植园以及新西兰保育部土地储备处（Nga Whenua Rahui）。[24]蒂哈卡里项目涉及种植和修筑栅栏、堰等部分，与此同时，恩加蒂·托勒河族裔（TeIwi o Ngāti Tukorehe）基金会致力于对“老者”（kaumātua）的口述历史进行数字化存档，这些历史涉及生物多样性、其家族的历史及其与该地区的联系。蒂哈卡里项目创建了一个存有大量航空照片的档案，致力于复兴本地的亚麻编织技术，恢复鳗鱼种群，并与老者、年轻人和其他对该项目感兴趣的社区合作伙伴建立包括“步行”（hīkoi）在内的培训计划。[25]蒂哈卡里项目采用包罗万象的方法，着眼于毛利人和非毛利人几代人对这片土地的了解，以及这些知识应该如何作用于减轻当前的退化。这与振兴该地区的生态、文化和精神价值息息相关，对于生活在此的社区来说至关重要。该计划还促使人们根据《1987年保护法》（Conservation Act 1987）关于沙丘湿地地区签订了一项盟约。
奥豪河循环系统和蒂哈卡里项目刺激了更大的合作研究项目马纳基·塔哈·莫阿纳（Manaaki Taha Moana），该项目由新西兰商业、创新和就业部资助。其成员包括拉卡瓦环境（Taiao Raukawa，恩加蒂·托勒河部落的一支环境科学团队）、瓦卡数码（Waka digital，一家毛利人主导的IT公司）、梅西大学人类环境与规划学院以及考斯顿研究所 （Cawthron Institute）。[26]来自不同团队的研究人员按照行动研究方法进行协作，开展诸如测量贝类种群数量下降并分析其对部落与人（iwi and hapū）的影响等活动。
史密斯·胡哈纳（Huhana Smith）评论道，这些相互关联的项目都致力于解决有关人类与环境福祉的联系问题，并遵循一个理念：“水路和陆地上的生命力增强了，社区会随之繁荣。”[27]
该案例的创新点在于：围绕“自然—文化”二元体系进行工作的自然资源管理项目研究，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创新和成果。尽管本案例研究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生物多样性研究项目，但由于管理问题需要考虑土地和水在文化认同、祖传关系和资源使用权方面的重要性，因此，每个项目都以文化景观遗产管理为基础。这些项目都认识到，保护环境不仅仅是孤立地照顾“自然”。我们可以看到，恩加蒂·托勒河部落的方法建立在将人“嵌入景观”并确保文化是生态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上。这些项目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它表明，关键的遗产研究和遗产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基于环境的需求）需要采用可持续性和生态系统的方法。
案例研究二：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格朗普雷景观
“格朗普雷”的意思是大草地或大田野，由17世纪80年代移居加拿大的法国人（阿卡迪亚人）命名。[28]它位于新斯科舍省芬迪湾的海岸，因其大量的堤坝系统得到认可。这些水闸结构可以使淡水从盐沼中流出，同时防止海水在涨潮时倒灌。[29]这些横跨沼泽地的堤坝为极端潮差的地区创造了可耕种的农田。除了精细的耕作技术，格朗普雷还被铭记为“阿卡迪亚人的家园”。[30]法国阿卡迪亚人是最早在北美大西洋海岸线定居的欧洲裔之一，格朗普雷的景观“与他们直接相关”。[31]然而，在阿卡迪亚人与一群英国新教定居者之间爆发了一场领土争端，这导致了许多暴力冲突，最终，在1755-1762年，超过14000名阿卡迪亚人被迫离开格朗普雷及其周边地区并被驱逐出境。[32]此后，被称为“新英格兰种植园主”的英国新教徒定居者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从1760年开始占领格朗普雷农业区。新英格兰种植园主继承了阿卡迪亚人的定居和耕作模式，扩大了第一批阿卡迪亚人建造的堤岸范围，并对其进行维护。[33]自此，阿卡迪亚人又回到了作为朝圣之地的格朗普雷。多年来，为了纪念他们“家园”的历史性错位，人们建立了纪念馆和纪念碑。
尽管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格朗普雷仍然保持着17世纪首批阿卡迪亚人定居者建立的线性、分散和低密度的居住模式。[34]由于认识到其遗产的重要性，格朗普雷当代社区于2007年进行了联合，共同致力于世界遗产的申报。世界遗产的申报准备历时三年，其中包括制定“2008年格朗普雷与地区社区计划”，该规划旨在“在具有重大环境、文化和历史意义的景观中反映社区对其未来的愿景”。[35]社区计划是在准备世界遗产提名的初始阶段编制的，说明了当地社区在承认格朗普雷遗产价值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社区计划的核心地位、更常规的管理计划以及政府当局对该地区未来保护所做出的承诺，说明了当地社区在指导遗产申报进程方面的关键作用。
格朗普雷各大公共机构、省级团体和当地居民的总体协调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作为加拿大格朗普雷国家历史遗址管理者的加拿大公园管理局、新斯科舍省政府、国王郡市政当局、国王区域发展署、阿卡迪亚民族协会、格朗普雷和地区社区协会、格朗普雷社区促进会（la Société Promotion Grand-Pré）以及格朗普雷沼泽机构（Grand Pré Marsh Body）。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其世界遗产申报评估报告中指出：“该遗产将从当地社区和阿卡迪亚社区对遗产细致的管理和保护中受益。”[36]
2013年3月，我们与来自格朗普雷的朋友们（Les Amis de Grand Pre）和苏蕾特-德拉佩（Susan Surette-Draper）一起参观了格朗普雷。她向我们透露，各个社区之间之所以能够紧密合作，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为将来而保护格朗普雷景观。她认为，全球变暖的负面影响是促使社区成员摒弃分歧的一个关键。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将格朗普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决议中也提到了这一问题，该决议特别指出了沿海不稳定性以及在海洋及沿海区域正在开发的风电场项目可能对格朗普雷景观产生不利影响。[37]
2012年7月，“格朗普雷景观”符合世界遗产标准第五、六款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表明人们对17世纪由阿卡迪亚人建立并使用至今的堤坝和排水系统的认可；同时，格朗普雷也成为纪念阿卡迪亚移民的标志性场所。[38]
自格朗普雷成为世界遗产以来，负责将众多格朗普雷社区团结在一起的格朗普雷景观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隶属于前国王区域发展署）于2013年5月被格朗普雷景观协会所取代。该协会有一个由在格朗普雷景观的某些部分具有管辖权/主要利益的组织组成的董事会（管理委员会），该董事会持续促进信息共享并构建伙伴关系。管理委员会定期召开向公众开放的董事会会议，邀请社区参与为落实世界遗产对格朗普雷景观的要求而采取的行动。[39]
该案例的创新点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通过关注社区历史和身份来发展文化景观遗产管理的示例。尽管以申报世界遗产为战略导向，但格朗普雷景观的管理模式仍是由17世纪80年代首批阿卡迪亚人制定的传统模式发展而来。显然，阿卡迪亚社区试图通过“遗产框架”（在本案例中为“世界遗产”）来证实自身的历史和当代身份。从文化景观的角度来看，社区团体、加拿大公园管理局和市政当局共同为格朗普雷制定了清晰的社区和管理计划，并为解决影响景观的复杂压力提供了实践基础，尤其是在海岸管理问题上。格朗普雷社区还利用世界遗产的地位统一各群体的理念和设计，在共同的愿景下对格朗普雷进行未来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遗产管理中，文化景观的影响逐渐变小，并且变得可以预测。原因在于，文化景观的构想和实践逐渐被禁锢在现行遗产管理系统中。然而，上述两个案例的研究却表明，遗产地在遗产从业者、土地管理者、政府机构的支持下正在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知行合一”，并取得了成果。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发现了遗产管理的创新、创造力和改进的成果。如何将这些从因地制宜的创新成果中学到的知识转移到规范的遗产框架中，还需要不断观察、倾听和尝试。
综上所述，围绕文化景观的“构想”“实践”“目的”构建遗产研究方向，这应该是“内在的”，而不是什么新观点。换句话说，由于文化景观牵涉到遗产的各种复杂方面和不同利益的相关者，它的未来不可能存在单一的路线图或完美的配方。然而，我们仍确定以下三个方面对重新制订文化景观遗产管理的议程至关重要。（1）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方向，模板工具不一定有作用，“遗产框架”也并非面面俱到。遗产管理者不断尝试将文化景观纳入“遗产框架”，建立起分类、阈值和决策系统，但其回报正在递减。这表明，或许应该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方法。实际上，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建立模板和一致应用的动力。我们需要一些正式认可文化景观遗产管理的系统，但这并不需要简化模板，也不需要强行编纂的准则，因为这些准则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我们更倾向于做出既能确定方向又能开辟可能性的安排。在这一阶段，我们既要有高层次的承诺，也要有对实施过程中的多样性的容忍度。（2）反思性的实践必不可少——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找到创新的地方。我们对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文化景观成就的认可只能体现出正在采取的举措的广度和深度。这些举措，致力于将文化景观遗产管理“构建”成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方法。格朗普雷的案例，是社区选择并策略性地使用“遗产框架”以实现预期结果的研究；而新西兰的案例表明，有些举措是在我们认可的传统遗产框架之外进行的。（3）我们需要跨越遗产实践和理论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重振遗产管理的方式需要我们关注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与遗产从业者、学者、其他学科的同事和社区共同努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中一些群体可能需要改变他们的立场。例如，遗产从业者需要对新思想持开放态度，学者需要提供更具建设性的解决方式，而非仅仅批判性地描述现行遗产框架的不利结果。然而，每一个这样的团体都需要通过“知行合一”的方式来完成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所创造的遗产管理文化景观的未来将产生一种跨越二元对立的直观对话。这种对话有足够的力量来振兴文化景观的“构想”“实践”“目的”，并为我们重新制订如何进行遗产管理提供动力。
Imagining a New Future for Cultural Landscapes[40]
Written by Paulette Wallace and Kristal Buckley[41]
Chinese version translated by Zhang Rouran and Zhong Yingqiu[42]
Abstract：The 1992 adop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as an additional category of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was supposed to be a ground-breaking moment for heritage management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s both countries had argued that the recognition of continuing and associative landscapes would change the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of heritage. Yet fast-forward to 2015， and one might be left wondering what happened. While there is no longer a need to convince people of the value of cultural landscapes in heritage management，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ideas and practices cultural landscape into our property-based “heritage frame” with its preoccupation with land use and development controls appears to have stalled. At the same time， a growing community of heritage studies scholars are critical of current heritage practices， and position cultural landscapes as an initiative that the World Heritage system was “forced” to adopt in order to “incorporate a broader range of values around heritage”.This critique of the under-theorised heritage field has had some stimulating effects， but falls short of providing guidance for practitioners. To consider the aspir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of cultural landscapes within heritage practice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we need to look at heritage theory and practice together， focussing on innovation wherever we find it and developing further theorisation through our experiences. We suggest that innovation can come from local settings away from more formalised heritage processes， where communities， practitioners， managers and researchers are trying new things as a result of their encounters with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where they are learning and “knowing-by-doing”.
Keywords： Cultural Landscapes， Heritage Theory and Practice， Culture-nature Integration，“Knowing-by-doing”
[1]原文出处：Paulette Wallace and Kristal Buckley，“Imagining：A New Future for Cultural Landscapes，”Historic Environment 27， 1（2015）： 42-56。本文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合作项目“文化—自然之旅”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探索‘非权威’利益相关者对中国世界遗产地价值认知”（编号51908295）；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编号TJGLQN18-002）阶段性成果。
[2]作者简介：波莱特·华莱士，新西兰普埃尔泰加遗产机构经理；克里斯塔尔·巴克利，澳大利亚迪肯大学讲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前主席。
译者简介：张柔然，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旅游科学委员会副主席；钟映秋，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本科生。
[3]参见M.F.Baird，“‘The Breath of the Mountain is My Heart’： Indigenous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9， 4（2013）： 327-340；R.Harrison，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3；L.Smith，Uses of Heritage，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06； J.E.Tunbridge，G.J.Ashworth，and B.J.Graham，“Decennial Reflections on A Geography of Heritage （2000），”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9， 4（2013）： 365-372； E.Waterton，L.Smith，and G.Campbell，“The Utility of Discourse Analysis to Heritage Studies： The Burra Charter and Social Inclu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2， 4（2006）： 339-355.
[4]P.Merriman，et al.，“Landscape， Mobility，Practice，”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9， 2（2008）： 197.
[5]E.Waterton and S.Watson，“Framing Theory： Towards a Critical Imagination in Heritage Stud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9， 6（2013）： 546-561.
[6]E.Waterton and S.Watson，“Framing Theory： Towards a Critical Imagination in Heritage Stud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9， 6（2013）： 558.
[7]E.Waterton and S.Watson，“Framing Theory： Towards a Critical Imagination in Heritage Stud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9， 6（2013）： 548-551.
[8]W.G.Hoskins，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London： Penguin， 1955；J.B.Jackson，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C.O.Sauer，“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 2， 2（1925）： 19-54.
[9]参见S.Daniels and D.Cosgrove，“Introduction：Iconography and Landscape，” in D.Cosgrove and S.Daniels，eds.，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10； P.Jackson，Maps of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D.Mitchell，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0.
[10]参见P.Merriman，et al.，“Landscape，Mobility， Practice，”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9， 2（2008）： 191-212； E.Waterton，“Landscape and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 in P.Howard，I.Thompson， and E.Waterton，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ndscape Studies，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3， pp.66-75； J.Wylie，Landscape，London： Routledge， 2007.
[11]J.Smith，Cultural Landscapes Theory and Practice： Moving from Observation to Experience， Berlin： De Gruyter， e-book， 2013， pp.49，56.
[12]D.Byrne，S.Brockwell，and S.O'Connor，Introduction： Engaging Culture and Nature， Canberra： ANUE Press， 2013， p.4.http：//press.anu.edu.au/titles/terra-australis/transcending-the-culture-nature-divide-in-cultural-heritage/pdf-download/.
[13]M.Rössler，“World Heritage Cultural Landscapes： A UNESCO Flagship Programme 1992-2006，”Landscape Research 31， 4（2006）： 340.
[14]参见G.Aplin，“World Heritage Cultural Landscap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3， 6（2007）： 427-46；C.Cameron and M.Rössler， Many Voices， One Visio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Farnham，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3； P.Fowler，“Cultural Landscapes of Brita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6， 3（2000）： 201-212；A.Phillips，“The Nature of Cultural Landscapes-A Nature Conservation Perspective，” Landscape Research 23， 1（1998）： 21-38；K.Taylor and J.L.Lennon， eds.， Managing Cultural Landscapes，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2.
[15]参见K.Reeves and C.McConville，“Cultural Landscape and Goldfield Heritage： Towards a Land Management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ic South-west Pacific Gold Mining Landscapes，”Landscape Research 36， 2（2011）： 191-207； Taylor， K.and Tallents， C.，“Cultural Landscape Protection in Australia： The Wingecarribee Shire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 3（1996）： 44-133.
[16]C.O.Sauer，“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 2， 2（1925）： 46.
[17]参见M.Kawharu，“Ancestral Landscapes and World Heritage from a Maori Viewpoint，”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 118， 4（2009）： 38-317； I.McBryde，“Travellers in Storied Landscapes： A Case Study in Exchanges and Heritage，” Aboriginal History 24（2000）： 152-174； L.Prosper，“Wherein Lies the Heritage Value？ Rethinking the Heritage Value of Cultural Landscapes from an Aboriginal Perspective，” George Wright Forum 24， 2（2007）： 117-124； T.D.Andrews and S.Buggey，“Canadian Aboriginal Cultural Landscapes in Praxis，” in K.Taylor and J.L.Lennon，eds.， Managing Cultural Landscapes， Abingdon，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71-253.
[18]参见S.Brown，“Applying a Cultural Landscape Approach in Park Management： An Australian Scheme，” Parks 18， 1（2012）： 99-110；L.Head，“Cultural Landscapes，”in D.Hocks and M.Beaudry，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427-439.
[19]J.Lennon，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Cul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in Australia， Submitted in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Melbourne： Deakin University， 2005， p.18.
[20]D.W.Meinig，“Introduction，”in D.W.Meinig， 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Geographical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1-7.
[21]B.Hoff， The Tao of Pooh，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2， pp.28-29.
[22]P.Merriman， et al.，“Landscape， Mobility， Practice，”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9， 2（2008）： 197-198.
[23]S.M.Smith，Hei Whenua Ora： Hapū and iwi Approaches for Reinstating Valued Ecosystems within Cultural Landscape，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Maori Studies， Palmerston North， Aotearoa/New Zealand： Massey University， 2007.
[24]新西兰保育部的一个分支，其宗旨是促进对遍及新西兰的毛利族拥有的土地生态系统的自愿保护， 具体信息参见：DOC nd-a， Nga Whenua Rahui，http：//www.doc.govt.nz/getting- involved/volunteer-join-or-start-a-project/start-or-fund-a-project/funding/nga-whenua-rahui/ nga-whenua-rahui-fund/.[accessed 23 May 2015]
[25]DOC nd-b， Te Hakari， http：//www.doc.govt.nz/getting-involved/ volunteer-join-or-start-a-project/start-or-fund-a-project/funding/nga-whenua-rahui/nga-whenua-rahui-fund/featured-projects/te-hakari/.[accessed 23 May 2015]
[26]一个企业研究中心，参见http：//www.mtm.ac.nz/。
[27]2013年4月18日与史密斯·胡哈纳的访谈。
[28]C.Rivet， World Heritage Nomination Proposal for the Landscape of Grand Pré， 2011，http：//whc.unesco.org/en/list/1404/documents/.[accessed 15 April 2014]
[29]C.Rivet，World Heritage Nomination Proposal for the Landscape of Grand Pré， 2011， http：//whc.unesco.org/en/list/1404/documents/.[accessed 15 April 2014]
[30]C.Rivet，World Heritage Nomination Proposal for the Landscape of Grand Pré， 2011， http：//whc.unesco.org/en/list/1404/documents/.[accessed 15 April 2014]
[31]C.Rivet，World Heritage Nomination Proposal for the Landscape of Grand Pré， 2011， http：//whc.unesco.org/en/list/1404/documents/.[accessed 15 April 2014]
[32]C.Rivet，World Heritage Nomination Proposal for the Landscape of Grand Pré， 2011， http：//whc.unesco.org/en/list/1404/documents/.[accessed 15 April 2014]
[33]C.Rivet，World Heritage Nomination Proposal for the Landscape of Grand Pré， 2011， http：//whc.unesco.org/en/list/1404/documents/.[accessed 15 April 2014]
[34]C.Rivet，World Heritage Nomination Proposal for the Landscape of Grand Pré， 2011， http：//whc.unesco.org/en/list/1404/documents/.[accessed 15 April 2014]
[35]Municipality of the County of Kings， Grand Pre ＆ Area Community Plan， 2011， http：//www.county.kings.ns.ca/residents/planning/grandpre.aspx.[accessed 15 April 2014]
[36]ICOMOS， The Landscape of Grand Pré（Canada）No 1404 ICOMOS Evaluation， 2012， http：//whc.unesco.org/en/list/1404/documents/.[accessed 15 April 2014]
[37]UNESCO， Committee Decisions 36 COM 8B.27 Cultural Properties-Landscape of Grand Pré（Canada）， 2012， http：//whc.unesco.org/en/decisions/4798.[retrieved 15 April 2014]
[38]UNESCO， Committee Decisions 36 COM 8B.27 Cultural Properties-Landscape of Grand Pré（Canada）， 2012， http：//whc.unesco.org/en/decisions/4798.[retrieved 15 April 2014]
[39]Landscape of Grand Pré Society， The Landscape of Grand Pré， http：//www. landscapeofgrandpre.ca/.[accessed 15 April 2014]
[40]Originally published information： Paulette Wallace， Kristal Buckley，“Imagining a New Future for Cultural Landscapes”， Historic Environment 27， 1（2015）： 42-56.
[41]Author Bio： Paulette Wallace is the manager of Heritage New Zealand Pouhere Taonga； Kristal Buckley is a lecturer at Deakin University， former Vice-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ICOMOS.
[42]Translator Bio： Zhang Roura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Shenzhen University.He also is a Vice President of ICOMO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Tourism； Zhong Yingqiu i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at the College of Tourism and Service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