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研究缘起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与留学生交流
1.国际化进程中留学生交流的产业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产业发展为契机，全球政治格局、经济格局、文化教育领域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化理念渗透到各个领域，高等教育也被卷入国际化浪潮。正如托勒斯（Torres，C.A.）和默雷（Morrow，R.A.）所宣称的：“也许没有一个地方比大学更加深入地被卷入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了。”[1]日本学者喜多村和之对大学国际化进行了专门研究，归纳出大学国际化通用性、交流性、开放性的特征。[2]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深入，世界范围的教育资源和劳动力市场竞争愈演愈烈，各国都将高等教育放在了优先发展的地位。高等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生教育更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的集中体现。
1994年底，世界贸易组织通过了《服务贸易总协定》，这份具有国际法地位的文件正式将教育纳入“服务贸易”的范畴，确立了高等教育的国际服务贸易性质，使之成为世界通行的13种服务贸易之一。[3]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学生跨国流动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人数增长迅猛，从2000年的2087702万人次增加到2012年的4528044人次，增长超过1倍。从全世界看，国际留学生总数占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近2%，而在许多国家这一比例甚至更高。例如，澳大利亚的国际留学生人数占其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18%，英国为1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成员的平均值已达到8%。[4]由此，国际化背景下，留学生教育已经成为营利性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全球对跨境教育需求的不断增加，通过接收留学生收取费用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外贸产业活动，跨境留学生教育演变为新兴的教育服务贸易。
2.留学生教育产业化的过程——从援助到贸易
回顾当代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程，各国的留学生教育在发展初期并非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是出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考量。二战后，美国率先推动留学生教育进程，宣称旨在促进国际的文化理解、消除片面的民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美国联邦政府推行所谓的“富布赖特奖学金”以及其他教育援助计划，对留学生进行支持，使留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冷战时期，留学生支持计划成为西方国家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工具。从20世纪50年代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实行“科伦坡计划”，对留学生进行援助。英国也开展一系列活动，对留学生提供资助，扩大留学生规模。由于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以及教育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性，越来越多的学生从教育欠发达地区向教育发达地区移动，以寻求较高水平的教育，留学生教育也逐渐从精英教育演变成大众教育。随着留学生人数的增加以及接收国对教育投入的调整，很多国家逐步减少甚至停止了对留学生的援助，发展到后来，接收国纷纷采取了留学生全费政策，如欧盟规定对来自其他地区的国际学生实行“全成本付费”政策，将留学生教育产业化。[5]留学生政策从传统的援助过渡到了贸易。以澳大利亚为例，1986年约有20000名受资助的留学生，只有2000名全费留学生。到1991年，只有6000名受资助的留学生，而全费留学生达到48000人，跨境教育服务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产业。[6]由于看到留学生教育的巨大潜力，很多接收国从贸易的角度来制定留学生政策，接收留学生成为许多国家高等教育部门增加收益的途径。
如果说二战后初期的留学生政策不仅仅是教育政策，也是政治政策、外交政策的话，那么现在的留学生政策不仅仅是一项教育政策和外交政策，更是一项经济政策、贸易政策。尽管教育能否作为产业在各国内部引起过不同程度的争论，但是，国际范围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留学生教育作为产业已经迅速发展起来了。事实上，高等教育服务已经成为最大、最具有活力的服务产业之一，留学生政策的性质也完成了从援助到贸易的历史性转变。
3.留学生教育产业的综合收益以及欧美各国接收留学生政策
留学生教育产业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同时也带来了其他效益，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留学生缴纳的学费、生活费用成为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2）留学生的存在扩大了技术移民的选择范围，使拥有较高技术水平和相当文化适应力的留学生便于充实到接收国的劳动力市场中，解决发达国家少子化、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问题；（3）留学生在国际的流动起到了强化接收国与输出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相互关联的作用，便于接收国传播自身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4）在新兴国家鼓励利用跨境教育来提高自身的高等教育水平之际，接收其留学生，可以提高留学生接收国的国际声望；（5）接收国在缓解留学生输出国的升学压力、优化输出国劳动力市场人才结构的同时，可以促进与留学生输出国之间的经贸合作。美国著名学者阿特巴赫（Altbach）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发达国家接收外国留学生的行为都与该国基本的政治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接收留学生最多的国家都是世界强国，它们都把接收外国留学生视为保持自己在第三世界中影响的重要手段。[7]基于以上主要对接收国而言的收益，近年来欧美亚各国和澳大利亚不遗余力地扩大留学生教育的规模。实际上，留学生带来的收益对这些国家的教育机构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促使它们参与国际教育市场的竞争，积极推销自己，以获得更多利益。
1999年欧洲发起了“博洛尼亚进程”，旨在整合欧盟的高等教育资源，打破各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壁垒，提升欧洲国家高等教育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2010年《博洛尼亚公约》开始实施，规定签约国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毕业证书和成绩都将获得其他签约国家的承认，签约国的大学毕业生可以毫无障碍地在其他欧洲国家申请硕士课程学习或寻找就业机会，以实现欧洲高等教育和科技一体化，建成欧洲高等教育区。[8]欧洲以外的美、加等国也纷纷出台留学生政策，以期本国留学生数量得以增加，质量得以提高，促进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据经合组织2002年估计，在接下来的20年里，接受某种跨境形式教育的大学生将达到500万人。教育国际化成为时代趋势，教育出口亦成为一些国家的主要产业。由于国际市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及跨境教育带来的丰厚收入，未来国际教育产业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保持迅猛发展的势头。受全球突发疫情的影响，今后一个时期，可能会出现逆全球化动向，国际的教育交流将出现重大变化，人员的交流受限，跨境线上教育将会发挥较大作用。
目前国际社会已普遍认识到留学生教育产业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收益。如何顺应世界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潮流，结合本国特点，研究制定适合自身的留学生政策，进一步扩大留学生规模、提高留学生教育质量已成为各国共识。
（二）中国的留学生交流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高等教育获得了迅猛的发展。随着境外教育市场的扩大和中国高等教育在质量、数量和层次上出现的供求矛盾，20世纪8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了跨境求学。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4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为45.98万人，较2013年增加了4.59万人，增长约11%。从1978年到2014年，累计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了351.84万人。[9]2019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64.27万人。[10]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提高，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热潮，中国也深刻地认识到留学生教育的战略地位。2004年国家成立孔子学院，大力推广汉语教学事业，同时大力拓展以中医药、艺术等为代表的语言文化以外的学历教育，留学生教育得以迅速发展。2011年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突破29万人，之后留学生人数增长迅速，2017年共有来自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48.92万名留学生，2018年留学生人数达到49.2185万人。[11]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迅速，在教育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00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12]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世界上留学生输出第一大国和接收大国之一，但中国留学生教育存在学科狭窄、教育水平不高等问题，各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以经合组织成员外国留学生占本国在校大学生人数3%的标准计算，中国每年接收的留学生要达到114万人。据2005年相关资料统计，世界一流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已占到学校总人数的15%以上，如斯坦福大学为21.8%，哈佛大学为20%，麻省理工学院为21.7%，牛津大学为22.5%，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生部外国留学生所占比例更是高达60%。而中国留学生人数只占高等学校在籍人数的0.5%左右，接收留学生最多的北京大学为10%，清华大学为5%。[13]近年，随着留学生教育的推进，2019年，北京大学留学生人数超过8000人，占在校生人数的20%。
在扩大留学生规模，尤其是提高留学生质量、积极探讨和制定留学生政策已经成为时代潮流的今天，中国须直面这一课题，积极研究他国的案例，吸取先进经验，制定科学的留学生政策，从而促进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发展，提高高等教育水平，增强综合国力。《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更是明确指出：实施留学中国计划，打造国际留学中心，努力将中国建成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全球教育高地，吸引国际优秀学生来华留学，全面提升来华留学生质量，使中国成为世界重要的留学目的地国家。[14]
（三）日本的留学生交流
教育国际化就是将一国的教育放在国际社会的大环境中，用国际的视角来看问题，培养国际化的人才。早在1965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的咨询报告《所期望的人》里就提出了教育国际化的主张。1974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在为文部省提供的咨询报告《关于教育、学术、文化的国际交流》中又阐明了日本教育国际化的基本观点和措施：日本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应使每个国民对本国及他国文化怀有深刻理解，使日本国民在国际社会中受到信赖并得到尊敬。20世纪70年代，日本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推动了进出口贸易的较快增长。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制度等，日本与其贸易对象国、投资对象国时常发生矛盾与冲突，迫切需要改善国际关系。1977年，首相福田赳夫访问东南亚各国时提出不做军事大国、建立心心相印关系的“福田主义”，1979年首相大平正芳又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环太平洋合作圈等”。[15]80年代以来，日本出于政治考虑，积极开展和亚洲其他国家以及欧美各国的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旨在消除与各国之间的矛盾，增进理解，为政治、经贸活动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明确提出了建设“国际国家”（政治大国）的口号，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到2000年接纳10万名留学生，培养“知日派”，强化日本与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16]此后，随着国费留学的开展和自费留学签证审查等政策的放宽，在最初的几年，日本留学生人数迅速增长。但是，由于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的形成与迅速崩溃，该项政策的实施经历了曲折和反复，2000年并未顺利完成计划，直到2003年，日本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在籍留学生人数达到109508人，才实现了其1983年提出的接纳10万名留学生的目标，日本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世界主要留学生接收国。在完成留学生10万人计划后，日本将重心转移到提高接收留学生质量和引导日本学生赴海外留学的方向上。2008年，随着全球范围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留学生教育产业的迅速崛起以及日本国内少子化和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问题日益严重，日本开始重新审视留学生事业，日本各界日益意识到留学生产业不仅是促进与各国交流、提升日本国际形象、培养知日人士的有效途径，更是增加教育收入、拉动内需、补充优质廉价劳动力、服务少子化和老龄化社会的良方。2008年7月，日本正式制定了“留学生30万人计划”，计划到2020年，在日本的留学生人数达到30万人，以此作为全球化背景下，日本积极参与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获取优秀国际人才、解决老龄化和少子化带来的劳动力和消费不足问题、提高国际地位、提高教育研究水平、增强日本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措施之一。
综上所述，之所以选取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从留学生10万人计划到留学生30万人计划）作为本书研究的内容，主要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留学生教育趋向产业化，各国都在积极探讨留学生政策，大力发展留学生事业，日本作为亚洲的留学生接收大国，其留学生政策与国际大趋势相契合，具有典型性的特征。留学生政策是日本教育国际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研究其变迁可以丰富我们对日本教育国际化整体的认识。第二，面对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国意识到教育交流合作的重要性。《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要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全面提升来华留学生质量，增强综合国力，这就需要制定接收留学生相关政策。研究日本留学生政策可以为中国制定接收留学生政策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此外，笔者对日本留学生政策的长期关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笔者曾经作为国费留学生[17]赴日留学，之后在从事日语教学和留学生教育实践的20年中培养了大批学生赴日留学，并接触了大量留学交流事务，既是日本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亲身经历者，又是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参与者，研究日本留学生政策的变迁能够为笔者曾经和未来的工作提供有益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指导。
二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问题
本书试图运用倡导联盟理论来系统分析当代日本，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留学生政策的变迁，尤其是在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作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主要形式的留学生教育，其政策制定的背景、影响因素、决策过程以及实施、评价等。按照研究推进的顺序，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留学生政策的演变过程。从1983年至今，日本留学生政策经历了留学生10万人计划、过渡期新的留学生政策、2008年开始的留学生30万人计划三个时期。本书将分析这三个时期政策制定的背景，政策的主要特点、具体内容以及实施效果、评价等。
第二是明确影响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的因素及其作用。在确认倡导联盟理论具有适切性的前提下，运用该理论对影响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的各种外部系统、内部系统、子系统的构成进行筛选和梳理，区分重点，按照重要性和政策形成顺序一一进行分析，剖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和所起的作用。
第三是研究日本接收留学生信念的演变。对日本接收留学生的信念进行详细分类研究，将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接收信念与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接收信念进行归纳总结，呈现其不同之处并归纳反对接收留学生的信念，然后进一步考察不同信念联盟在输出信念过程中的实力对比，其中支持接收留学生的联盟深刻影响了决策层的信念形成。
第四是研究日本留学生政策发生变迁的过程。分析留学生政策子系统政策制定过程、留学生特别委员会所起到的协调沟通作用，并考察留学生30万人计划数值目标的确认、政策的形成与交锋过程、实施状况与存在问题等。
第五是研究倡导联盟理论下日本留学生政策的变迁机理与特点。针对影响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因素，思考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可以为我们提供哪些启示与借鉴。
（二）研究意义
研究日本留学生政策具有以下诸方面的积极意义。
第一，丰富我们对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的认识。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是国际化背景下教育政策变迁的典型案例，突出体现了国际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反映了国际化对教育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要求，其划分阶段明确，目标清晰，特点显著，国际关注度较高。系统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的过程，可以丰富我们对日本教育政策制定和变迁的认识。
第二，弥补了目前学界缺少对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研究的缺憾。关于日本留学生政策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均有所涉及，但目前的研究多是将其作为单个政策来进行分析，分别研究留学生10万人计划和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成果较多，关注一定时期内政策的变迁并将两个政策放到一起来进行梳理、对比分析、着重其变迁过程来讨论的研究成果较少。反观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政策变迁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的研究需要有所充实。
第三，目前学界缺乏以经典理论为支撑的对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的系统和专门研究，缺乏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本书拟对此进行尝试。当前的中日留学生政策研究往往局限于对政策本身的解释性介绍，其政策分析也往往停留在表面，较少从理论层面关注留学生政策，尤其缺乏运用经典理论来分析其政策制定过程、剖析政策制定机理的研究。从篇幅上来说，多是综合性的短篇介绍或者评述，鲜见系统化的较为详尽、以经典理论为支撑的研究。在研究范围上，对日本留学生政策的研究往往只讨论日本的情况，很少将其放在国际大环境下来探讨。在研究深度上，对于一些深层次问题未做合理的交代，比如许多研究在解释留学生30万人计划时很少提到为什么是30万人，或者即使提到也没能分析出其标准制定的内部机理源于何处，从10万人留学生政策到30万人留学生政策有着怎样的理念上的传承和突破等。本书试图通过倡导联盟理论来对影响日本留学生政策制定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和归纳，从教育政策学及教育政策研究的视角，阐明当代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的机理，并对未来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提出展望，充实国内教育政策领域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
第四，研究日本留学生政策能为中国留学生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和启示。近百年来，日本是中国人留学的主要目的国之一，日本近代教育体制曾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亚洲教育发达国家，日本在历史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较之欧美国家与中国更为接近，同时，中国2010年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正在经历类似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的过程，日本的经验对于中国十分重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其留学生教育发展处于后进地位，与其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适应。中日两国尽管发展阶段不同，但在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方面，中国面临的任务与日本有相似之处。研究日本留学生政策可以为中国在接收留学生以及向日本和其他国家派遣留学生、进行留学生服务管理等方面提供政策制定的借鉴和参考，可以帮助我们总结并反思中国接收留学生政策变迁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未来接收留学生政策的制定提供理性的参考。
第五，本书开拓了后续研究的领域。本书关注的重点并不只是教育政策的出台，而且是通过研究影响政策制定的因素来预测政策的效果以及如何科学、有效地制定、实施、评价政策。
综上所述，本书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三 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倡导联盟理论
在新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后现代政策理论中用于分析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有“制度选择理论”、“政策过程的阶段启发法”、“多源流分析理论”、“政策传播框架”、“大规模比较研究方法的因果漏斗框架”、“间断—平衡框架”以及“倡导联盟框架”等，这些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解释政策的制定，同时，每一种理论都有其自身特点和局限性。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依据研究目的的不同，应该选择不同的理论工具。为了寻找和确认最佳理论工具，笔者花了大量时间认真了解和研究了以上理论。通过对理论基础的学习和分析，发现在众多的研究理论中，倡导联盟理论是一种比较有创见性、解释力和发展潜力的理论模型，适于解释一定时期内政策的变迁。笔者依据本书的特点和需要，决定选取倡导联盟理论作为分析留学生政策变迁的主要理论框架，同时涉及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理论以及全球化相关理论。“倡导联盟”（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简称ACF）也叫“支持联盟”，由于其日语翻译为“倡导联盟模型”（唱道連携モデル），因而，本书采用中日共通的“倡导联盟”说法。
1.倡导联盟理论的内容
1987年和1988年美国政策学者萨巴蒂尔和简金斯·史密斯发表了两篇论文，系统阐述了“倡导联盟框架”的主要观点。1993年，萨巴蒂尔修正了其中的一些概念和结构。2005年，萨巴蒂尔再次进行了修正。倡导联盟框架一经提出，立即被学界广泛认可和接受，并迅速用于诸多政策领域的分析和解释。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政策领域中，倡导联盟框架显示出了很强的分析力，在教育政策中的研究也获得了成功。倡导联盟理论备受英、美、加等国学者推崇，成为新兴的政策研究理论。[18]在倡导联盟理论中，进步主义模型、利益组织竞争模型、意识形态冲突模型三种政策分析模式得到了进一步整合，共同的信念体系代替了共同的利益。
尼尔森将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所信奉的科学主义观念称为进步主义模型。进步主义运动认为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要具备科学和理性，必须引入专家治国的理念。政策制定要以客观、科学为准绳，抛弃自身的价值先念，在利益斗争中保持中立，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决策过程就是在大量的信息中进行比较鉴别，在诸多政策建议中选择、确认实现利益最大化方案的过程。因此，政策分析与决策过程是获取信息、进行科学整合的过程。利益组织竞争模型认为政治过程是不同组织的利益互相角逐的过程，这些相互竞争的利益组织试图对政府决策机构施加影响，从而使政策服务于他们的物质利益。因此，政府决策机构被视为物质利益的代理人，政策分析就是为了澄清政策目标，并为实现这一政策目标提供最好的政策工具或手段。对于政策研究者来说，政策研究就是为决策者提供可以支持他们政策偏好的信息、工具和知识，可见，这种强调政策研究的决策过程与进步主义所强调的客观中立的旨趣形成了对比。所谓意识形态冲突模型，就是人们对社会问题做出思考的基本方式往往基于长期形成的对事物的基本认知和价值信念，由此，决策过程成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冲突、竞争的过程，意识形态支持下的信念价值的地位远远高于某个特定组织所追求的利益。[19]
在上述三种政策分析模式的基础上，萨巴蒂尔构建了倡导联盟分析模型。
与以往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合体形成的政策共同体不同，倡导联盟是以是否具有某种共同信念体系为标准而集合形成的政策共同体。尽管在具体利益诉求上，其成员内部有不同的表达，但在由基本的价值观、信念、判断而形成的对某一议题的认知体系方面，各成员之间是高度一致或趋同的，从而便于形成比较稳定的信念体系，进行长期深度的协作，直至形成其信念主张。因此，倡导联盟所关注的并非相同的利益，而是对事物持有的共同的信念体系。倡导联盟理论认为，在人们对某个议题关注的过程中，依据自身的认知和判断形成不同的联盟，不同的联盟试图把各自的信念体系展示、传导出去，并通过不断宣传自己的信念来巩固自己的联盟。在信念交锋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联盟所持有的信念将影响决策过程，其信念所支持的主张最终成为公共政策（见图0-1）。
图0-1 2005年的ACF范式
资料来源：Paul A.Sabatier，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Cambridge：Westview Press，2007，p.202。
2.倡导联盟理论与本书的契合性
笔者在选择理论工具时，对众多的理论进行了对比，并选取了其中一些理论进行尝试，最终认为倡导联盟理论较之其他理论更适合用来分析日本留学生政策的变迁。原因如下。
第一，倡导联盟理论较之其他理论更强调政策变迁的动态过程，尤其是10年或更长时期的政策变迁。本书以日本两个著名的留学生计划——留学生10万人计划和留学生30万人计划为中心，时间从1983年到2008年，前后25年的时间跨度，与倡导联盟框架所提出的研究模型的时间跨度基本相契合。
第二，倡导联盟提出了一个区分次要、主要政策变迁的标准，主要的变迁是政策核心方面的变化。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的标准十分明晰，具有典型性和划时代的特征。如果说其他研究需要在甄别阶段划分上着力的话，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则具有分水岭般的阶段划分。两项留学生计划由于基于不同的信念体系，恰恰契合了倡导联盟理论根据理念而变迁的特色视角。
第三，日本留学生政策的变迁从表面上看涉及诸多外部因素和内部机制，但实际上，信念的变迁才是导致政策变迁的根本的、核心的因素。倡导联盟理论特别强调共同的价值信仰在政策子系统中的功能和作用，日本留学生政策正是由于从20世纪80年代为缔造“政治大国”而对国际社会做出“知识贡献”的信念转变为促进教育国际化、开展教育服务贸易、争夺优质劳动力资源、获得经济利益、增强自身综合国力的信念，从而进行了政策变革。倡导联盟理论能帮助我们从纷繁复杂的众多因素中厘清政策变迁的真正机理，也便于理解对政策起决定作用的联盟在信念一致的情况下，改变政策的可行性。
第四，倡导联盟理论的子系统的成员不仅包括传统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其他一些利益集团，还包括一些新兴集团，如政策研究者、政策分析者、新闻记者等，他们在政策思想的产生、传播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0]具体到日本留学生政策的变迁，首先是审议会的教育专家和经济界人士的信念体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活跃在政策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的所有层级的政府人员，主要是以文部科学省为代表的相关省厅工作人员。关于媒体的影响，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新闻对社会舆论导向、政府的决策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一定时期内关于留学生签证政策的变化与特定时期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有一定的关联，对留学生犯罪现象的报道直接影响社会舆论、影响联盟成员对接纳留学生意向的变化等。鉴于媒体对政策决策的重要作用，笔者专门收集整理了日本主要报纸的相关代表性报道，从中发现了大量宝贵资料，梳理出媒体体现的社会各个阶层对留学生政策所持有的信念。同时，日本十分重视利益集团的作用以及教育研究者和政策分析者的资政作用，教育审议会和各种恳谈会在政策制定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如此类的因素在倡导联盟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被层次清晰地提炼出来，成为理解留学生政策变迁的重要线索。
第五，目前查询到的资料显示，在教育领域，利用这一理论解释美国教育中的反种族歧视、密歇根州的教育改革和加拿大的教育政策取得了成功，[21]也有日本学者利用倡导联盟理论分析日本综合开发计划政策、中国学者利用倡导联盟理论分析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的政策变迁等先例，[22]说明该理论框架在教育政策分析方面，尤其在日本政治体制下的教育政策形成分析方面具有可行性。
3.倡导联盟框架下的日本留学生政策
按照萨巴蒂尔2005年的ACF范式，影响留学生政策变迁的因素包括以下几类：相对稳定的变量、系统外部事件、联盟长期机会结构、子系统的规范和资源以及不同政策联盟的政策理念、政策资源和政策掮客。由于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的特殊性，需要对萨巴蒂尔的倡导联盟框架做出一些修正。通过对影响留学生政策变迁各个因素的缜密筛选和分析，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的倡导联盟框架构成如下（见图0-2），其中包含：相对稳定的变量、系统外部事件（非稳定变量）、联盟长期机会结构、子系统的规范和资源以及起沟通和协调作用的恳谈会（政治掮客）等。在日本一党优势的政治体制下考察留学生政策的变迁，发现外部事件中的政权更迭对重大政策变迁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在具体子政策的变迁中有一定影响），同时，由于日本政党间相对比较松散的结构，一党优势并未从根本上妨碍决策系统的开放性，自民党内部也存在分歧与论争，加之还出现过多党联合执政的阶段，因此尽管存在一党优势的特征，但并不影响对该理论框架的选择。灾难性突发事件（如2011年福岛核电站泄漏）会严重影响留学生政策的实施，并影响相关后续政策的跟进，但由于其发生在政策重大变化之后，并未影响2008年政策的出台，故未将其纳入分析框架。
图0-2 日本留学生政策的倡导联盟框架
除倡导联盟理论之外，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理论也为本书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理论认为，高等教育服务是“指国与国之间主要出于经济目的而进行的关于高等教育输入与输出，它属于一种国际服务性贸易”。建立在普遍理性主义理念上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理论认为，教育系统可以像其他实物形态的商品贸易一样，从其社会、文化中分离出来，作为单独的个体参与服务贸易活动，[23]跨境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形式。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理论认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组织效率、政府政策和文化传统等五方面内容构成决定因素。[24]这五个方面的内容与本书利用倡导联盟理论筛选出的影响政策变迁的因素存在重合，其中政府政策因素正是本书的研究重点。
在解释留学生政策制定的背景以及实施评价方面，本书引入全球化理论。全球化理论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系统不再仅仅受制于本国政府和市场，而且被置于国际组织、本国政府和全球市场等更加广阔的视域内。所以考察日本留学生政策的制定要时刻结合全球化理论所揭示的全球市场对本国政策的影响。全球化理论支撑的“高等教育组织的同质异晶体说”认为，国家的政策制定机构通过政策规范的强制压力将来自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规范和压力输入具体的高等教育院校。高等教育院校是最终实施留学生政策的机构。按照这一学说，留学生政策的实施要受到国际机构、国家层面、高等教育系统本身三方面的影响。[25]本书的研究对象表面上是日本的留学生政策，但它不同于其他政策，其制定尤其是实施效果不仅与高等教育系统有关，也与其他国家的派出政策、国际大环境、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日本的国际地位等息息相关。
综上，本书以倡导联盟理论为分析工具，借鉴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理论以及全球化理论来分析、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留学生政策的变迁，揭示其变迁的内部机理、外部系统制约因素及变迁的意义和评价。
（二）研究方法
本书在分析过程中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文本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
1.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法是常用的研究公共政策的方法。文本是由特定的人制作的，文本的语义不可避免地会反映人的特定立场、观点、价值和利益。因此，根据文本内容，可以推断文本提供者的意图和目的、文本制定的过程与结果。笔者收集了大量国内外各级机构出版的涉及日本留学生政策的图书、论文、研究报告、政府发布的政策文件、法律法规、领导人的相关表述、会议记录、调查报告、新闻媒体的报道，特别是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大量纸质和数字化文件，这些文献资料构成了文本分析的材料。通过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分类，对其内容进行梳理，提取研究所需的有价值的文字表述和相关数据，做深入分析和解读，探求其政策变迁的内部机理，寻求其内在的因果联系。
2.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也称为对比分析法，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一定联系的事物进行相似性或相异程度研究与判断的一种方法。在比较教育学中，比较法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制度或教育实践等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各国或各地区教育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26]比较研究法按照比较标准的不同，可以分为如下几类：按照时空维度，有时间上的纵向比较和空间上的横向比较；按比较的目的视角，有相异事物的求同比较和相同事物的求异比较；按比较的性质和数量，可分为定性比较与定量比较；按采集材料的内容涵盖，可分为单向比较和综合比较；按比较的聚焦程度，可分为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等。本书涉及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教育服务贸易情况的对比，涉及留学生10万人计划与留学生30万人计划动因、提出议案的过程、决策的程序、结果、评价和影响，尤其是对比了两个政策在信念方面的区别，而这正是留学生10万人计划向留学生30万人计划变迁的根本原因。
（三）研究思路
本书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导论主要论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留学生政策的研究缘起、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运用倡导联盟理论的适切性、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以及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为尽可能充分掌握资料，本书用较大篇幅进行了相关研究的综述，分析这些论著的研究结论及其存在的问题，为本书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第一章首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留学生政策的发展阶段进行考察，1983年到2003年是第一个阶段，回顾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动因、制定、实施、效果与不足；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到2007年留学生政策过渡期，或称新政策的酝酿期；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留学生30万人计划出台以及实施。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问题，与亚洲其他国家存在隔阂，由于贸易摩擦，与欧美国家存在纷争。在教育领域，通过教育的国际比较，日本意识到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意识到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落后。为了消除隔阂、解决纷争、开展国际化教育，日本于1983年出台了留学生10万人计划。虽然到2003年实现了留学生10万人计划，但也遗留了许多问题。从2003年到2007年，日本总结、反思留学生10万人计划，提出继续扩大接收留学生数量、提高留学生质量、改善留学生接收体制、酝酿新的留学生政策的主张，可称为两个留学生政策的过渡期。经过五年的准备和酝酿，2008年新的留学生政策——留学生30万人计划出台。对比两个留学生政策，发现留学生30万人计划在数值、目的、制定过程、实施部门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变化的发生？为了了解留学生政策变迁的机理，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第二章到第五章，详细研究促成留学生政策发生变迁的各个因素，区分影响留学生政策发生变迁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按照倡导联盟理论，制约政策变迁的系统包括外部参数、内部参数及政策子系统。外部参数包括相对稳定变量和非稳定变量，内部参数包括政策系统开放程度以及联盟长期机会结构与共同信念、政府规范与资源。第二章重点分析影响留学生政策变迁的外部稳定变量，包括四个部分——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微妙的国际地位、多元的议会内阁制和慎重的移民理念，分别分析其产生的多重复杂影响。第三章分析影响留学生政策变迁的外部事件（非稳定变量），包括由盛转衰的日本经济历程，产业化、普及化的高等教育，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少子化社会趋势，竞争激烈的国际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关注度较高的大众传媒等。第四章分析留学生政策系统内部参数，即政策系统的开放程度、联盟构成、信念凝聚、信念输出等。第五章分析留学生政策子系统——政府规范和资源，包括相关省厅、审议会及其职责，阁僚决议与阁僚恳谈会等政策决策的程序。
第六章回到第一章所提出的问题，先阐述接收30万名留学生的理论依据，然后详细分析留学生特别委员会的会议文本，剖析决策经过，论述支持联盟与反对联盟进行的交锋以及留学生30万人计划实施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结语部分针对第一章所提出的问题，综合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影响因素以及第六章的变迁过程，剖析从留学生10万人计划到留学生30万人计划制定过程中发挥影响力的各个变量及其作用机理，找出核心因素，对影响变迁与实施的因素进行分析，并指出倡导联盟框架下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的特点，同时对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给予评价。
（四）研究框架
如图0-3所示，本书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论述。首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过程，即从留学生10万人计划到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历史变迁做一梳理；其次，运用倡导联盟理论分析外部系统的稳定变量和外部事件，内部系统中关于联盟与信念的结成与信念输出以及政府资源、规范；最后，分析留学生政策子系统内实现变迁的过程，并总结日本留学生政策变迁的特点。
图0-3 从留学生10万人计划到留学生30万人计划变迁研究框架
四 概念界定
（一）留学生
“留学生”一词作为中日共同使用的词语，其历史可追溯到唐代。随同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求学的人员，学成回国的被称为“还学生”，滞留中国不归的，即“留下来”的学生被称为“留学生”。到了近现代，“留学生”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在中国，“留学生”的定义为：以学习为目的留居我国、具有高中毕业学历或同等学力、在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及科研机构注册学习或进修、持普通护照的非中国公民。与此同时，我们将拥有中国国籍但到海外求学的学生也称为“留学生”，此一意义上的留学生是指在国外学校学习的学生，而不局限于在高等教育机构注册学习的学生。近年来中国赴外留学学生呈现低龄化倾向，中小学阶段亦存在留学现象。
在日本，“留学生”不仅指具有外国人和学生的双重身份，还与其拥有的在留资格和签证种类有关。根据日本《入管法》规定，“留学生”是指在日本的大学、专修学校、高等专门学校学习或者在国外接受过12年教育、预备升入日本大学而在日本相关的教育机构接受教育活动的学生，换句话说，狭义的“留学生”指的是在日本的大学、研究生院、专门学校学习或在上述机构的预备机构里学习并准备升学的学生。另外，法务省在2009年前对留学生的解释为：居住在日本，在日本的大学、大学院、短期大学以及高等专科学校接受教育（或者在上述机构接受大学预备教育）、持有留学签证的外国学生。[27]与此相对，在日语学校或者其他各种学校以“就学”签证到日本学习的人员被称为“就学生”。“留学生”和“就学生”在管理机构、停留时间、资格外活动甚至购买学生车票、参加医疗保险等方面的待遇大相径庭。“就学生”在国际社会中是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造成包括表述不同在内的许多问题，比如从中国赴日本语言学校学习的学生，在中国叫“留学生”，却不被计入日本“留学生”的数字内。但是，2010年随着就学签证和留学签证的一体化，“就学生”概念消失，统称为“留学生”。持其他签证，如家属团聚等在日本的中小学等学校机构长期学习、短期体验学习的外籍学生的身份按照其居留资格划分，不纳入留学生的讨论范围，其数字不计入留学生统计。具体考察日本“留学生”的内涵发现，“留学生”根据其学习方式（正规、非正规等）、留学目的（语言研修、取得学位等）、留学属性（国费、自费）、留学时间（短期、长期）、教育阶段（专科、大学、研究所）的不同，可分为包含多种动机、背景、个人属性的复合性社会集群。
本书所探讨的日本“留学生”概念以及引用数据均是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签证意义上的“留学生”及其信息。2010年前是指在日本的大学、大学院、短期大学以及高等专科学校接受教育（或预备教育）持有留学签证的外国学生。2010年随着就学签证和留学签证的一体化，日语学校的学生也被计入留学生总人数内。
“留学生”，英文叫作foreign student，international student，oversea student，被译为“国际学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对“国际学生”的解释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但没有取得该国或该地区永久居留身份的学生。经合组织把在一国学习的非永久居民和在另一国家有过学习经历的学生统称为“国际学生”。各国对国际学生定义的相同点是在异国求学，不同点是学习机构和所持签证种类等。
对比“国际学生”的说法，中国采用的“外国留学生”、日本采用的“外国人留学生”的说法显得不够严谨规范，其意义表达比较模糊，显得重复烦琐。然而，“留学生”一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比“国际学生”更容易接受，两国的政策、法令、大众传媒、学术研究、日常生活中更是广泛使用“留学生”一词。
（二）政策
“政策”一词来源于英语policy，policy与polity、police意思接近，三者均来源于古希腊语，意味着政治的组织体，即国家。古希腊的城市国家曾经都被称为“policy”，现在这三个词已经被分别作为不同的意思来使用，保持本义的只有policy，多指特定的利益集团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方针或者做法。到了现代，美国学者伊根·古巴（Egon G.Guba）将政策的定义概括为以下八种：（1）政策是关于目的或目标的断言；（2）政策是行政管理机构所做出的长期有效的决议，管理机构可以对它权限内的事务进行调节、控制、促进、服务，同时也对决议产生影响；（3）政策是自主行为的向导；（4）政策是一种解决问题或改良问题的策略；（5）政策是一种被核准的行为，它被核准的正规途径是当局通过决议，非正规途径是逐渐形成惯例；（6）政策是一种行为规范，在实际行为过程中表现出持续的和有规律的特征；（7）政策是政策系统的产品，所有行为积累的结果、决议，在官僚政治中常见的行为，从政策进入议事日程到该政策生效整个周期的每个环节，都在产生着、形成着政策；（8）政策是被当事人体验到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系统的结果。[28]詹姆斯·E.安德森（James E.Anderson）认为，所谓政策是一个或一组行动者为解决一个问题或相关事务所采取的相对稳定的、有目的的一系列行动。政策还指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团体间的斗争所达到的平衡，它体现了那些一直试图获得优势并相互竞争的派系和团体间出现的均势。[29]他认为按照不同标准，政策可以分为实质性政策和程序性政策、分配性政策、管制性政策、自我管制性政策、再分配性政策，物质性和符号性政策，教育政策、外交政策、劳动政策等领域的政策。政策过程研究包括问题界定、议程形成、政策评估、政策终结、政策改善、政策延续等。[30]
在近代，日本率先将policy翻译为“政策”。现代日语中，政策是政府、政党等的施政方针、策略，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采取的方针和手段。[31]川野秀之认为，一般来说，政策是指个人或者集团为获得、增加某种财富，或者维持某种状态而制定的行动方案、方针、计划等。特别是政治社会的政策，即公共政策，是对社会层面无法调解的纷争施以统治活动，以期加以解决的手段。政策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的合理化，为了达到合理的判断而进行的技术方面的考量，这种考量往往会偏离其目标，采用什么活动、利用什么资源、使用什么方法来实现怎样的价值，往往成为政策内容的争议所在，容易由此产生新的纷争。政策的主体一般是国家或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也可以拥有独自的政策，政党和压力集团也可以有自身的政策纲领，从而对特定政策的制定进行推动。[32]“政策”概念中提到的施政方针包括政府执政党、在野党的活动方针、选举公约或是总理大臣（市区村长）在国会（市区村议会）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所有这些均被认为是政策。但在学术范畴，政策不仅仅是施政方针，还包括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即“政策=施政方针+为实现此方针而采取的一系列手段”。政策是联系理想和现实的手段。首先，政策是理想和现实的关系，如果没有理想，就不能评价现实以及认识其与现实的关系，所以作为指导行动的理想、支撑未来构想和基本态势的理想的存在是必需的首要条件。其次，政策是一种手段，政策是为实现某种理想而采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最后，政策存在种种等级和层次，研究政策要先明确政策的等级。
如同其他逆输入的日语汉字词语一样，“政策”在中国古汉语中是分开讲的。“政”是政治、政务，本义是控制、规范，如许氏《说文解字》注：“政者，正也。”《释名》注：“政者，正也，下所取正也。”《左传·桓公二年》中的“政以正民”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控制社会、管理国家事务、治理民众。“策”是政令、规定、策划的意思，如《释名》注：“策书教令于上，所以驱策诸下也。”《礼记·仲尼燕居》中说：“策，谋也。”“政策”在汉语中是治理国家、规范民众的谋略或规定。[33]由于中日同属汉字文化圈，中国借用了日语的翻译，称“policy”为政策。
黄净认为“政策是一个政党或国家在一定的时期为实现一定的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冯灼锋认为“政策是阶级或政党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以权威形式规定的在一定时期内指导和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郑永、林登等认为“政策是政治实体为表达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以权威形式规定的在一定时期内人们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孙光认为“政策是国家和政党为了实现一定的总目标而确定的行动准则，它表现为对人们的利益进行分配和调节的政治措施和复杂过程”。刘斌认为“政策是政党或其它社会政治集团为实现一定时期的任务而规定的政治行为”。林德金认为“政策是管理部门为了使社会或社会中的一个区域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提出的法令、措施、条例、计划、方案、规划或项目”。[34]综合言之，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李钢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策”一词含有强烈的“法制”、“规训”与“处罚”等具有主观性、强制性的文化指向，而西方语言文化中的政策原指人类对于客体目标实现行为的设计、行动方案的“选择”和“决断”过程，侧重于客观现实的“决策活动”、“制度设计”和“行动方案选择”。[35]本书所讨论的日本留学生政策在留学生10万人计划中主要表现为文教政策和外交政策，在留学生30万人计划中则表现为以教育政策为主的带有政治、外交、经济色彩的综合性政策。对于教育政策，刘复兴在教育政策四重视角的论述中认为，“在现象形态上，教育政策是教育领域政治措施组成的政策文本及其总和；在本体形态上，教育政策是关于教育利益的分配；在过程方面，教育政策是一个动态连续的主动选择的过程；在特殊性质方面，教育政策在活动过程和利益分配方面具有不同于一般公共政策的特殊性”。[36]黄忠敬认为“教育政策是指以政府和政党为代表的公共权力为了解决教育问题，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有关教育方面的行动方针、准则以及相应的行动过程，其表现形式包括教育规划、纲要、方案、计划、决定、意见等文本的形式以及相应的教育行动策略”。[37]褚宏启认为，教育政策是指由执政党和政府制定与颁布的用以指导、规范教育事业发展的一切价值标准与行为规范的总称，广义上的教育政策不仅包括教育行政法规、教育行政规章，而且包括教育法律。[38]
本书中的日本留学生政策是指日本政府为实现一定的留学生教育目标，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有关行动方针、准则以及相应的行动过程等。日本接收留学生具有百余年的历史，早在1881年，就有3名韩国留学生赴日本学习，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派遣13名中国留学生到日本。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接收了8000余名中国学生留日学习。[39]二战后，日本继续接收留学生，1983年突破万人。1983年到2003年进入迅速增长阶段，这一时期出台并完成了留学生10万人计划，留学生人数从1万人增长到10万人；2003年到2008年是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巩固阶段、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准备阶段，或称两个留学生计划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日本留学生人数继续增长，达到13万人，并未出台明确的留学生政策；2008年至今是留学生教育再发展阶段，日本积极出台以2020年为截点、在校留学生达到30万人的留学生30万人计划。本书聚焦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留学生政策的变迁，即从1983年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的留学生10万人计划到2008年福田康夫执政时期的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变迁。狭义上，指这两个目标数值和时间规定的政策本身，广义上包括为此政策服务的签证政策、奖学金政策、学费减免政策、住房政策、医疗保险政策、就业政策以及在留学生10万人计划和留学生30万人计划实施期间不断调整的上述相关政策、法规、措施等。
五 文献综述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日本逐渐成为亚洲乃至世界范围留学人员热衷的主要留学目的国之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先后提出了留学生10万人计划和留学生30万人计划，积极推进留学生战略。对此，学术界兴起对日本留学生政策及其相关内容研究的热潮。本书对中日两国自1980年以来关于日本留学生政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类和总结，以期了解这一时期日本留学生政策的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对日本留学生政策的研究往往伴随着中日交流、中日关系来展开，相关论著颇为丰富，但明确以“日本留学生政策”为题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十分有限。笔者试以“日本留学生政策”为篇名搜索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截至2015年6月，相关期刊论文为171篇，其中有效篇目仅为21篇，硕士学位论文54篇，有效篇目仅为1篇，其余皆为日本留学生语言学习研究等，中国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显示为空白。以“日本留学”为篇名进行检索，共有153篇，仍然以语言习得等为主，有效篇目与前次检索结果大致重合。截止到2020年8月，以“日本留学生政策”为关键词检索知网，结果显示：期刊论文86篇，其中有效篇目54篇；硕士学位论文12篇，有效篇目7篇；会议论文7篇，有效篇目3篇；另外还有报纸2篇。发表时间从1988年至2020年，其中期刊论文发表年度趋势图呈现四次小高峰，分别是2001年、2004年、2010年和2014年。期刊论文发表层次较高，核心期刊发表的有效篇目为23篇，占有效期刊篇目总数的42.3%，其中有《比较教育研究》《外国教育研究》等该领域权威刊物。发表机构比较分散，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外，还有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上海市因私出入境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等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服务机构参与了研究。期刊论文所属课题基金共4项，分别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2项，成果为尹贞姬、王昱的《日本留学生政策与国际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陈曦的《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以“留学生30万人计划”为例》；国家留学基金项目1项，成果为刘原兵的《全球化视域下日本留学生政策——以“留学生30万人计划”为核心的考察》；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基金1项，成果为段世飞、傅淳华的《日本留学生奖学金体系的发展历程、成效与特点探究》。7篇硕士学位论文为：薛明的《当代日本留学生的发展与启示》（华东师范大学，2008）、杜珊珊的《中日外国留学生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1）、刘丹的《日本国留学生管理特点及其经验借鉴》（湖南师范大学，2012）、缪欣欣的《日本的高层次人才吸引政策与课题——从确保亚洲人才的角度来看》（外交学院，2014）、邱晨的《从外国人留学生政策看日本人才战略》（北京林业大学，2016）、王力的《关于日本留学政策中“促进毕业后留日”部分的效果的考察——以中国留学生为例》（北京外国语大学，2017）以及潘嘉屹的《日本接收留学生政策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8）。以“日本留学生政策”为关键词检索以资料齐全著称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共得到25条信息，其中图书8种，论文11篇，立法信息2项，其他4篇。以“留学政策”为题进行检索，共得到48条信息，其中图书14种，论文和报道23篇，立法信息6项，其他5篇。以“留学生政策”为题进行检索，共得到350条信息，其中图书81种，论文和报道196篇，立法信息21项等，其中涉及80年代日本留学生政策的有效篇目仅有数十篇。通过检索发现，明确以“日本留学生政策”为主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献，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是非常欠缺的，而涉及中日教育交流视角的留学生研究文献为数不少，其中还包括一些非学术期刊和杂谈类、介绍性的报道和文章以及数据统计等。
除了中日网络数据库资源，如“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日文雅虎以外，笔者还充分利用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大阪教育大学图书馆、冈山大学图书馆等中日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料。本书的参考资料以日语和汉语为主，亦有部分英文资料。
（一）中国的日本留学生政策研究现状
从目前发表的论文和专著内容来看，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日本留学生政策内容的研究；二是以日本留学生政策研究为主兼谈对中国启示的研究；三是中日两国留学生政策对比研究。另外，还有一些是综合性的、难以准确分类的研究以及一些相关统计和调查数据的汇总。
1.关于日本留学生政策的研究
管斌的《日本的国家教育战略与“留学生30万人计划”》认为，“留学生30万人计划”是日本为建设更加国际化、开放、有活力的社会而推出的一项重要的教育政策，基于人才的、世界性的竞争和国家自身发展的需求，日本特别强调要选拔优秀的留学生。管斌总结出该计划有三处值得关注：计划由文部科学省等六个部门联合提出，不仅是一项教育政策，更是重要的国家战略；为了获得世界优秀人才，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制定了不同的招生策略；计划反映出日本留学生政策基本方针的调整，从强调“知识性的国际贡献”到“获取优秀人才”。管斌认为“留学生30万人计划”是日本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40]
马岩在《日本留学生政策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的演变》中阐述了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回顾了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形成和实施，探讨了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前景，认为新的留学生政策将大力促进日本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41]陈曦的《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以“留学生30万人计划”为例》认为，日本留学生30万人计划是促进大学人员国际化、吸引外国留学生的策略之一，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的特点在于，通过提高学生来源的质与量的国际化程度来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步伐。除了涉及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背景和内容以外，该文着重介绍了作为计划延伸部分的“G30”计划，即选取30所接收留学生的高质量、高水平大学作为试点，增强日本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该文还专门提出了外籍教师比例问题以及不需要取得日语学位与融入日本社会之间的矛盾，提出如何才能真正开放的后续课题。[42]
张素芹的《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留学生政策研究》探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含义，介绍了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状，分析了日本留学生政策的内容、对教育国际化的直接影响和作用以及对我国的启示。[43]李炯里的《浅析日本的留学生政策及其相关背景——从“10万留学生计划”到“30万留学生计划”》介绍了留学生10万人计划和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背景，将10万人达成阶段分为渐增期的1983～1992年、停滞期的1993～1999年、激增期的2000～2003年等，并分析了留学生30万人计划难以实现的原因，例如出入国手续困难、经济困难、学位取得困难、就职困难、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非开放性等不利因素。[44]任友群的《世纪之交的日本留学生政策》亮点在于，以十分详尽的数据揭示了日本留学现状，如留学生数据包含出生地域、国别、公私费、国公立机构、不同学习层次、不同专业、男女比例、接收大学排行、留学生居住情况、在日本分布情况等，并附有留学生政策关系图。该文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留学生赴日之前、到日后入学前后的手续过程。[45]
陈武元的《日本留学生政策的基本方向》主要介绍了日本留学生政策恳谈会于1997年7月发表的“今后留学生政策的基本方向”报告的背景、概要和意义以及今后采取措施的重点和方向、文部省将要采取的措施等，属于编译类的文章。[46]王丽燕与宋佳佳的《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探析——“30万人留学生计划”实施的现状与课题》指出近年来日本留学生人数出现了明显的减少，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顺利实现正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47]王磊的《日本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背景、问题与展望》认为日本政坛的动荡、政策的不一致性、海外入学制度的滞后、就业困难、地震灾害等是留学生30万人计划难以实现的现实困难。[48]马岩、肖甦的《日本留学生扩招政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回顾了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提出、实施过程、对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作用以及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主要内容、具体措施和新政策的实施前景，其突出特色是立足于留学生政策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动，并指出日本政府的外国留学生政策肩负着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实现国家政治战略目标的使命。[49]
包宝泉的《浅谈日本的“国费外国留学生”制度》介绍了日本国家资助外国留学生制度的创设、发展、接收条件、选拔、待遇、人数变迁以及评价，指出其培养目标不明，评定过程缺乏公正性，易于延期，容易造成贵族留学生，削弱了该制度的社会效能，降低了该制度的社会声誉。[50]王连娣的《试论国际化背景下日本“30万人留学生计划”实现的可能性》则十分乐观地认为计划的实现有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推动作用。内因是日本在自然环境、经济实力、科技水平、教育条件、留学生政策等方面具有吸引外国留学生的魅力，加之日本政府和高校积极努力；外因则是高等教育国际化、日语国际化，并特别提出中国方面的因素，认为“从当前中日关系的总体形势可以预测中国赴日留学生可以保持现有规模并有所增长”，且有相当一部分“哈日族”会选择日本留学。[51]潘嘉屹的硕士论文《日本接收留学生政策的研究》首先从梳理日本接收留学生政策入手，分析日本接收留学生的理念转变；其次对日本现阶段接收留学生的动因进行分析，以此深化对日本接收留学生政策的认识；再次分析政策的导向性，并引入日本为实现留学生30万人计划而出台的助推政策，详细介绍了日本政府、高校和社会三个主体对接收留学生政策的具体实施措施，概述了日本接收留学生政策的效应，分析现状并指出其问题；最后从日本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为我国留学生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出建议。[52]
2.关于日本留学生政策以及对中国启示的研究
严晓鹏的《日本留学生政策的最新动向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列举大量数据从生源地、留学层次、就学学校类别等方面分析了日本留学生教育的基本现状，从招生、教学管理、激励制度三个方面梳理了留学生教育的制度特征，探讨日本实施的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主要内容、特点，并就我国如何更好地实施留学生教育提出若干建议。[53]夏青的《当代日本外国留学生政策与管理体制及其启示》认为日本的外国留学生教育是日本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虽然比起美、英、法、德等国来说，起步较晚，但其发展速度惊人，并且在人才培养上卓有成效。根据留学生10万人计划和留学生30万人计划，日本相应地在招收、教学、支援等管理体制上为留学生服务，并取得了显著效果。日本的经验为我国的留学生教育发展提供了可借鉴之处，有助于促进我国外国留学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另外，该文把留学生10万人计划阶段划分为：1983～1993年、1994～1998年、1999～2003年等三个阶段。[54]陈芳兰的《日本留学生政策及管理制度的实施对我国的启示》对1983年到2003年留学生10万人计划期间日本对留学生政策的调整以及各项管理制度的特色进行了分析，以期对我国留学生政策的调整提供参考。该文有关留学生10万人计划3个阶段的划分与夏青一致，着重介绍了以留学生辅导制和留学生援助体制以及官民一体的留学生生活保障体制为特色的留学生管理体制，同时提出政府重视、政策持续、数量与质量并重、完善留学生管理和服务、扩大社会参与、吸引外来资金办学等是日本留学生政策对中国有意义的启示。[55]
于桂玲和吕晓伟的《日本留学生教育政策及其借鉴》从日本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外延和内涵两方面来分析、探讨日本留学生政策的特点以及对中国的启示。日本留学生教育政策外延上的特点：既是日本对外关系的集中体现，也是日本稳定和发展高等教育产业的必要条件及教育立国理念的反映。其内涵上的特点包括接收体制、教学体制和鼓励机制的改革等。对中国的启示有：应调整接收和派出留学生的比例、广泛吸引留学生、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提高对外汉语教师的外语水平等。[56]张绍铃的《日本外国留学生教育制度的特色及其启示》一文的特色在于，建议将语言学习和学历教育分开进行，并在提高培养层次、提供科研信息、设立奖学金吸引学生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方案。[57]
薛明的硕士论文《当代日本留学生的发展与启示》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两国外国留学生的规模快速增长是得益于两国政府在此期间实行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该文解析、评估了当代留学生规模发展的背景和动机，指出日本为吸引更多外国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决定在21世纪到来之前实施留学生10万人计划，借此促进日本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强化日本在全球社会的力量，协助日本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国际化。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留学生政策的演变过程表明，日本政府在吸引留学生的政策、留学生的教育、国家和民间对留学生的各种援助措施（包括奖学金制度）、留学生的管理和服务体制及归国后的跟踪服务措施等方面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和研究。该文还着重研究了当代日本留学生规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遗留的课题，指出留学生非法滞留，留学生犯罪增多，日本民众对外国留学生的戒备、仇视乃至反感情绪，应是我国留学生发展过程中引以为戒之处。在充分认识我国留学生发展的客观现状、与日本留学生发展相比较、从日本的经验教训和日本留学生政策的新动向中，对我国留学生政策提出具体的看法和建议。[58]
吕玉元的《日本的外国留学生教育及对中国的启示》介绍了日本留学生政策，认为中国应该实现教育与经济相互促进、提高留学生培养层次、将留学生语言学习放到社会上的语言学校、由大学提供专业课程教学、增加奖学金吸引留学生等。[59]米磊的《日本外国留学生教育政策探析》认为，“日本计划到2025年将留学生人数扩大到100万人”，日本留学生教育政策具有鼓励攻读高层次学位、推行短期留学制度、多渠道提供科研信息三个特色。对中国的启示是扩大规模、提高层次、重视留学生教育支持系统的建设等。[60]王晓霞的《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历史演进及其发展趋势》将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分为二战后到80年代的缓慢发展时期，八九十年代的蓬勃发展时期，90年代至今的不断调整、充实与完善时期，认为重视留学生的质量、吸引欧美学生、加强全球交流尤其是和亚洲、中欧国家的交流是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启示有：改变观念，教育开放；吸引海外学生留学；避免重量轻质的问题，严把留学生培养质量关。[61]
3.关于中日两国留学生政策的比较研究
杉村美纪、崔世广在《围绕中国留学生的日本留学生政策与日中关系》中指出，日本接收的留学生大多为中国留学生，故研究日本留学生政策应将包括中国留学生的增加纳入视野，探讨日本现在推进的留学生政策，搞清其方向性和对留学交流的影响，同时考察留学生政策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62]崔世广的《比较研究：中日两国留学交流的现状与课题》认为，中日两国的留学交流不仅对各自的社会发展，而且对两国关系以及东亚地区的繁荣和稳定都会产生深刻影响。该文分别从国家战略、高等教育、社会文化三个层次对中日两国的留学制度、留学生的派遣接收以及留学生的现状等进行了比较。[63]高剑华的《中日留学生教育现状及政策比较研究》对中日留学生现状和政策以及中日奖学金制度进行了比较，对中国发展留学生教育提出了建议。[64]
姜星海和李晓红的《中日当代外国留学生政策比较》对中日两国留学生教育政策的背景、概况进行比较，并对比较结果进行归纳分析，得出相应的启示。[65]对中日留学生政策比较研究篇幅较大的是杜珊珊的硕士论文《中日外国留学生教育政策比较研究》，该文认为中国和日本外国留学生教育成为学术界研究和关注的热点，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近年来在接收外国留学生的规模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日本在发展外国留学生教育方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在政策方面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该文立足于中国和日本外国留学生教育政策的比较分析，总结梳理了两国留学生教育政策上存在的相同点和差异性，并重点对两国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论文指出中日两国留学生教育由于其发展背景等因素的不同，在政策上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在留学生的奖学金制度、留学生的质量管理制度、留学生的配套服务政策等方面，其成因与中日两国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情况有密切的联系。另外，该文结合两国在政策上的差异，探讨了中国留学生教育改进的措施。[66]赵霞的《当代日本大规模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原因探析》认为，中日两国的“推”“拉”合力及其他因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大规模接收中国留学生的重要原因。[67]
在个案研究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翁华星的《日本高校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探析及启示——以日本宇都宫大学为例》。该文介绍了宇都宫大学留学生教育的概况、特色活动，从中归纳出日本高校留学生管理模式的特点以及对中国留学生管理的启示。[68]彭文平的《日本的留学生公共外交》从外交角度探讨了日本10万人和30万人留学生政策在外交功能上的异同，认为从留学前的对外宣传到留学后的跟踪服务始终贯穿着日本的外交策略，通过留学生达到了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69]
此外，日本学生服务支援机构政策对外部主任芝田政之用中文发表了《留学生政策与中日两国的留学生交流》，文中提出具体、详细的措施方案，并就中国留学生问题提出了建议。[70]刘军明的《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发展》把日本留学生10万人计划作为亚太地区教育国际化的典型案例加以分析。[71]吴坚等人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本政府留学生政策》[72]、高爽的《东日本大地震对留学市场的冲击及连锁反应》[73]、陈武元的《日本接受外国留学生问题的研究——留日学生少的原因与日本对策》[74]、陈小牧的《是什么让日本大学国际化进程举步维艰》[75]、吴婉的《从留学生政策看日本如何应对少子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76]等也从各自的角度对日本留学生政策进行了分析。
上述研究有几个共同点：对日本发展留学生事业的必要性有清醒的认识并持积极态度，对日本如何发展留学生事业显示出极大的关注，期待借鉴日本留学生政策的经验对中国予以启示；对留学生政策的研究多为政策介绍、描述性文献和写实性报告，很多文章停留在政策法规的罗列上，深入解释和论述的论文较少；研究人员身份多样，从事留学生政策专门研究的人员数量很少；从篇幅上看，除了两篇硕士论文外，基本是数千字的小论文或上万字的报告；发表的论文存在诸多语言问题，如“知的国际贡献”等日语用词的照搬。总体上看，国内学术界对日本留学生政策的研究尤其是对政策制定和变迁的研究还很欠缺，成果参差不齐，现有论著很少探讨留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及其影响，倾向于宏观研究，缺乏细致的分析和实证性资料，在理论性概括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尤其是个别论著完全不了解日本留学生的含义，将“留学生”“就学生”概念混为一谈，造成数据混乱等导致的漏洞百出的论述和研究结论。以上种种，暴露出日本留学生政策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
除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外，一些报纸杂志也刊登了有关留学生政策的新闻、专访，如《日本留学如何申请》[77]、《就学日本掌握窍门》[78]、《日本留学高潮已过，但仍有机会》[79]、《日本留学“严冬”过去 市场回暖》[80]、《留日，一个远去的神话》[81]等记录了中国人积极赴日留学、留学对象国多元化以及日本对中国学生从严格审查到积极争取的前后变化过程。
（二）日本的留学生政策研究现状
日本非常重视留学生政策及其相关研究，为此创办了专门的刊物——《留学生交流》《留学生教育》等。日本的留学生政策研究与中国有类似的地方，以分析、解释留学生政策的具体内容为主，部分内容涉及留学生政策的制定过程、留学生政策的实施评价。除此之外，与留学生相关的“就学生”问题也引起学界的关注，既有诸如留学生政策走向等宏观方面的探讨，亦有留学生、就学生语言、心理发展等微观方面的分析。政府对留学生政策提出的各种报告、进行的各种统计调查也成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关于接收留学生意义以及留学生政策内容、措施的研究
东京大学栖原晓在《“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意义及其课题》中认为，政府出台的留学生30万人计划较之以前要对国际社会做出“知识性贡献”相比，更注重“获取国外高级人才”为本国利益服务。文章总结了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概要，列举了日本在入国手续、在留资格、奖学金、住宿等方面的欠缺，认为留学生人数的反复变动也使日本民众对留学生的评价在“亲善大使”“假留学”“打工留学”“犯罪预备队”之间摇摆。长期居留的留学生也未能顺利地融入日本，栖原提出今后应做的工作是：与留学生政策并行，也应充分探讨日本的移民政策。[82]寺仓宪一的《我国留学生接收政策——迄今为止的历程与“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制定》回顾了留学生10万人计划制定的经过，分析了目前的接收现状，探讨了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提出背景和制定，并结合世界留学生发展预测等具体论述了30万这一数字的适当性。[83]寺仓在另一篇文章《接收留学生的意义——各外国的政策以及对我国的启示》中归纳了接收留学生的信念，近年来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留学生产业化的政策以及日本的接收信念从古典援助信念到新经济模式信念的转变。[84]
武田里子在《日本留学生政策的历史推移——从对外援助到地球市民形成》中认为，在国际化进程中日本留学生的接收信念发生了变化。[85]大塚丰的《留学生政策的比较分析——以日本“留学生30万人计划”为中心》首先简述了留学生30万人计划产生的过程、回顾了留学生10万人计划达成的经过，又列举了比较教育学会分别来自日本九州大学和德国、澳大利亚接收留学生会员的报告，以及来自留学生派出国家和地区的报告，提出数倍增长的留学生可能带来质量下降问题。文章还提到了日本独有的“就学生”问题。[86]横田雅弘的《作为培养高水平国际人才政策的留学生政策——世界留学潮流与日本的未来》介绍了日本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概况，讨论了欧洲留学热潮尤其是交换留学制度为欧洲培养了大批人才的现象。指出在亚洲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其留学生人数的增加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今后大学应该是培养高水平国际人才的机构，高等教育将迎来产业化和商品化的时代。日本应该采取开展短期留学项目、促进学分互换、加强英语授课和语言教育项目等措施，最后阐述了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特征以及必须明确国际化的理念等。[87]横田雅弘的《处于转折点的留学生政策与JAFSA的作用》论述了留学生支援机构在留学生政策中的作用。[88]横田的《关于留学生交流的未来预测研究》是留学生30万人数值确立的直接依据。[89]
白石胜己在《留学生“30万人计划”和“接收战略”》中引用横田雅弘等人的研究成果，对如何确认30万人数值和完成时间做出了详细的回答。据预测，到2025年最大值达到32.3万人，最小值为19.6万人。如果日本的政治稳定，经济、技术能够维持较高的发展势头，日本大学的教育内容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好评，这一数值会乘以正系数，如果不良因素过多的话（实际上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就必须乘以负系数。事实上，政府把这一研究的测算向前推了5年，到2020年计划达到最大值30万人，并将其明确下来，表现出国家积极的政策导向。[90]白石胜己的《从留学生人数变迁和入管政策看留学生10万人计划》揭示了留学生10万人计划与签证政策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91]
冈田昭人与冈田奈绪美的《日本接收留学生政策的历史演变与现状考察》回顾了近年来日本的留学生政策，并将其与欧美各国留学生政策和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明确提出有必要对近年来的留学生政策进行理论研究的尝试，探索留学生接收政策究竟应该遵循何种社会原理来进行、应该如何实施。文章引用藤田的研究，认为美国社会学家D.贝尔的论断，即现代社会的发展要依据“效率”“平等”“自我实现”三个基本价值来进行，可以成为教育改革的理论基础，认为留学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应符合这一理论机制。与此同时，进一步阐明了“效率”“平等”“自我实现”在教育政策制定中的具体含义，尤其是在留学生接收政策中的贯彻。文章最后探讨了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内容、实施、留学生今后的出路等一系列问题，主张留学生的接收不单单是教育问题，全日本都应该面对多元文化社会的到来，面对担负明日社会重任的人才培养问题。[92]
三宅真由美的《“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实效性》分析了日本接收留学生的现状，介绍了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经验，提出了充实奖学金、吸引海外日语学习者、与海外大学交换培养、对硕士和博士学位获得者发给就业签证许可等建议。[93]三宅在《关于“留学生10万人计划”接收留学生的考察——大学扩大接收留学生的有效措施是什么》中认为，要达到30万人留学目标，应导入秋季入学制、增加助学贷款、增加外籍教职员的聘用、加强大学宣传、大学网络主页多语言化、利用网络加强毕业生联系、积极推行海外教育说明会、宣传日本文化、加强就业指导等。[94]明石纯一的《围绕日本留学生政策的考察——“从10万人计划”到“新的留学生政策”》认为，10万人的数值目标是与欧洲相比较而设定的，政府并未就如何达成进行充分的讨论。文中列举了1988年“上海事件”、福建省毕业证事件等接收留学生过程中一些典型的负面案例，提出不能无视入管规则的变更对留学生政策产生的影响。[95]
木村孟等人的《关于新的在留管理制度的报告》[96]、《今后的留学生政策——以中央教育审议会报告为中心》[97]、《为了“留学生30万人计划”》[98]等论文，直接影响了日本留学生政策的制定。伊佐敷真孝的《关于日本有效接收留学生的对策》首先整理了留学生接收理念：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促进国际理解、提高学术水平、增加经济收益、培养全球公民等。然后分析了日本接收留学生人数的世界排名，指出虽然位居前列但是留学生占学生总人数的比例不高，并阐述了留学生给日本带来的利与弊，分析了留学日本的魅力，最后认为留学生政策有利于日本各项事业的发展，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强日本大学的吸引力，接收更多留学生。[99]
在日中国人以中国留学生视角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章也很有借鉴意义。如高明珠的《中国留学生看日本留学生政策》，首先明晰了“留学生”与“就学生”的概念，同时注意到就学生人数、地位、影响以及本身可转换为留学生的现实情况，建议将就学生一并纳入探讨范围。结合国际上有关日本留学生的研究成果和留学生个人在留学费用、语言学习、对日感情上的态度以及日系企业吸引力等方面的实证调查，分析了影响日本留学生人数变化的因素，认为日本留学的质量和日本的留学生政策是影响赴日留学的重要原因。[100]白雪花的《从留学生政策看日本的国际化》肯定了接收留学生的意义，详细分析了留学生带来的可观经济效益，建议在获得优秀人才的同时，以“经济收益型”作为留学生政策的转向基础。[101]中嶋岭雄、木远藤誉等日本教育界知名人士也发表了《留学生政策的思考》[102]、《外国留学生的日本企业就职与国际贡献》[103]等论文，积极推进留学生政策的研究和制定。
2.关于留学生政策效果评价方面的研究
在留学生政策效果评价方面，发表论著和研究报告数量最多的学者应当首推佐藤由利子，共发表了21篇论文和1部著作，其中有关在印度尼西亚的日本留学生11篇（含与美国比较1篇），在泰国的日本留学生4篇，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日本留学生3篇。以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日本留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成为佐藤研究的特色，其研究也涉及汉字文化圈国家，并有日美留学生政策对比的内容，这些在其著作《日本留学生政策评价》（东信堂，2010）中有集中体现。[104]该书作为探究日本留学生政策的成果，对过去半个世纪日本政府在“留学生输出国的人才培养”和“促进与日本友好”两个方面的留学生政策达成情况以及接收留学生获得的经济效益进行实证分析，具体解决了以下四个问题，即日本的留学生政策对于送出国的人才培养做出了什么贡献，日本的留学生政策对于培养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亲日家庭以及促进与日本的友好做出了什么贡献，对国费留学生比自费留学生投入更多的预算是否更能达到上述目标，留学生10万人计划对于这些目标的达成起了什么作用。著者本着上述目的，对曾赴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日本留学生、赴美留学生以及没有留学经验的三组人群进行问卷调查或直接采访，收集数据进行比较，将其结果作为评价原型进行考察，发现留日政策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才培养和友好促进方面达成了目标。在国费与自费留学生比较方面，国费留学生在取得学位的比例和学习积极性方面高于自费留学生，但自费留学生更为重视日语和日语能力方面。另外，10万人留学生政策对达成上述目标做出了贡献。同时，佐藤通过考察发现，与美国相比，日本留学生带来的经济效益只有美国的1/9，每一名留学生获得的支援也仅有美国的1/4，即自费留学生为日本带来了一定规模的经济收益，但能够扩大此规模的相应政策还不足。基于详细的数据分析，佐藤认为促进日本留学成果的因素有：和日本友人关系的持续和再建、能够展现留学成果的就职环境、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关心。佐藤提出四点建议：需要在海外推行吸引优秀自费留学生的措施，应战略地运用国家资助留学生制度，应强化提高留学成果的措施，应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给予支持。该著作是实证性分析日本留学生政策成果的集大成者，但在佐藤的研究中，选取的对照组人数和时间跨度明显不够匹配，会影响其实证结果。另外有学者认为，在该书中作为“促进友好”内容之一的“良好的人际关系”，由于判定困难，应该改为“深厚的人际关系”，即留学生不是作为“亲日派”而是作为中立的“知日派”促进友好交流。尽管学界对佐藤的著作有各种评价，但总体说来，在留学生政策评价的实证研究方面，佐藤的著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崛江未来和山崎慎一分别为该书写了书评和图书介绍。
浅野慎一的《中国留学生、就学生的实际状态与接收政策的转化》分析了留学生、就学生质量变化的现象，从中日两国国情出发对比欧美留学状况，揭示了造成日本留学生、就学生质量下降的深层次原因。文章按照来日本前、到日本后的时间顺序，列举了留学生、就学生在学校、教育方面产生的问题，尤其针对围绕打工出现的种种问题，认为加强入国、滞留的限制不能完全解决上述问题。文章对2003年中央教育审议会颁布的《关于新的留学生政策的开展（答辩）》进行了评价，批判了某些不当的表述，建议要在充分了解占日本留学生和就学生人数绝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现状的基础上，讨论日本接收留学生和就学生的政策。[105]
在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目标逐渐实现之际，日本学者从留学生政策、移民政策、语言政策等角度对该计划进行了评价，代表性的论文有柳泽美和子的《日本的“全球化”能否实现？——从留学生政策、移民政策、语言政策的角度来看》、[106]斋藤洁的《试论留学生30万人计划实现基础上的留学生政策》[107]等。
3.关于留（就）学生的其他研究
守屋贵司在《日本外国留学生——劳动者与雇佣问题》中对留学生就业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在日元升值和少子化引发的日本国内市场紧缩和未来劳动力不足的背景下，亚洲经济逐渐崛起，中国市场日益扩大，需要培养和获得大量亚洲尤其是中国留学生等优秀人才，这些已经成为深刻影响日本企业经营和日本社会现状的课题。金融危机造成的日本经济不景气也会导致日系企业外国员工的大量解雇等，造成许多社会问题。围绕上述问题，该书深入分析了如何获取及培养外国人才（尤其是中国人才）及进行人事雇佣等管理，分析寻求廉价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对外国人技能实习生的雇佣问题、金融危机之后发生雇佣大变动的中部地区的外国人劳动者雇佣和生活问题、非营利性组织所发挥的作用等。其中能为日本留学生政策研究提供直接借鉴的有第1章，该部分提到了留学生的基本状况；第2章分析了日本以及在日的多国企业中国际人才培养问题，以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为例，探究留学生的实际状态和日本企业的人才培养问题；第3章是关于在日留学生特别是文科留学生在就职活动中存在问题的分析；第4章分析归国留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回国后的就业难问题；第5章探讨就业前对留学生开展如何适应异文化教育的必要性。该书的特点在于将留学生雇佣问题作为对象来开展研究，其研究成果与留学生政策相关。[108]
浅野慎一的《在日本学习的亚洲人：研修生、留学生、就学生的生活及文化演变》以102名正在日本学习的亚洲研修生、留学生、就学生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学习、劳动、生活、人际关系及其出身国与日本的政治、历史关系等涉及每个个体的细微生活、文化演变进行集中考察，其特征：一是用大量图表和数据来直观反映留学生生活状态；二是以社会学的角度，从生产劳动到生活过程来分析文化的演变，较为真实地记录了这个群体的实际生活状态。[109]该书对日本留学生、就学生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作用，伊藤泰郎专门就此书做了书评。[110]浅野慎一的《亚洲留学生、就学生生活文化的变化》专门就留学生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做了大量访谈，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留学生在来日前对日本人抱有不良印象，留学后对日本人印象有很大改变，无论留学前还是留学后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问题都有明确的判断，留学确实增进了了解。留学生表示回国后要利用所学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成为友好桥梁，但在日时难以融入日本社会。[111]
伊东雅之的《外国人研修生、实习生、留学生的各种问题》认为留学生作为专门性技术劳动的候补人选，是应对少子化的良方，呼吁改革外国人就业政策，为留学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112]原田麻里子的《留学生就业援助》探讨了提供就业援助以获取优秀人才的课题。[113]冈益巳的《关于中国就学生问题的考察》首先明确了就学生的概念，对比就学生与留学生的种种区别，概述了日本接收中国就学生的历史，详细记述了日本就学生签证问题引发的“上海事件”，并按照不同标准将就学生进行分类，分析了经济原因造成的就学生生活压力大、学习不足等现象。认为就学生问题主要集中于中国学生身上，而就学生问题主要是日语学校问题，因此，日本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就学生问题必须解决日语学校问题。[114]
财团法人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理事长佐藤次郎在《就学生制度的现状——留学生政策的新阶段》中介绍了就学生的接收、升学、学习情况和入国审查手续，并记述了2007年10月他本人与中国相关机构签署推进中日留学生交流、实行中国高考和高中成绩认定证明制度的过程，希望借此选拔真正有学习意愿并有能力达成留学目的的学生。佐藤提出在日本生活的第一阶段是在日语教育机构进行学习，留学生政策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进行日语教育，应该讨论将“就学生”“留学生”在留资格统一化，统一称为留学生，取消留学生、就学生在打工时间上的差别，增加日语能力考试次数，建立利用中国高考成绩等的认证体系等。[115]
伊能裕晃的《关于日语学校就学生援助——必要的认识、活动、组织的建议》分析了就学生在国籍（以中国为主）、就学动机、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方面的现状，总结就学生必须面对的经济、日语学习、生活、人际交流等问题，提出应该实现从指导到支援、从关照到支援、从日语教育到日语支援的思想转变，日语学校应该提供咨询活动，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日语教育、交流支援以及相关的研修活动，从而建立完备的就学生支援体系。[116]关于就学生的心理研究成果有江志远、野岛一彦的《在日中国就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对心理健康的影响》，[117]江志远等人的《在日中国就学生的异文化恐惧及其庇护场所对心理的影响》，[118]邱焱、久保隆夫的《关于中国就学生援助源的探讨——以日本语学校为焦点》，邱焱的博士论文《关于在日中国就学生避难支援的研究——以日本语学校为焦点》，邱焱、孙怡的《学校支援与主观幸福感——在日中国就学生与留学生的比较》，[119]等等。
上述文章关注了留学生、就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复杂心理，指出作为日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心理问题常以极端方式表现出来危及社会，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妥善解决。山田阳子的《中国就学生跟踪调查所见其日本语和日本人观的变化——从中国学生言论和面谈调查看》《中国就学生与中国归国子女：中国赴日孩子的生活状态与语言》，葛文绮的《在日中国留学生、研修生的异文化适应》等根据对留学生进行的访谈和问卷调查，从关注语言学习的角度，分析就学生的学习能力、升学欲望，尤其是生活压力、人际关系以及与日本社会的融合状况。
梶田孝道的《国际新移民和外国人政策的课题》就新移民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涉及大量有关留学生的数据和分析，分析显示，1990年入管法变更后留学生就业率明显提高，提出针对单纯就职给予规范、对于IT人才简化手续等。[120]开展个案研究的是冈益巳的《留学生30万人计划视域下留学生支援志愿者的利用》，该文对比其他大学志愿者团体的组织化程度，分析了冈山大学志愿者团体周密的组织结构，列举了丰富的活动事例，探讨了问题与解决对策。[121]
4.关于留学生政策制定、实施的各种报告书、建议书
首先是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相关报告。在1983年8月“面向21世纪留学生政策恳谈会”提出《关于21世纪留学生政策的建议》和1984年6月“留学生问题调查研究相关协作者”提出《关于21世纪留学生政策的开展》两个纲领性文件基础上，1984年6月决定执行“面向21世纪留学生政策”的长期方针。其次是留学生政策过渡期的报告。1997年“留学生政策恳谈会”提出了《今后留学生政策的基本方向》的报告。2003年12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关于新的留学生政策的开展》反思了留学生10万人计划，提出由数量到质量的指导思想。2007年5月，“亚洲合作构想战略会议”提出《亚洲门户构想》，建议到2025年留学生达到3倍数值。2008年1月福田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出“留学生30万人计划”，2008年6月阁议决定《2008框架》，2008年7月1日阁议决定《教育振兴基本计划》，2008年7月文部科学省等六省厅联合出台《留学生30万人计划框架》。
以上报告反映了日本在不同背景下对接收留学生的认识，通过文本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对接收留学生的认识逐渐深刻、具体。从谋求政治大国的援助型到服务本国经济发展的复合诉求型，认为留学生交流有助于促进日本与各国的友好亲善，有助于促进世界教育与研究的发展，有助于提高日本高等教育机构及地区、企业的活力，有助于培养支撑发展中国家未来的社会与经济人才等。
除此之外，总务省就留学生10万人计划做出的《关于推进留学生接收措施的政策评价书》，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企划部政策调查课提出的各年度《外国留学生在籍状况调查结果》，独立行政法人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提出的《留学生在日本企业就业调查2009》，文部科学省高等教育局学生、留学生课的《日本留学生制度概况——接收与派遣2010》等材料也是本书研究的一手资料。
5.报纸、杂志等媒体的报道
报纸、杂志等媒体的报道也是记录留学生政策的重要材料。笔者详细查询了1984～2012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以《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为代表的主要报纸对留学生、留学生政策的报道。调查显示，1984年涉及留学生的报道为96篇，涉及留学生政策的报道有12篇；2003年涉及留学生的报道达1257篇，涉及留学生政策的报道有63篇；2005年涉及留学生的报道达到顶峰，有1348篇；2011年分别为808篇和40篇；2012年分别为785篇和58篇。杂志中也有大量关于留学生政策的文章，既有《国际人流》中“留学生是输出国和日本的桥梁”这样的正面评价，也不乏《周刊新潮》中“留学生30万人计划使日本治安恶化”等言辞犀利的批判。
以上对于留学生政策的研究有对接收留学生信念的研究、对政策本身的解读、对实施过程的建议、结合自身实践的个案研究等。尽管对留学生接收信念理解角度不同，但大多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在接收进度、人数测定等方面，有积极推进派、中间派和慎重派之分，亦有少数人站在自身立场提出质疑或明确反对。其研究、记述人员身份多为大学校长、大学教授、教育研究机构学者等。题材上既有理论的探讨，也有以各种数据报告分析为主的调查，以及教育实践者结合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所开展的个性化案例研究。从整体上看，日本学术界有关留学生的研究成果较多，实证性资料较为丰富，论述细致入微，问卷调查详尽周到，涉及范围也较为全面，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广度还是微观层面的深度，成果都相当丰硕。但是，留学生政策的制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政策形成过程也不甚明确，极少有研究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探讨影响留学生政策制定的各种变量、因素及其走向、评价等，尤其是在政策变迁的机理方面尚欠缺专门性、系统性的研究。在目前检索的资料中，尚未发现以倡导联盟理论来做分析尝试的研究成果。
[1] Torres，C.A. and Morrow，R.A.，“The State，Globalization，and Educational Policy” in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Critical Perspectives，New York：Routledge，2000，p.27.
[2] 崔丽、张森：《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中国高校的应对策略》，《河北学刊》2013年第6期，第179页。
[3] 夏人青、张民选：《高等教育国际化：从政治影响到服务贸易》，《教育发展研究》2004年第2期，第25页。
[4] 《中国稳居世界留学第一大国 2013年留学人数达8.8万》，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1219/c1002-2623913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2月1日。
[5] 赵叶珠、胡世君：《博洛尼亚进程对学生流动的影响分析》，《教育与考试》2008年第6期，第69页。
[6] 王哲：《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北方经济》2011年第6期，第30页。
[7] 夏人青、张民选：《高等教育国际化：从政治影响到服务贸易》，《教育发展研究》2004年第2期，第23页。
[8] 大卫·阿夏里纳：《转型期和国际化时代下的大学治理》，《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13年第7期，第18～19页。
[9] 《留学报告：中国已成世界上第一留学生输出国》，http：//edu. sina. com.cn/a/2015-10-29/doc-ifxkhcfk7406814.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2月1日。
[10] 《2019年出国留学现状详细解析》，http：//www.earthedu.com/StudyAbroad/News/201904/20190430093759.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1月3日。
[11] 《教育部最新数据：在华留学生将近50万》，https：//dy.163.com/article/ECL1MF4605452KK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0月3日。
[12] 《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http：//www.moe.gov.cn/jyb_sjzi_fztjgb/202005/t20200520_45675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6月30日。
[13] 茹宗志、朱苏飞：《论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及对策》，《现代大学教育》2005年第5期，第49～53页。
[14]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902/t20190223_37085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5月1日。
[15] 福永文夫『大平正芳』中央公论新社、2008、260頁。
[16] 王新生：《日本简史》（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259页。
[17] 日本大学分为以中央政府出资为主的国立大学，以地方政府出资为主的公立大学和民间出资的私立大学三类。对应留学生，中央政府出资的叫作国费留学生，即我国的公费留学生。本书统一称为国费留学生，与之相对的是自费留学生。
[18] 余章宝：《政策科学中的倡导联盟框架及其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4期，第136～141页。
[19] 余章宝：《政策理论中的倡导联盟框架及其应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26～31页。
[20] 〔美〕保罗·A.萨巴蒂尔编《政策过程理论》，彭宗超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154页。
[21] 〔美〕保罗·A.萨巴蒂尔编《政策过程理论》，第167～168页。
[22] 山田千絵「第三次全国総合開発計画の政策形成のアリーナとしての機能_唱道連携モデルによる分析」『筑波法政』37号、2004、299～324頁；吴越：《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的政策变迁研究——基于支持联盟框架的分析》，《复旦教育论坛》2009年第4期，第58～62页。
[23] 姚震祥、陈世瑛：《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内涵论》，《华东经济管理》2004年第6期，第103～105页。
[24] 张亚：《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第24～25页。
[25] 谷小燕：《探析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几种理论视角》，《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年第6期，第85～88页。
[26] 张宏伟：《浅析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科技视界》2012年第29期，第109页。
[27] 法務省「留学生受入れに関する施策の実施状況について」http：//www.moj.go.jp/nyuukokukanri/kouhou/nyukan_nyukan89.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8月16日。
[28] 袁振国主编《教育政策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第139～141页。
[29] 〔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政策制定》，谢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19页。
[30] 〔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政策制定》，第8～17页。
[31] 『大辞泉』小学館、1998、1462頁。
[32] 『日本大百科全書』小学館、2008、11頁。
[33] 刘涧南：《政策定义辨析》，《理论探讨》1992年第1期，第52页。
[34] 参见刘涧南《政策定义辨析》，《理论探讨》1992年第1期，第55页。
[35] 李钢：《话语 文本 国家教育政策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78～80页。
[36] 刘复兴：《教育政策的四重视角》，《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3页。
[37] 黄忠敬：《教育政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3页。
[38] 参见孙进《德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主体、过程与特点》，《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10页。
[39]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第1页。
[40] 管斌：《日本的国家教育战略与“留学生30万人计划”》，《高教探索》2010年第5期，第41～45页。
[41] 马岩：《日本留学生政策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的演变》，《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73～77页。
[42] 陈曦：《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以“留学生30万人计划”为例》，《比较教育研究》2010年第10期，第35～39页。
[43] 张素芹：《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留学生政策研究》，《教育与职业》2010年第20期，第86～87页。
[44] 李炯里：《浅析日本的留学生政策及其相关背景——从“10万留学生计划”到“30万留学生计划”》，《魅力中国》2010年第4期，第115页。
[45] 任友群：《世纪之交的日本留学生政策》，《外国教育资料》2000年第3期，第26～32、77页。
[46] 陈武元：《日本留学生政策的基本方向》，《上海高教研究》1998年第1期，第68页。
[47] 王丽燕、宋佳佳：《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探析——“30万人留学生计划”实施的现状与课题》，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暨第四届中青年学者论坛论文，大连，2013年11月。
[48] 王磊：《日本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背景、问题与展望》，《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128～131页。
[49] 马岩、肖甦：《日本留学生扩招政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比较教育研究》2012年第12期，第64～69页。
[50] 包宝泉：《浅谈日本的“国费外国留学生”制度》，《比较教育研究》1997年第4期，第46～48页。
[51] 王连娣：《试论国际化背景下日本“30万人留学生计划”实现的可能性》，《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160～161页。
[52] 潘嘉屹：《日本接收留学生政策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8。
[53] 严晓鹏：《日本留学生政策的最新动向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教育学术月刊》2012年第5期，第84～86、97页。
[54] 夏青：《当代日本外国留学生政策与管理体制及其启示》，《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1年第4期，第117～118页。
[55] 陈芳兰：《日本留学生政策及管理制度的实施对我国的启示》，《科技信息》2010年第20期，第393～394页。
[56] 于桂玲、吕晓伟：《日本留学生教育政策及其借鉴》，《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18～121页。
[57] 张绍铃：《日本外国留学生教育制度的特色及其启示》，《高等农业教育》2005年第2期，第89～92页。
[58] 薛明：《当代日本留学生的发展与启示》，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
[59] 吕玉元：《日本的外国留学生教育及对中国的启示》，《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63～164页。
[60] 米磊：《日本外国留学生教育政策探析》，《北方文学》2012年第4期，第181页。
[61] 王晓霞：《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历史演进及其发展趋势》，《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23～26页。
[62] 杉村美纪、崔世广：《围绕中国留学生的日本留学生政策与日中关系》，《21世纪中日关系发展构想——第五届日本研究青年论坛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第342～354页。
[63] 崔世广：《比较研究：中日两国留学交流的现状与课题》，《日本研究》2006年第1期，第83～92页。
[64] 高剑华：《中日留学生教育现状及政策比较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75～77页。
[65] 姜星海、李晓红：《中日当代外国留学生政策比较》，《外国教育研究》2008年第4期，第23～27页。
[66] 杜珊珊：《中日外国留学生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1。
[67] 赵霞：《当代日本大规模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原因探析》，《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56～59页。
[68] 翁华星：《日本高校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探析及启示——以日本宇都宫大学为例》，《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8期，第236～237页。
[69] 彭文平：《日本的留学生公共外交》，《日本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第27～34页。
[70] 芝田政之：《留学生政策与中日两国的留学生交流》，《中国、日本外国留学生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第25～30页。
[71] 刘军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发展》，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
[72] 吴坚、赵杨、杨婧：《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本政府留学生政策》，《高等教育研究》2009年第12期，第94～101页。
[73] 高爽：《东日本大地震对留学市场的冲击及连锁反应》，《科技信息》2011年第33期，第281～282页。
[74] 陈武元：《日本接受外国留学生问题的研究——留日学生少的原因与日本对策》，《外国教育研究》1989年第4期，第55～58页。
[75] 陈小牧：《是什么让日本大学国际化进程举步维艰》，《文汇报》2015年6月26日，第6版。
[76] 吴婉：《从留学生政策看日本如何应对少子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文学教育》2014年第8期，第60～61页。
[77] 张克松：《日本留学如何申请》，《出国与就业》2003年第9期，第30～32页。
[78] 陈叶：《就学日本掌握窍门》，《侨园》2004年第6期，第38页。
[79] 博文、臧国海：《日本留学高潮已过，但仍有机会》，《成才与就业》2004年第3期，第9页。
[80] 唐明媛：《日本留学“严冬”过去 市场回暖》，《出国与就业》2005年第18期，第10～13页。
[81] 李润泽：《留日，一个远去的神话》，《南风窗》2007年第14期，第83～84页。
[82] 栖原暁「留学生30万人計画の意味と課題」『移民政策研究』第2号、2010、7～19頁。
[83] 寺倉憲一「わが国における留学生受け入れ政策—これまでの経緯と『留学生30万人計画』の策定」『国立国会図書館調査及び立法考査局レファレンス』第2号、2009、27～47頁。
[84] 寺倉憲一「留学生受入れの意義—諸外国の政策の動向と我が国への示唆」『国立国会図書館調査及び立法考査局レファレンス』第3号、2009、52～72頁。
[85] 武田里子「日本の留学生政策の歴史的推移—対外援助から地球市民形成へ」『日本大学大学院総合社会情報研究科紀要』第2号、2007、79～90頁。
[86] 大塚豊「留学生政策の比較分析―日本の『留学生30万人計画』を軸として」『比較教育学研究』第40号、2010、175～178頁。
[87] 横田雅弘「高度国際人材政策としての留学生政策—世界の留学潮流と日本のこれから桜美林」『高等教育研究』第3号、2011、19～33頁。
[88] 横田雅弘「岐路に立つ留学生政策とJAFSAの役割」『IDE現代の高等教育』第10号、2007、9～12頁。
[89] 横田雅弘「留学生交流の将来予測に関する研究」『一橋大学留学生センター教育研究シリーズ』2007。
[90] 白石勝己「留学生『30万人政策』と『受け入れ戦略』」『アジアの友』第8号、2010、8～9頁。
[91] 白石勝己「留学生数の変遷と入管施策からみる留学生10万人計画」『ABK留学生メールニュース』第61号、2006、1～6頁。
[92] 岡田昭人·岡田奈绪美「日本における留学生受け入れ政策の史的開展過程と現状に関する一考察」『昭和女子大学学園総合教育センター·国際学科特集』第5号、2011、11～21頁。
[93] 三宅真由美「『留学生30万人計画』の実効性」『朝日大学留学生別科紀要』第6卷第6号、2009、3～12頁。
[94] 三宅真由美「『留学生10万人計画』における留学生受入れに関する—考察：大学における留学生受入れ拡大に有効な方策とは何か」『信州大学経済学論集』第66号、2015、1～10頁。
[95] 明石純一「日本の留学生政策をめぐる一考察—『10万人計画』から『新たな留学生政策』」『国際政治経済学研究』第19号、2007、107～119頁。
[96] 木村孟·井上洋·加藤朗他「新たな在留管理制度に関する提言」『政策特報』第6号、2008、176～207頁。
[97] 木村孟「これからの留学生政策—中央教育審議会答申を中心にして」『留学交流』第4号、2004、8～11頁。
[98] 木村孟「『留学生30万人計画』のために」『IDE現代の高等教育』第507号、2009、27～32頁。
[99] 伊佐敷真孝「日本への効果的な留学生の受け入れ方策について」『京都大学行動教育研究』第19号、2013、1～11頁。
[100] 高明珠「中国人留学生の視点から見る日本の留学生政策」『同志社政策科学研究』第12号、2010、1～15頁。
[101] 白雪花「留学生政策に見る日本の国際化」『東アジア日本語教育日本文化研究』第18号、2015、83～99頁。
[102] 中嶋嶺雄「留学生政策を考える」『IDE現代の高等教育』第10号、2007、4～9頁。
[103] 木遠藤誉「外国人留学生の日本企業就職と国際貢献」『留学交流』第11号、1992、2～7頁。
[104] 佐藤由利子『日本の留学生政策の評価-人材養成、友好促進、経済効果の視点から』東信堂、2010。
[105] 浅野慎一「中国人留学生·就学生の実態と受け入れ政策の転換」『労働法律旬報』第5号、2004、20～29頁。
[106] 柳沢美和子「日本の『グローバル化』はあり得るか？：留学生政策、移民政策、言語政策の視点から」『東京基督教大学紀要』第27号、2017、121～133頁。
[107] 齋藤潔「ポスト留学生30万人計画を見据えた留学生政策について」『現代の高等教育』第613号、2019、56～61頁。
[108] 守屋贵司『日本外国人留学生—労働者と雇用問題』晃洋书房、2011。
[109] 浅野慎一『日本で学ぶアジア系外国人：研修生·留学生·就学生の生活と文化変容』大学教育出版、1997。
[110] 伊藤泰郎「浅野慎一著『日本で学ぶアジア系外国人』」『現代社会学研究』第11号、1998、129～134頁。
[111] 浅野慎一「アジア留学生就学生の生活と文化変容（1/2）」『神戸大学発達科学部研究紀要』第3卷第1号、1995、149～177頁；第3卷第2号、1996、147～176頁。
[112] 伊東雅之「外国人研修生·実習生、留学生の諸問題」『人口減少社会の外国人問題：総合調査報告書』国立国会図書館調査及び立法考査局、2008、93～108頁。
[113] 原田麻里子「留学生の就職支援」『移民政策研究』第2号、2010、40～57頁。
[114] 岡益巳「中国人就学生問題に関する一考察」『岡山大学経済学会雑誌』第25卷第3号、1994、181～200頁。
[115] 佐藤次郎「就学生制度の現状—留学生政策の新段階」『IDE現代の高等教育』第10号、2007、19～22頁。
[116] 伊能裕晃「日本語学校における就学生支援—必要となる認識、活動、組織についての提言」『留学生教育』第9号、2004、169～180頁。
[117] 江志遠·野島一彦「在日中国人就学生の自我同一性がメンタルヘルスに及ぼす影響」『九州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院紀要』第13号、2012、165～170頁。
[118] 江志遠·顧佩霊·李欣曄「在日中国就学生の異文化ストレッサーと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源がメンタルヘルスに及ぼす影響」『心理臨床学研究』第29卷第5号、2011、563～573頁。
[119] 邱焱、孫怡「学校によるサポートと主観的幸福感に関する在日中国人就学生と留学生の比較」『留学生教育』第12卷第16号、2011、57～63頁。
[120] 梶田孝道『国際移民新動向と外国人政策の課題』法務省委託研究、2001、361～394頁。
[121] 岡益巳「留学生30万人計画を視野に入れた留学生支援ボランティアの活用」『大学教育研究纪要』第5号、2009、13～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