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留学生10万人计划(1983~2003)
一 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动因、内容和实施
(一)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动因
日本是一个加工贸易型工业化国家,即需要进口能源、资源,加工后出口,因而无论是能源与资源的来源地,抑或是出口商品的市场,对日本来说均十分重要。二战后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东南亚各国的能源、资源乃至市场发展经济的,如1973年,日本对亚洲的投资约占全部对外投资的28.6%,北美为26.1%,中南美为26.1%。[1]但日本许多企业进入东南亚地区后,其经营方式与当地文化往往有冲突。与此同时,大量日本产品进入东南亚地区,以及资源能源的过度开发使环境受到破坏等,也引起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
1974年1月,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东盟五国,即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其主要目标仍然是资源、能源。田中首相首先访问菲律宾,其后到泰国,但遇到了反日游行队伍。在其下榻的饭店外,曼谷的市民烧毁日本汽车的模型。访问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后到达印度尼西亚,田中首相原计划与同时来访的沙特阿拉伯官员、印度尼西亚官员协商三方合作开发资源能源问题。但因激烈的反日游行队伍包围田中首相住宿的总统官邸,市民烧毁日本汽车,并砸毁与丰田汽车合作的企业,田中首相三天之内未能走出总统官邸,结果会谈未能举行。最后乘直升机离开总统官邸,转机回到日本。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政府与民间通过各种措施提高技术,节省能源,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推动了进出口贸易额的增长。但出口迅速增加引起了贸易摩擦,为减少对外贸易摩擦,日本加快了对外投资的步伐。然而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制度等,日本与贸易、投资对象国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升级。为消除侵略历史留下的不良印象和贸易摩擦带来的隔阂,也为了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日本需要积极做出国际贡献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增加自己的发言权和提升影响力。
正因如此,1977年3月在东京召开日本-东盟论坛。当时东盟正在探讨“共同工业化”项目,需要日本的经济合作,因而邀请日本参加第二届东盟首脑会议,同时也邀请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政府首脑。其后,福田赳夫首相访问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福田首相发表了题为《日本的东南亚政策》的演说,提出了所谓的“福田主义”。其主要内容为:(1)日本不做军事大国;(2)建立与东南亚各国“心心相印”的相互信赖关系,这种关系不局限于政治、经济,还包括社会、文化的多方面关系;(3)日本作为平等的合作伙伴,积极与东盟各国加强合作、密切联系,与“印度支那”各国建立相互理解的关系,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2]在与各国首脑的会谈中,福田首相提出了日本提供100亿日元建立“文化交流基金”的设想,并对东盟提出的“共同工业化”项目表示出合作意向,商议金额为1000亿日元。在双边合作项目上,有偿援助1600.4亿日元,无偿援助89.3亿日元,技术合作99.9亿日元,合计为1789.6亿日元,约合6.7亿美元。[3]
1979年1月25日,大平正芳首相在第87届通常国会的施政演说中提出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综合安全保障”政策。通常,首相施政演说稿由各省厅事务当局提供的材料综合而成,但在大平首相的演说稿中还有政策智囊团提出的政策建议。大平内阁成立后立即组织了九个作为首相私人咨询机构的政策研究小组,其中涉及外交政策的有两个,即以大来佐武郎为首的“环太平洋合作研究集团”、以猪木正道为首的“综合安全保障研究集团”。其提出的咨询报告认为日本追赶型现代化已经完成,必须改革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目标是“建立日本独特的福利社会”,同时推动形成“包括多元安全保障在内的柔软型国际关系”。
在推动形成“包括多元安全保障在内的柔软型国际关系”报告中,提出日本“负担维持自由贸易体制的成本”,具体在农产品进口自由化上做出让步,另外是日本“恰当地负担自由主义国家安全保障的成本”,即增加军费的同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但大平首相智囊团以及大平首相本人的“综合安全保障”构想超出了其范围,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按照“环太平洋合作研究集团”提出的中期报告,其设想是建立包括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盟各国在内的合作关系,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范围内协调生产发展、合作开发资源等。[4]大平首相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说:“环太平洋各国之间的合作也绝非为了建立排他性的国家集团。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造福于太平洋各国以及最大限度地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幸福和繁荣。”[5]
实际上,“综合安全保障”基础上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是对“吉田路线”的修正,即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同时,发挥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在亚洲国家中的独特作用,在国际事务中增加自己的发言权。正是在大平设想的推动下,1980年9月召开了第一届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不久发展为以民间为主体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政府层次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6]
(二)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积极开展与亚洲以及欧美各国的文化教育交流和合作,旨在消除与各国的矛盾,增进理解,为政治、经贸活动创造良好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不能与其经济大国的地位相适应,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教育的手段培养大国意识、国际意识、防卫意识,为跻身国际政治舞台做思想上和人员上的准备。1982年在“以国际化视野看待一切问题”的倡导下,教育国际化日益受到重视,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明确提出建设“国际国家”(政治大国)的口号。
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国际的教育交流和合作也日益频繁,日本认识到接收留学生的人数与教育国际化的关系,认识到与其他发达国家在留学生接收方面的差距。1979年日本接收的留学生仅有5933人,并且其中八成以上来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7]1983年,日本留学生人数上升到10428人,而美国留学生人数为31万人,法国为12万人,英国以及当时的联邦德国各有6万人,日本希望到20世纪初达到1983年法国的水平——约10万人。[8]
促成政策形成的契机是中曾根康弘首相的东南亚访问。中曾根首相在与留学生的交谈中深感日本接收留学生人数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显著,认识到留学生在其本国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并能在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中曾根首相回国后立即召集相关专家成立了留学生政策智囊团,积极酝酿留学生接收政策,培养“知日派”,强化日本与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于是,由五人(牛尾机电会长牛尾治郎、国际大学校长大来佐武郎、日本国际教育协会理事长川野重任、国立教育研究所木田宏、东京大学教授中根千枝)组成的面向21世纪留学生政策恳谈会应运而生。经过反复研讨,恳谈会于1983年8月31日提出了《关于21世纪留学生政策的建议》。建议指出,面向21世纪,日本期待在充实国力的基础上,增强各个领域的实力,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特别需要和各国保持顺畅融洽的关系,需要通过国际交流和宣传活动增进相互理解,构筑相互信任的友好关系。同时,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留学生比例极低。教育的国际交流特别是留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的交流能够提高日本和他国的教育、研究水平,促进国际理解和合作,协助发展中国家进行人才培养等,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可以成为两国友好关系的桥梁,故留学生政策是以文教政策、外交政策为中心的重要国策之一,留学生政策的当务之急就是扩大留学生招生规模。建议设想,到21世纪初,日本留学生人数达到同为小语种的发达国家——法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约10万人),具体措施是扩大国费留学生的招生规模,将国费留学生的招生作为自费留学生招生的牵引力,计划国费留学生和自费留学生比例达到1∶9。1984年6月组织经济界、教育界等相关领域的18名专家拟定了《关于21世纪留学生政策的开展》咨询报告。文部省在以上两个报告的基础上,制定了具体的措施框架。
文部省出台的留学生10万人计划重申了《关于21世纪留学生政策的建议》,认为留学生交流是与其他国家增进相互理解、促进教育及研究水平提高、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举措,是重要的文教和外交政策,留学生归国后大都在各国发展和与日本的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留学生人数极少。为此,需要制定留学生接收政策。
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目标有三个:(1)提高日本与各国的教育、研究水平;(2)养成国际理解和合作精神;(3)协助发展中国家进行人才培养。具体数值目标表述为:到21世纪初的2000年,留学生接收规模达到10万人。
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内容分为五个部分。其一是对留学生接收机构——大学的要求,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留学生教育,二是留学咨询和接收手续。留学生教育方面包含对留学生的教育指导、充实留学生的课程、面向自费留学生举行的海外统一招生考试;留学咨询和接收手续方面包含完善招生地留学咨询体制、完善日本国际教育协会及其职能、完善大学的留学生事务机构等。其二,加强留学生日语教育,主要是推进日本国内的留学生日语教育。其三,确保留学生住宿环境,以容纳四成留学生为目标,完善留学生宿舍和普通学生宿舍。具体措施有完善大学的留学生宿舍和普通学生宿舍、推进民间留学生宿舍建设等。其四,推进民间活动,广泛宣传留学生政策,促进留学生融入日本社会。其五,针对归国留学生的政策,包括支持归国留学生的活动和与归国留学生相关的各项事业。[9]
(三)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实施过程
继1983年、1984年一系列有关留学生的报告和建议以及具体政策后,日本继续推进留学生接收工作。1986年临时教育审议会(简称“临教审”)提交年度第一份咨询报告,提出高等教育进行实质性改革,促进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的国际化,在开学时间、插班转学、学分互换、增加外籍教师方面采取新举措。临教审《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二次报告》提出,应该飞跃性地扩大留学生招生,为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以文部省和个别大学为中心开展工作,还应该从基层的民众层面发起活动,大学、各相关政府部门、地方公共团体、民间法人、民间团体等应该加强合作、齐心协力,创建有利于留学生招生的氛围。
1986年5月1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关于临时教育审议会第二次报告的对应方针》,决定按照临教审报告的建议,进行留学生接收工作的改革。1992年7月,“面向21世纪关于留学生政策相关调查研究协作者会议”完成《展望21世纪,综合推进留学生交流》报告,提出在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中间年份(1992年)对计划前期的工作评价和后期留学生政策的开展进行调查研究,并计划在1992年7月公布相关调查结果。1997年5月桥本龙太郎内阁提出的六项教育改革措施中,就有推进留学生交流等国际化改革。1997年7月,留学生政策恳谈会第一次报告会提出《关于今后留学生政策的基本方向》,对留学生政策的方向进行了探讨,肯定了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意义,并对此前相关政策、所有相关部门和人员的积极行动予以高度评价,最后表示要继续执行留学生10万人计划。在1998年7月的初次内阁会议上,小渊惠三首相在回答质询时表示,对于海外留学生,要实行接收体制一体化,改善留学环境,增加专职工作人员。
1999年3月,留学生政策恳谈会提出《以知识的国际贡献的发展和新的留学生政策的开展为目标——2000年的留学生政策》报告,首先确立了21世纪日本留学生政策以“知识的国际贡献”为出发点,明确了其在为各国培养人才的同时,在日本的安全保障和维护和平、强化国际范围知识影响力方面的重要意义。报告同时指出,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对21世纪日本的留学生政策,以亚太诸国为主的世界各国都给予了厚望,今后也要继续实施留学生10万人计划,并为达成这一计划积极寻求更好的方法。在与欧美诸国的大学竞争中,有必要在重视数量的同时,更重视留学生的质量,提出质的提高需要数的充实。为改进接收体制,今后要进行三大支柱建设,一是推进提高大学质量的改革,二是构筑向世界开放的留学生制度,三是进一步加强官民一致的留学生援助。在2000年4月八国集团教育首脑会谈中,日本提出要共同努力寻求八国集团各国之间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大幅度扩增交流渠道,并在今后10年留学生流动性增加一倍方面达成一致。
2000年7月在冲绳召开的八国集团会议上,上述观点再次被重申。同年,大学审议会表示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要探求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存在方式,认为提高大学教育研究的国际通用性、共通性,推进强化国际竞争力的大学改革是接收留学生的基础,而扩大留学生的接收与促进大学改革相辅相成。2001年11月,明仁天皇夫妇出席留学生百年典礼,促进留学生接收工作。2001年9月,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公布了《改革工程表》,在教育部分的改革中明确了“实施改善留学生支援、宿舍接收体制等,推进面向国际开放的教育”。在此期间,法务省入国管理局也顺应留学生接收的需要,召开签证政策的恳谈会,关注留学生接收情况,听取各方意见,及时调整签证政策。2002年6月的内阁会议通过《关于经济财政运营和机构改革的基本方针2002》,在六个经济活力化战略之一的“全球战略”中,作为全球化中的积极贡献,要求文部科学省推进留学生交流,增加对外国留学生的支持。
为落实以上政策,日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日本国费留学生的资助项目和金额为:奖学金,研究生层次每月17.5万日元,本科层次每月13.5万日元;入学金和课时费,国立大学免收,公立和私立大学由文部科学省支付;支付往返机票费用;支付到日临时费用每人2.5万日元。对自费留学生,学业成绩优秀、生活困难者,由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支付学习奖励费。学习奖励费额度为研究生层次每月7.3万日元,本科层次每月5.2万日元。在私立大学以及短期大学对学生减免学费的情况下,文部科学省对减免部分进行补助。日本学生支援机构还对在日本和海外举行的日本留学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进行学习奖励。
据统计,文部科学省在推进接收留学生的相关预算方面,从1983年的77亿日元增加到2003年的532亿日元,增长大约6倍;从实施计划至完成计划的20年中,留学生交流相关的预算大约为7546亿日元。外务省在推进接收留学生的相关预算方面,1984年大约只有500万日元,2003年达到59亿日元,增长了1179倍;从1984年到2003年,留学生交流相关的预算总计达到192亿日元。以上两省接收留学生的相关预算合计到2003年大约为591亿日元,整个计划的20年中总计投入7738亿日元。2002年国费留学生(共计9009人)到研究生阶段,含奖学金以及入学金、学费免除额度在内,每人获得大约300万日元的资助。2002年自费留学生达到85024人,其中10900人获得学习奖励费,占留学生总人数的12.8%;13841人获得学费减免,占留学生总人数的16.3%;获得双重奖励的学生最高达到每人每年114万日元的额度(以上的自费留学生不包含享受利用其他国家公费来日的留学生)。[10]
除政府奖学金外,各个大学也积极为留学生提供资助。在总务省组织调查的81所大学中,有38所学校在2003年给留学生提供了来自大学的独立奖学金,数额达5亿日元;43所学校减免了留学生入学金,共计3亿日元;65所学校为留学生减免学费总额达138亿日元。此外,2003年度有38个地方公共团体为留学生提供了1.8亿日元的奖学金。[11]
在政府不断出台政策的积极推动下,尤其是来自政府、大学、社会的资金扶助下,随着国费留学项目的开展和自费留学签证审查等政策的放宽,赴日留学生人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见图1-1)。
图1-1 1983年(昭和58年)到2003年(平成15年)留学生人数的推移
资料来源:文部科学省「留学生受入れの概況」(平成15年版),http://www.jasso.go.jp/about/statistics/intl_student_e/icsFiles/afieldfile/2015/10/19/data_15.pdf,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2月19日。
1983年,留学生10万人计划开始之初,日本入国管理规定放宽,留学生课外打工被解禁,接收机构可以统一到日本国内各地的入国管理局为学生代理签证申请。在最初的几年,赴日留学人数迅速增长。当时,对肩负向高等教育机构输送留学生任务的日语学校,没有任何办学限制或是设置标准和资格认定制度,任何公司、个人、社团都可以自由开办日语学校,向海外发放录取通知招收学生,一时间日语学校遍地开花,申请入国的就学生急速增长。由于日语学校缺乏规范,学生中非法就业者和非法滞留者数量大大增加。1988年10月,日本入国管理局发现此现象后,对日语学校的就学生进行严格审查。就学生是日本四年制大学和两年制大学的主要生源,就学生资格被严格限制,间接影响了大学的招生。1988年11月,日语学校滥发入学许可、提前收取学费,但学生在申请签证过程中被入国管理局拒签,从而引发数百人围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事件,被称为“上海事件”。“上海事件”引起各方重视,入国管理局严格审查就学生资格,1989年修改了《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的一部分。1990年2月,财团法人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开始对日语学校的办学资格进行规范和审查。6月,入国管理局进一步明确了留学生和就学生的资格限制,开始施行“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和“资格外活动许可”制度,就学生人数随之急剧减少,大学预备人群也相应减少,造成1993年以后留学生人数增长的停滞。1995年,中国学生申请日语学校就学的签证率仅为30%。[12]入国管理局注意到了就学生和留学生的人数变化,从1996年开始废除饱受社会各界诟病的“身份保证人制度”,1998年把留学生打工时间从每日不超过4小时灵活变更为每周不超过28小时,1999年进一步把留学签证从一年申请一次改为两年申请一次,2000年开始对大学、专修学校、其他学校以及优良日语学校(非法滞留率在5%以下的学校)做出宽松规定,不再要求经济、学历等书面材料,只提交申请书和照片就签发“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对于非法滞留高发的教育机构则继续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可以看出,为了实现留学生10万人计划目标,入国管理局采取了相当宽松的签证政策。[13]在以上一系列政策的促进下,同时在派出国的经济成长和开放留学渠道的推动下,2000年以后,持“留学”“就学”签证的新入国人数再次出现激增。到2003年,日本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在学留学生人数达到109508人,比预定的时间晚了3年,但最终实现了1983年提出的接收10万名留学生的目标。[14]
二 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效果分析与评价
(一)留学生10万人计划数量增长的原因
日本政府原计划通过国费留学生的招收来带动自费留学生的招收,但分析1994年到1997年国费留学生与自费留学生的人数关系,国费留学生从1994年的6880人增加到1997年的8250人,增加了19.9%,与此同时,自费留学生从1994年的46907人减少到1997年的42797人,减少了8.8%,两者之间并没有原本期待的对应增长关系。通过对留学生来源国的考察得知,2003年自费留学生人数达到国费留学生人数10倍以上的是中国(39.5倍)、韩国(15.3倍),2倍以下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菲律宾,呈极端的两极分化状态。中国、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五国的国费留学生占国费留学生总人数的46.7%,国费留学生来源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就读于日本少数几所大学。从1997年到2003年的更长一个时间段内,虽然自费留学生从42797人增加到99762人,增加了133.1%,但仍然找不到与国费留学生同步增长的证据(见图1-2)。[15]
图1-2 国费留学生与留学生总人数的增长关系
资料来源:文部科学省及び日本学生支援機構調べ「留学生数の推移」http://www.mext.go.jp/component/b_menu/shingi/toushin/__icsFiles/afieldfile/2009/03/24/1249702_001.pdf,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8月9日。
对照同时期签证政策的变化,发现签证政策的收缩和放宽对留学生、就学生的人数变化有直接影响。有关学者据来自法务省的反馈得出结论,此阶段自费留学生增长的重要原因是留学生留学时间的延长以及在留资格审查手续的简化等(见表1-1)。
表1-1 1995~2003年入国管理局政策变化与留学生人数的变化情况
总务省在2005年公布的《关于推进留学生接收措施的政策评价书》也表明,留学生10万人计划达成的原因主要是入国管理政策和在留资格规定的放宽。签证政策的放宽并非留学生人数增长的唯一原因,还与派出国的需求有关。有学者认为,1980年留学生人数的增加与文部省的日本留学生政策本身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与日本的出入国管理政策的变化和各国留学生政策,尤其是自费留学生输出国的政策有关。简而言之,是日本的入国审查政策和他国的自费出国留学生政策这两个条件合力作用的结果。
本书认为,留学生人数的增加与留学生10万人计划还是有必然联系的。这是因为,正是在日本留学生10万人计划之下,入管局才对签证政策进行了调整,而留学生的签证政策亦可看作广义的留学生政策,从属于留学生10万人计划。学者的意见突出证明留学生政策不仅关乎文部省这一部门,总务省对留学生人数增加原因的调查分析,也提醒政府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接下来的留学生政策制定中,一个重大改变就是多省厅共同参与。入国管理局的政策表面上成为留学生10万人计划达成的主要原因,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疑问是,日本为什么能够获得足够的生源,使日本几乎仅仅依靠对签证政策的收缩与放宽就可以达到调整留学生人数的目的?20世纪80年代,正是日本经济达到顶峰的时期,日本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二、人均GDP名列前茅,拥有发达的高等教育和高质量的社会生活水平,与同处亚洲的其他各国之间拉开差距。日本被认为是一个可以半工半读的国家,由此吸引不少淘金者想方设法跻身留学生队伍。相较欧美巨额的学费和更为烦琐的手续,日本有经济和地缘上的优势,尤其是对于中、韩等与日本同属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来说,文化上的亲和力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虽然这一时期中日、韩日之间时有摩擦,但总体还是友好合作为主。随着中国、韩国经济的成长,而国内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和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的扩大等,日本成为以中韩为主的亚洲国家留学的首选国家。同时,国费留学生制度和日本独特的文化也吸引了亚洲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留学人员。[16]留学生人数的增长不仅与签证政策的放宽有关,还与派出国的需求和政策有关。通过对留学生来源国的数字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和韩国留学生人数占比极大,中韩两国留学生人数从1984年的4656人增加到2003年的86685人,增长了17.6倍。日本总务省曾就此照会中韩两国在日大使馆相关部门,通过照会得知,两国留学生人数的增长与两国经济发展、伴随经济发展产生的对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以及留学经验利于归国就业等因素有关。此时的留学生市场成为日本的“卖方市场”,日本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因此,表面上形成了通过入国管理政策的放宽和收缩就可以控制留学生人数的增长或停滞的现象。
(二)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效果与遗留问题
为了考察留学生10万人计划在提高日本和他国的教育研究水平、促进国际理解和国际合作、协助发展中国家进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效果,总务省对2358名在日留学生、322名归国留学生、272名留学生指导教师以及40家雇佣留学生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在留学效果、培养质量、就业、改善措施等方面进行统计。在留学总体效果方面,超过60%的留学生对课程内容和教师的指导满意或大致满意,超过70%的留学生对设施和环境满意或大致满意。超过60%的指导教师认为留学生的存在对日本本国学生理解其他国家、促进日本学生国际化等有积极作用,35%的企业认为雇佣留学生增加了企业的活力。在对归国留学生的调查中,85.3%的国费留学生和44.1%的自费留学生愿意劝导他人到日本留学,70.2%的留学生认为在日本留学有积极作用,14.3%的留学生认为起到了一定作用。可见,留学效果评价方面基本达到最初的目标。
留学生10万人计划为日本之后开展教育国际化、制订下一步留学生接收计划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但其在教育条件、生活条件、就业保障等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接收大量留学生,也遗留了一些问题。
留学生总人数和比例问题。2003年完成留学生10万人计划后,从留学生总人数上来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仍然处于落后地位。从留学生占全体学生人数的比例上来说,日本为2.6%,同期美国为6.6%,英国为18.1%,澳大利亚为14.8%,德国为11.6%,日本仍然处于较低水平。[17]
留学生来源国分布不均,中韩两国占有较大比例,亚洲留学生为主,欧美等国留学生较少。专业分布不均,以文科为主,理工科较少。
国费留学生比例较大。2002年,美、英、德、法、日的国费留学生人数分别为3085人、4079人、5928人、10156人、9009人,自费与国费留学生人数之比为190∶1、60∶1、38∶1、18∶1、11∶1。日本与以上发达国家相比,国费留学生比例较大,自费留学生人数偏少。[18]
留学生培养质量不高。2002年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占留学研究生总数的68.9%,同时期日本本国研究生获得学位的比例达到98.1%。留学生退学、除名比例,1998年为3.1%,2002年达到6.0%。
留学生在日就业率低。据调查,有27.4%的留学生希望毕业后在日本就职,实际仅有14.9%的毕业生真正在日就职。厚生劳动省在东京和大阪设立的公共职业安定所内部组织——外国人雇佣服务中心在2003年为4047名求职者介绍了4936条工作信息,最终有148人成功,达成率仅为3.7%。
留学生、就学生非法滞留问题。1996年有8406人非法滞留,占留学生总人数的15.9%,2002年有4401人非法滞留,占留学生总人数的5.6%,呈现逐渐好转的态势。[19]
就学生问题。就学生是各国留学生制度中极为罕见的存在,虽然是外籍学生身份,但不属于留学生的范畴,从签证手续、在留期限到实际生活待遇、社会地位都与留学生有很大不同。部分日语学校管理的混乱造成就学生非法滞留情况不断,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以数值目标为导向的签证政策。在2002年未达到10万人目标时放宽接收尺度,中国留学生签证率达到74%,完成留学生10万人计划后的2004年,突然严格限制,中国留学生签证率仅为27%。[20]另外也存在签证审查简单化、非理性处理等问题,如一位申请者的高中毕业证出现问题,则来自同一所高中的所有申请者一律被拒签。以上行为暴露了签证政策中以追求数值目标为导向,只求数量,牺牲质量的倾向。
此外在留学生接收体制、生活保障、日语能力教育、奖学金制度、国费留学生监管、入学考试制度等具体事务和宏观层面,省厅各部门的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政府与民间的协调等方面也存在严重的不足。
经过20年的努力,日本留学生人数从1983年的约1万人达到1999年的51298人,从2000年起以每年14%~23%的速度增长,到2003年,延迟3年达到109508人,实现了留学生10万人计划。对照计划制定的时间点和人数,基本完成了留学生10万人计划所规定的目标。留学生10万人计划虽然完成了,但遗留的上述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制约着留学生事业的发展。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一些遗留问题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的经济地位、社会人口结构、高等教育的经营等发生了变化,日本对留学生的接收信念也发生了重大变迁,这些都需要在下一步的政策中得到体现。留学生10万人计划为日本扩大接收留学生奠定了基础,为2008年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出台做了舆论、思想上的准备,提供了实践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