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绿色社会工作与灾害的文献回顾及理论分析

作为一个以促进人类福祉为己任的助人专业，在西方社会，社会工作在自然灾害介入方面有很悠久的历史。社会工作在灾后的创伤性压力管理、物资发放、为受伤人群提供服务（Galambos，2005；Mitchell，1983；Van de Eynde ＆ Veno，1999；Zakours，1996）、不同服务计划的形成与实施（Banerjee ＆ Gillespie，1994；Dodds ＆ Nuehring，1996）、社区组织和倡导（Dominelli，2009；Pyles，2007）等方面等都非常有效，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Yanay和Benjamin（2005：263、271）总结的那样，回应灾难是社会工作实践和专业的一部分。同时，作为专业人员，社会工作者应有充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储备，从而才能应对突发事件引发的复杂状况。

过去，社会工作的灾害介入主要集中在受灾个人、家庭、社区及组织的情绪抚慰和恢复工作，以及满足受伤群体的特殊需求上（Cherry ＆ Cherry，1996；Shahar，1993；Zakours，1996）。然而，对社会工作专业而言，此种介入具有极大的局限性。灾害引起的毁坏、创伤和悲剧需要被关注，但是社会变迁和灾后发展的议题依然重要。正如联合国救灾组织（UNDRO，1992：202）所宣称的那样，“灾难经常会创造一种政治和经济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广泛的改变比在正常的氛围中得以更快速的形成。”因此，就受灾地区的灾后恢复和灾后重建的可持续发展来说，赋权以及当地社区组织和居民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Harrell ＆ Zakours，2000；Ozerdem，2003；Pyles，2007；Vandeventer，2004）。Dominelli（2009：141-142）也强调社会工作者在灾害的介入中应担任多种角色，包括促进者、协调者、服务提供者、社区动员者、谈判者、经纪人和教育者。

Dominelli（2012）也指出，社会工作缺乏对环境灾难和自然环境对人类福祉影响的意识，在灾难发生后，社工也没有做好介入社区不同层面的准备。于是，她提出了绿色社会工作（green social work）的新视角，以应对21世纪环境危机的挑战。她对“绿色社会工作”的定义如下。

绿色社会工作是这样一种实践，它的介入是为了保护环境和提升人类的福祉。将人类和他们的社会文化、经济和自然环境整合在一个平等的框架内，使人们能够看到主流结构的不平等以及权力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绿色社会工作要求社会工作者能看到身份的政治及再分配的不平等，不再把环境作为被人类利用的工具。（Dominelli，2012：8）

绿色社会工作已经对2008年汶川地震灾后的社会工作实践产生了影响。汶川地震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作为中国一个新兴的专业，它应对灾难知识的储备尚不充足。汶川地震之前，在社会工作的训练方面，社会工作介入灾害管理的知识在社会工作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中都是缺席的。不足为奇，当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的社会工作都没有预备好去参与救灾社区工作，社工在灾后援助和重建过程中，都是“摸着石头过河”（Sim，2009：165）。开始阶段，中国社会工作大部分都是借鉴外部的经验；慢慢地一些中国社会工作的教育者和实践者总结出了符合本土情境的灾害社会工作实践，提炼出了与西方不同的介入路径和模式（Pei，Zhang，＆ Ku，2009；古学斌、张和清、欧阳令芝，2017）。笔者及其伙伴们在映秀初步践行绿色社会工作的介入。我们的经验与Dominelli的观点相契合，即具有文化敏感和符合地方本土特色的灾害社会工作介入路径应该考虑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Ku ＆ Ma，2015；张和清、裴谕新、古学斌等，2011；古学斌、张和清、欧阳令芝，2017）。

社会工作者在四川的工作面临非常多的困难，尤其是在前期，他们的工作缺少社区的认可。然而，社会工作者被巨大灾难中仍存的希望之光深深感动。因此，他们本着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原则，心甘情愿并毫不迟疑地投身于服务有需要的人群。汶川地震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转折点，社会工作者帮助那些因地震而身处绝望的人们，并且促使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和社会上获得新的专业身份。社会工作者承担一种新的任务、扮演一种新的角色、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相关知识，从优势视角、资产为本到绿色社会工作（Green ＆ Haines，2002；Kretzman ＆ McKnight，1993；Saleebey，2004；Dominelli，2012），并在中国的脉络和情境中运用了这些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