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空间与社会工作介入

空间是地理学重要的范畴和研究领域，如David Harvey（1973）和Edwards W.Soja（2010）皆指出，空间组织是人类社会非常重要的面向。但是，社会工作却很少关注空间（Jeyasingham，2013：2）。社会工作关于空间的文章大多是研究办公和工作空间，以及空间如何影响服务对象的生活及社会工作实践（Ferguson，2009；2010）。正如Jeyasingham（2013：13）所说：“虽然物理空间没有进入实践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经验，但它非常重要。家、会议室及办公室的空间安排影响着人们之间的互动……正如人们的姿势及肢体姿态在社会工作中经常被理解为自我表达和沟通的符号一样，空间的安排也是身体和环境之间互动的展现。”然而，在社会工作的研究中，空间正义与社会工作介入方面的文献是空白的。

以绿色社会工作的原则为基础，可以认为，空间正义应该是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的延伸（Dominelli，2012），因为空间不仅满足人们居住的需要，还具有社会性，反映了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因此，正义和不正义在空间中凸显出来。理解空间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可以让我们更加看清空间如何生产社会的不正义，从而制定各种政策回应这些社会不平等和不正义。

空间还具有文化性，除了再生产各种社会关系，还承载着历史、文化与记忆（Low，1993：75）。正如Kohn（2003：3）所言，空间的布局标识了社会的位阶，也影响着个人和群体的情感纽带，形成了人们的归属感，促成社区的凝聚。环境和空间也形塑着人们的行动、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每一个空间皆告诉我们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一个特别的空间承载个人和群体的故事、记忆和梦想。它将过去与现在相连，并且把过去渗透入未来（Kohn，2003）。例如，村口的一棵大榕树下，每天都有许多村民聚集于此，形成了一个社会和文化空间，在这里大家互动闲聊，形成一种情感的交流，也促进彼此的关系。大榕树下也承载了我们集体的记忆，长辈在这里回忆过去，为小孩讲述各种过去。村口的这棵大榕树，也是村里每个人身份的印记，当离乡回家的村民在远处看见它时，就知道已经到家了。

Margaret Kohn（2003：5）还提醒我们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是具政治性的。一个空间的设计既包容了某些群体，也排斥了某些人群，决定着人们互动的形式和范围，起到了社会分割（social segregation）的作用。譬如，厕所的设计反映了性别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电梯的设计妨碍了残障人士的使用，居住区域的分割也反映了种族歧视和排挤的意识形态。空间的打造也可以为政治服务，例如，纪念碑和宫殿的建造是为了提升民族主义的意识，培养人民对国家的情感认同；城市的规划（包括街道、社区和城墙），可以是为了社会防卫和控制，以便于管理和控制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人群或防御他们的暴动。因此，空间承载着某种价值的符号。

空间的再造是灾后重建的重要部分，物理环境和各种设施的建造，包括房屋、道路、电力供应设备、通信设施、供水和卫生设施都是重建的部分。在汶川和芦山地震之后，硬件重建就是政府的首要任务。政府通过一系列论述重建计划来开展重建行动（Ting ＆ Chen，2012：9）。然而，有一些研究发现，灾后重建的工作并没有完全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在震后重建期间，汶川的大型重建项目强调硬件设施的建设。学校、医院、办公楼、高速公路、桥梁、电站，水利设施和文化中心在震后的每个乡镇很快投入使用。灾民也购买并入住了代表着现代和发展的新式房屋。然而，当地人的如生计问题的解决需要充分考虑。另外，有些地方的房屋的设计模仿城市的房屋，房屋间距非常小，房屋的最上层有两个或三个卧室，客厅或餐厅与厨房在中间一层，厕所在最上面和最下面的楼层。村民挤在房子中，没有空间保持他们原来的生活和生产方式，造成他们与自己的历史和记忆完全断裂。例如，他们没有院子饲养家禽、种植蔬菜和放置农具。有些村民居住在离自己的田地非常遥远的地方。像在汶川县的草坡乡，村民就抱怨他们要走2个小时才能到农田。更糟糕的是，新房子与村民的传统习惯和文化相脱离（Ku ＆ Ma，2015；古学斌、张和清、欧阳令芝，2017）。

笔者发现T村的现代房屋设计模仿城市居民的住宅，缺少饲养家禽、放置农具和种植蔬菜的地方。重建也意味着当地发展的契机，当地政府告诉我们，当地希望通过发展旅游业来带动经济的发展。一位当地的干部对笔者说：“我们计划发展旅游业。当村民搬入漂亮的新房后，我们将组织他们发展民宿（客房），接待外面的游客。我们村与S老镇很近，游客参观S老镇的时候，他们可以住在T村，这样就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有经验显示这是不成功且不可持续的（Ku ＆ Ma，2015）。

人们惊叹政府为受灾者建设房屋的效率。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空间格局真正适合当地百姓居住吗？建设过程合理吗？在这个过程中，当地居民参与过设计和建设吗？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四川震后重建的过程缺乏民众的参与。

面对重建过程中的“不公平”，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我们应该问：“社会工作在捍卫空间正义方面有责任吗？”“社会工作在空间介入方面有何角色？”但是，社会工作专业在这方面却是空白的。法国哲学家Lefebvre（1996：76）呼吁城市研究的理论家、建筑师和规划者们应该“努力朝向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一种新的实践”，为那些生活者争取与空间相关的具体权利，包括教育、工作、文化、休闲娱乐、健康及居住的权利等（Lefebvre，1996）。这些权利的争取难道社会工作专业不需要参与吗？绿色社会工作的答案是：我们必须关注环境正义，因为环境正义也是社会正义的延伸。所以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协力在地民众通过参与设计宜居的私人和公共空间等积极参与灾后重建过程。为实现这一目标，第一步是让弱势群体在灾后的规划和重建过程中发声。采取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法，在设计、规划和建设过程中鼓励社区民众参与，让民众在过程中得以增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