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泛美会议与现代泛美主义运动的开启
孙若彦
内容提要：1889～1890年第一次泛美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经济扩张是美国发起召开本次会议的主要动机。由于美国国会两党的分歧以及以何塞·马蒂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代表的斗争，会议未取得多少实质性成果。美国倡导召开第一次泛美会议的最初动机并非泛美合作，而是使其成为美国在西半球政治经济扩张的一种手段，并且通过这次会议美国初步确立了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第一次泛美会议在泛美主义和西半球合作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会议开启了现代泛美主义运动，西半球合作由此正式进入体制化的阶段。
关键词：泛美主义 第一次泛美会议 詹姆斯·G.布莱恩 何塞·马蒂
泛美主义，一般是指强调美洲同一性和主张所有美洲国家组成一个合作共同体的思想和运动。1889年10月2日至1890年4月19日，第一次美洲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American Conference）在华盛顿召开，这次会议也被称为第一次泛美会议（Pan American Conference），学界一般将1826年巴拿马会议至1889年第一次泛美会议的这段时间称为“旧的泛美主义”时期，而将第一次美洲国际会议称为“新的泛美主义”或“现代泛美主义”运动的开端。[1] 也正是在第一次泛美会议期间，泛美主义这一概念开始在美国流行起来，[2] 以后成为历届美国政府西半球合作战略的思想依据和政策基础。
国内学界对于第一次泛美会议的研究并不多，局限于一般性介绍，对于美国的早期泛美政策以及这次会议在泛美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没有给予足够关注，对于会议中的一些细节，如19世纪末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针对泛美合作以及召开此次会议的分歧，拉美国家代表在会议中的立场、观点等都有待进一步梳理研究。美国学者对泛美会议的研究开始较早，如1965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塞缪尔·盖伊·英曼撰写的《泛美会议，1826—1954：历史与问题》一书，是一部研究1954年之前历次泛美会议的非常有参考价值的著作。[3] 作为泛美主义的热烈拥护者和拉美文化的积极传播者，英曼自1923年之后参加了大多数泛美会议，这使得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近距离接触各国政要和一手资料。因此，该书成为研究泛美会议的重要资料。比尔·J.卡拉斯于1974年发表的论文《何塞·马蒂与泛美会议：1889—1891》[4]，对马蒂在第一次泛美会议期间的思想主张及大量活动给予了精彩分析，使我们对本次会议拉美代表的活动及观点有了较清晰的认识。美国学者约瑟夫·史密斯在其论文《第一次美洲国家会议（1889—1890）与美国早期泛美政策》中侧重分析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19世纪末围绕泛美政策的争论。[5]还有其他一些论著涉及第一次泛美会议这段历史。总体来看，美国学者论著的立场基本是为美国19世纪末的西半球扩张以及泛美主义政策提供辩护的，认为布莱恩的泛美倡议是玻利瓦尔美洲联合事业的继承，而且美国应该在西半球合作中充当领导地位，但是其对拉美国家在泛美主义运动中的观点和主张关注有限。
本文将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对第一次泛美会议进行更加系统性的梳理，特别关注何塞·马蒂对本次会议产生的重要影响。本文认为美国倡导召开第一次泛美会议的最初动机并非泛美合作，而是将其作为在西半球政治经济扩张的一种手段，通过这次会议美国初步确立了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但是，第一次泛美会议在泛美主义和西半球合作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启了现代泛美主义运动，西半球合作由此正式进入体制化阶段。
一 美国倡导召开泛美会议的动因
19世纪绝大多数时间美国对于举行泛美会议并不感兴趣，西半球很少举行多国会议，最重要的是1826年举行的巴拿马大会，巴拿马大会后来常被描述为玻利瓦尔建立西半球理想伙伴关系的一个象征。后来又不定期举办了仅有西属美洲国家参加的3次会议[6]，这3次会议的目的均不是促进半球联盟，而是讨论拉美新独立国家的集体防御。美国没有参加这3次会议，这一时期它主要埋头于国内领土扩张和经济发展，此时的拉美在美国人眼中只被看作遥远的、落后的、政治不稳定的、不值得关注的地区。因此，1889年美国提出召开泛美会议的主张似乎与之前美拉关系的历史相矛盾。
（一）布莱恩倡导泛美会议的动机
进入19世纪后期，美国的商业团体、企业家乃至政治家越来越把拉美作为吸收本国农业和工业过剩产能之地。经济扩张是美国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的主要原因。根据当时亲历会议的古巴民族主义者何塞·马蒂（José Martí）的观察，美国“充斥着无法销售出去的商品，必然要在美洲扩张”。[7] 其实，1889年之前美国对西半球多边主义产生过兴趣，门罗主义倡导西半球国家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间体系，即“美洲体系”。但与玻利瓦尔的理想根本不同的是，门罗将“美洲体系”设想为由美国来保护和领导。19世纪美国也曾多次作为拉美国家间冲突的调停者出现，例如，在“三方联盟战争”中美国曾建议交战双方派遣代表到华盛顿讨论和平解决的方案。
美国提出召开全美洲会议的主张最早出现在1881年，这年国务卿詹姆斯·G.布莱恩（James G.Blaine）提议于1882年在华盛顿召开美洲国家的和平会议，主要目的是希望解决墨西哥与危地马拉、智利和秘鲁之间的领土争端，并就防止未来发生战争建立一个仲裁体系进行讨论。布莱恩的政策重申了门罗主义的内容，宣称西半球需要和平，而为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应担当领导责任。布莱恩作为两届总统任期的国务卿是亨利·克莱泛美联合事业的重要继承者。为促成此次会议的召开，布莱恩积极争取商界和国会的支持以促进西半球贸易及和平解决争端。但是布莱恩的倡议没有得到拉美各国的响应，不久他就因政治原因辞职了，美国国内批评他的人还称他具有个人野心。关于是否召开美洲国际会议在美国国内也激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至1882年8月，新国务卿弗里德里克·弗里林海森（Frederick Frelinghuysen）上任后便正式取消了该项计划。
然而，1882年9月，布莱恩又在杂志上重提召开泛美会议之事，他认为会议可在美拉之间构筑起紧密的联系，并使美国获得一次行驶“道德影响力”的机会，这一机会将会在促进整个西半球和平与文明方面富有意义并产生长久影响。[8] 布莱恩在美国人心目中逐渐成为泛美主义的最重要的倡导者。[9] 但是他的泛美理想还是在国内激起了不同反应。1882年，美国学者卡尔·舒尔茨认为，美国卷入海外事务存在潜在的和道德上的危险性，他指出，“本共和国将不得不变成所有姊妹共和国的实际仲裁者和保护者，贯彻它们的决策，然后我们将看到从小的共和国竞选出来的投机分子在国务院和国会游荡，他们试图将我国政府卷进他们的权谋中，将我们的公共人物拉进他们的计划中”。[10]
虽然布莱恩于1881年倡议召开泛美会议的目的主要在于和平和外交，但他也指出会议将有助于商人占领被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夺去的拉美市场，而正是这一点吸引了美国人的兴趣。19世纪末美国人日益认识到新的世界秩序对他们出口贸易的威胁，因为到1880年，美国从拉美的进口货值为1.76亿美元，而出口仅有5800万美元，这使美国人感到“美国似乎比它自己的所谓后院还要落后”。[11] 1884年的一份广为流传的报告披露，美国只占到拉美国家贸易额的18.9%，这表明美国已经落后于本地区的欧洲竞争者。[12] 1880年后白宫两党支持泛美商业扩张的讨论结果逐渐明朗化和具体化。民主党和共和党越来越认识到出口作为一种减缓1882～1885年经济衰退和与此相关的慢性农业生产过剩的手段的重要性。国会因此资助了一个访问拉美的贸易委员会，并对建立一个包括本半球所有国家的关税同盟产生了兴趣。1888年5月，由民主党国会议员詹姆斯·麦克里里（James McCreary）和共和党参议员威廉·弗赖伊（William Frye）起草的法案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被通过，即《麦克里里-弗赖依法案》（McCreary-Frye Act）。该法案授权总统可以同拉美国家签订旨在降低商品关税的互惠贸易协定。[13] 5月10日，国会告知总统正式邀请拉美各国政府于1889年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美洲国际会议。
（二）拉美国家的参会动机
为了打消来自拉美国家对美国在会议组织上的领导地位的不满，美国国务卿托马斯·贝亚德（Thomas Bayard）派外交官约翰·G.沃克（John G.Walker）作为特派员负责到南美劝说所有国家政府，尤其是阿根廷和智利政府接受美国的邀请。沃克向各国保证，每个国家在会上都有平等投票权，美国没有“过度扩展在本大陆影响”的企图，会议将带来“切实的好处”。[14]
但是，拉美国家对美国的意图还是表示怀疑。墨西哥人传统上就对其北方强大邻国存有担忧，认为商业讨论不会有多大进展，因为美国降低关税的可能性极小。相反的情况果真在1889年夏出现了。这年美国国会对墨西哥银矿增加了新的关税。新关税的增加对墨西哥矿业生产是一个直接打击。与此同时，巴西也不打算参会。秘鲁官员表示会议不会带来任何价值。智利人公开对美国的倡议表示怀疑，他们一直对美国在南美太平洋战争中的亲秘鲁立场感到失望和不满。
尽管有各种的怀疑，还是有17个拉美国家的代表于1889年10月云集在华盛顿。实际上他们参会的动机各不相同，但许多代表最重要的关切是新的泛美主义可能带来的商业机会。巴西渴望与美国签订一个商业条约以助推其不断下降的糖产量。同时，大多数国家将会议视为一个表达不满和争取主动性的机会。委内瑞拉公开了它与英国在圭亚那的领土争端。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巴拉圭要求海上自由。智利希望开通到美国的定期轮船并支持关于在西半球实行共同的银币流通，并将参会作为防御秘鲁的手段，担心秘鲁可能会提出领土主张。
在参会的27位代表中，10位来自美国，美国代表团团长是约翰·B.亨德森（John B.Henderson），其他代表大多数是商人，包括威廉·H.特雷斯科特（William H.Trescot）、亨利·G.戴维斯（Henry G.Davis）、克莱门特·史蒂贝克（Clement Studebaker）、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莫里斯·E.埃斯蒂（Morris M.Estee）、T.杰弗逊·柯立芝（T.Jefferson Coolidge）、科姆利斯·N.布利斯（Cornelius N.Bliss）、查尔斯·R.弗林特（Charles R.Flint）等。拉美国家中除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外所有国家都接受了邀请，17位拉美代表中只有6人会说英语。
二 会议议题及美拉之间的分歧
第一次泛美会议主要有两个重要议题，即建立美洲关税同盟和建立共同货币体制，但围绕这两个议题的讨论受到了美国国内政治压力的严重干扰。会议的另外一项议题，即强制性仲裁问题在与会代表中也产生了极大争议，尤其是在美国和阿根廷之间。古巴独立运动领导人何塞·马蒂参加了第一次泛美会议并在整个会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呼吁拉美国家代表根据本国实际来讨论会议议题，并揭露了美国的扩张主义图谋。除了成立了“美洲国际联盟”外，第一次泛美会议实际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
（一）会议议题
布莱恩被选为第一次泛美会议的大会主席，但会议的大多数筹划工作由威廉·E.柯蒂斯（William E.Curtis）负责，他是一名来自芝加哥的记者，曾担任1884～1885年拉美贸易委员会的秘书。柯蒂斯公开颂扬了玻利瓦尔在1826年巴拿马大会上的“惊人的远见卓识”，而且他还把那次会议与布莱恩1881年提出的泛美思想以及1888年策划的本次会议直接联系起来。除了仲裁问题，柯蒂斯强调本次会议将避免讨论政治问题。他解释道：“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国际团结和友谊，正如玻利瓦尔期望的。”[15] 尽管当时在美国国内对泛美主义这一概念的含义仍十分含糊，但美国媒体对会议的热情反映在了采用“泛美会议”（Pan American Conference）一词代替了官方的“美洲国际会议”上。
布莱恩在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讲，他强调：“……今天对于所有美洲人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未来的几天里将会有更加非比寻常的重要意义……聆听我讲话的与会代表们致力于在其所代表的国家之间建立起彼此信赖、相互尊重和友谊的永久关系。他们向世界展示出17个独立的美洲国家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汇聚在这里召开一次盛大的、和平的会议，这次会议不会强制一国代表作出违背其国家利益的决定；决不允许在会议任何议题上达成秘密决定，将非常开放透明地向世界展示所有会议决定；会议将绝不容忍任何占领的图谋，而是致力于在南北两个大陆建立一种美洲的共同情感；会议将不允许建立任何针对旧大陆国家的自私联盟，尽管我们非常自豪地从这些国家继承了优秀的遗产；所有与会代表将绝不选择、提出或容忍任何不切实际的、愚蠢的和破坏和平的内容。”[16]
接下来布莱恩又表达了他的对泛美合作的坚定信心，他指出，美洲各国能够也应该彼此更加互助；应该用海洋和铁路运输通道将各国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真诚的合作会将各国从旧世界的压力和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指出，正义的精神将使任何存在于世界范围的人为的权力的均衡不复存在；友谊将不再依靠军事力量驻守边界；超越维护公共秩序所需的军事力量将在美洲消失；依靠友谊而非武力、依靠正义原则而非暴力将成为所有美洲国家之间共同遵循的准则。[17]
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政府为了提升会议形象在华盛顿搞了隆重的开幕仪式，并特地安排代表们在会议召开之前乘豪华火车在美国各地进行了一次旅行。代表们参观了新英格兰，接着向西到了芝加哥和圣路易斯，会议结束后一些代表又去了南部各州。美国政府此举的目的是向代表们展示美国工商业的巨大成就。两位美国代表查尔斯·弗林特和安德鲁·卡内基陪同拉美代表一同旅行，他们的商业背景和名声表明了此次旅行所具有商业性质。
本次会议主要就下列议题进行了讨论：
1.促进美洲国家繁荣；
2.建立美洲关税同盟；
3.在美洲各港口间开通定期航班；
4.建立统一关税规则；
5.采用统一度量衡制度以及保护知识产权和商标；
6.采用共同的银币制度；
7.建立美洲强制性仲裁体制；
8.涉及美洲国家利益的其他议题。[18]
（二）美拉之间的分歧和斗争
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如共同货币体系和关税同盟问题的讨论受到了美国国内政治压力的严重干扰，国会反对共同银币体制。在共和党议员威廉·麦金莱任主席期间，众议院财政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新的关税法案，该法案将提高一些重要的拉美出口商品的关税。布莱恩写信给麦金莱，说这等于“打了南美国家一记耳光，因为我们正努力扩大与它们的贸易”。[19]
在关税同盟问题上，会议提交的报告很快认为该法案太大胆且不切实际。但柯蒂斯将拉美各国的财政政策作为建立关税同盟道路上的绊脚石，他认为，关税同盟之所以建立不起来是“因为所有中美和南美洲国家完全依赖它们的关税收入”。[20] 对于这个问题拉美代表另有解释。如阿根廷代表培尼亚（Roque Saenz Peña）提出，绝大多数拉美贸易是与欧洲进行的而不是美国，因此，“与彼此之间无任何贸易交换的市场建立自由贸易是不切实际的空想”。[21]其他国家的代表则抱怨，既然美国维持一个很高的保护性进口关税，它就几乎不可能是真心支持自由贸易的。因此，尽管会议宣称国际友谊和泛美合作，与会代表依然对美国的动机持怀疑态度。乌拉圭代表阿尔贝托·尼（Alberto Nin）甚至在会议闭幕之前就离开了。
会议的另外一项议题，即强制性仲裁问题在与会代表中产生了极大争议，尤其是在美国和阿根廷之间。双方都怀疑对方存有霸权野心。1890年1月15日，阿根廷与巴西联合提出了一个声明，呼吁仲裁并反对所有形式的领土占领。阿根廷打算在所有争端中实行强制性仲裁，除了因一方的独立受到威胁的情况发生外，强烈反对对一国领土的占领。阿根廷和美国之间围绕对占领土地的谴责之议案发生了严重分歧，几乎导致整个仲裁协定崩溃。美国认为，此议案试图重新开启墨西哥割让领土给美国问题的争议。最后，在布莱恩的调停下，占领权问题被从议案中删除了。拉美国家之间的分歧也暴露出来。智利由于在与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太平洋战争中取得胜利，认为任何仲裁应该仅限定在新近出现的问题上。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对未来修建的巴拿马运河的位置产生了争议。墨西哥与危地马拉之间的分歧也出现了，后者向墨西哥提出了领土要求。代表们认为各国在仲裁中应自动享有要求领土偿还权，智利代表投了弃权票。
古巴独立运动领导人何塞·马蒂参加了第一次泛美会议。虽然马蒂直到后来才成为会议的官方代表，但他在整个会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蒂自始至终关注着会议进程，并在会议期间掀起了一场揭露美国“这个新兴帝国罪恶阴谋的运动”。[22] 会议期间，马蒂为阿根廷《民族报》（The Nation）写过三篇会议报道文章，前两篇是相对较短的消息性的报道，一篇是介绍代表团抵达的情况，另一篇是关于代表团乘坐火车旅行的情况。1889年11月2日，马蒂发表了第三篇文章，介绍了大会的历史背景、主要议程及发展趋势。他尖锐地指出：“现今美国利用铁路文明征服美洲的图谋，与当年皮萨罗以十字架的信念征服美洲的做法如出一辙。”[23] 文章着重分析了美国媒体表现出的扩张主义倾向。针对美国媒体发出的“墨西哥湾是我们的了”，马蒂揭露了事实的真相：“……现在美国要向这些美洲国家发出邀请，其用意是要它们同美国结成一个反对欧洲的联盟，并断绝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西班牙美洲已经从西班牙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而现在，当用审慎的眼光来研究这一‘邀请’的前景、原因和因素时，就不得不发出紧急呼吁：对西班牙美洲来说已经到了宣布第二次独立的时候了。”[24] 12月19日，在会议的圣诞休会期间，西班牙美洲文学研究会为参加华盛顿美洲国际会议的拉美代表举行了一场晚会，并委托马蒂在会上致辞，马蒂发表了著名的题为《美洲，我们的母亲》的演说。针对一些拉美代表对美国的极端崇拜心理，马蒂呼吁：“不管这片土地有多么辽阔，不管诞生过林肯的美国对自由人士来说有多么光彩，对我们来说，诞生过华雷斯的美洲更加伟大，因为这是我们的美洲，因为她更加不幸，这是我们内心的秘密，谁也不能因此而责备我们或产生误解。”[25] 那天晚上，马蒂打动了所有拉美代表，在会议的关键时刻他将他们团结了起来。[26]
由于马蒂在华盛顿美洲国际会议期间对会议所做的深刻剖析，他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先后被乌拉圭、巴拉圭和阿根廷3国任命为驻纽约领事，当时这3个国家与英国的关系处于优先地位，它们试图借助马蒂的影响力与美国抗衡。
1891年1月1日的《纽约画报》和1月30日的墨西哥《自由党报》先后刊登了马蒂的《我们的美洲》一文，马蒂在文中号召美洲人民团结起来，并呼吁各国政府根据本国的特点及历史来履行其职责，而不要生搬硬套其他外来的模式。马蒂还不赞同在华盛顿设立美洲常设性法院的计划，并警告美国可能会控制拉美国家。[27]
会议最后通过了两个决议，一个是一般性仲裁协定的决议，一个是反对领土占领的决议。后一决议“要求取消不符合美洲公法的征服原则，废除在战争威胁或军队压力之下的领土让与，维护曾做出这种让与的任何国家有要求通过仲裁做出判决的权利……”[28] 可以看出，仲裁协定的决议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最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未正式予以承认。
1890年4月19日，第一次泛美会议闭幕。会议宣布成立“美洲国际联盟”（the International American Union），其常设机构为设在华盛顿的美洲共和国商务局（the Commercial Bureau of American Republics），即日后的“泛美联盟”，4月19日被定为“泛美日”（Pan American Day）。
第一次泛美会议结束之后，美国又提出了针对关税同盟的另一种方案：建立双边互惠贸易协定。于是，1891年1月7日，又召开了美洲国际货币委员会会议，会议是在以美国为主导的情况下举行的，并邀请了夏威夷国王参加。1890年，马蒂被乌拉圭政府任命为该国驻美洲国际货币委员会的代表，但直到1981年1月23日他才收到了美方的邀请确认书，因此没有参加会议开幕式。布莱恩等人故意给马蒂参加货币会议设置障碍，并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马蒂在会议上当选为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负责起草一份在全美洲建立统一货币制度的报告。马蒂不仅得到乌拉圭的支持，还利用美国国内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矛盾使美国建立以美元一统天下的美洲统一货币体系的计划没能得逞。马蒂确信，就像在“那个忧郁的冬天里”举行的华盛顿美洲国际会议一样，美国企图把“我们的美洲”的各共和国改造成能效力于它日益膨胀的霸权主义野心的军队或仆从。他说，“全世界都应该使用一种货币”，但这一点只有在国家之间消除了差异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共同货币的问题就像所有人类的问题一样，其实现的前提是和平”。[29]
三 会议的结果和影响
第一次泛美会议取得的商业成果甚少，在当时被认为是令人失望的。会议的两项重要内容，即建立关税同盟和设立强制性仲裁体制没有按照美国的意愿生效。对商务局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实际上，国会赞同1888年法案、召开华盛顿美洲国际会议乃是反映党派政治的行为。会议是由共和党人策划的。哈里森和布莱恩选择为其政党谋求最大化利益，他们将共和党忠诚分子和商业领袖安插到美国代表中。在这一过程中，党派间的共识不复存在。民主党人重新利用传统的政党斗争路线，他们谴责对手操纵会议以满足其隐藏的商业动机。民主党人的不满还集中在关于资助泛美铁路和航运计划的拨款方面，商务局也成为直接的批评对象。民主党指责商务局是浪费公共资金，从而质疑哈里森政府在财政方面不称职，这一指控由于拉美国家政府不情愿缴纳商务局的摊派费用而更加严重。1892年，民主党利用它们控制的白宫外事委员会在每年外交和领事拨款法案中提出建议，将商务局的拨款从36000美元减少到25000美元，并且依据其他成员国的缴纳情况决定美国的摊派数额。商务局的反对者还试图通过一项修正案，从而完全取消美国的财政支持。国会议员詹姆斯·布朗特（James Blount）谴责共和党人的船运补贴政策，他声称，“商务局是被某些人占据的一个场所”。[30] 为了抵御民主党的攻击，柯蒂斯发起了一场挽救商务局的运动。来自商业领袖的信件源源不断寄往国会，恳求不要将商务局废除。柯蒂斯担心商务局失败，但1892年5月表决以143票比75票的结果补足了25000美元的拨款。1892年，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在总统选举中战胜本杰明·哈里森致使商务局的未来再次陷入不确定。民主党的胜利迫使柯蒂斯于1893年5月辞职。他的继任者克林顿· 弗贝奇（Clinton Furbish）对拉美事务没有专门研究，商务局的未来依旧不确定。1894年7月，民主党多数将商务局拨款又减少到了10000美元，尽管额外有5000美元被专门拨付给商务局用于出版。
民主党多数在1894年8月顺利通过了《威尔逊法案》，他是以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国会议员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的名字而命名的。威尔逊提出了一个彻底削减现存关税的计划。该法案也特意要取消哈里森政府时期的泛美政策，包括单方面废除自1890年起签订的所有贸易互惠协定。同时，国会也开始检视美国是否能够行使立法权以允许取消商务局。早期商务局的麻烦凸显了美国政治对19世纪后期泛美政策的形成和运作所施加的影响。
会议的唯一具体成果是成立了美洲国际联盟，它的执行机构便是美洲共和国商务局，该机构日后将演变为泛美联盟，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泛美联盟是作为组织泛美会议的一个常设秘书处而存在的。虽然商务局“对任何国家产生的影响很小”，[31]它的继续存在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却生动体现了19世纪末期的泛美合作。商务局成立的最初10年专注于泛美主义的未来，并成为1899年麦金莱总统倡导召开第2届泛美会议的推动力之一，最终促成了1901～1902年第2届泛美会议在墨西哥城的召开。
作为泛美主义具体象征的美洲各共和国商务局的目的是系统搜集西半球贸易情报等信息，以及确定各国关税法的变化。商务局在美国国务卿的监督下，1890年该机构成员为10人。第一届主席是威廉·柯蒂斯。商务局从事的都是些惯例性的工作，其早期历史等同于华盛顿美洲国际会议的历史。虽然商务局表面上看是“共同付出，共同获益”，[32] 但很多人仍将其看作纯粹由美国建立的，拉美没有在商务局中有过自己的观点或进行过参与。而且，商务局的日常工作以及其他许多项目不可避免地只是涉及与美国有关的商业经营和公司行为，而非遥远的拉美国家。因而，拉美国家对商务局兴趣不大。最大的反对者是智利政府，智利宣称它没有理由与商务局保持一个正式的联系。其他拉美国家也对商务局表达了不公开的批评，它们不确定美国是否会真正履行它对商务局的义务，只有巴拉圭在第一年全额缴纳了会费。
美国学者英曼对第一次泛美会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使南北美洲的关系进一步紧密。英曼认为“这次会议与之前的会议不同的是，它不是为防御一个共同的敌人而召开的，也并非为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西半球不同国家的代表们聚在一起目的是使彼此的关系更加紧密，相互之间取得更好的相互理解。美洲国家都是非常年轻的国家，合作还未曾尝试，而问题又是十分复杂的，很难达成确定的方案。但南方的‘爱丽儿’与北方的‘卡利班’在建国之后的一个世纪后终于在这次会议上聚在一起，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致力于密切彼此关系，畅所欲言，并达成共识，认为我们的共同性远大于分歧”。[33] 时任墨西哥驻美大使唐·华金·卡萨瑟斯（Don Joaquín Casasus）也宣称，“从未有如此深远影响的国际会议。泛美会议开得有序而和平；它并非为了抵御一个共同的侵略者而召开，就如同巴拿马大会代表了伟大的西蒙·玻利瓦尔的梦想。本次会议致力于所有国家联合起来，以实际行动本着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促进西半球共同繁荣”。阿根廷代表恩内斯托·哥萨达（Ernesto Quesada）则认为，美洲各国代表“带着极大的不信任参加华盛顿会议，因为他们不是没有意识到美国的扩张意图，但代表们利用这次会议彼此增进了解，并且更进一步明确了美国的野心和实力”。[34]
结语
关于泛美主义和西半球合作，美国和拉美国家有着不同的思想起源和行动轨迹，在19世纪末期之前，双方并没有明确的合作愿望和动机。但是，从19世纪末期开始，当拉美国家的合作陷于停滞不前时，进入帝国主义垄断阶段的美国，一改往昔对西半球合作的冷漠态度，接过了泛美主义大旗，就此南北美洲国家通过泛美会议制度等形式一直处于合作的状态，并且至今仍共处于同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美洲国家组织中。经济动机是美国发起召开这次美洲国际会议的主要原因。1880年后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在西半球进行商业扩张的争论中逐渐达成共识。尽管拉美国家对美国倡导召开泛美会议的动机有诸多怀疑，还是有1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由于美国国会两党在会议具体议程上的分歧以及与以何塞·马蒂为核心的拉美代表的斗争，会议在两项主要议程上，即建立关税同盟和强制性仲裁体制未能按照美国的意愿达成一致。
19世纪末的这场泛美主义运动并非发生在泛美合作的背景下，而是作为美国在西半球政治经济扩张的一种手段出现的，1881年布莱恩的倡议和1889年的第一次泛美会议是美国精心策划的和系统化的泛美政策的一部分，通过这次会议美国初步确立了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第一次泛美会议在泛美主义和西半球合作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启了现代泛美主义运动，西半球合作由此正式进入体制化阶段。
（作者简介：孙若彦，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1]托马斯·M.莱昂纳德主编《拉丁美洲百科全书，第4卷，全球化时代（1900年至今）》[Thomas M.Leonard，ed.，Encyclopedia of Latin America，Volume IV：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1900 to the Present）]，法克斯菲尔公司，2010，第239页；约翰·劳埃德·米查姆：《美国与泛美安全，1890—1960》（John Lloyd Mecha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American Security，1890-1960），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63，第28页。
[2]美国学者洛基在1920年出版的《泛美主义的开端》一书中提出，“泛美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888年泛美会议召开前夕的纽约报纸上，在1882年6月27日的《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中首次被使用。J.B.洛基：《泛美主义的开端》（J.B.Lockey，Pan Americanism：Its Beginnings），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0，第2页。
[3]塞缪尔·盖伊·英曼：《泛美会议，1826—1954：历史与问题》（Samuel Guy Inman，Inter-American Conferences，1826-1954：History and Problems），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5。
[4]比尔·J.卡拉斯：《何塞·马蒂与泛美会议：1889—1891》（Bill J.Karras，“José Martí and the Pan American Conference，1889—1891”），载《美国历史杂志》（Revista de Historia de América）1974年第77、78卷，第77～99页。
[5]约瑟夫·史密斯：《第一次美洲国家会议（1889—1890）与美国早期泛美政策》[Joseph Smith，“The First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1889-1890）and the Early Pan America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载大卫·欣恩主编《超越理想：泛美事务中的泛美主义》（David Sheinin，ed.， Beyond the Ideal Pan Americanism in Inter-American Affairs），普莱格出版公司，2000。
[6]即1847～1848年秘鲁、智利、新格拉纳达、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5国在利马召开的会议，主要目的是讨论如何应对欧洲国家的武装干涉；1856年智利、秘鲁和厄瓜多尔3国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会议，主要目的是讨论如何面对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攻击；1864～1865年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智利和危地马拉在利马召开的会议，主要目的依然是讨论欧洲武装干涉及采取的对策。这3次会议的目的均不是促进西半球联盟，而是讨论拉美新独立国家的集体防御。而当时的美国并没有参加这3次会议中的任何一次会议。
[7]菲利浦·方纳编《在魔鬼的心脏：何塞·马蒂有关美国和美帝国主义文集》（Philip S.Foner，ed.， Inside the Monster：Writings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merican Imperialism by José Martí），每月评论出版社，1975，第340页。
[8]詹姆斯·G.布莱恩：《加菲尔德政府的外交政策》（James G.Blaine，“Foreign Policy of the Garfield Administration”），载《芝加哥每周杂志》1882年9月16日（Chicago Weekly Magazine， 16，September 1882）。
[9]J.B.洛基：《泛美主义的开端》（J.B.Lockey，Pan Americanism：Its Beginnings），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0，第4页。
[10]卡尔· 舒尔茨：《布莱恩先生的宣言》（Carl Schurz，“Mr.Blaine's Manifesto”），《民族报》1882年2月，第99页。
[11]〔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四卷，涂光楠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第90页。
[12]约瑟夫·史密斯：《第一次美洲国家会议（1889—1890）与美国早期泛美政策》[Joseph Smith，“The First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1889-1890）and the Early Pan America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载大卫·欣恩主编《超越理想：泛美事务中的泛美主义》（David Sheinin，ed.， Beyond the Ideal Pan Americanism in Inter-American Affairs），普莱格出版公司，2000，第21页。
[13]约瑟夫·史密斯主编《美国与拉美关系历史词典，美国外交历史词典》第3卷（Joseph，Smith ed.，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United State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Historical Dictionaries of U.S.Diplomacy，Vol.3），斯凯克劳出版社，2007，第132页。
[14]约瑟夫·史密斯：《第一次美洲国家会议（1889—1890）与美国早期泛美政策》[Joseph Smith，“The First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1889-1890）and the Early Pan America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载大卫·欣恩主编《超越理想：泛美事务中的泛美主义》（David Sheinin，ed.， Beyond the Ideal Pan Americanism in Inter-American Affairs），第23页。
[15]约瑟夫·史密斯：《第一次美洲国家会议（1889—1890）与美国早期泛美政策》[Joseph Smith，“The First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1889-1890）and the Early Pan America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载大卫·欣恩主编《超越理想：泛美事务中的泛美主义》（David Sheinin，ed.， Beyond the Ideal Pan Americanism in Inter-American Affairs），第24页。
[16]塞缪尔·盖伊·英曼：《泛美会议，1826—1954：历史与问题》（Samuel Guy Inman，Inter-American Conferences，1826-1954：History and Problems），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5，第38～39页。
[17]塞缪尔·盖伊·英曼：《泛美会议，1826—1954：历史与问题》（Samuel Guy Inman，Inter-American Conferences，1826-1954：History and Problems），第39页。
[18]塞缪尔·盖伊·英曼：《泛美会议，1826—1954：历史与问题》（Samuel Guy Inman，Inter-American Conferences，1826-1954：History and Problems），第40～41页。
[19]约瑟夫·史密斯：《第一次美洲国家会议（1889—1890）与美国早期泛美政策》[Joseph Smith，“The First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1889-1890）and the Early Pan America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载大卫·欣恩主编《超越理想：泛美事务中的泛美主义》（David Sheinin，ed.， Beyond the Ideal Pan Americanism in Inter-American Affairs），第25页。
[20]约瑟夫·史密斯：《第一次美洲国家会议（1889—1890）与美国早期泛美政策》[Joseph Smith，“The First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1889-1890）and the Early Pan America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载大卫·欣恩主编《超越理想：泛美事务中的泛美主义》（David Sheinin，ed.， Beyond the Ideal Pan Americanism in Inter-American Affairs），第25页。
[21]约瑟夫·史密斯：《第一次美洲国家会议（1889—1890）与美国早期泛美政策》[Joseph Smith，“The First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1889-1890）and the Early Pan America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载大卫·欣恩主编《超越理想：泛美事务中的泛美主义》（David Sheinin，ed.， Beyond the Ideal Pan Americanism in Inter-American Affairs），第25页。
[22]〔古巴〕路易斯·托莱多·桑德：《激情似火——何塞·马蒂传》，黄志良、黄亚中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182页。
[23]〔古巴〕 路易斯·托莱多·桑德：《激情似火——何塞·马蒂传》，第189页。
[24]〔古巴〕 路易斯·托莱多·桑德：《激情似火——何塞·马蒂传》，第184页。
[25]〔古巴〕 路易斯·托莱多·桑德：《激情似火——何塞·马蒂传》，第185页。
[26]比尔·J.卡拉斯：《何塞·马蒂与泛美会议》（Bill J.Karras，“José Martí and the Pan American Conference”），《美国历史杂志》（Revista de Historia de América），1974，第77、78卷，第90页。
[27]约瑟夫·史密斯：《第一次美洲国家会议（1889—1890）与美国早期泛美政策》[Joseph Smith，“The First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1889-1890）and the Early Pan America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载大卫·欣恩主编《超越理想：泛美事务中的泛美主义》（David Sheinin，ed.， Beyond the Ideal Pan Americanism in Inter-American Affairs），第26页。
[28]塞缪尔·盖伊·英曼：《泛美会议，1826—1954：历史与问题》（Samuel Guy Inman，Inter-American Conferences，1826-1954：History and Problems），第43～44页。
[29]〔古巴〕 路易斯·托莱多·桑德：《激情似火——何塞·马蒂传》，第196页。
[30]约瑟夫·史密斯：《第一次美洲国家会议（1889—1890）与美国早期泛美政策》[Joseph Smith，“The First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1889-1890）and the Early Pan America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载大卫·欣恩主编《超越理想：泛美事务中的泛美主义》（David Sheinin，ed.， Beyond the Ideal Pan Americanism in Inter-American Affairs），第28页。
[31]约瑟夫·史密斯：《第一次美洲国家会议（1889—1890）与美国早期泛美政策》[Joseph Smith，“The First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1889-1890）and the Early Pan America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载大卫·欣恩主编《超越理想：泛美事务中的泛美主义》（David Sheinin，ed.， Beyond the Ideal Pan Americanism in Inter-American Affairs），第30页。
[32]约瑟夫·史密斯：《第一次美洲国家会议（1889—1890）与美国早期泛美政策》[Joseph Smith，“The First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1889-1890）and the Early Pan America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载大卫·欣恩主编《超越理想：泛美事务中的泛美主义》（David Sheinin，ed.， Beyond the Ideal Pan Americanism in Inter-American Affairs），第27页。
[33]塞缪尔·盖伊·英曼：《泛美会议，1826—1954：历史与问题》（Samuel Guy Inman，Inter-American Conferences，1826-1954：History and Problems），第47页。
[34]塞缪尔·盖伊·英曼：《泛美会议，1826—1954：历史与问题》（Samuel Guy Inman，Inter-American Conferences，1826-1954：History and Problems），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