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国别史
人祸抑或“天灾”？
——反思1848～1849年英国兰贝斯霍乱[1]
柴彬 李文慧
内容提要：1848～1849年，作为英国首都伦敦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之一的兰贝斯区饱受霍乱的侵害，成为当时英国霍乱死亡率最高的地区。除了地势低洼这一客观因素之外，伦敦城市空间布局不尽合理、主要饮用水源遭污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地方政府当局无所作为等人为因素，实际上系导致该地区霍乱暴发的主因。所以，这场大霍乱并非“天灾”，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祸。
关键词：兰贝斯区 霍乱 《公共卫生法案》 人祸
被视为19世纪之“世纪病”的霍乱[2]，曾使英国尤其是伦敦地区深受其害。关于这场灾难的起因，国内外学界对此关注已久，相关研究成果亦较为丰富，但一般将霍乱之源归于工业化时期英国的“父亲河”——泰晤士河的污染，代表性论著如1986年比尔·拉金的《污染与控制：19世纪泰晤士河社会史》[3]，1993年劳伦斯·E.布里斯的《河流污染的英国经验，1865—1876年》[4]等，而对引发霍乱的其他深层因素则着墨甚少。那么19世纪英国所遭遇的霍乱究竟是一场无法预知、预防的天灾，还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祸呢？本文拟以伦敦兰贝斯区1848～1849年暴发的霍乱为考察对象，通过个案式研究，以期揭开19世纪英国霍乱的神秘面纱，并探讨和揭示这场霍乱背后的真正推手，从而深化对霍乱这一令近代世界闻之色变之病象的认识。
一 兰贝斯概况
兰贝斯是伦敦的行政区之一，位于泰晤士河的南岸，至1848年，其已成为伦敦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之一。因其土地价格较伦敦便宜，许多代表英国工业化传统的机械公司都是在此始创的。如标准发动机公司、制成早期内燃机的沃克斯霍尔钢铁厂等。同时，兰贝斯远离伦敦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地势低洼，有利于污水排放，且各种工业原料通过水路运到此地非常方便。兰贝斯因而成为建立污染型工厂的理想地点。
19世纪初，由于英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对法战争刺激了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从而推动了兰贝斯地区的工业迅速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刺激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当地的酿酒业、造陶业、造船业等许多行业，都迫切需求大量非技术工人，这对于那些来自伦敦之外的贫困地区、缺乏特殊技能的农民工人格外有吸引力。另外，随着1846年英国修改《贫民迁移法》，[5]禁止对在某一教区居住5年以上者遣返原籍，地区间移民限制放宽，所以济贫法联合会[6]不得驱逐未获得移民资格但已在某一地区居住满5年的移民。这一法令的出台，保证了兰贝斯地区的劳动力需求。从19世纪初到40年代末，兰贝斯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吸引了大量的外地移民涌入，致使该地区的人口快速增长，从1801年的34135人增加到1841年的131131人，短短30年内增加了96996人。[7]
但在兰贝斯地区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其基础设施却并无多大改观，许多家庭被迫挤在一间屋子里，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由于泰晤士河沿岸地区尚未供应自来水，居民们不经过过滤和净化便直接取用泰晤士河的河水，甚至连那些供应自来水的地区的水源也一样是未净化的河水。兰贝斯地区诸多工厂附近的宅院和道路堆满了各种垃圾，包括化粪池里的污物。这些地区定期会被泰晤士河淹没。而泰晤士河俨然就是一条露天的下水道，每天大量生活和工业废物都排放到了河中，变成了霍乱弧菌理想的繁殖地，它们“附着在植物、丝状绿藻、桡足动物、甲壳动物、昆虫、摇蚊（包括蚊子和叮人的小虫）等的卵块上面”。[8] 而霍乱弧菌能在河口环境中生存很长一段时间，甚至长达数年。后世经研究发现，兰贝斯地区的泰晤士河河段的水质，非常适合致死性霍乱弧菌的繁衍。[9]
上述因素为兰贝斯地区暴发霍乱提供了天然“土壤”，一旦条件成熟，这里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霍乱“造访”。
二 霍乱肆虐下的兰贝斯
19世纪期间，霍乱曾两度侵袭英国。1831年的霍乱造成了两万多人死亡，而1848～1849年的霍乱更具有杀伤力，传播范围也更广，伦敦泰晤士河南部地区特别是兰贝斯地区更是深受其害，据统计至少有2000人死于霍乱。[10] 而该区的居民用水恰恰来自滑铁卢大桥和巴特鲁斯之间的泰晤士河河段。显然，正如表1所示，当时兰贝斯地区死于霍乱的人数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表1 1848～1849年伦敦各地区因霍乱死亡人数
据记载，1848年兰贝斯区的第一位霍乱受害者是22岁的约翰·墨菲，他住在兰贝斯河滨地区的下福尔街。1848年9月30日当晚，墨菲前往伦敦北部肯萨尔拜访其堂兄，回家后墨菲就出现了严重的腹泻症状，并于次日早晨8：30死亡。几天后下福尔街出现了另一位霍乱患者——40岁肉商詹姆斯·乔治。有人猜测，墨菲从肯萨尔回来的晚上他们可能在街上偶遇了，并下结论说乔治肯定是“经由飘过附近地区的有毒物质受到感染的”。[11]实际上，墨菲和乔治可能没有相互接触，他们都是被含有霍乱弧菌的水感染的。
1849年初，霍乱还在兰贝斯继续传播。是年1月，兰贝斯的河滨地区有两人死亡。2月3日，怀特豪斯街上有一人死去，到3月17日，兰贝斯区已有1191人感染霍乱弧菌，有609人死亡。7月26日，伦敦遭遇了暴风雨引发的大洪水，导致化粪池、排水管和下水道的污物溢出，污染了生活用水，造成霍乱进一步传播，到7月底伦敦死于霍乱的总人数增加到1741人，而兰贝斯一周有106人死亡。在9月1日和9月2日，兰贝斯仍有51人死于霍乱，兰贝斯系泰晤士河南岸最严重的霍乱感染地区。[12]兰贝斯区的詹姆斯街情况最为严重，“这条街上的患者和死者比这个区的其他任何一处都要多”。[13]随着兰贝斯区因霍乱死亡的人数不断攀升，尸体的处置已经成了棘手的问题。同伦敦其他墓园一样，兰贝斯区墓地爆满，因为这座城市中每周会有3000人被埋葬。[14]由于没钱埋葬死者，穷人通常会将尸体放在家里。所以兰贝斯区的居民们大声疾呼：“没有比登记处的死亡登记更好的证明了，死亡登记表明兰贝斯区的霍乱比伦敦其他地区都要严重5倍。”[15]
实际上，1848年兰贝斯区因霍乱死亡人数的统计并不准确，因为许多腹泻患者否认患有霍乱，或者为避免引发大恐慌，有些人的死因被改动。而根据1849年该区霍乱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在兰贝斯115888的总人口中，有1618人死于霍乱，加上死于腹泻的人数，总数是1894人。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是王子街上的联合济贫院，187人中死于霍乱的有126人，死于腹泻的有26人。[16]
那么兰贝斯区的霍乱死亡率为何在伦敦“名列前茅”呢？下面笔者拟分若干方面予以探讨。
三 兰贝斯地区霍乱严重之因
造成兰贝斯区霍乱严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该地区地势低洼易于被河水所淹，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以及主要饮用水源遭污染。
兰贝斯区位于泰晤士河弯曲低洼处，大部分地区的海拔低于水平面，导致兰贝斯区极易被河水淹没。裹挟着污物的洪水倒灌进兰贝斯区，污水灌满了低矮的房子、街道和下水道。而下水道又建在平坦低洼的地面上，略低于河面，这使得下水道中的杂物不能及时排到河流中。兰贝斯河岸的污泥、停靠的驳船和其他的障碍物会使得这一片水域水温上升、水变咸和水流停滞，导致这片水域更有利于像霍乱这样的细菌繁殖。
当时霍乱的流行是由于人们饮用了受到污染的泰晤士河河水。泰晤士河及其支流埃弗拉河河水长期以来一直是兰贝斯区居民主要的饮用水源。在兰贝斯区重工业兴起之前，排放到泰晤士河中的工业和生活废水尚不足以引起河水水质的明显下降。然而到18世纪末，兰贝斯地区从一个闭塞的农村发展成伦敦的工业中心，泰晤士河水质的下降态势就变得十分明显了。兰贝斯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其街道建设几乎没有规划，工人的生活条件低差，卫生设施匮乏，工厂主将生产废物直接排到河流中。人们尚不知道喝了含有下水道污物的水会导致疾病，大多数人错误地认为这种肉眼看起来清澈的水是安全可饮用的，以及泰晤士河的水流能够带走污染物，因此当霍乱袭来，兰贝斯区暴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正如英国注册总局的威廉·法尔（1807—1883）在其1852年汇编的《1848—1849年英格兰霍乱死亡率报告》中指出：“这座巨大城市里的排水沟、水池及厕所中的杂物和城市中236万人产生的废物通过下水道排放到了水中；而这些水已经被早期居民污染得非常可怕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往昔的清澈和纯净。”[17]
另外，约翰·斯诺（1813—1858）医生通过近距离观察1848～1849年兰贝斯地区霍乱疫情，发现当地居民直接取用泰晤士河水，他意识到了被下水道污物所污染的河水与霍乱之间的联系：“现在，兰贝斯下福尔街的居民用木桶从泰晤士河中取水，街上没有其他任何供水设施……霍乱再次暴发……第一个病例……就出现在下福尔街上。”[18]1855年，亚瑟·希尔·哈塞尔医生和斯诺一起调查霍乱起因时，通过对兰贝斯南段的泰晤士河水进行取样分析，发现这些水中有“大量的滴虫、人体排泄物”，而萨瑟克和沃克斯霍尔自来水公司的取水口正好在这里，其“供水中明显含有粪便”。[19]
18世纪，不少英国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开始向兰贝斯等新工业区转移，城市人口的死亡率开始上升，到19世纪初，城区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农村。[20] 而城区死亡率上升是因为工人的生活环境有利于疾病的传播。在兰贝斯地区，建在低洼沼泽地区的房屋潮湿密集且通风不良，也没有能够处理下水道污物、工厂和家庭废物的排污系统。[21]
1848年，中央卫生委员会成立，其下设多个次级委员会，兰贝斯区也被分成不同区域进行调查。1848年2月，当地医生J.休厄尔曾向兰贝斯区卫生委员会提交报告，评论了圣托马斯区（其中包括滑铁卢路和威斯敏斯特大桥路）的卫生状况：“露天的沟渠，损坏的排水管，肮脏的街道以及穷人们对房屋清洁的普遍渴望，卫生委员会担心如果霍乱再次暴发，圣托马斯区的卫生条件会导致疫情的进一步传播。”[22]
同时，其他大多数报告也认为，兰贝斯“十分肮脏，臭气熏天并且地势低洼，实际上已慢慢下沉到沼泽地的烂泥中。为兰贝斯的穷人们修建的房屋由于建造速度过快，且没有良好地基，在修建道路以后，房子地基显得更加低矮了，碎石和污物每天堆积在街道和人行小道上。兰贝斯地区的房屋潮湿，不仅是因为低洼的地势，还因为它们挤在一起和缺少通风设施；有些房子正对着排放有毒烟尘和病菌的工厂。有些地方，街道上的污物已经堆积数年了”，“在兰贝斯沿河地区，上、下福尔街和王子街生活条件最差。这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住满了工厂工人和各种行业的供应商，他们住在出租房内，有的8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没有自来水，厕所和化粪池都外溢出来了”。[23]
尽管1831年英国就已遭受过霍乱的侵袭，但1847年约翰·拉塞尔勋爵主持的辉格党政府意识到霍乱可能再次在英国暴发。这种担心并非多余，这不仅是因为兰贝斯区人们的生活条件适合疾病暴发，还因为海外已经暴发了霍乱，且正在逐渐靠近英国海岸。通过调查，兰贝斯次级卫生委员会委员清楚地认识到了该地区的情况，并在调查之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清理污物，但由于被雇佣负责清理垃圾的人员要求当地居民支付额外费用，兰贝斯的穷人无法负担。到1848年7月，兰贝斯的状况仍未改善，委员们处于恐慌之中，兰贝斯地区处于流行病暴发的边缘。[24]埃德温·查德威克[25]在担任城市下水道委员会委员期间，为避免霍乱流行，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如要求助理调查员每2到3个月清理一次泰晤士河，消除下水道里散发出的臭味。但据统计，从1848年3月到5月约有22172立方米的污水被排入河中，而1848年9月到1849年2月则约有61164立方米的污水被排入河中。[26] 然而查德威克所推行的排污、清洗下水道的措施，反而使泰晤士河的污染更为严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霍乱的传播。从兰贝斯卫生报告中很明显看出查德威克的卫生措施并无特别的效果：“下水道的气味还是格外难闻，更糟糕的是，有机物被冲进泰晤士河后促进了霍乱弧菌的生长和扩散。”[27]
第二，伦敦地区当时的城市空间布局尚不尽合理，最具代表性的例证即泰晤士河北岸的米尔班克监狱，其与兰贝斯区隔河相望，成为导致兰贝斯暴发霍乱的重要传染源。
当时排入兰贝斯河段的污染物不仅仅来自工业污染，还来自泰晤士河北岸、正对着福尔街的米尔班克监狱。米尔班克监狱始建于1812年，1821年投入使用。监狱中缺乏卫生设施，因此监狱直接向泰晤士河排放污物。同时，米尔班克监狱没有自来水管，监狱用水时直接从泰晤士河中取水，“不管未经处理的下水道从哪里进入河流，监狱都是从河中取水的”。[28]
威廉·布雷（1814—1861），从1841年开始担任米尔班克监狱医生。布雷医生是“瘴气论”的支持者。所谓的“瘴气论”认为霍乱是普通发烧的变种（早期症状与发烧症状相似），认为霍乱是由“瘴气”[29]导致的。布雷不同意约翰·斯诺关于水在霍乱的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观点，面对米尔班克监狱中犯人的疾病问题，同19世纪早期大多数医生一样，布雷认为通过增加营养摄入和改善环境的措施就可以改善囚犯的健康状况。在他写给米尔班克监狱委员会的信中，布雷表示可以“通过更多的运动、新鲜的空气，最重要的是保证动物蛋白质在内的均衡饮食，来改善囚犯的健康状况”。[30]在布雷的建议中并没有提到改善监狱饮用水。
布雷在1853年的《有关流行性霍乱的起因和传播模式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疾病是通过瘴气传播的，“附着在一些物体表面，固定在那里甚至增殖，只要适宜的环境存在，并且完全独立于后续的风向变化”。[31] 此外，在报告的结尾中，布雷仍拒绝接受斯诺关于霍乱是一种作用于肠部的毒性病菌并通过河流和水井中的饮用水传播的观点。布雷不确定霍乱真正的发病原因，导致他没有采取措施改善监狱的卫生系统。1848年，有可能已被感染了的囚犯所产生的废物仍然被排放到泰晤士河里，然后再由他们自己的自来水系统将河水抽回到监狱中。
到1849年夏，人们才认识到监狱是一传染源，“在过去的一周里福克斯通和桑盖特的居民感到了不安，因为米尔班克监狱的500名囚犯将被安置在肖恩克利夫的临时棚屋里，而且这座监狱的霍乱病人一直在增多”。[32] 另根据威廉·法尔的《1848—1849年英格兰霍乱死亡率报告》统计：在米尔班克监狱，约1100名囚犯中有41人死亡，其中20人是在6月21日到7月17日死的。[33] 至1890年，米尔班克监狱关闭。
第三，兰贝斯地方政府的无所作为使得该地无法构筑快速有效应对霍乱的“防线”。
尽管当时议会已经认识到人们糟糕的居住条件与霍乱的传播之间有某种联系，并且在1832年2月就颁布了《霍乱法案》，该法案授权枢密院任意三名成员，“负责阻断霍乱传播，减少病患，焚烧死尸，任何违反命令的人都会被处以1～5英镑的罚款”。[34] 同时，兰贝斯区卫生委员会于1848年、1849年分别对当地做了调查，“证实了肮脏和过于拥挤与霍乱之间的联系”。[35] 但兰贝斯市政当局——城市监督董事会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改善居民们的卫生居住条件。兰贝斯区的居民们在《泰晤士报》上纷纷抗议自己街道糟糕的卫生，尤其是福尔街和费里街的河边地带，“由潮水带来的肮脏废弃物——死狗、死猫、人类粪便……散发出令人厌恶的臭气”。但是当局对此置之不理。[36]
为此，1849年9月19日《泰晤士报》中的一篇文章曾如是建议，“很多例子表明当地居民的卫生条件和房屋非常糟糕，且他们无力改善，所以唯一拯救这些居民的办法就是将这些民众转移到临时避难所去，直到他们所居住的街道被打扫干净”。这一建议在康沃尔地区得到了很好的实行，但在兰贝斯地区，该建议未被采纳，“据调查，检查员们认为他们拖延的唯一动机好像是监护人相信流行病会在命令被执行之前消失，这样这笔花费就有可能节省下来”。[37]
关于城市监督董事会拒不执行卫生当局命令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大一部分城市监督董事会成员认为卫生当局提出的预防措施并不能普遍适用，只有在提供救济时才适用；[38] 最大的争议是费用问题。一些监督董事会的成员对于流行病有一种宿命的观点，认为和它斗争是无用的；另一些人则只是认为没有必要在穷人身上花费这些钱。由于工人在议会中没有代表，许多官员并不认为自己应当为穷人负责。[39] 对于城市监督董事会来说，服从公共卫生局的命令已经持续支出了大量的金钱，这笔与日俱增的开支远比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所需的花费要多。[40] 例如，1848年8月27日兰贝斯区已经掩埋了61个寡妇和226个孤儿，否则这些人在数年之内肯定都是区财政的负担。[41]
霍乱结束之后，人们要求进行卫生改革的呼声仍在继续。譬如，1849年11月，伦敦市第一卫生官员约翰·西蒙博士就呼吁检查伦敦的排水和下水道系统。但直到1850年夏，兰贝斯的公共卫生设施几乎没有什么改变。1850年7月19日，在一次“所有教区居民、兰贝斯地区纳税人和附近教区委员会、教堂街自由职业者”参加的公共会议上，讨论了教区恶劣的环境以及缺乏排水系统的问题，同时向议会请求拨款进行下水道修复工作，但遭到城市下水道委员会的拒绝，[42] 甚至许多人多次要求需要修缮的沟渠仍是露天的。[43] 1852年，教堂执事罗伯特·泰勒在教堂街教区大厅举办会议，会议讨论了从1823年开始该区已经为新下水道支付了约14万镑，但是只进行了价值40000镑的工作。[44] 会议决定向议会请愿，1852年11月3日，兰贝斯的议员威廉·威廉姆斯先生、教堂执事罗伯特·泰勒、约翰·休厄尔医生等人，向内政大臣斯宾塞·霍雷肖·沃波尔（1806—1898）递交了抗议书。沃波尔接受了代表团的抗议书，并向他们保证，当下次议会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兰贝斯的悲惨境遇将被提出来。[45]
1853年夏天，尽管霍乱重返英格兰，但由于同年10月，教区监护人在兰贝斯王子路上召开会议，并任命两位“损害检查员”挨家挨户走访以清理若干污物。[46] 所以，到1854年夏天，兰贝斯的死亡率不像1849年那么高了。
第四，发达的兰贝斯地区交通运输网，是导致该地区霍乱暴发的有力“推手”。
交通运输网络的发展是兰贝斯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9世纪初期，兰贝斯是伦敦唯一拥有发达的道路交通网的地区，铁路、河流将此地和全国其他地区联系在一起。1700年付费公路和1750年威斯敏斯特大桥、1769年布莱克法尔斯大桥、1816年沃克斯霍尔大桥和1817年滑铁卢大桥的建成，[47]都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放。尤其是泰晤士河将兰贝斯和大海，大量的支流、运河连在一起，全国各地的原材料都可以运到这里发展工业，且河中的船舶一般将所有废物直接排到泰晤士河里。
历史上第一次霍乱于1817年在印度暴发，其于1831年在盖茨黑德北部港口登陆英国。这与这一时期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因为霍乱弧菌附着在船只底部和行李上，通过水上交通传播。埃德蒙·帕克斯博士曾在1849年提出：“病毒不是由进入这些地区的霍乱病人带来的”，“最有可能是这些患者在船上被感染”。[48]
据记载，约翰·哈诺德是1848年9月22日第一位被确认的霍乱感染者。[49]他当时乘船到过德国汉堡，然后抵达靠近兰贝斯的萨瑟克荷斯里丘陵地区。有人怀疑哈诺德实际上很可能在汉堡的时候就已经感染霍乱了，因为同船的副机械师也病倒了，受害者的衣服和床都被扔到了靠近肯特海岸北边靠近格雷夫森德的地方。[50]受到污染的衣服和床可能会增加伦敦和北肯特地区疾病的传播，因为这里的河口环境十分适合霍乱弧菌的生长。威廉·法尔在《1848—1849年英格兰霍乱死亡率报告》中提到，泰晤士河和其支流与霍乱的发生与传播有一定联系。[51]
上文所提及的米尔班克监狱的霍乱与囚犯运输船上的霍乱之间亦有一定联系。因为1848年米尔班克监狱成为临时监禁犯人的“罪犯仓库”，英国流放到澳大利亚的囚犯即从这里出发。伍尔维奇的勇士号就是一艘运囚船，船上没有卫生设备和自来水，条件非常恶劣，船上的污物直接排放到泰晤士河中。当霍乱在兰贝斯流行的时候，它也在切尔西、萨瑟克、斯皮塔佛德、柏梦塞（长巷附近，这里有一条露天的沟渠，无疑被用作下水道了）和伍尔维奇的囚犯运输船正义女神号等处传播。[52]
第五，某些偶发事件也扮演了霍乱“催化剂”的角色，如1834年议会大厦的重建。
对毁于1834年一场大火的议会大厦的重建，毫无疑问也在兰贝斯的霍乱传播和蔓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议会大厦位于米尔班克监狱下游，是年10月16日晚上，一场大火席卷了议会大厦和威斯敏斯特宫。大火被完全扑灭后，威斯敏斯特宫残存的只有威斯敏斯特大厅、圣斯蒂芬教堂（在皇家圣斯蒂芬教堂之下，议会从1547年到1834年在这里举行会议）的地下室、回廊和珠宝塔了。[53] 1840年4月，议会重建工作开始，此项工程规模浩大，大量的建筑材料被从格恩西和阿伯丁经过河流运至兰贝斯。同时参与的工匠人数众多，包括木匠、砖瓦匠、管道工、铁匠等。但是工程现场的卫生条件被人们所忽略了，因为河流不仅是运输石料和灰浆的通道，还是工人们的露天厕所。到1849年1月，新建的下水管道的位置接近居民居住区，使这些地区充斥着下水道中散发的气味和“瘴气”。[54]
在城市下水道委员会顾问工程师亨利·奥斯丁（1812—1861）一份写于1848年8月29日的报告中，他批评了新建的议会大楼里糟糕的下水道系统：“新建筑的下水道通入阿宾登街已有的下水道里，通向北方，总共有70个到80个排水管注入这套系统，然后将废物直接排入泰晤士河中，进一步恶化了这里的水质。并且有问题的下水道是堵住的，通风状况极差，还有一段管道位于新建地下室的顶上。另外，有些化粪池和部分下水道是露天的，其中有一个深入到连接议会两院的中央沙龙地下室12码的地方。”[55] 简言之，新的议会大厦地下室有一部分就是化粪池，池中堆积着议会大楼里产生的和向北的公共下水道中的污物，最后都被排到了泰晤士河中。
然而，奥斯丁在抱怨新议会大厦的下水道设计的同时，他并没有对下水道的位置和污物排放点非常靠近兰贝斯自来水公司取水地这一事实提出异议。该情形在1848年和1849年夏天没有任何改变。而在19世纪40年代，泰晤士河是兰贝斯地区唯一的水源。兰贝斯的自来水公司建于1775年至1785年，位于贝尔维迪尔路和泰晤士河之间，靠近议会大厦和工厂区。[56]
斯诺在其《霍乱传播模式》中描述了从泰晤士河中取水与1849年中期死于霍乱的人数之间的联系：“在萨瑟克和沃克斯霍尔或者是兰贝斯自来水公司供应水的地区，霍乱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严重”，“兰贝斯地区死于霍乱的有1618人。其他由兰贝斯自来水公司供水的地区是圣乔治萨瑟克，人口约有50900人，死亡人数为836人，坎伯韦尔人口有51714人，死亡人数为504人”。[57]
结语
显然，1848年至1849年兰贝斯地区霍乱之严重，有种种客观原因，但其并非天灾，毫无疑问是源于人祸。
尽管当时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卫生环境与疾病传播之间的关系，但并不认为脏水和个人卫生问题会对健康产生威胁，所以在兰贝斯区，堆积数年的污物没有得到清理，当地的卫生环境长期未得到改善。同时，地方当局对卫生改革态度消极，拒绝为工人和穷人提供帮助。因为卫生改革意味着承认穷人的权利，要动既得利益者自己的“奶酪”，这令某些人难以接受。因此，直到19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接受约翰·斯诺的理论——霍乱病菌是通过饮用水传播的，并通过疾病预防的方式，霍乱的“阀门”才终于被关上。阿曼达·J.托马斯当时通过观测1848～1849年兰贝斯地区居民用水情况和霍乱疫情，注意到兰贝斯自来水厂搬迁到泰晤士迪顿后，兰贝斯地区霍乱和腹泻发生率降低，[58]从而解开了霍乱之谜。
霍乱的频繁肆虐迫使议会将公共卫生事务的立法提上了议事日程。1848年、1872年、1875年，英国议会先后通过了三部《公共卫生法案》，其标志着中央政府开始放弃自由主义的原则，打破地方自治的传统，通过立法手段对公共卫生领域进行干预。这些法案在供水、排污、垃圾处理、住房等问题上确定了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并设立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共卫生机构——中央卫生委员会，对公共卫生进行国家层面的管理和监督。19世纪末期之后，随着卫生等生活环境的改善，霍乱的发生逐渐减少。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步入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国家，英国在处理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但亦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值得反思的教训。
（作者简介：柴彬，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李文慧，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国海外贸易冲突史（14～19世纪初）”（19ASS003）。
[2]“霍乱”一词源于希腊语khol和rhein，其含义分别为“胆汁”和“流动”。该词自古即有，早在公元前100年，古代梵文、中文和希腊文文献中就有类似霍乱的记载。其系一种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感染者会感到恶心、呕吐，腹泻不止，直至死亡。
[3]比尔·拉金：《污染与控制：19世纪泰晤士河社会史》（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ry），亚当·希格尔出版社，1986。
[4]劳伦斯·E.布里斯：《河流污染的英国经验，1865—1876年》（Lawrence E.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iver Pollution，1865-1876），彼得朗出版社，1993。
[5]英国议会于1795年颁布《贫民迁移法》，允许居民在规定的教区内迁移。
[6]《1601年济贫法》（“旧济贫法”）初步建立了英国的济贫制度，其要求每个教区担负救济贫民的职责，并制定了有关定居和迁徙的规则，要求凡可能向教区寻求救济者，都须返回原教区，以使各教区摆脱维持非教区贫民生活的沉重负担。为加强对贫民的救济工作，将若干教区组成济贫法联合会。根据1834年颁布的新济贫法，由济贫法专员署总揽济贫事务，1847年该专员署的职能移交于济贫法委员会。
[7]阿曼达·J.托马斯：《1848—1849年兰贝斯霍乱大暴发：伦敦流行病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后果》（Amanda J.Thomas， 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麦克法兰出版社，2009，第80页。
[8]大卫·A.萨克、R.布拉德利·萨克、G.巴拉克利什·奈尔、A.K.锡迪克：《霍乱》（David A.Sack，R.Bradley Sack，G.Balakrish Nair，and A.K.Siddique，Cholera），《柳叶刀》（The Lancet）2004年第363卷第9404期，第223～233页。
[9]阿曼达·J.托马斯：《1848—1849年兰贝斯霍乱大暴发：伦敦流行病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后果》（Amanda J.Thomas， 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第43页。
[10]阿曼达·J.托马斯：《1848—1849年兰贝斯霍乱大暴发：伦敦流行病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后果》（Amanda J.Thomas， 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第223页。
[11]埃德蒙·A.帕克斯：《对当前伦敦霍乱疫情早期案例的调查》（Edmund A.Parkes，An Inquiry into the Bearing of the Earliest Cases of Cholera，Which Occurred in London during the Present Epidemic），C.A.阿德拉德出版社，1849，第259～260页。
[12]约翰·斯诺：《霍乱传播模式》（John Snow，On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of Cholera），欧米茄出版社，1855，第18页；阿曼达·J.托马斯：《1848—1849年兰贝斯霍乱大爆发：伦敦流行病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后果》（Amanda J.Thomas， 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第176页。
[13]威廉·法尔汇编《1848—1849年英格兰霍乱死亡率报告》（William Farr，Report on the Mortality of Cholera in England 1848-1849），皇家出版局，1852，第213页。
[14]埃德温·查德威克、大卫·格拉德斯顿、塞缪尔·爱德华·法纳：《埃德温·查德威克：19世纪社会改革》（Edwin Chadwick，David Gladstone，Samuel Edward Finer，Edwin Chadwick：Nineteenth-century Social Reform），劳特利奇出版社，1997，第349页。
[15]阿曼达·J.托马斯：《1848—1849年兰贝斯霍乱大暴发：伦敦流行病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后果》（Amanda J.Thomas， 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第185页。
[16]威廉·法尔汇编《1848—1849年英格兰霍乱死亡率报告》（William Farr，Report on the Mortality of Cholera in England 1848-1849），第174页。
[17]威廉·法尔汇编《1848—1849年英格兰霍乱死亡率报告》（William Farr，Report on the Mortality of Cholera in England 1848-1849），第58页。
[18]阿曼达·J.托马斯：《1848—1849年兰贝斯霍乱大暴发：伦敦流行病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后果》（Amanda J.Thomas， 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第8页。
[19]《泰晤士报》（The Times）1855年8月23日，http：//archive.timesonline.co.uk/tol/archive/，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0月28日。
[20]埃德温·查德威克、大卫·格拉德斯顿、塞缪尔·爱德华·法纳：《埃德温·查德威克：19世纪社会改革》（Edwin Chadwick，David Gladstone，Samuel Edward Finer，Edwin Chadwick：Nineteenth-century Social Reform），第13页。
[21]阿曼达·J.托马斯：《1848—1849年兰贝斯霍乱大暴发：伦敦流行病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后果》（Amanda J.Thomas， 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第33页。
[22]阿曼达·J.托马斯：《1848—1849年兰贝斯霍乱大暴发：伦敦流行病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后果》（Amanda J.Thomas， 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第79页。
[23]阿曼达·J.托马斯：《1848—1849年兰贝斯霍乱大暴发：伦敦流行病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后果》（Amanda J.Thomas， 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第131～133页。
[24]《泰晤士报》（The Times）1849年6月24日，http：//archive.timesonline.co.uk/tol/archive/，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0月28日。
[25]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1800—1890），英国19世纪著名社会改革家。其最早提出了系统的公共卫生思想，倡导公共卫生立法和改革，对英国公共卫生运动产生过很大影响。
[26]阿曼达·J.托马斯：《1848—1849年兰贝斯霍乱大暴发：伦敦流行病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后果》（Amanda J.Thomas， 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第162页。
[27]埃德温·查德威克、大卫·格拉德斯顿、塞缪尔·爱德华·法纳：《埃德温·查德威克：19世纪社会改革》（Edwin Chadwick，David Gladstone，Samuel Edward Finer，Edwin Chadwick：Nineteenth-century Social Reform），第347页。
[28]阿曼达·J.托马斯：《1848—1849年兰贝斯霍乱大暴发：伦敦流行病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后果》（Amanda J.Thomas， 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第106～107页。
[29]腐烂物发生化学反应时混入毒气，分散到空中形成瘴气。彼得·文顿·约翰森：《氯仿与医学科学：约翰·斯诺的一生》（Peter Vinten Johansen，Chloroform and the Science of Medicine：A Life of John Snow），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第167页。
[30]阿曼达·J.托马斯：《1848—1849年兰贝斯霍乱大暴发：伦敦流行病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后果》（Amanda J.Thomas， 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第109页。
[31]阿曼达·J.托马斯：《1848—1849年兰贝斯霍乱大暴发：伦敦流行病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后果》（Amanda J.Thomas， 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第109～110页。
[32]阿曼达·J.托马斯：《1848—1849年兰贝斯霍乱大暴发：伦敦流行病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后果》（Amanda J.Thomas， 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第123页。
[33]威廉·法尔汇编《1848—1849年英格兰霍乱死亡率报告》（William Farr，Report on the Mortality of Cholera in England 1848-1849），第170～171页。
[34]诺曼·朗曼特：《国王霍乱：疾病传记》（Norman Longmate，King Cholera：The Biography of the Disease），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1966，第89页。
[35]约翰·伯内特：《1815年至1985年住房的社会史》（John Burnett，A Social History of Housing 1815-1985），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第7页。
[36]《泰晤士报》（The Times）1849年8月13日，http：//archive.timesonline.co.uk/tol/archive，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0月28日。
[37]《泰晤士报》（The Times）1848年9月19日，http：//archive.timesonline.co.uk/tol/archive/，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0月28日。
[38]《泰晤士报》（The Times）1848年9月19日，http：//archive.timesonline.co.uk/tol/archive/，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0月28日。
[39]阿曼达·J.托马斯：《1848—1849年兰贝斯霍乱大暴发：伦敦流行病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后果》（Amanda J.Thomas，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第191页。
[40]《泰晤士报》（The Times）1848年9月19日，http：//archive.timesonline.co.uk/tol/archive/，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0月28日。
[41]《泰晤士报》（The Times）1848年9月19日，http：//archive.timesonline.co.uk/tol/archive/，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0月28日。
[42]《泰晤士报》（The Times）1850年7月19日，http：//archive.timesonline.co.uk/tol/archive/，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0月28日。
[43]阿曼达·J.托马斯：《1848—1849年兰贝斯霍乱大暴发：伦敦流行病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后果》（Amanda J.Thomas，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第201页。
[44]《泰晤士报》（The Times）1852年10月23日，http：//archive.timesonline.co.uk/tol/archive/，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0月28日。
[45]《泰晤士报》（The Times）1852年11月3日，http：//archive.timesonline.co.uk/tol/archive/，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0月28日。
[46]《泰晤士报》（The Times）1853年10月6日，http：//archive.timesonline.co.uk/tol/archive/，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0月28日。
[47]www.victorianlondon.org，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0月28日。
[48]埃德蒙·A.帕克斯：《对当前伦敦霍乱疫情早期案例的调查》（Edmund A.Parkes，An Inquiry into the Bearing of the Earliest Cases of Cholera，Which Occurred in London during the Present Epidemic），第272～273页。
[49]约翰·斯诺：《霍乱传播模式》（John Snow，On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of Cholera），第2页。
[50]埃德蒙·A.帕克斯：《对当前伦敦霍乱疫情早期案例的调查》（Edmund A.Parkes，An Inquiry into the Bearing of the Earliest Cases of Cholera，Which Occurred in London during the Present Epidemic），第258页。
[51]威廉·法尔汇编《1848—1849年英格兰霍乱死亡率报告》（William Farr，Report on the Mortality of Cholera in England 1848-1849），第59页。
[52]埃德蒙·A.帕克斯：《对当前伦敦霍乱疫情早期案例的调查》（Edmund A.Parkes，An Inquiry into the Bearing of the Earliest Cases of Cholera，Which Occurred in London During the Present Epidemic），第272页。
[53]www.parliament.uk/parliament/guide/palace，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0月28日。
[54]阿曼达·J.托马斯：《1848—1849年兰贝斯霍乱大暴发：伦敦流行病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后果》（Amanda J.Thomas，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第114页。
[55]城市下水道委员会：《威斯敏斯特新皇宫排水报告和通讯》（Metropolitan Commission of Sewers，Report and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Drainage of the New Palace at Westminster），雷内尔和韦特出版社，1849，第19页。
[56]托马斯·艾伦：《萨里郡历史：地形、地质或名胜古迹总览》（Thomas Allen，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Surry：Comprising Every Object of Topographical，Geological，or Historical Interest）第1卷，希顿出版社，1831，第51～54页。
[57]约翰·斯诺：《霍乱传播模式》（John Snow，On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of Cholera），第60页。
[58]阿曼达·J.托马斯：《1848—1849年兰贝斯霍乱大暴发：伦敦流行病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后果》（Amanda J.Thomas， 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