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远古与先秦时期武陵地区的居民及其关系

远古时代至先秦时期，已有居民与人群在武陵地区劳动、生息、繁衍。他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关系不仅可从远古时代的文化遗迹中得到证明，还可从一些先秦时期的传说中管窥一斑。

一 远古时期武陵地区的古人类

本书涉及的远古时代主要是指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自旧石器时代开始，武陵地区就拥有自己的文化。这一时期的古人类主要以打制石器为生产工具，以渔猎和采集为生。考古调查资料显示，武陵地区已发现数百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或石器地点，其中东部的澧水流域、中部与南部的沅水流域有200余处。根据袁家荣先生的研究，沅水流域、澧水流域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属水文化类群和澧水文化类群。前一类群有遗址或地点100多处，著名的有新晃大桥溪、长乐坪，芷江小河，泸溪的灰窑、岩坪、田溪口等处，其特点是石器以灰色、灰黄色条带状变质砂岩为主要原料，以单面刃为主，剥片与加工方法主要为锤击法；后一类群的遗址或地点有100余处，已正式发掘津市虎爪山，澧县鸡公垱、乌鸦山，石门燕儿洞、大圣庙、石家坪、胡家堡等处，其特点是石器均以河床砾石为原料，以大型石器为主，石器加工技术有单面打击、双面打击和错向打击。[1]北部鄂西南的清江流域以及长江沿岸发现有数十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或石器地点，主要有建始直立人遗址、长阳人遗址、长阳伴峡榨洞遗址、巴东福里溪遗址、利川水井槽遗址，其特点是遗址中多骨制品和石制品等文化遗物，骨制品多剑齿象、鹿、羊和水牛等哺乳动物化石；石器多打制，以单刃砍砸器、盘刃砍砸器、刮削器为主。西部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较少，目前渝东南有重庆黔江老屋基洞穴遗址、黔江的红土塆遗址、秀山涌洞文化遗址，黔东北的铜仁市则少见[2]。老屋基洞穴遗址采集有旧石器时代打击尖状石器，哺乳动物、爬行动物、鸟类、无脊椎动物等24种动物化石；红土塆遗址出土有800多件半成品石器和残片石制品、哺乳动物化石20多种、爬行动物化石1种、鸟类化石1种。[3]

距今7800年左右，武陵地区从漫长的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是时的古人类活动更加频繁，留下了更多的遗址和遗迹，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沅水中上游的高庙遗址。高庙遗址属贝丘遗址，主要划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高庙文化遗存，其时间范围为距今7800～6800年。该遗存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而且还具有大型祭祀场所。陶器造型多圜底和圈足器，少见平底器，不见三足器和尖底器。石器多锤击法单面打制而成，原料皆为沅水河床沙砾石，款式多石砍斫器、刮削石片以及扁平状亚腰形石网坠。骨器有刀、匕、针、锥等，牙器有锥和象牙雕饰。陶器皆手制，种类有釜、罐、盘等。陶器纹饰丰富，极具特点，都戳印有篦点组成的凤鸟纹、太阳纹、獠牙兽面纹、八角星纹、平行条带状纹等图案。上层遗存虽然继承了下层遗存的一些特征，但具有显著的大溪文化特征，距今6300～5300年。[4]高庙文化具有一定的区域性与本土性，从沅水中游沿多条支流上溯，覆盖整个武陵地区以及周边的一些地方，同类遗址还出现在辰溪征溪口、潭坎大地、麻阳火车站、锦和烟堆坡以及武陵地区腹地的泸溪浦市、吉首河溪、花垣茶峒等地。[5]

高庙文化之后，武陵地区与洞庭湖、江汉平原以及四川盆地的文化交流渐渐密切，先后出现了外来的城背溪、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遗址。城背溪文化以湖北宜都县城背溪遗址而得名，其年代距今7000年左右。城背溪文化的陶器以红褐陶为主，灰陶次之，其中以夹砂陶最多；纹饰以交错绳纹最多，素面陶的数量也不少。器形中圜底器发达，圈足器也较盛行，平底器很少，三足器极少见。[6]巴东的白羊坪遗址、楠木园遗址第一类遗存等属城背溪文化。白羊坪遗址共清理出土石器230余件，可分为厚重型与常用型两种，其中厚重型石器主要有石斧、砍砸器、石刀等；常用型石器以石斧、石刀为主，另外还有刮削器等。[7]楠木园遗址从陶器组合中的饪食器到石器中的石镰、石铲，均表现出原始的农耕文化特征。其出土遗物多夹粗砂和夹细砂陶、粗泥质陶，少泥质陶和夹炭陶。装饰主要为绳纹，有少量花边、划纹（网格状）和素面（抹光）。陶器有釜、罐、支座、圈足碗、假圈足碗、平底钵、圜底钵、壶、勺、器盖、杯等，多数外表红色，腹内壁黑色。石器包括石斧、石锛、石凿、石铲、石锥、石片石器和石镰等。[8]

大溪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三峡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大溪文化大致分为四期。[9]陶器在第一、二期，以红陶为主，灰、黑陶的数量很少。纹饰主要有戳印纹、瓦棱纹、刻划纹、弦纹、篦点纹、附加堆纹等，其中以戳印纹和横人字纹最有特色。陶器以手制为主，也使用慢轮修整和轮模合制。器形以圈足器和圜底器为主，平底器和三足器较少，尖底器极少。装饰品分耳饰、项饰、臂饰三类，材质主要有玉、石、骨、象牙等。生产工具的制作已普遍使用钻孔和切割技术。墓葬大多数为头向南。葬式有仰身直肢葬、屈肢葬和俯身葬，其中，屈肢葬是大溪文化葬制的一大特色。其年代距今6400～5300年，范围分布于武陵地区东部的澧水流域、北部的清江流域以及中部的个别地方。[10]东部的张家界慈利尖角田遗址出土有饰绳纹的夹砂红陶片，屋田常遗址出土有器形为豆、釜的泥质夹砂红陶片；北部的长阳县西寺坪遗址出土有圈足碗、猪嘴形支座和彩陶单耳杯等陶器以及比较精致的石锛、石凿、骨锥、骨簪、骨针，桅杆坪遗址出土有圜形陶罐、红陶三足小鼎、圈足镂孔小黑陶豆、绿松石耳坠和绿松石佩饰，沙嘴遗址出土有残破圈足红陶，巴东的李家湾、红庙岭出土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侧身屈肢、侧身屈肢蹲踞式墓3座；西部的酉阳笔山坝遗址有呈椭圆形、屈肢、双人合葬的墓葬；中部的来凤县红岩堡遗址、张家院遗址出土有夹砂红陶绳纹陶片及黑衣彩绘陶片。上述遗址的陶器与墓葬均具有大溪文化的特征。

屈家岭文化时代距今约5000～4600年，因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而得名。屈家岭文化中的石制工具多穿孔的石铲、石镰、石刀、石锛等农业工具；陶器种类较多，以蛋壳彩陶和彩陶纺轮为典型；装饰品主要有玉饰和陶环，艺术品有捏塑的狗、龟、羊、母鸡等；葬俗多单人葬，有仰身直肢葬和屈肢葬两种类型，小孩多用瓮棺；此外，在红烧土内还有大量的稻谷空壳痕迹。[11]屈家岭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主要在江汉平原，但也沿峡江、清江、澧水、沅水进入了武陵地区，如武陵地区北部巴东李家湾遗址即是，屈家岭文化遗存在大溪文化遗存之上，出土的彩陶有泥质灰陶、黑陶、红陶，纹饰有素面、弦纹、划纹等，器形为双腹豆、双腹碗、高圈足杯等，石器有以打制为主，使用了钻孔技术的斧、锛、铲、凿等[12]；武陵地区中部、南部的湘西与沅水中上游的怀化市高坎垄遗址出土的石器有长条形的肩石斧、石锛以及石刀、石铲、纺轮等，陶器有圈足碗、圈足盆、豆、壶等，陶质以泥质灰陶和黑皮陶为主，多素面、弦纹、镂孔，同时发现有稻谷壳和稻草的炭化物。[13]

屈家岭文化之后，进入武陵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还有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因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而得名，属龙山文化类型，年代为距今4600～4000年。其基本文化特征是：石器生产工具多经过磨制，突出的器物有扁平长方形穿孔石铲、三棱尖圆身圆锥铤镞、扁平三角形带铤镞等；陶器质色早期少红陶，多泥质灰陶和黑陶，晚期发展成以夹砂红陶或夹砂橙黄陶为主，泥质灰陶和黑陶为次；陶器纹饰早期以贴弦纹为主，晚期多见篮纹、绳纹与方格纹；器物造型以三足器、圈足器为主，平底器、尖底器为次，圜底器较少；典型陶器有凸棱宽扁足盆形鼎、“麻面”宽扁足罐形鼎、直筒尖底器等；此外，在小孩瓮棺中有不少造型丰富、雕刻精细的玉器。[14]武陵地区属石家河文化类型的文化遗存有巴东雷家坪遗址，沅水中游和辰溪两岸的上湾溪，麻阳兰里坪、步云坪，沅陵两岔溪遗址，澧水中下游的莱丘、园凹田、洞湾遗址等[15]。

由上可知，武陵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水文化类群的新晃大桥溪、长乐坪，芷江小河，泸溪的灰窑、岩坪、田溪口遗址，澧水文化类群的石门燕儿洞、大圣庙、石家坪、胡家堡遗址，到新石器时代的高庙文化以及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16]等文化遗迹、遗存，较好地体现了该区域石器文化的继承性、层累性。与此同时，如果说高庙文化是武陵地区文化的底层或者“土著”文化的话，那么它与“外来”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形成的交错、叠压的关系不仅较好地展现了武陵地区的古人类或人群与三峡地区、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以及中原地区的互动和交流，而且构建了该地区最底层的“土/客”关系。这一关系在先秦时期武陵地区各族群的活动中得到继承与发展。

二 先秦时期武陵地区的族群及其关系

先秦时期，本土的“濮”与外来的“三苗”“荆蛮”“楚蛮”“巴人”“越人”等族群先后在“荒服”的武陵地区生息、繁衍，共同构成了该地区这一时期的“土/客”关系。

（一）“外来皆是客”：“三苗”“荆蛮”“楚蛮”“楚人”“巴人”“越人”及其族群关系

先秦时期，武陵地区“外来”的族群主要有“三苗”“荆蛮”“楚蛮”“楚人”“巴人”“越人”等族群。这些族群被称为“客”，主要是指他们的发源地或者早期的居住地不在武陵地区，其后才逐渐迁至武陵地区生活、繁衍。

1.“三苗”“荆蛮”“楚蛮”“楚人”及其关系

“三苗”又称“有苗”，是一个生活在距今四五千年，与尧、舜、禹同时代的族群。对此，先秦与秦汉时期的文献典籍多有记载。《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17]《史记·五帝本纪》也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18]《通典·州郡十三》载潭州曰：“古三苗之地。”又载岳州曰：“古苍梧之野，亦三苗国之地。”[19]上述引文中的“彭蠡”为鄱阳湖，“洞庭”即洞庭湖，“文山”不知所在，“衡山”虽有一定争议，但并不影响对“三苗”分布的判断，即主要在江淮、荆州以及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不过，也有部分“三苗”可能在与尧、舜、禹抗争失败前后就迁徙到了武陵地区。这可从前述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在武陵地区的传播中得到佐证。柴焕波先生的研究成果显示，源自石家河文化的“三苗”文化在洞庭湖西岸以及沅水流域有所分布，特别是石门皂市遗址，更是被柴先生视为商时期三苗文化的典型。[20]该遗址出土了不少的斧、锛、铲等刀耕火种的生产工具以及以泥质红胎黑皮陶为主的陶器。陶器器形有釜、鬲、罐、碗、豆、缸、盘等，陶纹有绳纹、方格纹、云雷纹、S形纹等，本地特有器物如大圈足盘、细喇叭形柄豆、喇叭口罐、扁平足鼎，与龙山时期石家河器物存在承袭关系。[21]据地方传说，永定区崇山有“兜庙”等遗迹遗物。湘西花垣的崇山则在明代设立过崇山卫，该区域部分石姓苗民更是直接把苗姓奉为“欢兜”，把兜视为祖神。兜乃三苗支系，古代“苗蛮”居住地张家界永定区（原大庸县）、湘西州花垣县的“崇山”地名以及湘西部分石姓苗民将“兜”视为祖神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三苗”隐没前后确已迁居武陵地区。[22]

历经禹的征伐，“三苗”族群逐渐走向瓦解，族名也随之隐没于史。但其成员并没有消亡，而是部分融入华夏，部分则保留族群特色，或避入深山老林，或向南，或向西南迁徙，与濮、巴等族群融合，逐渐形成了后来的“荆蛮”“楚蛮”“苗蛮”等族群。[23]

“荆蛮”即史载之“蛮荆”“荆”，是长江中下游族群早期的泛称。[24]《竹书纪年》曰：“（周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帅师伐荆蛮。”[25]《诗经·小雅·采芑》载：“蠢尔荆蛮，大邦为仇。”又曰：“北伐狁，蛮荆来威。”《诗集传》注此“蛮荆”即“荆州之蛮也”。[26]此“荆州”是传说中大禹治水所划的九州之一。其范围并不局限于后世的荆襄地区，而是涵盖湖北、湖南以及江西、安徽等省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否则不会出现“太伯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27]等说法。

“楚蛮”与“荆蛮”同源。[28]《史记·楚世家》载：“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又曰：“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29]同时，楚王熊渠也表述了自己的族群认同：“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30]楚强大后，逐渐征服了“荆蛮”。《史记》载：“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31]

在征服“荆蛮”的基础上，“楚蛮”与其他族群融合成了楚人。楚人沿着沅水、澧水、酉水、峡江、清江诸水挺进了武陵地区的东部、南部、北部甚至是腹地的中部，征伐了当地的“濮”“巴”族群，并以沅水为中心，在今天的沅陵县城西之窑头村附近设置了黔中郡。沅水流域的湘西州、怀化市，峡江地区的巴东、秭归以及清江流域的恩施等地的考古发掘对此给予了佐证。怀化市沅陵县木形山、窑头，溆浦县马田坪、江口、高低村，洪江市黔城，湘西州古丈县白鹤湾、保靖县四方城等文化遗址、墓葬也证明，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已较大规模地进入武陵地区的南部与中部。[32]长阳县香炉石遗址第三文化层中的陶器、招徕河外村里遗址中的“蚁鼻钱”以及包括巴东县雷家坪遗址在内的峡江地区大量的楚墓也证明，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期，楚人及楚文化已强势向西进入武陵地区的北部。[33]这些进入武陵地区的楚人，部分与当地的濮、巴等族群融合，逐步演变成了该地区秦汉时期土著的“巴郡南郡蛮”“武陵蛮”；部分逐步“汉化”，成为武陵地区汉族群重要的来源之一。

2.巴人及其族群关系

由前述濮之居住格局可知，武陵地区的濮人主要居住在澧水、沅水、酉水、乌江流域。与其毗邻的不仅有东部的“荆楚”，还有北部、西北部的巴，南部的越。北部、西北部的巴族群原本生活在汉水上游，与商人、周人相邻而居。[34]后因商王朝逼迫，逐渐向东南迁徙至清江流域。在迁徙的过程中，巴人廪君部落可能途经“巫诞”，故李贤引《代本》注《后汉书》时有“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35]的说法。随后，他们再流迁至清江流域，并忘却了自己原来的祖地，于是将其迁徙过程中一个名叫“武落钟离山”的地方视为新的祖地。由此，后世文献对巴人祖地的记载多见“武落钟离山”，而不见“巫诞”。《后汉书》对此载曰：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沈，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36]

由上可知，忘却“巫诞”祖地、视“夷水”“武落钟离山”为新祖地、以渔猎为生计的巴人廪君部落并不是“盐阳”“夷城”的“土著”，而是沿“夷水”“乘土船”迁徙、扩张而来的“客”。为争夺盐阳的食盐资源，廪君部落与当地的“土著”盐水女神部落形成竞争关系。在与盐水女神部落的竞争中，廪君部落战胜了“土著”盐水女神部落，“君乎夷城”，从而尽享当地的鱼盐。此外，引文中的“夷水”即贯穿长阳之清江，《水经注》载曰：“夷水即佷山（今长阳县）之清江也，水清十丈，（能）分沙石，蜀人见其沉清，因名清江。”[37]“武落钟离山”疑即“难留城山”，《太平寰宇记》载曰：“武落中山，一名难留山，在（长阳）县西北七十八里。”[38]《读史方舆纪要》卷78引《荆州记》曰：“难留山北有石室，可容数百人，僻险不可攻，因名难留山。”[39]道光《长阳县志》也载：“难留城山，县西北二百数里，一名武落钟离山，交施南建始县。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皆出于武落钟离。”[40]由此可见，武陵地区的长阳及清江流域确属巴人廪君部落重要的繁衍生息区域之一。

廪君“君乎夷城”后，面对东部强大的“荆蛮”“楚蛮”建立的楚国，其族群主力沿“夷水”逐步向鄂西和渝东南发展，并在江州（今重庆）建立了巴国。至商末周武王率师东进伐纣之时，巴师充当其先锋，成为重要的“倒戈”力量。《华阳国志·巴志》载曰：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41]

由上可见，周武王伐纣的成功，与“巴师勇锐”有很大的关系。正因如此，周武王在成功“克殷”后，“以其宗姬封于巴”，授予巴“子”爵封，以表彰其功勋。此外，从周与巴的这种封赏关系来看，巴在一定意义上是周的属国。

与巴周之上下关系不同，巴楚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平行并列”的“兄弟”族群关系。但由于楚强而巴弱，故巴楚关系又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左传注疏》载：

（公元前703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朔道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让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鄾，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鄾人宵溃。[42]

《华阳国志·巴志》也载：

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43]

上述两条史料，第一条史料表明，巴与其他的“国家”修好，需“请示”楚，并得到楚的允许；第二条史料则说明巴楚存在一定的“军事政治合作协议”，否则不会出现“巴国有乱”“楚王救巴”。由此观之，巴的确依附于楚。但这种依附关系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楚比较尊重巴或者巴没有生存危机，这种关系表现得相对比较融洽；如果楚完全不尊重巴，或者对巴“视而不见”，或者楚已完全“做大”，不再需要巴时，那巴也会奋起反楚，以致双方兵戎相见。《左传注疏》载：“（公元前687年）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阎敖游涌而逸，楚子杀之，其族为乱。冬，巴人因之以伐楚。”[44]又载：“（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围鄾。”[45]但由于双方实力的差距，巴只能步步退却，以致五次迁其都。对此，《华阳国志》载曰：“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合川），或治平都（今丰都），后治阆中（今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其畜牧在沮。……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捍关、阳关及沔关。”[46]

战国后期，巴地虽被楚蚕食，但二者关系的重要性日益下降。与此同时，随着秦的日渐强大，巴、秦关系日益密切，最后巴被秦所灭。因巴秦关系已超出本书的范畴，在此不做赘述。

秦灭巴以后，巴人星离四散，部分避入偏僻山区，延续其族脉至汉代；部分巴人渐与华夏杂处，渐融于华夏之中；部分留居当地，部分则流入湘西之五溪地区，与其他的“蛮夷”融合，在武陵地区演变成秦汉时期的“巴郡蛮”、“武陵蛮”或者“五溪蛮”等族群。[47]否则，《晏公类要》中不会载有“故老相传，楚子灭巴，五子流入五溪，各为一溪之长”[48]的传说，也不会在湘西的澧水、沅水流域发现不少具有巴文化特征的虎纽于或者巴式柳叶剑。

3.越人及其族群关系

先秦时期，武陵地区的“客”除了前述的“三苗”“荆蛮”“楚蛮”“楚人”“巴人”外，还有支系繁多、号称“百越”的越人。他们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部与南部。生活在武陵地区的古越人主要属“扬越”。他们早期与“楚人”“濮人”交错杂居，特别是与“濮人”关系密切。《史记·楚世家》载：周夷王时（公元前885年～公元前876年），楚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49]“杨粤”即扬越，鄂即今湖北武昌一带，庸即今湖北竹山县。可见，扬越早期主要居住在汉水流域。不过，“自为楚熊渠所兼并后，其种裔一部分同化于楚，一部分逐次渡江南徙，与自夏商时代即栖处于今日湘黔皖赣桂粤之交之越族，混杂而居”[50]。由是，江应樑先生甚至认为，濮、越同属一个族群，“（楚南之地）有时称为‘濮地’，有时称为‘越地’；住在那里的人民，可以称‘濮’，也可以称‘越’。濮就是越，可称濮，也可以称越；大概战国以前，称濮者多，战国以后，就通称百越了”[51]。由此可见，先秦时期武陵地区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越人。

（二）“占先为土”：“濮”及其族群关系

与“荆蛮”“楚蛮”一样，“濮”也被华夏先民视为“南蛮”，因支系较多，又称“百濮”“卜人”。但其居住地与前述的“客”不同，“濮”早期居住在江汉流域以及包括武陵地区澧水、沅水在内的澧、沅、资、湘诸流域。[52]《史记·楚世家》引刘伯庄之言曰：“濮在楚西南。”[53]《尚书·牧誓》言：“庸濮在江汉之南。”[54]另由考古发掘可知，武陵地区腹地的张家界澧水流域、湘西的酉水流域以及怀化的沅水流域出土了不少代表濮文化的宽格铜剑、壶，[55]特别是桑植的朱家台遗址，更是被考古学者视为濮文化的典型遗址。[56]此外，贵州沿河县小河口遗址的考古发现也证明，黔东北、渝东南早期的文化中具有一定的濮文化因素。由此可见，武陵地区的澧水、沅水、酉水以及乌江流域是濮族群重要的居住地之一。

关于濮与周边族群之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1）濮与夏人的关系。《尚书·牧誓》载：“王曰：‘……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57]可见，濮族群参加了武王伐纣的军事活动，具有一定的实力。武王克商后，随着周人势力的增强，濮已臣服于周，成为周之南土：“（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58]否则，他们不会向周贡奉丹砂：“成周之会……卜人以丹砂。”[59]（2）濮与楚的关系。在濮与周边族群关系中，除与夏人的关系外，濮楚关系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濮楚关系存在一个从相互交流到濮附于楚、反楚，再到楚灭濮的过程。《国语》载：熊严第三子叔熊曾“逃难于濮而蛮”。韦昭注曰：“濮，蛮夷。……叔熊逃难奔濮而从蛮俗。”[60]由此可见，西周后期濮与“荆楚”关系密切，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否则，叔熊不会入濮地，从濮俗。不过，随着“楚蛮”的强大，楚蚡冒“开濮地而有之”，濮由是“臣服”于楚，二者关系也由此紧张。濮族群于是在麇人的号召、率领下叛楚，《左传》载曰：“楚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帅百濮聚于选，将伐楚。”[61]面对濮的反抗，楚为“得天下”，于楚平王六年（前423）伐濮。关于此次征伐，《春秋经传集解》载曰：“楚子为舟师以伐濮。费无极言于楚子曰：‘晋之伯也，迩于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与争。若大城城父，而置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说，从之。”[62]面对楚的长期“征伐”，濮最终被灭。其族群部分被楚征服，与当地楚人融合，逐渐演变为后世的华夏；部分则留居湘西与渝东南、黔东北，与外来的巴、楚等族群融合，成为秦汉时期的“武陵蛮”“僚”等族群；部分则向西南的云贵“败退”，成为西南“诸夷”之渊源。（3）濮与巴人的关系。如前所述，巴人从汉水流域转至清江流域后，在东边楚人的压力下，他们又逐步向西发展到了渝东及渝东南。在此地，他们遭遇了早已生活在此地的土著濮人，于是“歃血为盟”，在合川县钓鱼山留下了“巴王、濮王会盟于此，酒酣，击剑相杀，并墓而葬”的传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巴人最终在春秋初期战胜了濮人。由是，部分濮人融于巴族群之中，部分则逃入更偏僻的山区，以致东汉时扬雄《蜀都赋》仍言川东地区“绵亘百濮”。[63]

综上可见，远古时代与先秦时期，武陵地区所谓的“土”与“客”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新石器时代高庙文化如果是武陵地区的“土著”文化，那么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则是外来的“移民”文化，这些文化不仅较好地展现了武陵地区古人类、古人群与三峡地区、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以及中原地区古人类、古人群的互动和交流，而且构建了该地区最底层的“土/客”关系。这种关系在先秦时期武陵地区各族群的活动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先秦时期，被学界视为武陵地区“土著”族群的“三苗”“荆蛮”“楚蛮”“楚人”“巴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土”，他们与“越人”一样，都是发源或者早期居住在其他地方，尔后逐渐迁至武陵地区生活、繁衍的“客”。与此同时，真正的“土”只有早期就生活在江汉流域以及包括武陵地区澧水、沅水在内的澧、沅、资、湘诸流域的“濮”族群。该族群与“三苗”“荆蛮”“楚蛮”“楚人”“巴人”“越人”一道，构建了先秦时期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这种关系随着各个族群的消长演变，在秦汉南北朝时期表现出新的历史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