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女主临朝：铁娘子冯太后的政治伟业

北魏诸帝执政时间都不是很长，执政时间最长的太武帝拓跋焘，在位二十八年，其余的多在位二十年左右。值得一提的是，文明太后冯氏的实际执政时间长达二十三年，压过了绝大多数北魏皇帝。

文明太后执政掌权极为特异。其一，北魏皇帝大多是英明有作为之主，直至六镇起义爆发前的宣武帝，还能积极对南朝用兵，并取得极大优势。冯太后之夫文成帝、嫡子献文帝、嫡孙孝文帝，个个都不是平庸之君，冯太后居然能力压二帝，实在令人惊叹。其二，北魏自立国之初，便对后宫干政做了极为严格的防范，也就是所谓的“子贵母死”之制，那么冯太后是如何突破这些制度障碍，一跃成为事实上的皇帝的呢？

一、年轻的太后

冯氏出身北燕冯氏王族，祖父冯弘被北魏攻击逃入高句丽。冯弘一贯轻视高句丽，求托于人家的卵翼之下仍然极为傲慢，不把高句丽放在眼里，后来满门被杀。

冯弘之前废了结发妻子王氏，王氏的儿子冯朗、冯邈投奔北魏，这位冯朗就是冯氏的父亲。冯朗官至秦、雍二州刺史，冯氏虽系王族枝丫，却是出生在异国他乡的落魄之人。冯朗后来因事被杀，冯氏以罪人的身份被迁入宫中。

在此之前，冯弘的一个女儿入宫，成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昭仪，她是冯氏的姑母。在姑母的照顾和教育之下，冯氏倒也没有十分窘迫，还“粗学书计”，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素养。不得不说，这一段特殊经历，为她日后的传奇人生打下了基础。

452年，北魏宫中发生了政变，宦官宗爱刺杀太武帝拓跋焘，拥立南安王拓跋余为帝，但不久后君臣之间再度发生内讧，宗爱又杀拓跋余。殿中尚书长孙渴侯与尚书陆丽等人拥立太武帝之孙拓跋濬为帝，是为文成帝。

时年十三岁的拓跋濬立十二岁的冯氏为贵人，后又将其立为皇后。

虽然还未成年，但冯氏已目睹了太多残酷之事。宫闱之幽深、政治斗争之惨烈，特别是雄主太武帝居然死于宦官之手，不能不令冯氏早做防范。日后如何对付政敌，冯氏已不再有思想顾虑了。

465年，文成帝在二十六岁的盛年去世，皇位传于年仅十二岁的太子拓跋弘，是为献文帝，成了寡妇的冯氏被尊为皇太后。

拓跋弘并非冯氏所生，其生母是李氏。456年，在拓跋弘不到两岁之时，在文成帝保太后常氏（文成帝的保姆、乳母）的主张下，李氏被赐死。当时场面相当凄惨，常太后让李氏一一写下族中兄弟的姓名——以备以后升赏，又把李氏认下的宗兄李洪之叫到宫中嘱咐后事。李氏一口一个兄弟，每叫一声，便抚胸大哭，说不完、道不尽的全是求生之意。但李氏在朝中并无强大势力，最后还是被杀。

冯氏陪伴文成帝十几年，却没有生下一男半女。是冯氏没有生育能力吗？恐怕未必如此。在子贵母死制度的阴影之下，北魏后宫有生子者，孩子幼儿大多活不长，许多都是妃嫔为求自保而亲手结束了孩子的性命。冯氏有无此类行为不得而知，但在那样一个残酷的环境下，即使冯氏做出如此选择，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不管过程如何，冯氏侥幸借助子贵母死制度，早早地解除了太子生母的威胁，成为后宫独尊的太后。献文帝年幼不能亲政，文成帝死前遗命太原王乙浑以丞相身份辅政。乙浑权势熏天，任意诛除异己，先后杀了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以及从汤泉入朝的侍中、司徒、平原王陆丽。不管乙浑是否与小皇帝拓跋弘一条心，也不管诛除大臣的动机如何，这种行为都严重威胁到皇室的权威。冯太后果断采取措施，利用文成帝刚死、政治秩序尚未稳固的混乱之机，以谋逆的罪名将乙浑逮捕并处死。

消灭了外朝最大的实力派，冯太后随即临朝听政，成为北魏事实上的主人。

冯氏很清楚，太后地位的获取，是以当年献文帝之母惨死为代价的，献文帝不可能不对她有怨言。日后献文帝长大亲政，她将何以自处？

她是个善于学习历史经验的人。北魏自来有乳母当太后的政治惯例，太武帝之保姆窦氏、文成帝乳母常氏都凭借这层关系当上了太后。冯太后与献文帝并无抚养之亲，于是把目光投向了下一代。

467年，献文帝之妻李氏生了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孝文帝拓跋宏（又名元宏）。冯太后效法当年常太后，下令将李氏以旧例处死，并将年幼的拓跋宏接过来自己抚养。这样一来，她就兼具了嫡祖母与乳母的双重角色，日后拓跋宏继位为帝，她的位置就稳固得多了。这一年，冯太后刚刚二十六岁，献文帝十四岁。

二、与献文帝斗智斗勇

十四岁的小皇帝虽然不能亲决政务，但并不代表帝、后之间没有冲突。冯太后的地位、权力并不稳固，小皇帝身边也围拢了一批人，企图与太后对抗。467年，冯太后宣布归政于皇帝，自己专心抚养孙子。

献文帝周围的一帮大臣便利用这个机会，不断怂恿皇帝夺回权力，彻底消灭冯太后再次临朝听政的可能。这些大臣中，以京兆王拓跋子推（献文帝的叔父）、南郡王雍州刺史李惠（献文帝的岳父、拓跋宏的外祖父）为首。

拓跋子推、李惠都是明察而有才干的人物，志在扶助献文帝，反对太后秉政这种不正常的权力现象。但由于冯太后已有一段临朝听政的经历，对朝中形成了足够威慑，献文帝身边并没有团结起来多少铁杆支持者。

除了拓跋子推、李惠之外，有迹可查的皇帝支持者，大概只有献文帝的弟弟建昌王拓跋长乐、李惠的岳父韩颓等寥寥数人。这个小集团，对冯太后远远构不成威胁。

心与力不相协，血气方刚的献文帝却不知道掩饰对冯太后的怨恨，过于直白地表达了夺权的意图，结果招致冯太后强有力的反击。

471年，在多方角力之后，满朝大臣几乎都站到了冯太后一边。据《魏书·灵征志上》载，“显祖皇兴元年（467）七月，东北无云而雷”。按照古代星象、易理解释，“无云而雷”意味着“君独处而无臣民”。以天象附会政治的说法固然没什么道理，但这代表了北魏时人对冯太后、献文帝对峙政治局面的看法。也就是说，年少的献文帝的支持者几乎被剥离干净，成了光杆司令。

少年皇帝固然血气方刚，但纯靠血气支撑，往往刚而易折。或许是对未来失去了希望——毕竟冯太后春秋鼎盛，献文帝忽做惊天之举，宣布要禅位于皇叔拓跋子推。

消息一出，朝野大震，起初无人敢应声。在献文帝一再催问意见后，皇叔任城王拓跋云、大臣源贺、宦官赵黑带头抵制这一决策。谁都能看得出来，如果把皇位送给拓跋子推，冯太后就失去了继续掌权的机会和理由，献文帝这是要拼一个鱼死网破。

群臣怕引起更大的皇族内讧，于是坚持劝献文帝不要禅位，即使禅位，国家有定制，应当传位于太子，而绝不能以侄禅叔。

面对群臣的强烈抵制，献文帝无可奈何，只好把皇位禅于年仅五岁的太子拓跋宏，自己做太上皇，时年十八岁。禅位事件中冯太后不发一言，却能逼得献文帝乖乖按她的设想走，可见冯太后手段之高超。但冯太后并未真正取得政治角力的胜利，献文帝把皇位交给拓跋宏，表达了对冯太后政治地位和权威的承认，冯太后只能顺坡下驴，勉强维持现有二元对峙的局面。

好在献文帝并没有把精力全部放在内部斗争上，这位年轻的太上皇继承了拓跋鲜卑先祖的勇武之风，连年率兵北击柔然，数次取得辉煌的胜利，并依靠不断获胜积累威望。献文帝虽迁居于简易的崇光宫，每月仍要正式朝见一次，朝中大臣如高允等人还经常到崇光宫汇报重大事宜。许多大政方针，献文帝仍直接参与处置，诸如淘汰贪鄙之官、选拔清节之才、修改礼仪规格等，并继续推行他定下的法制政策。

473年，献文帝南巡至山阳郡，途中遇到一位叫薛虎子的小官，此人之前因事被冯太后从将军罢免成士兵。薛虎子向献文帝痛哭求情，居然打动了献文帝。献文帝带他沿路询问河南的政事民情，一连数十里相谈甚欢，又加上沿途州民反映薛虎子为官清廉有为，献文帝居然当即下令薛虎子官复原职。

这么直接、毫无顾忌地处置，显示出献文帝仍想有一番作为的心气，以及对冯太后的不服。冯太后对献文帝的高调行为一直没有做出积极反应，两人貌似相安无事地维持着和平局面。但献文帝不灭的雄心，注定了帝后之间无法一直保持平衡。

事实上，早在献文帝禅位之前，诛杀李弈事件就已在帝后之间种下深深的仇恨。冯太后年轻守寡，耐不住春闺寂寞，与李弈在宫中私通，秽声传于朝野。献文帝忍无可忍杀了李弈，冯太后虽然当时没有发作，但内心之愤怒是无法消弭的。

献文帝禅位后数年间，冯太后始终居静不移，似乎也给献文帝造成了错觉，导致他的动作越来越扩大化，以至于隐然有超越冯太后之势。种种情形，使冯太后无法继续坐视献文帝伸张权力。

延兴五年（475）的北郊大阅兵，成了诱发终极冲突的导火索。当时献文帝数次北击柔然，志得意满地在北郊阅兵，显示自己的武功。

冯太后对此极为警惕。朝中权力分割，献文帝多取一些，倒也没有太大妨碍。但如果一任献文帝加强对军队的掌控，有朝一日培养出一批忠于他的将领群体，这可是要命的大事。冯太后于是加紧了对京师军队的掌控，开始布置最终行动。

就在北郊大阅兵后的几个月，冯太后宣布京师内外戒严，将京师的宿卫兵马分为三等，并规定了出军、宿止的次序。戒严一般来讲都是应对重大军事危机的，当时北魏内外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危险，冯太后如此举动，当然是为了加强对军事力量的控制，以防止出现意外。

果然，戒严令下达七天后，宫中突然传出献文帝暴死的消息。献文帝当时仅有二十三岁，此前一直没有生过什么病，这么突然地去世，引起时人很多猜疑。有人认为献文帝被冯太后下毒害死，魏收所作《魏书》采纳了北魏国史的记录，不点名地暗指冯太后就是主使者。

不管怎么说，三十六岁的冯太后终于彻底摆脱了献文帝的阴影，再次走向前台临朝听政，并被孝文帝尊为太皇太后。

献文帝生前信任的几位宗室、大臣，如拓跋子推、拓跋长乐、李惠、李訢、韩颓等都相继被贬官或赐死，献文帝的政治班底被清洗一空。

三、锐意改革

冯太后汲汲于夺权听政，手段狠辣果决，在政治方面，她的见识与才能可谓非常高明，并不亚于想有所作为的献文帝。

在其听政期间，北魏完成了两项非常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策制度改革。

其一是三长制。

三长制的大意是：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具体来说，就是五家为邻，设置一个邻长；五邻为里，设置一个里长；五里为党，设置一个党长。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核定户口，组织乡里基层的赋税、徭役、兵员征发工作，加强对社会基层的监管。

为什么要立这样一个制度呢？原因在于之前北魏的户籍管理相当混乱。起初北魏实行宗主督护制，基层社会由所谓的“宗主”进行管理。宗主，有的是以血缘为纽带聚集起来的大宗族的族长，有的是一乡一地的豪强。这种制度，其实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背景下的历史遗存。

这种制度的利弊，因为时代不同而呈现在不同方面。汉末三国时社会混乱，政府控制力减弱，百姓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勉强生存。世家大族站出来，分担了原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统治、保卫和经济职能。

一旦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时代，世家大族、豪强、宗主便又体现出消极的一面。他们的出现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并不代表政府意志。特别是经济上，宗主往往倾向于隐瞒户口，少缴纳赋税。这是朝廷官府所不能容忍的。

冯太后、孝文帝的时代，北魏开国已近百年，统治逐渐稳定，宗主督护制已经失去了替政府管理乡里的历史意义，更多地表现出截流赋税、分割政府财源的负面作用。

北魏大臣李冲鉴于当时“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的突出弊病，向冯太后、孝文帝建议立三长以取代宗主督护制。

要改革实行了近百年的宗主督护制谈何容易，没有足够政治预见力是绝对做不到的。李冲提出建议后，以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为代表的一批朝臣强烈反对，但为什么反对，他们又说不出所以然。

还有的人认为，改革固然可行，但不宜太急，当时正好赶上征收赋税的周期，如果骤然变法恐会导致基层大乱。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冯太后力排众议，说：“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于是三长制正式推行。

这个制度于政治上增强了朝廷对基层的控制力度，于经济上扩大了赋税人口基数，毫无疑问具有积极意义，北魏官方控制的户数大大增长。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曾对青、齐、兖、徐诸州的人口变化进行了考察，从三长制建立之前，到北魏末年，该区域户数从二万九千余户增长至八万八千余户，增长率达200%多。户数是北魏征税的主要指标，可见变化之大。

其二是均田制。

这个制度产生的背景，是北方十六国以来连年战乱，导致人口流徙，田地大量抛荒，生产力极度被削弱；北魏建国后，鲜卑贵族和旧有豪强大量兼并土地，同时又以庄园、坞壁等形式大量蓄养田客，这些被蓄养者如同豪强的奴隶，不向国家纳税，甚至有的还成为豪强的私人军队，构成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综合这些因素，北魏在冯太后的主持下，于太和九年（485）实行了均田制。

主要内容包括：

（1）男子年十五以上赐露田四十亩，女子二十亩，为了保证轮种，一般都是数倍授田。这种露田一律归国有，不准买卖，年老免予税课后交还国家。露田必须种植粮食作物，这是国家征税的基础。因为不种树、不遮阴，称之为露田。

（2）男子授予桑田二十亩，世代拥有，不用交还国家。桑田须按一定比例种植桑树、榆树和枣树。桑田超出每人二十亩配额的，可以自由出卖。能够种麻的地区（南北朝时麻类作物广泛分布于西起甘肃、东至山东、北至河北、南至黄淮的广大地区），男子授予麻田十亩，女子授予五亩，这种田与露田的授还方法相同。桑、麻都是制造绢、布的原材料，桑田和麻田是古代授田的重要内容之一。

（3）奴婢——指为贵族、豪强充任劳役的奴客，也按平民的标准进行授田。此外，有耕牛一头授田三十亩，每家不得超过四头耕牛的配额。

（4）土旷人稀之处，任凭百姓耕种，亩数、田的种类不受限制。

其余细节不再一一细表。这几条措施表明了一个事实：经过长期的战乱，田地抛荒的现象着实十分普遍，人少地多，所以朝廷能较为自由地进行均田。

在此之前，北魏没有实行过土地制度，这种有利于平民的土地制度，也不会侵犯鲜卑贵族和豪强太多利益，实施起来没有什么政治包袱。

均田制定制于485年，三长制大约出现于486年。在两者谁先谁后的问题上，学界的看法并不是很统一。现在的史料已经很难支撑两者时间先后的考据，但有许多人认为，大概在均田制推行的过程中，官府发现基层户口统计得过于混乱不清，无法客观地计口授田，因此力推三长制，以尽快查清楚户口详数。

三长制与均田制的有效结合，处处透露着开明、革新、进取的政治气象，也体现了政治操作层面的规范性、有序性、人本性。这都是十六国时代各政权所不具备或者不全具备的。北魏之所以能走得更远，在国家体制、统治政策上探索得更深，基础正在于此。

冯太后主政时代处在北魏发展渐近成熟的关键时期，她的政治能力在北魏的一切治绩和进步中，毫无疑问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分量。

四、培养明君

从476年，冯太后恢复临朝听政，到490年去世，其间她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哪怕她的嫡孙孝文帝拓跋宏已经成年，太后听政也没有停止。

冯氏的抚养战略达到了目的，名义上二人是祖孙关系，实际上情同母子——毕竟两人年龄只差二十六岁。孝文帝对冯氏非常亲近，尊重如同亲母。

冯太后有着较为明显的汉化倾向，她力主推行的三长制、均田制，包括官员班禄制，无不释放了明确的汉化信号，实际上这也是十六国以来胡人汉化的一个共同趋势。冯氏出身的北燕，系出鲜卑慕容氏，慕容氏诸燕政权又是十六国中汉化最早的，因而她推动北魏实现统治政策上的逐步转变，是纯乎自然的。

冯太后对孝文帝的教育培养，也贯彻了汉化的理念。冯太后亲自撰写了《劝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篇，让孝文帝阅读。孝文帝日常学习的内容包括儒家经典、老庄思想、佛学等，终日手不释卷，勤读不辍。

长久的政治浸染、文化培育，可以说是孝文帝日后坚决推行汉化政策的主要原因，冯太后手把手地带着孝文帝学习治国之策，是一位标准的政治导师。

但即便如此，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十分完美。

冯太后无子无女，终究心里空落落的，对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放心，即使是她躬亲抚养的嫡孙孝文帝，也不无防备。

在孝文帝十五六岁时，冯太后见他聪明异常，怕他日后因为母亲被赐死对自己不利，于是把他幽禁起来。当时正值冬月，天气寒冷，孝文帝身上只穿着单衣，整整三天没吃上一口饭。

冯太后召集元丕、穆泰、李冲等大臣讨论，想立孝文帝的弟弟咸阳王拓跋禧为新帝。拓跋禧与孝文帝同父异母，不存在杀母之仇。

但这一动议遭到诸大臣的集体抵制。孝文帝并无失德表现，对冯太后也一直十分孝敬、恭谨。冯太后筹思再三，只好作罢。

孝文帝对此吃了一惊，但对冯太后更加恭谨，言行没有表露出任何怨怼之意。就这么一直持续了几年，祖孙之间相安无事，直到490年冯太后去世，享年四十九岁。

孝文帝对这位亦母亦师的祖母太后感情复杂。在政治上，他坚定地贯彻了冯太后倾向汉化的政策，于冯太后去世后第四年将都城南迁洛阳，全面开启汉化进程。在礼节上，他对冯太后表达了高度的尊重，一度哀恸过度，水米不思，甚至想守孝三年。

公允论之，冯太后是北魏最有作为的统治者之一。正是在她听政期间，北魏国力达到一个高峰，她培养出的杰出君主孝文帝，亦是中国政治史、文化史上的一位奇人。有绩如斯，冯太后不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