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崔浩之死是为河北汉人背锅？
450年，北魏平城城南，一辆槛车拉着一位七旬老翁，送往处决的刑场。押送的士兵朝他身上解小便，老翁不堪其辱，一路上哀号不止，直到人头落地……
这位老翁，正是北魏三朝老臣、河北汉人高门的代表、博学硕儒、司徒崔浩。北魏官方给出的说法是，崔浩主持撰修北魏国史，记录了许多不实、不雅之事，导致北魏拓跋氏先祖被天下非议。故而史称崔浩被杀之案为“国史之狱”。一同被杀的，还有参与国史修撰的百余名秘书郎。崔浩姻亲遍布河北、河东，诸如范阳卢氏、河东柳氏、太原郭氏多被株连族灭。
据史料看，崔浩儒学功底非常深厚，对文字的分寸把握得很好，不至于在国史撰写上犯这么低级的错误。那么，崔浩之死，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一、崔浩的地位有多高？
崔浩地位之高、对北魏早期作用之大，在北魏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故而他的死一直是北魏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公案。
事实上，崔浩人生之传奇，不止在于他莫名其妙地被杀，他引人关注的政治地位，更令人惊讶。
崔浩出身河北清河崔氏，崔氏在三国曹魏时期就是响当当的名门望族。元帝渡江时，崔氏人物大都没有跟着南下，而是留在北方十六国继续出仕。崔浩家学深厚，对儒经义理、阴阳玄象、百家之说无不精通。401年，北魏道武帝大量任用汉族士人进入政治中枢，年轻的崔浩以秘书郎为起点，逐渐在北魏朝中扎下了根。
409年，崔浩拜博士祭酒，并承担了为明元帝讲述儒家经义的任务。也正是在明元帝时代，崔浩开始在军国大事中发挥作用。
411年秋，平城一带发生饥荒，有人向明元帝建议迁都至邺城。明元帝心里没底，便问崔浩的意见。崔浩认为，平城作为国家政治中心不可轻动，且大夏的国都统万城近在咫尺，如果夏国突袭平城，从邺城救援万万来不及。明元帝揣思再三，最终听了崔浩的话。
后来明元帝生了病，好几年治不好，急得五内如煎。他问崔浩一旦自己病死，诸子幼弱将如何安置。崔浩就提出了太子监国之策，让明元帝提前了解太子的理政能力。
有些历史问题，在后人看来简单无比，就像我们现在看明元帝的情况，觉得太子监国再简单不过，明元帝为何想不到？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几乎没有人实践过。当年后赵石虎让太子石邃掌权太多引发内乱，殷鉴不远，明元帝岂敢轻易采用？
崔浩一并提出，在太子监国的同时，“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明元帝认为如此比较合适，便采纳了崔浩的建议，并选取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拓跋安、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崔浩共六人，充任辅政大臣。这一制度一经施行，立即发挥出有效的作用，避免了诸子争位和宗室抢班夺权的危机。
崔浩因此大受荣宠，一度令鲜卑勋贵们排挤诋毁。太武帝拓跋焘一度不得不罢了崔浩的官，但不久后便将崔浩召回，拜为太常卿、东郡公。
此后崔浩便一直在太武帝身边，为其参谋军国大事。虽然太武帝不是每次都会采纳崔浩的意见，但事后所见，崔浩的分析无不切中时宜，太武帝便对他越来越信任，给他加了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等职务，准许他出入宫中皇帝卧内。
太武帝时代恢复了魏晋中枢的尚书机制，下令尚书如果遇到拿不定主意的事，都要先请示崔浩再施行。
431年，太武帝灭亡赫连大夏后，为表彰崔浩的建策之功，将其晋升为司徒。此后一直到450年国史狱案发，崔浩一直位居司徒，仍然受太武帝宠信。
二、战略大师
那么，崔浩的长处究竟是什么呢，为何能让太武帝如此信任？
我们且看一段太武帝的评价。
北魏大破高车部落后，太武帝宴请几位高车豪帅，座中指着崔浩对高车人说：汝曹视此人，尪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至此也。
可以看出，太武帝最为看重的，实际上是崔浩的战略谋划。太武帝时代的几次大规模军事行动，背后都有崔浩的身影。
请看几次比较经典的战略决策的过程。
429年，太武帝决意发倾国之兵打击柔然，彻底解决北部边患。朝中很多人反对北击柔然，理由大致有三：
第一，柔然远在漠北，距离太远，不好打。
第二，柔然地瘠人贫，得地不足用，得人不足使。
第三，刘宋在南方虎视眈眈，有可能趁机北侵。
崔浩认为，虽然柔然骑兵来回迅捷，但北魏兵也以骑兵为主，彼此不相上下，以大军击之必然能赢，不用对他们有多大的恐惧之心；柔然的牧地很多，得之可用为马场，柔然骑士还可以征为北魏之兵，就像丁零、羌胡、高车等族一样；至于刘宋，当年刘裕在时，尚不免关中惨败，他们没有能力渡过黄河北攻。崔浩甚至放言，就算把河南地都丢给刘宋，他们也未必敢来取，取了也守不住。
太武帝听从崔浩的建议，决意北伐。有人问崔浩此行能不能打胜，崔浩精准地预言，柔然人不会料到北魏大举进攻，必能破之，但就怕诸将意志不坚定，恐怕最后功亏一篑。
柔然人向来不怕北魏，北魏军深入柔然之地时，柔然人还散放牛马，一点儿防备都没有。果然，柔然被北魏军打得措手不及，被俘的牧民和牛马极多。但随着大军深入漠北，北魏军将领害怕柔然人有伏兵，再三劝说太武帝见好就收。太武帝拗不过众人苦劝，终于退兵。
然而，据后来的情报说，当时柔然可汗大檀正在病中，无力指挥，只好坐在牛车上缓缓西逃。北魏军的前锋距大檀最近时只有一百二十里，如果当时骑兵再继续追，两天内就能把柔然彻底消灭。太武帝后悔不迭，此后也就更加佩服崔浩的先见之明。
434年，太武帝与众臣商议西击北凉，崔浩再次展现出他过人的战略观和大局观。
当时北魏连年征伐，军队疲劳，暂歇军事的呼声很高。包括奚斤在内的三十多名高官，都劝太武帝不要远征北凉。奚斤等人认为：北凉远在河西，距离过远，且其地卤斥，水草不丰，不能为大军提供足够粮草。如果北凉坚壁清野，大军到后于无所获，攻城又攻不下，难免会不利。
崔浩坚持认为：北凉内乱不已，而西北近来连年发生灾患，国力大损，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至于北魏军疲乏的说法，崔浩指出，虽然北征损失了八千多匹马，但这对拥有三十多万匹常役战马的北魏军来说并不算什么，况且寻常年度就算不打仗，退出常役或是病死的马也有上万匹，不能因为一次损失就放弃好机会。
曾经进攻过北凉的古弼和李顺说，北凉姑臧城（今甘肃威武市凉州区）附近有雪山，到了夏天正是雪融水涨的时候，如果北凉把融水的渠口断掉，北魏军到了城下，百里之内无水可饮，后果不堪设想。
崔浩事事从大局出发，却不料这些朝中重臣总是用一些看似合理、实则荒谬的细节来搪塞。古弼、李顺甚至还说，耳闻不如目见，他们都到北凉实地看过，你崔浩何苦还要强辩。
崔浩一面坚持说北凉并非水草荒芜之地，一面毫不留情地戳穿李顺说：你们无非是受了北凉人的贿赂，所以一再反对进兵。奚斤、李顺等无以答之，太武帝最终采纳崔浩的意见。及至打到北凉，果然均如崔浩所言。
崔浩任司徒近二十年间，凡是参与谋划的大事，所言无不切中要害，帮助太武帝厘清了对时局的认识。可以说，太武帝的赫赫武功，谋谟之功多半都是崔浩的。
三、死因猜想
那么，这样一位勋高位重、博学多识的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怎么会一夜之间从高位坠落，落了个九族受诛、身首异处呢？
崔浩事北魏三朝历经五十年，其中二十余年都在顶级高官的位置上。从一般的历史规律来看，长期活跃于权力高层的，没有几个人能安然存活于权力的旋涡之中。
崔浩被杀，直接原因是修史不当，但这一说法实在有些勉强。拓跋部早期的历史确实有些荒唐污秽之处，比如部落时代拓跋什翼居然娶了儿子的老婆，这件事在北魏建国后已成丑闻，绝不能进入史书遗臭万年。
后人认为崔浩修史“备而不典”，所以招来杀身之祸，大概是指对史实记载得较为详尽，但事关皇族名声的一些敏感问题处理得很不妥当，有伤皇家威仪，不足以作为典范。
然而，要知道，文史、经义都是崔浩的看家本事，什么事能写，什么事不能写，敏感的事写到什么程度，这对崔浩来说易如反掌。崔浩本人又没有什么董狐笔式的节操，他对皇帝一直很恭顺，何况拓跋氏三代皇帝对他很信任，可以说是他一切名位、荣耀的恩主，他根本没有在史书中揭露拓跋氏早期丑闻的动机。相反，他倒是有曲意回护拓跋氏的政治需要，这大概也是太武帝任命他作为国史修撰总负责人的原因之一，所以崔浩获罪时，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与崔浩一同参撰国史的另一位汉族重臣高允，就曾在太武帝面前为崔浩说过话。高允说：如果崔浩的死罪有其他原因，那么为臣的断然不敢说什么。如果只因为修史书犯了忌讳，那么决不至于灭族。太武帝闻言更怒。
高允这么说只是胡乱猜测吗？太武帝也只是一般的愤怒吗？并没有那么简单。到了一定级别的政治人物，其所言所动都是有所指的。
事实上同样作为接近政治核心的汉族重臣，高允早就预测过崔浩的命运。
崔浩某年向监国太子拓跋晃举荐了数十位士人，请求将他们直接任用到郡守的位置上。拓跋晃感觉不妥，他认为郡宰的位置需要用有经验的人。早前从各州郡选上来的人，在一些低级别的职位上锻炼已久，不如把他们先外放出去当郡守，新选上的人则去补这些低级郎吏的空位。
拓跋晃之说本没有什么不妥，而且他是监国太子，理当按他说的办。但崔浩不知哪儿来的硬气，非要固执己见。高允眼见此事，说崔浩与主上争执，是取祸之道。
事实上崔浩与太子的争执，也远非派几个官员任职那么简单。太武帝在位时曾发动过一场规模浩大的灭佛运动，崔浩就是坚定的支持者。
支持就支持吧，如果全是出于公心倒没问题。比较敏感的是，崔浩是天师道的信徒，他反对佛教的动因，其中包含了宗教斗争。虽说不是私欲，但越是这种宗教之争，引发的偏见和仇恨就越深。偏偏太子拓跋晃又是佛教的拥趸，太武帝下令灭佛时，太子几次求情，让不要过于酷烈，同时还利用他的监国之便，故意把灭佛诏旨缓发了几天，好让僧人们逃跑。
崔浩不依不饶地煽风点火，向太武帝进谗言，说太子拜的是佛教僧人玄高，故意挑拨太武帝和太子的父子之情。太武帝大怒，将玄高处死。
可以说，这一系列事情，使崔浩与太子几乎处于敌对的状态。
而太子的态度，又代表了相当一部分鲜卑勋贵的态度。崔浩私下里做人有些过于讦直，容不下人，又不屑于和那些靠打打杀杀起家的勋贵搞好私人关系。长孙嵩、奚斤和他同受顾命辅佐太武帝，古弼也是鲜卑人中少见的直臣，他们算得上是北魏勋臣中比较正直、有能力的重臣，照理说从公忠体国这个共同的立场上，他们和崔浩应该肝胆相照才对，但这些人对崔浩都有很深的成见。
太原王氏的子弟王慧龙从南朝逃奔至北朝，崔浩久慕太原王氏的风范，赞叹王慧龙“真贵种矣”。长孙嵩听了非常不高兴，随即引申为贬低鲜卑贵族的意思，并向太武帝告状，太武帝一度也十分愤怒。
崔浩不仅和鲜卑贵族有矛盾，与河北汉人大族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如李顺。李顺出身赵郡李氏，论门第与崔浩不相伯仲。崔浩的弟弟、侄儿都娶了李顺家的女子，按理说关系应当很亲近才对。但崔浩与李顺又莫名其妙地互相看不上眼，崔浩凭借着太武帝的宠信，经常说李顺的坏话。如前所述，在北魏进攻北凉前，李顺曾发表过反对意见，本来两人的争执基本出于公心，倒也没什么。但千不该万不该，在灭亡北凉后，崔浩旧事重提，说李顺之前屡次出使北凉，受了不少沮渠氏的贿赂，所以才一直为他们说好话。太武帝竟因此杀了李顺。河北名士，居然做出这样有亏品格的事，无怪乎同为汉人名士，高允会对崔浩颇有微词。
综合这些情况，再对照北魏初期汉化的形势，可以看出，崔浩作为鲜卑急速汉化过程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鲜卑勋贵的抵制。诸如太子拓跋晃、长孙嵩、奚斤、古弼等，都不愿见到汉人势力急剧扩张，以及对鲜卑贵族利益的侵蚀。所以佛道之争也好，政见之争也罢，乃至于私人恩怨，或是崔浩个人品格中的缺陷，都可以作为杀崔浩的动因，但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汉化与守旧力量之间的深刻矛盾。太武帝杀崔浩，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安抚鲜卑贵族。
至于国史之狱，鲜卑贵族既没有组织文字狱的文化功底，也没有在这个领域罗织罪名的习惯，鲜卑贵族极有可能利用了汉族名士中敌视崔浩的力量，找到了陷害打击崔浩的突破口。而崔浩死非其罪，事实上太武帝也明白。后来宜城公李玄伯去世，太武帝闻讯对左右说“李宜城可惜”，接着他又忽然说“崔司徒可惜，李宜城可哀”。毕竟崔浩是陪伴他二十多年的政治伙伴，说杀就杀了，尽管迫不得已，但想来确实令人怅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