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处处有协和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日战争（简称“抗战”）的序幕就此拉开。同年8月，北平沦陷。当时美日关系尚未破裂，有美国背景的协和医学院于9月9日如期开学。由于医学院与各地联系几乎全面切断，许多教职工暑期离校后无法返校。协和师生们深感国难日深、切思报效，纷纷加入抗日救亡的运动中。他们先后成立军事医官训练班及学生医疗队，奔赴前线开设战地医院，救治伤员数以千计，为晋察冀军区送去急需的药物与手术器械；他们奔赴全国继续行医和教学，为连受战争、饥荒、灾难所苦的中国人民保住了一个个现代医学的火种。

抗日战争爆发后，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林可胜于1938年春在武汉协助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并担任总队长，多名协和医生及医学生毅然加入。在国难深重之时，救护总队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专门负责军事救护的机构，其成立翻开了抗战救护新的一页。1939年2月，救护总队迁至贵阳，开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培养战地医护人员近2万人，成为全国抗战救护的中心。

据开国上将吕正操将军回忆：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们与北平协和医院建立了联系，该院总务李庆丰同志向根据地输送了大批器械和药品。另有黄浩同志是教会长老、小学校长，与协和医院有很好关系，他自愿担负输送任务，每月输送十几批，不仅装备了冀中的卫生部门，还装备了120师。”

1937年7月14日，不愿在沦陷区工作的张孝骞毅然离开协和，回到湘雅医学院，是年秋代理院长职务。日军侵略至湖南，张孝骞多方筹措，于1938年10月将医学院的物资、学生和教职人员分别迁至贵阳。1938年10月24日，湘雅医学院在贵阳正式开学，1944年12月又因战事迁校重庆。由于张孝骞的筹划和坚持，湘雅医学院在战时也维持了系统的医学教育，没有因条件所限而放弃严谨作风，住院医师24小时负责制、主治医生早晚巡诊等协和制度依旧保留。

1938年1月，协和热带病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抗战后成为协和医学院校长的李宗恩，以及公共卫生学专家朱章赓和妇产科专家杨崇瑞等参与筹建国立贵阳医学院。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成立，李宗恩被任命为首任院长。贵阳医学院是在没有一间校舍的情况下成立的，之后临时搭建起27栋茅草屋，被称为“草棚大学”。急诊室仅5平方米，手术床是摇摇欲坠的木板。贵阳医学院在1938—1945年共培养了1 477名学生，为因战乱流亡的医学生提供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为西南地区奠定了医学教育基础，为补充卫生人才作出了贡献。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的战火打破了协和暂时安定的时局。清晨，一队日本兵闯入协和，包围了整个建筑群，贴起“日美宣战”大字，禁止所有人出入，背着枪在院内到处搜查。此时护校正在进行三年级学生的毕业会考，护校校长聂毓禅马上赶到考场稳定学生情绪：“今日有日本军来协和参观，大家不要慌乱，考试照常进行。”另一队日本兵闯入医学院校长胡恒德的住宅，将正在用早餐的胡恒德、校董会财务官员鲍文（Trevor Bowen）和汉密尔顿·安德森（Hamilton Anderson）一起逮捕，前两位被日本囚禁4年直至抗战结束。日本官兵命令协和病房不再接收新患者，门诊也被迫立刻关闭。

1942年1月8日，日军命令协和医学院和护校停止一切教学工作，强令协和医院清退所有住院患者。所有教职工和学生必须离校，1 200名中国籍员工被遣散，医学生转往北京大学医学部、圣约翰大学等。至1942年1月31日，学校、医院及宿舍完全被侵华日军占领。

协和护校1943届毕业生李懿秀在《话说老协和》一书中详细回忆了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一个恶性贫血患儿，医生正在想方设法将他的血红蛋白保持在一个高度；一个患过黑热病的患儿半边脸烂成个大窟窿，医生已经为他做了几次修补手术；一个严重糖尿病的患儿，每顿饭前都要注射大量胰岛素。他们小的只有四五岁，大的十来岁，已在医院里住了一两年，和医护人员亲如家人，甚至父母来探视时会躲起来怕被带回家。当知道日军要关闭医院时，他们都哭了。医生们只好大胆采取最后的办法：为贫血的孩子切除了脾脏以减少红细胞的破坏；为脸上有窟窿的孩子做了最后一次修补手术；那个糖尿病的孩子，真不敢想象被赶出医院后他还能活多久！”

聂毓禅在协和被日军勒令停办、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多方联系道济、同仁、妇婴、中和等医院，详细记录了每位学生所缺的理论课和实习时数，寄给安置学校，请老师们补课。最终三个年级的护校学生和进修生不仅完成了学业，还参加了毕业会考。

1943年春，聂毓禅以惊人的魄力和毅力，带领护校全体师生离开沦陷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辛跋涉来到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与协和董事会研究后，在成都复建协和护校。当时的华西坝也成为全国医学院校转移聚集的大后方。即使成都的教学条件比不上北平，仍丝毫不降低协和标准。王琇瑛作为学校当时的教务处主任，为了挑选学生公共卫生的实习基地，深入四川山区腹地，与当地彝族居民同吃同住，深入了解当地居民的卫生习惯。学校同时给学生安排了大量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习机会，学生从一年级开始便去华西大学新建的医院实习，每一天的课程都排得满满当当。1943—1946年，协和护校在成都共招收三班学生约50名，还举办了一届两年制的进修班。得知协和护校艰难的内迁过程，身在纽约的协和董事会成员们也是唏嘘不已，称此为“漫长、艰险，原本只有男人才能完成的行程”。

协和停办后，相当一部分医护员工在北平和天津自由结合，组建医院、诊所及化验室等，如北平的中和医院、儿童医院、道济医院，天津的恩光医院、天和医院等，把协和的优良传统、办学经验带到各地。

1942年初，谢元甫、钟惠澜、关颂韬、孟继懋、卢观全、林巧稚、司徒展、罗宗贤、胡正详、谢志光等协和名医相继到北平中和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行医执教，带去了曾宪九、周华康、冯传汉、张乃初、胡懋华、吴阶平、黄萃庭、张安、葛秦生等一批青年医生，引入协和的医学教育临床实习制度，带去了协和的护理制度，促进了中和医院的改组，使这所护理工作由法国修女代理的医院拥有了独立的护理部和现代化的组织结构。中和医院的妇产科是林巧稚在抗日战争后期创建的，她之前在北京东堂子胡同10号独立开业，为中国老百姓治病。

同年，诸福棠、吴瑞萍和邓金鍌在北平创建私立儿童医院，借用吴瑞萍父亲私产的一座小楼房开业，最初仅有6张病床，全部工作人员13人。后来协和高级护士刘静和、龙乘云也加入。1945年日本投降后儿童医院迁入新址，扩大到50张病床。1946年夏，协和护校1942级黄仁琼带领护校学生到儿童医院进行了一年的实习课程。1952年，诸福棠、吴瑞萍、邓金鍌三人主动将医院献给国家，后发展成为中国儿科界的翘楚——北京儿童医院。

1942年，施锡恩、卞万年、金显宅、林崧、林景奎、卞学鉴、林必锦、关颂凯、王志宜等先后来到天津，在陈善理创建的恩光医院工作。他们充实了原有的妇产科，增设了内科、儿科、外科、泌尿科、耳鼻喉科和牙科，使恩光医院成为当时天津为数不多的科室齐全的综合医院。后来陈善理将医院所有权转让给卞万年等，为北京、河北、山东和杭州地区的医学生和住院医师提供了实习和进修机会。同年，张纪正、方先之、柯应夔、邓家栋等也来到天津，创建天和医院，7月1日天和医院正式开业，张纪正任院长。

1942年8月，许英魁到北平大学医学院创建神经精神科并任首届主任和教授，冯应琨两年后也跟随前往任职。1943年，正在美国进修的吴英恺毅然回国，冒着生命危险辗转两个月到达重庆，先后在重庆中央医院和天津中央医院创建外科。

抗战期间，协和人在残酷血腥的战场上救死扶伤，在医院尚未停办时秘密收治众多地下党员，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为保存协和病案、协和图书馆等珍贵资料不惜以身试险，为国家保存和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竭尽全力，使中国医学高等教育没有因战争影响而中断，并把协和的优良传统、办学经验带到全国各地。这是协和爱国志士的群像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