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安生与中国第一个公共卫生事务所

1921年，一位名叫兰安生（John Black Grant）的美国人再次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中国，并就职于协和。当时并未有人能够预料到，他的这一选择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

兰安生没有待在医院，而是毅然走进胡同，在东城的内务部街，将一座废弃的庙宇改建成中国第一个公共卫生事务所。

他利用这个事务所，传授预防医学（或称公共卫生）知识，服务关爱区域内所辖10万居民的生老病死，短短10年，这个区域居民的死亡率就从22.2%下降到18.2%。

他那句“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逐步为政府和居民所接纳，并引领了无数预防医学的后来人。

兰安生的父亲是加拿大籍医学传教士，早在19世纪末便携妻子来中国行医传教，长时间担任宁波华美医院院长，1890年兰安生就出生在这所医院。兰安生的父亲善良、仁慈，对患者倾力相助，他甚至在医院床位不足的情况下把患者带回家，睡自己的床。这种无私博爱的信念从小便根植于兰安生心中。

1917年，兰安生进入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委员会工作，首先服务于美国北卡县域卫生项目。尽管只有短短9个月，但这段时期对兰安生的影响极大，从此立志从事公共卫生事业。同年年底，兰安生回到中国，在湖南萍乡煤矿调查钩虫病的流行情况，虽试图改善钩虫病防治工作，但屡屡受挫。不过，这段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乡村卫生工作经验，并深谙与中国官员的交流之道。此后他于1920年来到新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师从韦尔奇和美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关键人物亚瑟爵士。次年，经韦尔奇推荐，兰安生被任命为基金会国际卫生委员会驻远东代表，兼任协和公共卫生系襄教授。

当时全世界的公共卫生作为一门学科刚刚起步，巴斯德和科赫的巨大贡献让人们理解了微生物在传染病发病中的关键作用，公共卫生事业必将大有可为。然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普遍贫穷、文化教育程度低、政府不稳定、卫生体系不健全的阶段，根本没有完善的系统应对天花、伤寒等传染病，新生儿的死亡率也较高。对于中国落后的卫生状况，兰安生早已在湖南萍乡有过深刻体验。但他没有丝毫退却，反而大刀阔斧地开启了他的预防医学社会化试验。

作为协和公共卫生系主任，兰安生先是为医学生开设了公共卫生课，这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是第一次。他要求学生走出医院，走进社区，走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关注整个社区人群，了解普通市民的真实卫生状况。他一直强调教学现场对预防医学的重要性，他认为：临床医学的教学现场是病房、门诊、治疗室、手术室等，而预防医学的教学现场应该是一个特殊的居民区，可以作为卫生示范的改造后的居民区。想到就要马上做到，而且要争取多数人的支持，这是兰安生颇具魅力的行事作风。兰安生迅速将上述想法写成详细的书面汇报，争取到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和当时京师警察厅的支持，1925年9月，在一座废弃庙宇的基础上，建成了“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1928年该所改名为“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简称“一所”）。

兰安生创办一所，被认为是有预见的伟大贡献，有人说他发展公共卫生的思想至少比其他人早25年。超前的理念在看似不具备条件的区域付诸实施，得益于他的本土化操作。用兰安生的话说，“60%有效的本土运动，强过100%效率的西方运动”。

一所指定的卫生示范区，行政方面是由政府管理的，随政府政体变更先后由京师警察厅和北平市卫生局管理；但绝大部分经费由协和提供，并负责规划和管理该区的公共卫生相关活动。因此，兰安生成功地将一所建成了协和公共卫生系的教学现场（后来也包括护校），尽管它名义上仍然保留着政府机构的形式。

为解决示范区10多万居民生老病死各个阶段可能出现的疾病和健康问题，一所建立了特有的医疗保健网，最基层是以学校卫生和工厂卫生等为代表的地段保健，中间一层是医疗保健各科门诊，最高一层是合同医院，例如当时的协和或其他医院。这是后来中国三级卫生网的雏形。

地段保健是依派出所地段划分，卫生保健主要通过家庭访视进行，由若干公共卫生护士和实习生负责执行。若访视中发现急性传染病则送患者至上一级门诊，若需要住院治疗，则转送再上一级的合同医院，如经医生检查无须住院，则返回地段，由护士开设“家庭病床”进行床边护理和治疗。当访视时发现孕妇，则介绍到门诊做产前检查，并请助产士到家接生，期间需向孕产妇进行科普教育和育婴示范。

学校和工厂都是人口密集的区域，学生和工人是公共卫生关注的重要人群。因此一所为他们集中提供体检、部分医疗、传染病管理、环境卫生检查和卫生宣教等服务，力图使卫生状况达到满意的标准。

一所还设置了普通门诊、普通外科（含耳鼻喉）、结核病科、牙科和妇幼保健科；这是因为兰安生深谙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只有把治疗作为载体，才能让居民在患病就诊时意识到预防的重要性。这样，一所就成为整个示范区医疗保健网的中枢，同时也是科普宣教的重要阵地。

值得一提的是，一所对妇幼保健工作十分重视，设有健康儿童门诊、小儿科门诊、营养门诊、梅毒治疗门诊和产前产后检查门诊，产科门诊的助产士几乎随叫随到，一刻不延误，极大地提高了产妇安全和胎儿存活率，且收费也较合理。预防医学的初衷是要促进人们从生到死各个阶段的健康水平，而妇幼卫生工作的重点恰好是人生的起点，即胎儿、新生儿至幼儿阶段。一个好的开始，是一生健康的重要起点。

一所还成功开展了生命统计工作。在当时的中国收集死亡数据非常困难，因为解剖和尸检不被允许，死者家属也忌讳谈死因。兰安生想出绝妙对策，他和棺材匠打成一片，让做棺材的人提供死亡原因。可是棺材匠文化水平低，只懂民间叙述，于是兰安生就做了一个民间-医学用语对照表，如民间的“妖风”就是医学的“肺炎”，诸如此类，如此一来，一张清晰的死亡统计表就绘制出来。难能可贵的是，一所完整保存了示范区居民20余年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为后来的城市发展提供了第一手宝贵资料，这也是中国第一次科学地进行居民的生命统计。

从1925年到1952年，兰安生创办的第一卫生事务所作为教学现场存在了近27年。在此期间协和每年都有数十名医护人员去示范区见习、实习，全国各地的专业人员也前来学习，公共卫生人才得到规模性培养，协和模式很快在全国推广。

沿着这一轨迹，兰安生又带着“中国经验”去印度领导公共卫生事业多年，完成了著名的《布尔报告》，对印度的公共卫生运动亦产生重要影响。兰安生一生致力于多个贫困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业，晚年不幸失明，但他在临终前的短暂清醒时对妻子说：“眼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服务，积极的服务！”

1962年，兰安生被授予美国公共卫生学界的最高奖章，誉为“伟大的有科学预见性和政治家风度的人物”。而在中国，兰安生实现了他的公共卫生事业理想，将预防医学普及到了民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