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发枝方证辨证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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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从医之路

——代自序

我1943年出生于河南省偃师市城关乡石硖村,13岁遵先严景驯公之命拜当地名中医杨诒方先生(其伯父为晚清拔贡)为师学习中医,杨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先师医儒兼优,学验俱丰,尤其对温热病及杂病的治疗疗效显著,如用《温病条辨》方治疗“流脑”“乙脑”“肠伤寒”等,对此印象颇深。先师要求我先背诵清代陈修园编撰的七十二种医著中的《医学三字经》《时方歌括》《长沙方歌括》等,继而要求熟读《神农本草经读》《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以及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寒暑不辍,苦读近三年,虽然当时不一定能完全理解,但对以后坚定地走中医之路奠定了基础。其后,参加偃师153医院军医陈仁主任等举办的西医培训,即在本村卫生所独自应诊(仅有西药)。陈仁主任离开偃师时将河南省卫生厅刚出版的“中医业余函授学习教材”一套(包括《内经》《伤寒》《金匮》《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中药》《方剂》等讲义)送给了我,故在应诊之余就经常研读这套教材。1960年先师病逝,病逝前将他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唐容川著)和《温病条辨》(吴鞠通著)送给了我,并谆谆教诲我要多读书、多临证。1962年我又拜本村名中医马建斋先生为师,卫生所购置了中药,聘请了中药师。马老先生尝谓“治病宜随国运走”,即社会环境会影响疾病谱的变化,诊治疾病应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治杂病善用逍遥散加乌梅;治崩漏喜用《金匮》温经汤;并擅用制附子、干姜、高良姜等温热药治疗疑难病,且用量较大(制附子30~60g);治痔疮习用王清任黄芪赤风汤;对小儿肺炎病程较长仍发热者用补中益气汤加地骨皮、桑白皮、神曲。我跟师临证期间,还兼任中药的采购、炮制等工作。1964年又买了一套同年6月出版的全国“中医学院试用教材重订本”即2版教材,自此又常年以研读2版教材为主。其间,又托人在上海故旧书店购买了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徐灵胎《徐氏医学十六种》、喻嘉言《医门法律》、张璐《张氏医通》,并订阅了《中医杂志》《上海中医杂志》《浙江中医杂志》,边跟师、边看书、边临证。当时传染病较多,如麻疹、流脑、乙脑、肠伤寒、痢疾等,既用西药,也用中药,常年住在卫生所,没有节假日,无论寒暑或刮风下雨,夜间经常出诊,如是六年(马老于1968年病逝),对豫西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积累了一定经验,也学到了中药及其炮制知识。其后,又跟杨诒方先生之弟杨诒直先生(新中国成立前为私塾教师)学习古文及书法,他送给我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中华字典》和《辞源》各一部,我又购买了《古文观止》《中华活页文选集》等,他经常给我讲解书中的文章,使我的古文基础有了进一步提高。他又带我到本县新城村名中医郭子谦先生(其父为晚清秀才)家拜其为师,郭先生诊病注重脉象,对《皇汉医学》颇有研究。1972年经人介绍我又到河南中医学院在禹县设立的中医门诊部进修学习一年,先后跟随王昆山、王现图、李修武、陈阳春、谢畅怀等名师侍诊,对诸位老师的临床经验多能心领神会。在此之前及之后,当时在偃师的董义光教授(后为河南医学院诊断教研室主任),应我之求,利用业余时间给我讲授西医的病理学、诊断学、内科学等,并经常到卫生所参与疑难病症的诊治。我的西医学知识,那时也打下了一定基础。

1974年我被调到本县城关医院,继续从事中医临床工作,食宿均在医院,白天看病,晚上看书学习;1977—1978年,应偃师县卫生局之邀,在偃师卫校当兼职教师,讲授中医基础和中医内科学,无课时仍在城关医院上班。1979年参加河南省卫生厅的考试,取得中医师资格,并以优异成绩于当年9月份被选拔至河南中医学院,分配到金匮教研室任教。到教研室之后,一方面去听王现图老师(教研室负责人)及其他老师所讲的《金匮》课,另一方面翻阅有关资料备课写讲稿。一直到1981年3月参加在成都中医学院举办的全国第一届《金匮》师资班进修学习,去成都进修前已将《金匮要略讲义》的讲稿写了一遍并带至成都,边学习边修改讲稿。1981年8月进修结束返校,9月份开始讲课。当年教的是中医系1979级,共三个大班,我教了一个大班。在讲课之余,经常到图书馆阅览各种中西医药类杂志(包括《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及哲学、气象医学等杂志,借阅了《脉经》《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以及西医《内科学》《病理学》《药理学》(以上书籍后都自己购买了)。此外,在教研室还不断给病人看病(以后定期到医院上班坐诊)。自1981年起,每年都会根据授课的不同对象(如本科、专科、研究生等)将讲稿修改一遍,一方面把发现的(从杂志或古籍中)新见解、新认识补充到讲稿中,如《金匮要略》痰饮病篇,“支饮胸满者,厚朴大黄汤主之”,第5版统编教材在本条下云:“本条论述支饮兼有腹满的证治。”并在【选注】中引用《医宗金鉴》对本条所注,“支饮胸满之‘胸’字当是‘腹’字,若是胸字,无用承气汤之理,是传写之讹。”但《外台秘要》卷八“支饮方”云:“夫酒客咳者,必致吐血,此坐以极饮过多所致也;其脉虚者必冒,其人本有支饮在胸中也;支饮胸满,厚朴大黄汤主之方。”药物、用法与《金匮》同,且在方后小注云:“此本仲景伤寒论方。”说明厚朴大黄汤原本是治疗饮酒过多所致胸满吐血的方剂。我曾以该方治疗支气管扩张、肺癌等胸满或痛伴咯血者数例,止血效果较好。另一方面,将临床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也写进讲稿。如《金匮》“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必便血”,这一条的“淋家”是指经常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的患者,多见于泌尿系感染,当其发病时往往会伴见“发热恶寒”等所谓的“表证”,此时的发热恶寒乃湿热郁遏三焦所致,故不能用辛温发汗剂,否则就会使病情加重,并举具体病例说明之。由于讲课时能将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故颇受同学们欢迎。

几十年来,除前述医著、杂志外,还先后购买并阅读了《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严氏济生方》《东垣医集》《丹溪心法》《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儒门事亲》《此事难知》《景岳全书》《世医得效方》《证治准绳》《医宗金鉴》《万病回春》《医学心悟》《温热经纬》《吴鞠通医案》《王孟英医案》等古代医籍,以及近现代、国内外中医名著或医案,如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曹颖甫的《伤寒发微》《金匮发微》《经方实验录》,余无言的《金匮要略新义》以及《丁甘仁临床经验集》《章次公医术经验集》《施今墨临床经验集》《孔伯华医集》《冉雪峰医案》《蒲辅周医案》《岳美中医学文集》《壶天散墨》《名老中医之路》《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刘奉五妇科经验》《赵绍琴验案精选》,日本丹波元简等著的《伤寒论辑义》《伤寒论述义》《金匮玉函要略辑义》《金匮玉函要略述义》,大塚敬节著的《伤寒论解说》,矢数道明著的《临床应用汉方处方解说》以及《医学文摘近十年来日本中医临床经验选(1971—1981)》等。

总之,讲授《金匮要略》数十年,在理论上,参阅并研究了大量古典医籍,如前所述;在临床实践中,则坚持实事求是,博采众长,不拘一格,无论经方、时方、单方、验方,只要对证且有效,就大胆应用于临床,如平时用经方较多,但也常用李东垣的方、后世温病学派的方,以及现代名医刘奉五、赵绍琴等老先生的方等,逐步形成了辨病(包括中医的病和西医的病)与辨证相结合,及方证相应的辨证方法,临床疗效逐步提高。2002年开始参与中医药防治艾滋病工作,2004年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防治艾滋病试点项目专家组成员及河南省专家组组长,每周二下午下乡诊治艾滋病(每次诊治30~60例患者),风雨无阻,无节假日(春节休息半月),一直坚持到2015年7月我因病住院而终止。通过长期临床实践,研制出益艾康胶囊,该药可明显改善艾滋病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提高免疫功能,降低或减少机会性感染发生率,降低或稳定病毒载量,提高生存质量,延缓发病时间,降低发病率,降低病死率;还研制出能有效治疗艾滋病慢性腹泻的泻痢康胶囊;出版了《李发枝治疗艾滋病经验集》。1998—2012年每周六、日到偃师市中医院坐诊,日门诊量约百人次。2003—2013年每周一、三、四全天,周二、周五上午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坐诊,日门诊量50~90人次。2013年至今,周一到周五上午仍在三附院坐诊,日门诊量20~40人次。长期临床实践,接触到大量的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杂病,积累了一定经验,也有一定教训,对能够治愈或减轻的病例,常为患者感到高兴;对治疗无效或病情加重或死亡的病例,总深感内疚与不安,尝为此而彻夜不眠,也促使我更加勤奋地学习。

岳美中先生曾说:“早背读,积资料,晚下笔。”很惭愧,我虽然做到了“早背读”“晚下笔”,但未能做到“积资料”这一重要环节。几十年来总是忙于教学、临床,且恐贻误读者而不敢著书立说,故未积累写书的资料。2008年被确定为全国第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及2012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成立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李发枝)传承工作室后,才将每日门诊病历建档保存。

本书是根据门诊病历建档以来的资料(2008年至今),选择部分病例及以前记录在讲课教案中的病例编写而成。由于笔者才疏学浅,谬误和偏见在所难免,但所选病例均是如实录载,若能对阅者尤其是中西医临床工作者有所裨益则幸甚矣!

2013年曾出版《李发枝治疗艾滋病经验集》,该书虽然主要是论治艾滋病常见病证的书,但其内容记载了作者治疗杂病的诸多方药。因此,有关杂病的证治也可参阅该书。

李发枝

202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