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未来5～10年新周期
25年来，我一直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认识推动变革的力量。我寻找这些规则，是为引导自己和我的团队关注真正重要的事情。在造访某个国家时，我们可以收集有关这个国家的轶事、事实和数据。尽管观点可以源于各种渠道，但我们必须清楚，究竟哪些观点能让我们对一国的未来做出最可靠的判断。这些规则将我们的认识系统化，并借助历史数据的检验，确定哪些规则可行，或是哪些规则不可行。去伪存真，汰劣留良，有助于我们把握大方向，将评价落脚在对一个国家兴衰影响最大的因素上。
为此，我对影响经济走势的诸多因素进行归集和筛选。这个筛选的指标体系既不能太小，导致我们的分析忽略某些重大要素，又不能太大，以至于让我们的研究丧失可行性。理论上，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分解一个经济体的增长，但是在现实中，某些方法有可能比其他方法更可行，更有意义。投资增长可以定义为政府支出、消费者支出以及用于建造工厂、住宅、购置计算机或其他设备，还有增加国防投资的总和。尽管与消费相比，投资在经济中的比重仅占一小部分，通常约为20%，但它是促进增长最重要的指标，因为投资的多与少往往会加剧经济的复苏或衰退。以美国为例，投资的波动性相当于消费的6倍，在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衰退期，投资往往会收缩10%以上，而消费实际上未必会发生萎缩，只是其增长率会减缓，通常下降到1%左右。
此外，经济增长还可以分解为农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等各行业的产出之和。在这些行业中，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持续性的整体衰落状态，其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由1980年的超过24%减少到目前的不足18%。即便如此，它依旧是引发经济变革最重要的力量。原因不难解释，一直以来，制造业都是创造就业、推动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基本原动力。
因此，任何预测经济增长的规则都必须充分重视投资和工厂，而相对地减少对消费者和农民的关注。有些人认为，随着机器不断取代人力，制造业也在重复农业的发展路径，因此，我制订的规则也要不断演化，以体现这种转变。但至少就目前形势而言，制造业依旧是理解经济变化的核心要素。
本书不是想要丢弃教科书，只是试图使人们更加专注于那些预测力最强的变革力量。例如，教科书会讲述储蓄对推动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因为银行可以将家庭与公司的储蓄集中起来，用于投资道路、工厂和新技术。但储蓄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没人能说得清，到底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来高储蓄，还是高储蓄引发高增长。
同样，本书的主要内容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譬如过度投资和债务膨胀的影响、通货膨胀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危害，还有政治周期的异常等。追踪和衡量这些要素的方式不计其数，而我试图回答的问题却很具体，比如说，如何准确表述一个国家的债务负担，债务何时会导致经济发生逆转，变得更好或更糟。
有些因素会在长期内给经济增长带来重大影响，但不适合用做衡量形势变化的标志，因此，我在研究中刻意回避这些要素。譬如，任何人都不会否认教育对培训劳动力、培养人才和提高生产力的意义，但我提出的规则基本不考虑教育。教育投资的回收过于缓慢，而且回报的形式五花八门，因此，它几乎不影响5～10年内对经济变化的预测。许多研究将美国和英国在“二战”后的经济繁荣归功于公立教育的普及，但这种教育模式实际上在“一战”前已经实行。著名智库“城市中心”（Centre for Cities）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后，增长最快的英国城市，正是那些在20世纪早期对教育投资最多的城市。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埃里克·哈努谢克（Eric Hanushek）在2010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一项为期20年的教育改革计划可以推动经济规模扩大1/3，但这种增长要在改革计划实行75年后才能见到成效。
然而，教育落后的国家出现经济腾飞的例子在战后也很多，例如韩国。正如亚洲事务专家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所指出，1950年，韩国人的文化水平几乎与埃塞俄比亚人不相上下。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飞，当时的部分地方官员更重视对经济增长有立竿见影效果的道路、工厂及其他投资项目，学校建设被放到相对靠后的位置。
投资教育往往被视为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义务，其意义就如同保卫自己的祖国。因此，在是否有必要投资教育这个问题上，几乎不存在任何争议。在某些国家，大学教育体系的巨大开支几乎没有带来任何经济影响，甚至从长期看，影响也很有限。平均在校时间最长（11.5年）、大学入学率最高（6.4%）的新兴市场国家是俄罗斯，在那里，苏联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留下的遗产依旧是俄罗斯经济的重要基石。然而，俄罗斯经济对原材料的依赖性仍然很大，尽管互联网公司已在该国出现，但为数不多。可以说，俄罗斯在高科技领域的成就并不符合其大国形象，它也是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增长最为缓慢的国家之一。
此外，对于某些衡量生产率影响因素的调查，我认为它们的作用非常有限。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重点关注12类基本指标体系，但其中许多指标带来的影响变化缓慢，比如制度和教育。
以芬兰为例，该国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2015年，芬兰排名第四位，而在基础教育和反垄断等十几项分项指标都排名第一。此外，芬兰在接受调查的欧盟国家中也名列第一。然而，它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实现经济复苏的速度却最慢，远远落后于美国、德国和瑞典，几乎与遭受危机重创的南欧国家相同。对债务增长和工资上涨的放纵，以及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情况下对木材及原材料出口的过度依赖，都让芬兰付出沉重代价。良好的基础教育，显然不足以帮助芬兰抵御更强大、更重要的变革力量。
此外，世界银行也有自己的排名体系，其标准从道路质量到开办一家公司所需要的时间，几乎无所不包，而且它的排名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不过这也带来一个问题，许多国家居然开始聘请专业咨询师协助它们提高排名（这是“古德哈特定律”的另一个写照）。在2012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曾制定目标，要求俄罗斯在6年内将本国“经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指标的排名从120名提高至前20名。他的号召很快便收到成效。到2015年，俄罗斯在这一标准上的排名已提高到第51位——领先中国30多位，领先巴西和印度60位。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在俄罗斯经商很便利，那为什么到那里做生意的人不多？进入2015年以后，跨国公司对俄罗斯的敌意和排斥进一步升温，远超中国、巴西和印度。为应对这个问题，我会尽量回避一些容易受到操纵的数字性指标。
到底哪些因素才算重要？这个问题不仅随时间而变化，在各国之间也会有所不同。在后危机时代，使全球经济命悬一线的关键始终是债务：许多国家竭力偿还2008年前积累的负债，但为抵御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它们又不得不加大债务，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一步步陷入债务危机。就总体而言，全球债务的规模已远远超过2008年的水平，成为新一轮危机的导火索。不过，本书第1章阐述的规则并不针对债务，而是人口。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它的影响或许更深远。
定义经济增长的另一种简单方法，是评估一国居民的工作时长和单位时间的产出或生产率。但生产率本身难以测度，其结果也容易受到人为篡改。不过，居民的工作时长能体现劳动力的增长水平。这个数据取决于人口增长率，计量相对容易。而且与经济预测不同，人口预测仅依赖于几个简单要素，比如生育率和人口寿命。这些要素的计量具有较高的精确性。进入21世纪前，美国曾预测，2000年的全球人口总数将达到20世纪50年代的12倍。这些预测中，仅有一项的偏离度超过4%。除第一项规则阐述人口的经济效应外，其他大部分规则都与生产率有关。不过，考虑到其不可靠性，我并没有直接采用生产率数据。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口趋势是经济增长重要的组成部分。自1960年以来，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3.5%，其中一半来自人口的增长，更具体地说是劳动力的增长。换言之，有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时间；另一半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这种分配比例延续至今，但令人遗憾的是，公式两端的绝对量都在减少。
人口给经济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劳动力人口每减少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就会下降一个百分点，这正是过去15年的现实。全球GDP增速持续放缓，目前已比危机前的平均水平整整低一个百分点。巧合的是，自2005年以来，全球年龄在15～64岁劳动力数量的年均增长率也从前50年的1.9%降至1.2%。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倾向于负面，但具体的影响程度在各国之间各不相同。在德国，适龄劳动人口的总量已经开始减少；美国的适龄劳动人口虽然还在增加，但增速非常缓慢；只有尼日利亚、菲律宾和其他少数几个国家的劳动力数量依旧在快速增加。全球人口增速的放缓有可能妨碍各国原有的步伐，但不会改变这些国家的根本趋势。
本书阐述的其他规则反映全球增长中的另外一半，即生产率数字难以确切体现的那部分，也是全球经济最为复杂的那部分。1960—2005年，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约为2%，但是在过去10年，这一比例降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与人口增长率相近，各国官方生产力增长率的下降程度也不相同，从美国的接近1%，到韩国的超过2%，再到希腊的接近4%。不过，人口减少的趋势毋庸置疑，但有关生产率真正下降的争论仍在持续。
生产力增长既包含难以量化的劳动技能改善，也包括工人所使用工具的数量和质量，还有反映工人运用这些要素熟练程度的X因子（在理论上，生产力增长等于劳动力质量、资本深化与全要素生产力之和）。这个所谓的X因子受诸多因素影响，比如数字化管理的实施情况，道路交通状况等，无所不包。这也是生产力增长难以量化最重要的原因。技术怀疑论者声称，过去10年的生产力增长率下降恰恰反映一个事实，当下的创新只不过是通信和娱乐等领域的进步，譬如推特（Twitter）和色拉布（Snapchat）之类的社交平台，对经济增长几乎毫无意义。这些进步无法与电力、蒸汽机、汽车、计算机或空调等发明创造相提并论。对于烦闷的办公室工作而言，那些发明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单位时间的产出。
但乐观主义者认为，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功能日益强大的互联网，抑或是正蓬勃发展的物联网等新技术，仅仅考量生产力本身的增长，不足以体现它们在节约成本和时间方面的贡献。以美国为例，多年以来，互联网接入的成本始终居高不下，但它依然迅猛发展，并已实现移动连接——这种时间上的节约，无法反映在生产力增长数据中。假设这些观点没有错，那么生产力增长的速度应远超当下考量指标所反映出的结果。依照同样的逻辑，也应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不过双方都同意：人口增长率不仅易于衡量，而且对经济的影响也更为直接。因此，劳动人口的减少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的放缓。在过去5年里，这种因果关系已在全球范围得到检验。
归根结底，所有规则都旨在体现债务、投资和其他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均衡。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能让各位读者感受到这10个规则自成一体，不可分割，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体系。就总体而言，一个摆脱危机、规避全球市场和媒体的干扰，并且由一个锐意改革的领导者执政的国家，更有可能实现经济的稳步提升。这个领导者会创造有利于吸引良性投资的商业环境，尤其是针对工厂、交通和技术的投资，并通过强化其供给网络，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而当一个国家安于现状，其私人企业和个人寅吃卯粮，甚至不惜以负债维持其奢侈性消费（尤其对进口奢侈品情有独钟）时，它的繁荣注定已走到尽头。这种挥霍与放纵会让这些国家难以偿还其外债，加剧贫富差距，从而引发有可能改变现状的政治变革，进而开启新的周期。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对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在10项规则上的表现进行排名。考虑到这种排序会动态变化，因此，最后一章只对这些规则的整体效应做简单表述。在充满变化的世界里，一切都不确定。新兴市场国家通常会在极速增长期迎来增长，却会因遇上重大的经济危机而颗粒无收。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如今追踪调查的近200个经济体中，只有40个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标准。
因此，这套规则体系只能提高我们识别下一轮兴衰变迁的概率，而无法对预测结果做任何承诺，它更多的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判断。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2050年的世界，我们只能把握未来5 ～ 10年的总体面貌而已。本书的根本目的是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为人们判断国家兴衰提供一种现实可行的指导。
(1) 指人们习惯于坚持以最早获得的信息为出发点，而难以根据随后取得的信息对行为做出适当调整。
(2) 以上数据取自1980—2016年HDI数据。
(3) 是《群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在团体中，信息集合有利于做出比个体成员的决定更好的决策。
(4) 是对改进情况的主要衡量标准，以比例的形式出现，是一些易于收集的、无可争辩的事实。硬数据可以分为4大类：产出、质量、成本和时间，几乎在所有组织机构中这4类都是有代表性的业绩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