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识别下一轮兴衰变迁的10项规则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几年，整个世界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尽管这段繁荣仅仅持续了4年，而且其根基并不牢固，但在危机爆发前，很多观察家却将之视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黄金时代的开端。很多人认为，货币流、商品流和劳动力流将以创纪录的速度扩张，从而使财富持续增加。这些人也认为，更多贫困国家将跻身富国行列，而在这些国家也会有更多的居民摆脱贫困，过上舒适的生活，进而缩小与世界1%最富裕的国家及其他国家的差距。他们还认为，财富的增长将为政治自由和民主创造条件，而政治自由与民主将让经济更加繁荣兴盛。
但是好景不长，2008年的风暴来袭，人类社会从“危机前时代”进入“后危机时代”。危机爆发后，所有关于黄金时代的预言，被一个全新的现实取代。人们不再狂热追求全球化，“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全球格局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并非所有全球化带来的流动都出现减缓。举个例子，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流增长依然迅猛，以游客数量和航班乘客数量为标志的人员流动也在快速增长。不过整体而言，从穷国到富国的人数在持续下降，对经济增长影响最为直接的货币流，包括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及商品、服务贸易，也大幅下降。
世界各国开始重建贸易壁垒，阻绝本国人和邻国之间的交流。自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逐渐低于经济增速，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一遭。大型跨国银行对海外贷款心有余悸，纷纷将业务重心收回本土。历经30多年的迅猛增长，2007年资本流动额达9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当年全球经济总量的16%。但目前资本流动额已跌至1.2万亿美元，仅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退回到1980年的水平。
当流动性不足、贸易增速减缓时，经济增长也将同步放缓。尽管经常有国家遭遇衰退，但世界上也从不缺少快速增长的国家，全球经济也很少出现整体性萎缩。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没有以GDP负增长来定义全球性衰退，而是以收入增长放缓、就业数量减少及其他标志全球衰退的因素来定义。
IMF认为，典型的全球性衰退有4次，分别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初及2008—2009年。在这几段时期中，全球GDP增长率降至2%以下，而全球GDP长期的年均增长率为3.5%（这里在计算全球GDP增长率时，以市场确定的汇率为准）。此外，全球GDP增长率还曾在2001年美国科技股泡沫破裂之际降至不足2%。因此我们可以说，自1970年以来，人类社会经历过5次全球性衰退，而且这5次衰退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均起源于美国。
不过，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对全球GDP年增长率贡献最大的国家，下一次全球衰退有可能从中国开始。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全球经济也仅实现2.5%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尤为沉重。除中国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速均下跌至勉强超过2%，低于远比它们富裕的美国。这些国家的平均收入失去了赶超全球领先经济体的机会。从巴西到南非，大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均跌下发展的阶梯。对全球繁荣的持续预期，就此转化为抢夺生存空间的竞争。
2010年，全球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遭受重击，始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衰退逐渐向新兴市场国家扩散。在此前10年中，整个世界已陷入动荡之中，平均每年发生14起造成全球震荡的重大事件。从2010年开始，这个数字飙升至22起，其中绝大部分事件的诱因，来源于日趋壮大的中产阶级对社会不平等的不满。
第一轮震荡来自阿拉伯世界。食品价格引发的抗议活动，到2011年，蔓延到更多新兴市场国家。这些抗议活动出现的根源，既有对经济发展的不满，也有全球经济的放缓，比如印度的通货膨胀、俄罗斯的政治和南非的工资、劳动环境恶化等原因。这一轮动荡在2013年夏天进入白热化状态，当时在巴西、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里，数百万民众涌上街道举行抗议活动。
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这样描述：“当人们最基本的幻想破灭，便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今天，前危机时代对无止境繁荣的期望，已彻底化为泡影。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支撑着包括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因为向中国出售大宗商品始终是这些国家繁荣的重要支柱。中国对资源近乎无止境的需求增长，形成了一轮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周期，无论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俄罗斯，还是相对落后的尼日利亚，都从中受益。但是到2011年，铜和钢材等金属价格纷纷开始下跌。进入2014年底，原来的预期彻底破灭，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原油价格便拦腰减半。
不过，最能体现全球趋势变化无常的例子，莫过于“金砖四国”（BRIC）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金砖四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许多人看来，这些国家有引领全球经济的潜力。不过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已从巅峰时期的14%跌至6%左右。2019年，俄罗斯和巴西的年均GDP增长率仅1%；最初的“金砖四国”中，印度也从2015年起大幅度地放缓增长势头。
之前的超级繁荣，加上极少有人意识到危机来临这一事实，加剧了后危机时代的动荡。所有人都认为，新兴中产阶级需求的增长将持续高企，而事实是，在许多国家，愤怒的中产阶级正在用减少消费发泄他们的不满。在这样紧张的全球形势下，对通货膨胀的担忧自然不及对通货紧缩、物价下跌的担忧。毕竟，在某种情况下，通货紧缩对经济增长的危害更大。
许多危机前曾享誉全球的热门公司已灰飞烟灭。随着货币流总量的枯竭和方向上的逆转，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开始剧烈贬值。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始终是资本的净流入国，但是在2014年，新兴市场国家首次迎来资本净流出。到2015年，阻挡资本外流的大坝轰然崩溃，资本流出一发不可收拾，当年流出总额超过7 000亿美元。资本的突然流失，让这些国家丧失了偿付外债的能力。许多费尽周折才摆脱债务负担的新兴市场国家，再次被拖入债务泥潭。
2005年是危机前繁荣期的顶点，那时IMF没有提供任何经济救助，看似已准备彻底放弃这项业务，但是到2009年，IMF财务救助项目的数量迅速增长。自那以后，IMF每年都会启动10～15项新的救助计划，目标遍布全球，从欧洲的希腊到拉丁美洲的牙买加。
在后危机时代，增长的危险已被广泛承认。2009年后的全球化进程创下“二战”后的历史最低点。在全球金融危机来袭前的2007年，经济增速放缓的国家仅占1/20。但是2013年，这个比例已高达4/5，而且这种同步放缓已是连续出现3年，这种情况在近期历史中也是头一遭。它持续的时间，比1994年席卷新兴市场国家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更长，甚至2008年金融危机本身的危害性也无法与之相比。随着萧条的蔓延，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寻找增长明星的游戏不得不让位于一个新的现实：经济增长绝非天赐的礼物。事实上，世界上的主要地区都曾经历过持续数百年的无增长阶段，无论是拜占庭帝国，还是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
高盛的研究人员追溯了过去150年经历过长期低增长的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平均收入进行横向比较。他们总共发现90次至少延续6年的经济停滞案例，其中26次持续时间甚至超过10年。有过这种情况的国家包括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的法国。最长的经济停滞始于1930年的印度，前后持续长达23年。其次是1982年的南非，持续22年。但是这些停滞远不如战后持续数十年的亚洲增长奇迹那么知名，受到的重视程度和被研究的程度也远远不够。不过其经济停滞的普遍性绝不亚于后者，而且在后危机时代更具有常态性。
必须认清的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人为改变商业周期，以可预期的线性方式持续增长。一旦经济收缩超过某个临界点，这个经济体就会失去自我修正的能力。例如，正常的经济衰退会提高失业率并降低工资，促使企业推动经济循环，进入复苏阶段。但是如果衰退的持续期太长，程度太深，就可能影响劳动力的技能，引发大规模破产，破坏产业竞争力，导致更严重、更漫长的衰退。人们为这种危险新增一个专用术语——“滞变”（hysteresis），以描述低速增长或负增长导致经济远离复苏，陷入进一步放缓的状态。在极不景气的后危机时代，新的担忧是某些国家可能会长期陷于这种状态。
如今，强势增长背后的羸弱根基和现实难度已显而易见，这就提出一些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在变幻莫测的世界，我们如何预测哪些国家最有可能崛起，哪些国家更有可能衰落？一国命运即将发生变化的最重要标志是什么？应如何解读这些标志？
这是一个不断在繁荣、衰落和复苏中循环的世界，为认识它的正常状态，本书列举10项规则，以判断某个国家是正在上升，还是陷于衰退，又或者正在平庸中挣扎。总体上，这些规则构成一套能显示一国状态是否发生变化的标志。就实用性而言，它们更适合于新兴市场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尚不健全，更有可能遭遇政治或经济上的冲击和变革。不过，其中的许多规则也适用于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