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佛经与历本

《隋书·倭国传》记载：“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佛教自百济传入日本当无疑义。据《日本书纪》钦明天皇十三（壬申）年（552）十月条，百济遣使献佛像、经论的同时，特意说明“于诸法中最为殊胜……周公、孔子尚不能知”。百济王当然清楚半个世纪以来，轮换派遣博士，向日本传授儒学的来龙去脉，所以才说“佛教胜过儒学”，以抬高纳贡品的身价。

佛教正式传入日本的时间，后世文献多取“壬申年说”，然而比《日本书纪》成书更早的《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账》及《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均作“戊午年（538）”，两者相距14年。虽然“壬申年说”出自正史，但“戊午年说”似乎更近事实。根据之一是，钦明十四年（553）日本要求百济按例轮换博士，翌年百济“皆依请代之”，除了儒学博士之外，还以“僧昙慧等九人，代僧道深等七人”，说明5世纪中叶百济与倭国之间亦存在定期派遣僧侣的协议。

从前述五经博士段杨尔的例子看，轮代周期至少为3年，这意味道深等于钦明十一年（550）以前来到日本，而人数达到“七人”，显然不似最早一批。与道深等同时轮代回国的东城子言，据《日本书纪》所载是钦明八年（547）赴日的，可作为推定道深等7人赴日时间的一个参照。

据此至少可以肯定两点：首先，佛教通过官方渠道，从百济传入日本，时间早于552年；其次，僧侣以定期轮换形式赴日，应该是博士轮换制度的延伸。颇有意思的是，崇峻天皇元年（588），百济国遣使献佛舍利、僧侣及各类技术人才，其中包括炉盘博士、瓦博士多人(24)。这也可理解为“博士”概念在逐渐发生变化，如同“轮换”对象逐渐扩展一样。

本章无意拘泥于佛教东传的时间细节，如果从书籍交流的视野考察这段历史，《日本书纪》的“壬申年说”依然值得关注，因为这一年（552）百济使节带去“经论若干卷”，这是有关佛经东传最早的确切记录。

纵观悠久漫长的东亚文化交流历史，僧侣作为文化传播者、书籍搬运者的贡献，远远大于以“博士”为先锋的儒学者；僧侣不仅是佛教文化的传播者，他们是多元文化的载体，也把佛教以外的精神文明、技术知识带到日本。

试举一例。日本推古天皇十年（602）十月，百济僧观勒携带“历本及天文地理书，并遁甲方术之书”东渡，日本朝廷选拔“书生三四人”师之，其中玉陈习历法、高聪学天文遁甲、日立攻方术，最后“皆学以成业”。

观勒本业为佛教，自然也会携带佛经之类的书籍，遗憾的是《日本书纪》没有记载具体书名。不过，观勒用以传授玉陈的“历本”，推测是南朝刘宋时期何承天制定的《元嘉历》，而当时百济正施行此历。

观勒的贡献远不止于成功教授几个徒弟，由他传到日本的书籍曾引发一场文明变革。时隔一年稍多，日本朝廷突然于推古十二年（604）正月宣布始用日历。江户时代学者藤田一正在研究《日本书纪》纪年时发现，推古十二年至持统五年（691）干支与《元嘉历》合，持统六年（692）十一月之后则与《仪凤历》合。翻检《三代实录》，持统四年（690）十二月“有敕始用《元嘉历》，次用《仪凤历》”，证明改用《仪凤历》之前，日本通行《元嘉历》。

“始用日历”，意味着遵奉正朔；而施行南朝系统的《元嘉历》，表明一种文明取向。长期以来，日本从百济输入人才与书籍，间接地摄取中国南方文化。这种延续约百年的模式，以推古十年（602）观勒赴日为标志，宣告完成历史使命。取而代之的，将是隋唐时代开通的中日直通的书籍之路。

以上我们追溯了中国书籍东传从传说到史实的曲折历程，大体上讲，这条书籍之路在六朝时期已经开通，下面再提纲挈领简述要点：

第一，书籍之路开启之初，并非从中国直达日本，而是从中国东晋传入百济，再从百济传入倭国。从中国长江流域经百济而至日本的书籍流播主流，在隋唐之前（虽然有“倭五王”朝贡南朝）这一格局基本没有变化。六朝文化对百济、倭国的影响，可谓极其深远。日本史籍（如《日本书纪》）多以“吴”指称隋唐以前的中国，在地域上限定在江南一带，时间上大致与六朝叠合。这一时期影响日本的六朝文化，如使用《元嘉历》，流行谈玄风，喜好骈俪文，等等。

第二，倭国融入汉字文化圈大家庭，其契机当是4世纪中叶，以“神功征坎”为象征的朝鲜经略。倭人在掠夺战争中，有两项意外收获：一是领教了高句丽骑兵的利害，5世纪初迅速从百济引进马匹，改变作战方式；二是明白了从书籍中汲取知识的重要性，苦于国内缺乏识字阶层，5世纪前后从百济招聘文化人才，并在此后形成轮代制度，极大地提高了精神文明程度。如果神功皇后征三韩，与“图籍文书”只是偶然邂逅的话，聘请阿直岐为太子师体现了求学热情，而应神天皇遣使赴百济“征王仁”则属于主动出击。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索求，标志着书籍之路的真正开启。

第三，关于《古事记》所载王仁携带的《千字文》，学术界争议颇多。有人以《千字文》东传比周兴嗣去世早了上百年，因而否定《古事记》此条记事的真实性，似乎有些武断；我们认为，《古事记》所指《千字文》很可能是钟繇原创本或王羲之缮写本；还有人绝对信任《古事记》的记载，不过以周兴嗣卒年为依据，认为王仁赴日当在521年之后。总而言之，书籍东传始于“神功征坎”，《日本书纪》未标明具体书名，或许说明书籍从各个渠道传入，皇室无非是为了读懂这些书籍而延聘阿直岐、王仁为师的。阿直岐、王仁用以启蒙太子的课本，绝不可能是周兴嗣次韵的《千字文》，但必定是《千字文》之类的童蒙读本，因为日本人要学习汉籍，必先掌握汉字，故此，以识字为目的编纂的各种童蒙读本，无疑是最先影响日本文化的中国典籍。

第四，倭国太子菟道稚郎子，先后师承阿直岐、王仁，学习“经典”“典籍”，达到“莫不通达”的境界，可以看作“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的典型。我们举两个例子，看看这位被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人，是如何学以致用的。其一，应神天皇二十八年（297）九月，高句丽上表云“高丽王教日本国”，太子怒责“表状无礼，则破其表”（《日本书纪》）。这个事例说明太子不仅精通汉文，而且熟悉外交规范，恪守儒教礼数。其二，应神天皇四十年（309），立菟道稚郎子为嗣，次年天皇驾崩，菟道稚郎子执意让位于兄大鹪鹩（仁德天皇），而其兄也坚辞不受，相互推让3年，最终菟道稚郎子自杀明志，大鹪鹩登基而为仁德天皇。这个事例说明菟道稚郎子模仿儒教的禅让故事，有太伯、许由遗风，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

我们以《怀风藻》序言为线索，稽考了神功皇后、应神天皇、阿知岐（直支王、阿知使主）、王仁（辰孙王、王辰尔）、菟道稚郎子等人的事迹，在5世纪前后的时空中，描摹出一条发自六朝建康、途径朝鲜半岛百济，蜿蜒通达倭国的书籍之路。进入5世纪“倭五王”时代，这条书籍通道得到加强。随着遣隋唐使往返东海，书籍之路的源头由南而北，追溯到中原地区。这是后话，兹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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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书纪》卷一：“于时天照大神……口里含茧，便得抽丝，自此始有养蚕之道焉。”传说日本天皇的始祖天照大神即是位养蚕织女，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文明亦起步于“养蚕之道”。

(2) 关涉“书籍之路”的论述，可参见以下著述：王勇等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王勇、久保田秀夫编：《奈良・平安期の日中文化交流―ブックロードの視点から―》，农文协出版社2001年版；王勇：《“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王勇等：《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王勇：《書物の中日交流史》，国际文化工房2005年版；王勇编：《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王勇编：《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王勇：《奈良・平安期のブックロード》，大樟树出版社2018年版。

(3)“羊毛树”传说详见本书第二章《从“丝路”到“书路”》第二节《“羊毛树”传说》。

(4)《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5)《隋书·倭国传》记载裴世清在日本沿途见闻：“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薛俊《日本考略·沿革考》云：“先秦时，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不得，惧诛，止夷、亶二洲，号秦王国，属倭奴。”到了唐代，中日交往日趋频繁，人们发现日本的文物制度类似中国，颇存上古遗风，于是将徐福东渡之地锁定为日本。元和元年（806）三月，入唐僧空海回国途经越州，鸿渐《奉送日本国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献后却还》云：“禅居一海隔，乡路祖州东。到国宣周礼，朝天得僧风。山冥鱼梵远，日正蜃楼空。人至非徐福，何由寄信通。”这大概是文献所见“祖州”“徐福”“日本”诸意象结合的最早的史料。此外，五代义楚《释氏六帖》载：“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耸，顶有火烟；日中，上有诸宝流下，夜则却上，常闻音乐。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释氏六帖》上述说法便得自日本醍醐时代僧人宽辅，此人是真言宗高僧，法号弘顺大师，公元927年来到中国，与义楚交情甚厚。

(6)“五种”：五种农作物。《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谷宜五种。”郑玄注：“五种，黍、稷、菽、麦、稻。”此处与“百工”呼应，泛指各类农作物。

(7) 焚书：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民间私藏的《诗经》《尚书》等限期烧毁，此举持续到秦朝末年，史称“焚书”。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8) 王勇：《吴越国海外求书缘起考》，见王勇等：《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171页。

(9)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上。

(10)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七。

(11)《四部丛刊》三编所收《龟巢稿》卷十。元人杨维桢（1296—1370）《送僧归日本》亦云：“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诗出《铁崖集》，此转引自《邻交征书》二篇卷之二。又明人杨慎则感叹：“由此观之，则《尚书》全文日本国尚有之也。”见杨慎《丹铅余录·总录》卷十二《外国书》。

(12)《怀风藻》与淡海三船之关系，详见本书第七章《淡海三船与中日诗文交流》第五节《〈怀风藻〉成书经纬》。

(13) 关于佛教传入日本的经路，《隋书·倭国传》明载：“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

(14) 应神天皇名“誉田（honda）”，日语“品”“誉”同音，故“品帝”指“誉田”，即应神天皇。“乾”为《易》中的“天”，所谓“乘乾”喻指登基继位。

(15)［日］牧野谦次郎述、三浦叶笔记：《日本漢學史》，东京世界堂书店1938年版。

(16)《日本书纪》应神天皇十五年（284）八月六日条：“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即养于轻坂上厩，因以以阿直岐令掌饲，故号其养马之处曰厩坂也。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

(17) 龙编：一般指龙宫的经藏，多指佛教经书。如唐人王勃《梓州通泉县惠普寺碑》：“彩帙瑶箱，龙编月久。”蒋清翊注云：“经有出于龙宫者，故曰龙编，犹今言龙藏矣。”也有指其他书籍的，如唐人司空图《复安南碑》：“中权令峻，按虎节以风生；上将策奇，指龙编而天落。”此处当作兵书解。

(18)［日］井上秀行編：《セミナー日朝関係史Ⅰ》，樱枫社1969年版，第74页。

(19)《三国史记·百济本纪》阿莘王元年条说“阿莘王（或云阿芳）”，《三国史记·年表》云“莘”为“华”之讹。“芳”与“华”义近，推测应为“阿华王”，《三国史记》的“莘”为讹字，《日本书纪》的“花”为异体字。

(20)《日本书纪》应神天皇十五年（284）八月六日条：“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

(21)《古事记》：“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以贡上人，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

(22) 李孝善：《韩国〈千字文〉书志》，《历史文化社会论讲座纪要》2013年第10期。

(23) 关于王仁的祖籍，一般认为出自乐浪王氏，奉汉高帝为祖。《续日本纪》延历十年（791）四月八日条，载文忌寸最弟等上表：“汉高帝之后曰鸾，鸾之后王狗转至百济。百济久素王时，圣朝遣使征召文人，久素王即以狗孙王仁贡焉。是文、武生等之祖也。”

(24)《日本书纪》崇峻天皇元年（588）是岁条：“百济国遣使并僧惠总、令斤、惠寔等，献佛舍利。百济国遣恩率首信、德率益文、那率福富味身等进调，并献佛舍利，僧聆照律师、令威、惠众、惠宿、道严、令开等，寺工太良未太、文贾古子，炉盘博士将德白昧淳，瓦博士麻奈文奴、阳贵文陵贵文、昔麻帝弥，画工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