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问题所在
夜深了，天知道刚过去的一天多么漫长。孩子们终于上床了，与老板或伴侣的争论也差不多被我们抛诸脑后了。我们大多数人，在筋疲力尽的一天快结束时，都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拿起手提电脑，寻找一些容易消化的娱乐消遣或新闻；查看“脸书”页面或电子邮件。最终，在厌倦了点开一个又一个网页之后，我们准备上床睡觉。
但是，还存在一种更好的选择，你可能已经猜到了：读书。与五光十色的网络世界相比，书籍能够给你提供更加真实、更为持久的陪伴。即使你已经开始热切地、广泛地阅读，了解更多的阅读方法也将帮助你更好地沉醉于书籍之中：让书充分发挥它的魔力，展示出新的景色、新的经历。我们有必要摆脱心事重重的社会自我，以便为这种全新的体验做好准备。接着，正如罗伯特·弗罗斯特在《指令》一诗中所写，你将“在陶醉迷失中找到自我”。你陶醉于其中的书籍可能会令你迷失方向或者感到困惑，但这种迷失最终会引导你重新发现一个更加真实的自我。
我们身边的一切几乎都会影响和妨碍我们实践本书所推荐的这种阅读。数字娱乐时代给读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时刻准备着要浏览和略读，抓住主要观点，然后就继续前行；我们对速度趋之若鹜。我们想要快速的下载，实时的新闻，最新的推文。
我的目标不是单纯地发脾气抱怨，也不是要宣称过去总比现在好。你或许会奇怪，我为什么要数落电子媒体的过错，而不是单纯地颂扬书籍和阅读。理由很简单。我在敲响警钟，警告人们注意数字时代的危害，因为读者要清醒意识到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一点十分重要。我们必须要公开地回应这一挑战，我们要完全意识到，即使与仅仅几年前相比，好好读书已经变得更为困难。（当然，新科技推进了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并带来新的科学发现，但是我现在谈论的是科技对阅读生活的影响，这是一幅更加阴郁的景象。）
我们被一股永不停歇的文本潮流所席卷，几乎没有时间静下来反思。快速而凌乱的信息不断地冲击我们。糟糕的写作形成一股潮流，而且它们大多要求读者快速做出回应。它们妨碍了需要投入时间并集中注意力的真正的阅读。本书将向你展示如何以一种强大的、有建树的方式来进行阅读，这种方式会提高你头脑的创造力，而不是令它衰竭。即使在今天这种枝枝蔓蔓、无限互联的生活方式中，深度阅读仍然是可能实现的。但是你需要一些指导，以便实现深度而有效的阅读：考虑到以字节为单位的娱乐带来的新困境，现在比以往更需要指导。
目前的数字风暴真正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二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它会发生。在20世纪，学者们写作并出版了大量的辩论文章维护书籍，反对新兴媒体（电影、电视、连环漫画）。他们大声呼吁有必要“拯救阅读”，帮助它抵抗那些引领潮流的敌人。但是，这些穿着粗花呢外套的批评者——有些还是真正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谁也没有预料到后来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互联网的文字环境无处不在，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包围了我们。当莫提默·艾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提倡阅读书籍时，他担心的是人们在未来不再阅读书籍。（艾德勒的《如何阅读一本书》完成于1940年，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卖出了数百万本。）艾德勒担心，我们迷恋电视（当时的一种新发明），会变成整日待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看电视的电视迷，只会理解图片信息，而不是印刷文字。他没能预见到未来真正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经常阅读，但是都读得很糟糕。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他于1972年与艾德勒一起修订了《如何阅读一本书》一书）和尼尔·波兹曼（他于1985年出版了反新媒体的论战之书《娱乐至死》）等作家，从未预见到如今每日冲击我们且萦绕不去的缩微文本的乌云——那些电子邮件、推文和即时信息。
互联网将一切事物置于新的视角之下：闪电般迅速，但是模糊不堪。那些随意的、临时拼凑的句子现在受到重视，被认为比精巧的、深思熟虑的句子更加重要。雄辩和缜密的阐述似乎成了纯粹浪费时间的东西，属于更古老的、互联网没有那么普及的时代。普鲁斯特珍视时间给予灵魂的回报和惩罚，假如他还活着，他能否忍受这个推特时代呢？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推文都生而平等。在推文中还是可能出现格言警句般的简洁和智慧，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见：推特不利于产生精雕细琢的句子，它促成的是一次性的文字产品。如果有某条推文被全球推特转发，那通常是因为它包含了新闻，而不是因为它以持久精准的力度总结了一种情感或思想。最受欢迎的推文通常类似新闻头条、笑话或羞辱之词：强硬有力、冷嘲热讽、略显粗糙。在推特中，迅速的攻击远比智慧更受欢迎。名人的推文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是八卦或谩骂话题的源泉，这些源头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从未干涸。但是八卦只是一时之乐，随着时间的推移便失去了滋味。谁也不会想要坎耶·韦斯特的推文合集，甚至Jay-Z的推文合集也无人问津，就像没有人会想要去年报纸头条新闻的合集一样。即使它们当时正如日中天，现在也已经过时了。
真正的阅读旨在提高读者的创造力，永远不会失去力量。它不会像电子邮件、推文和即时短信一样具有时效性。这样的阅读要求你投入时间，以便回报给你某些永久性的东西：你对某本书的理解足以令你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阅读它，你投入的时间越多，你的收获就越大。时间——对时间的需求，以及时间带来的回报——是我所理解的有价值的阅读的关键所在。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格外重视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获得我们需要的信息，或者我们自认为需要的信息。但是，问题在于，事情发生得太过迅速，我们被剥夺了判断能力。我们敏锐地感觉到，我们不再有能力判断什么值得我们关注，什么不值得。因此，我们开始痛苦。青少年已经对无休无止的点击鼠标的行为上瘾，鼠标无规律的响声统治了他们年轻的生活。2012年5月，极端正统犹太教徒在纽约的花旗球场举行了一次反对互联网的集会，该集会以一种挑衅性的姿态敲响了警钟（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方式多少有些保守）。我们正在变成“只会点击鼠标的机械人”，犹太拉比伊弗雷姆·瓦克斯曼说道：“如果你觉得无聊，点点鼠标就好。”
皮尤基金会和“常识媒体”近期针对教师所做的两项调查得到了广泛的报道。这两项调查证实，越来越多的教师已经察觉到，学生对电子科技的不断使用正在逐渐侵袭他们的专注力。约90%的参与调查的教师相信，电子科技正在塑造出“注意力持续时间短暂、轻易便被分心的一代人”。“好家伙，这难道是吹响了号角，呼吁我们创建一个更健康、更平衡的媒体环境？”“常识媒体”的总经理吉姆·斯泰尔在评论调查结果时如是说道，“父母们必须得理解的一点是，在家庭中发生的媒体消费行为会影响孩子的学业成绩。”
文化评论家马克·鲍尔莱因引用了凯泽家庭基金会200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在业余时间是否读书是最准确的预测指标，能够预测8至18岁的孩子以后能否上大学，以及能否在大学里学业优秀——而互联网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偷去孩子们本该用于严肃的业余读书的时间。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哪怕大家像我一样，都已经老得忘了大学是什么样）。不断地使用互联网妨碍了年轻人养成深度学习的习惯，而这种习惯是大学教育所要求的。
我们不可能弃置网络不用，而且，实际上，我们也不想这么做。网络使得我们的世界变得更方便，联系更紧密。我们可以快速查找所需的资料，也可以与更广泛的人群交流，范围之广远甚从前。我们用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扩展了我们的朋友圈。但是，互联网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负面影响：我们失去了私密的、沉思的快乐，例如严肃阅读。和书籍不一样，互联网给我们带来持续不断的骚扰。我时不时地会听到朋友们描述一种日益罕见的体验：他们在某个偏远的度假地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没有互联网的周末，能够真正地放松和集中精力，并逃离平时那种被侵扰的生活。只要有互联网，它就会提醒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工作要做，在办公室如此，在家里也愈发如此。互联网消失一阵子，我们就感觉自由了。
互联网提供了看似无穷无尽的选择。但是，当我们一头扎进这个具有各种可能性的电子海洋时，我们经常感觉自己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和超市不一样，互联网通常并不要求你为自己的选择付费；它骄傲地宣称信息是免费的。但是网上丰富的各种可能性并没有解放我们。网络统治了我们，要求我们尽可能多地去选择，尽可能频繁地做选择，以便我们不会遗漏任何东西。这尤其适用于网上阅读。我们有那么多可选择的阅读对象或浏览对象。结果就是“持续性走神”，它发生在我们想同时做太多事情的时候。琳达·斯通发明了这个短语，她解释说“持续性走神”并不等同于多任务处理。她认为，当我们进行多任务处理时，我们在同时从事一种机械性的行为和另一种需要更多注意力的行为。例如，我们在吃午饭的同时写东西或者打电话。主要的行为（写东西、打电话）一直是我们主要关注的目标。吃那个三明治不会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主要任务上转移开来。
斯通写道，“持续性走神”则是另一码事，因为当它发生时，我们会受到“驱动，不愿意错过任何事情”。“持续性走神”逐渐给我们灌输了一种警惕感，这在多任务处理中并不常见。有了“持续性走神”，我们感觉只有在线时（连上互联网，先知为快），我们才最为活跃。在任何时间，我们不断地浏览网页，寻找机会——活动或者人……“持续性走神”总是存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这种行为制造出一种人为的危机感。我们总是高度警觉。
这种警惕感如果是小剂量的，或许会派上用场。但是当代的科技将“持续性走神”强加于我们，它提供了大量关注新事物的机会，而我们被这些机会包围了。斯通总结道：“渐渐地，我们中的许多人感受到了‘持续性走神’带来的‘阴影’——过度的刺激和成就感的缺乏。”每一分钟似乎都有一个新的链接来骚扰我们，都会有一篇文章或邮件用性感的标题挑逗我们并向我们承诺，只要我们点击并花费几秒钟看一看，我们就能先知为快。关键就在于诱惑你去点击，吸引你“跳进去”，这样你才会看到文章的其余部分（以及，更为重要的，一个新的广告页）。
现在，与压力有关的疾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普遍，这些疾病与互联网在我们生活中的无孔不入密切相关。与压力有关的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皮质醇在分心、挫折和浪费时间的种种新感受的刺激之下，泛滥不可收拾。我们寻找解决之道，至少是部分的解决办法，来应对我们疲惫的神经和支离破碎的注意力：服用抗焦虑药，冥想，整个下午都游泳或打高尔夫球，以此远离苹果手机。这些都是合适的方法，可以应对互联网催生出来的焦虑不安。但是读书是最好的解决途径，它提供的是最珍贵的回报，这一点我将在本书中进一步说明。
当然，注意力被分散的问题并不是在数字时代才出现的。但是只有在最近，只有在现在，我们才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即时连接互联网的电子产品，注意力分散这一问题才达到令人崩溃的程度。沃尔特·基恩在《大西洋月刊》上思考“无限连接的噩梦”时，引用了普布里乌斯·西鲁斯（古罗马的一位获得解放的奴隶、格言作家，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话：“同时做两件事情等于什么都没做。”现在，我们经常同时做两件（或者三件、四件）事情。
在他的文章中，基恩回忆了互联网的早期承诺：
“你今天想去哪里？”微软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广告中这么问道。其言外之意是你有无穷无尽的目的地——地理的、社会的、知识的目的地——只要将正确的软件装入正确的装置，你就可以在千分之一秒内到达那些目的地。它还进一步巧妙地暗示，你想去哪里完全取决于你，而不是你的配偶、你的老板、你的孩子或者你的政府。
正如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谷歌和亚马逊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告诉我们应该去哪里：他们的手法十分有效，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在那么做。杰伦·拉尼尔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计算机科学家，他认为互联网诱使我们放弃了自由。名义上，我们“免费”获得信息，但实际上这却最终演变成为我们心甘情愿地同意让公司免费获得我们的个人信息。对于作家、作曲家和艺术家而言，这还意味着同意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互联网使用者获取他们创作的作品而不用支付任何报酬。“就在现在，”拉尼尔写道，“我们获得某些免费的云服务，而实际上该服务提供商不仅可以免费获得我们上传的材料，而且还能监视我们，我们为网络带宽付出了太高的代价。”自由是网络主管们最不屑的问题。他们想要的不过是先了解清楚我们这些消费者的习惯——我们在网上读什么、买什么、看什么、写什么，然后用之来影响和塑造我们。“你今天想去哪里？”他们问道。为了让他们能够收集到关于我们的足够多的信息，我们不得不去一些地方（或“网址”），不仅仅是今天去，而且是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去。突然之间（比方说大约在2005年吧），人们就感觉不再自由了。
我们与网络互动的不自由性质还体现在它强加于我们的呆板节奏上，我们被迫在各种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源头之间不断跳转。一个人很容易就被网络的各种诱惑吸引，无法再认真思考他正在做的工作。在荷马的《奥德赛》中，海妖塞壬告诉奥德修斯，她们实时更新帖文，记录他的名望、他席卷地中海的英勇事迹。她们还是奥德修斯的公共关系顾问，宣称对他的灵魂有最终的发言权：她们承诺要告诉这个闻名世界的英雄他自己究竟是谁。和塞壬一样，网络上的各种可点击链接奉承你，宣称你真的应该掌握一切：你应该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因此知道正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情（此处，“因此”所表达的因果关系十分隐晦）。为什么不追踪一些具有潜在相关性的知识趣闻呢？或者看一眼这篇说不定能给你提供一个重要的新想法的文章？或者，干吗不休息一会儿呢？只休息一小会儿，来娱乐一下。在你意识到之前，你就已经浪费了一天时间来观看愚蠢的喵星人视频，你的眼睛和灵魂都疼得厉害。
基恩的报告中称，我们花在互联网上的时间要求我们“不断地转换和筛选”，这“使得大脑中负责视觉处理和身体协调的区域十分活跃，同时似乎抑制了与记忆和学习相关的一些更高层次的区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实验要求实验对象分类整理索引卡，先是在静默的环境下进行，接着要求他们一边分类一边倾听并辨认某些声音。“实验对象在有音乐分散注意力的情况下勉强能够整理索引卡，”基恩写道，“但是一旦实验结束，与另一组人相比，他们要想回忆起究竟整理了什么会难得多。”他们大脑的活跃点从处理记忆的海马体，转移到了处理机械行为的纹状体。他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不能够回忆起做了什么。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的孩子和青少年。他们大多数人习惯于在阅读的同时做些别的事情：在互联网上漫游、收发短信、观看视频、听音乐（有时还同时做所有这些事情）。年轻人集中精力于单一的兴趣点的能力正在明显下降，许多教师和父母都已经惊恐地注意到这一点。伴随着电子科技成长起来的孩子，与那些在长大后才接触到互联网的老辈人相比，更容易染上这种不断分散注意力的毛病。波士顿英纳斯科普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数字土著人”（那些伴随着新科技成长起来的人）平均每小时在不同的信息源之间转换27次。（而那些“数字移民”——成年后才开始使用移动科技产品的人，其频率是每小时17次。）大多数（54%）的数字土著人声称，他们更愿意给人发短信，而不是打电话。（只有28%的数字移民喜欢发短信甚于打电话。）
同时做两三件事情降低了效率，因为不断地转移注意力会产生压力。这样的“持续性走神”使你不能有效率地投身任何一件事情。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经常感觉自己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可以在任何我们希望的时间，观看或者倾听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如何分清主次：如何判断什么值得我们关注。我们感觉迷失了方向，无能为力。我们的目的是寻找消遣，结果却总是分心做太多的事情。
我们在苹果手机、手提电脑、电子书和推特、Tumblr、YouTube等网站之间习惯性地、疯狂地跳来转去，其间偶尔还会停下来关注一下站在我们面前的人。基恩暗示，这种行为在某个更美好的未来会被当作不可思议的事情，简直就跟魔法师的修炼工作一样。“当我们在未来回顾这些，回顾我们玩杂技一样的电子生活，”基恩说道，
这一奇观将令我们感觉离奇古怪、光怪陆离，就像那些旧电影中的影像一样：坐得笔直的女接线员，戴着发卡，迅速地将电话的听筒接口从一个洞插到另一个洞，将芝加哥与迈阿密、记者与本市新闻编辑室、商人与情妇连接起来。这样的影像一度成为现代疯狂生活的电影缩写，但是随后，通信科技革新，这些接线员失去了工作。
我们接过了她们的工作。
要想逃离我们目前被蛊惑的状态，摆脱困住我们的多重媒体平台，我们就得专注于一项任务，并决心将那个任务做好。不论学习内容是假蝇钓鱼、电子工程学还是拉小提琴，要想学好某样值得学好的东西，我们需要减缓速度并集中注意力。同样的道理适用于阅读。慢阅读，就像越来越多的评论者所认识到的，是允许我们真正体验一本书的唯一方式。
浏览式阅读和为了获取信息的快速阅读一直伴随着我们。一篇好的新闻故事，配上一个绘声绘色的题目，总是被设计来让我们阅读几个关键的段落，而不是从头读到尾。互联网采纳并强化了典型的小报风格，鼓励我们在数字的草场上放牧，而不是让我们潜进去深思一个主题。但是，对于这种盛行的适合略读的新闻模式，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不满。对于那些希望阅读长篇文章并愿意从头读到尾的读者而言，Longform之类的网站迎合了他们的需要。这些读者是饥饿的难民，他们逃离的国度充斥着无穷无尽的、美味却不令人满意的信息碎片。他们想要一些能让人深度思考的东西，一些值得缓慢和仔细阅读的东西。Longform网站的联合创始人之一马克斯·林斯基宣称，在奥萨马·本·拉登被刺杀的那一天，他网站的点击率达到八十万，人们都来搜索有关本·拉登的详尽的、有一定长度的研究文章。他们不需要那种在网上迅速扩散的只有两段篇幅的耸人听闻的总结性文字，而想要更深层次的内容。
互联网是后现代时代的一个缩影，它推崇迅捷和快速连接，远甚于其他。但是这种表面上的高效事实上却完全没有效率，我们的忙碌和迅捷并没有任何建树。在互联网上阅读那些三分钟就能读完的豆腐块并不是严肃阅读，就像在不同广播台之间快速调台不是严肃的倾听一样。当我上高中和大学那会儿，每张新的重磅专辑都会被重放重听不知道多少遍。我们还以为这样浪费了时间，但是我们想错了。我们十八岁时对美国传声头像乐队或者英国歌手埃尔维斯·科斯特洛的最新黑胶唱片的敬畏迷恋，并不是单纯的漫无目标的开小差，而是对细节的深情热爱，体现在对他们作品的一遍遍倾听上。阅读要求同样的投入：看一次阅读是否成功，试金石就是看你是否会被吸引着重新拿起那本书再读一遍。
在这个数字的“美丽新世界”里，我们一心关注的是速度，而不是重复和缓慢的学习。因此，我们忘记了这一事实：良好的阅读要求时间和耐心。这一点再怎么重复强调也不为过。以书本形式出现的论文或想象文学作品，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慢慢显示其魅力。我们必须努力，才能从所读之书中获得更多的东西。而且，对好书进行缓慢的阅读和仔细的思考，总会有回报。这一点在教育学上同样十分必要。假如我们让孩子们误认为，他们做的一切事情都应该是容易的，不费劲且能迅速完成的，那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今天，在太多的情况下，对于高中生而言——甚至大学生也经常如此——所谓的“研究”不过是浏览一下维基百科，在谷歌上快速地搜一搜，然后将某些引文剪切拼贴在一起。在最好的情况下，学生也只会将拼贴来的段落放在引号里。但是因为互联网不断提供一些备用文本，学术抄袭已经成为一个愈演愈烈的问题。与糟糕的阅读相伴相生的是糟糕的写作：将互联网上的句子简单拼凑在一起，再加上自己的少量修改或增补。
写作的问题同样适用于阅读。我们不断地产出胡乱拼凑的文本，与之紧密联系的是一股新兴的潮流：我们用未经琢磨的临时冲动来冒充创造力。在互联网上，诗歌可能仅用一两分钟就创作完成，或者读完。但是，真正的创造性工作（不论是创造出某样有趣的东西，还是以某种有趣的方式来解读某样东西）要求你习得必要的技巧，以便达成你的目标。而对任何技巧或技艺的掌握，没有不需要时间、奉献和专注的。弹钢琴如此，体育如此，绘画如此——阅读亦如此。“因此，除了创造性的写作外，还得有创造性的阅读，”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宣称，“当心灵被努力和创造力振奋时，我们读的任何一本书都会页页生辉，都会给予我们各种启示。这时每个句子都会显得更有意义，作者的见识也会显得无比广博。”[1]爱默生睿智地洞见了创造性要求我们兼具“努力”和“创造力”，它需要费力气。
真正回报性的阅读所要求的“努力”，正好与最近几十年来在互联网主导下发展出的懒惰的文本浏览方式形成反差。研究者发现，人们以一种F模式来阅读网络文本，不论它是博客文章、“脸书”页面，还是新闻故事。他们先读文本的第一行，或者头几行，把它读完（字母F最上面的一横杠）。接着，在后面的文本中，他们会从中间开始读，一直读到右边的空白处（字母F中间较短的那一横）。副标题或次级标题形成字母F的额外分枝：与F模式一致的是，这些次级标题倾向于比最上面的主标题更短小。最后，大约文本过半之后，读者的眼睛开始沿着页面左边空白处向下画直线（类似于字母F的垂直一竖），并“结束”文本的阅读，即便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读太多的内容。迫于时间压力，读者匆忙向下浏览，越来越快地下拉到文章的结尾处。
戴维·里斯利是一位博客营销策略专家，他这么评论F模式具有支配作用的重要性：“大多数的博文读者都受到ADD［注意障碍］的困扰……所以你的内容必须得具备一定的结构才能迎合他们。”广告商们也意识到F模式的重要性：最贵的广告通常被置于网页最上方的左侧，那是F模式中最盈利、最吸引人眼球的角落。（这逆转了报纸的传统做法，报纸通常将头条新闻放置在最上方的右侧。）
网络用F模式建构我们的阅读，我们应该对该模式加以抵制，转而采用一种更合适的速度，一种允许我们更充分地接触文本的速度。我们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阅读方式；新科技或许会造成阻碍，但是我们仍然有能力掌控自己的阅读体验。
互联网日益主宰我们的生活，这虽然令我们为之深深担忧，但不应该成为绝望的理由。认为互联网已经破坏了我们的大脑结构的想法显然是错误的。这样的变化不可能在几十年内就发生，进化需要时间。但是，因为孩子的大脑仍然处在发育期，如果从幼年起就大量使用互联网，这会对其大脑产生影响，就像药品有其影响一样。（你不会让你蹒跚学步的孩子服食咖啡因或兴奋剂，对不对？）而且，即使到了成年期，对于互联网的持续依赖也会以一定的模式塑造我们的反应，并且如我前文所描述的，现在许多人感觉互联网的模式是束缚性而不是解放性的。研究者们很可能还需一段时间才能弄清楚，到底从几岁开始以多高的频率使用互联网会导致注意障碍。但是，证据已经表明，我们的孩子患上注意障碍的案例正在呈爆炸性增长，而与此同时出现的，是过去十年日益增长的互联网使用率。医生开出的阿得拉和利他林[2]处方数量之大，令人难以置信，甚至令人恐惧。
年轻人最易受到数字时代的负面危险带来的伤害。青少年人均每月发送约3000条信息——这个数字在令人惊诧之余也颇令我们焦虑。马克·鲍尔莱因描述了这种无处不在的同龄人交际带来的压力：青少年们一天到晚都在聊天、互发图片。他们的卧室变成了一个“指挥中心”，鲍尔莱因写道。短信、推文和图片“每天傍晚源源不断地涌入，而且如果孩子们不回复的话，他们就落伍了”。鲍尔莱因认为，“孩子们需要喘息，需要静养”；他们需要被保护，免受同龄人群体每时每刻发来的指令的影响。阅读是一个年轻人可以独闯并且可以任意徜徉其间的世界，他想花多长时间都可以。他可以将自己解放出来，不再理会智能手机强加于他的骚扰：对阅读的每句话，他要么内行地进行辩驳，要么回以一句俏皮的评语。鲍尔莱因是一位大学老师，他写道，他的学生觉得必须要接收信息，一下课便立即打开手机。他们担心会错过什么事情——鲍尔莱因问道：“还有什么比被排除在外更糟糕的吗？”但是，学生们的表情是紧张的，并不愉快，他们匆忙地查阅掌中的屏幕。没完没了地查看与回复，在这个新权力的统治之下，愉悦感已经丧失。鲍尔莱因在文中提及了几位互联网评论员，包括李·西格尔、尼古拉斯·卡尔和玛吉·杰克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可鲍尔莱因的观点，承认数字时代对我们的灵魂施加的损害。
网瘾的效果是可以逆转的，这是一个好消息。你不会因为玩《愤怒的小鸟》上瘾而突然变成一个白痴，就像赌博者不会因为长时间坐在老虎机前而永久性地丧失思考能力一样。互联网催促和教导你采取“行动”（注意：我加了引号以表质疑）的方式与赌博有相似之处：它有一种强制性的氛围，使得你即使在玩得开心时也隐隐感受到一丝寒意。网上冲浪不能提供赌博所能带来的那种极端兴奋感；除了罕见的情况外，它也不会令你家破人亡、众叛亲离（除非你沉迷的是一些赌博网站）。但是，这两种现象（赌博和网上冲浪）有一项共同之处：它们以一种非自然的、迅疾的速度运作，这种速度完全迥异于我们散步、与友人谈话或严肃阅读书籍时的节奏。
网上冲浪与我刚才提及的其他行为在节奏上的不同，不仅仅表现在网络崇尚速度。它还表现在网络的速度具有僵硬的强制性，缺乏表现力，即使在链接快速转换时，情况也是如此。世界上最快的电脑仍然会将你变成它的奴隶，使你受制于它的反应速度；它仍然会给你提供大量的选择，让你点击。它就是不能像人、风景、绘画或者书籍那样回应你。音乐也同样能创造一种交融环境，网络却永远无法模仿它的方式。对于这个人工营造、触手可及的互联网，杰伦·拉尼尔看到了它表现力的匮乏。文学、音乐和艺术具有表现力；与之相比，电脑按部就班地领着你走。你并不是沉浸于一种现实之中，而是盯着屏幕看，它问你问题并要求你回答。
你可以陶醉于一本书，但你永远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沉浸于网络。在等待屏幕跳转时，你永远不是真正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最好的电子阅读器（电子书）总要尽可能真实地模仿书籍所带来的感觉。电子书的根本吸引力在于它使我们免于携带沉重的大部头书。（不过它仍然使我们受制于另一种屏幕；如果我们已经在隔间中盯着电子书看了一整天，我们或许会渴望逃到纸质书中换一换。）我们希望电子书能够提供书籍所能带来的那种亲密感：我们希望能浏览和快速翻动书页，能在书页空白处写笔记。换言之，电子书很神奇很方便，但是有什么事情是它能做而纸质书做不到的呢？电子书可以链接到音乐、图片和视频，书籍做不到这些。但是，书籍要求我们全心全意投入其中，所以这些电子附加物通常是阻碍。你真的想在阅读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的同时听贝多芬的音乐吗，哪怕该书中的坏青年们经常在音响中播放贝多芬？答案是不。我们只要记得贝多芬的音乐是什么样，就足够用了。如果你在阅读的同时听音乐，音乐就会转移你对文字的注意力。
尽管精心演绎的有声读物常常会增加我们对书面文本的理解，但是书籍首先存在于一页页的纸上。它们是写作，而非谈话。写作与谈话是有区别的。我们并不常常把我们的谈话录下来以备后来再听：它们并不具备名篇名著那种精雕细琢的结构。谈话即时发生，而写作则是你的事后回顾。不过，随着即时短信和推文的兴起，谈话与写作之间的区别正在快速消失。
对推特现象感兴趣的语言学家约翰·麦克沃特认为推文姑且算得上是写作：推文实质上是以书面形式存在的谈话。这样的存在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我们习惯了这样的文章。当我们阅读真正的写作，那些需要我们集中精力的写作时，我们就会有挫败感。我们感到厌倦，而那时我们甚至还没有弄明白我们厌倦的对象是什么。浏览推文只需几秒钟时间；理解一部小说却需要好几天，有时是好几个星期。一个酷爱读书的人也可以同时是一个熟练的推文写手，就像一个歌剧迷也可以同时热爱流行音乐一样。但是请记住，推文更像是流行歌曲的副歌部分，而不是整首歌曲。即使是流行音乐，也有整体结构，并且通常都有较强的专业性，而推文既不能也不想实现这些。推文是昙花一现，是短暂的休息，是暂时的灵感。你不能靠它活着。以如此短暂的时间吸收如此少量的信息，你最终会感到挫败。
我们需要持续性，一分钟又一分钟，一页复一页地，面对同一对象工作时产生的稳定感。这一点适用于阅读，也适用于听音乐或看电影。在不同的兴趣点之间切换令人挫败，而专注于一件事情却令人心满意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即使在孩提时，我们都能感受到分心与专注之间的重要差别。我们认为这一差别是我们进化遗传的一部分。幼童的一项显著进步通常发生在三岁左右，他获得了新的能力，能较长时间地专注于同一项行为，而不是每过几分钟就换一个玩具（两岁小孩的典型行为）。孩子的这一成长对父母而言是一种安慰。他们骄傲地发现，孩子已经学会了如何集中精力关注一件事情并更加充分地探索它。随着孩子的成长，长时间专注于一个玩具（或视频，或书籍）的能力也持续增长，同时还有对重复性经验的渴望：渴望再听同一个故事，或者一遍遍地倾听同一首歌。成年人的一大特点便是他渴望沉浸于单一目标之中。我们能够持久地全神贯注于某样事情的能力，也已经催生了相当多的文化里程碑：要不是这种沉默的、全身心投入的专注，就不会催生那些数学家、化学家、大厨、电脑程序员、作家和艺术家。我们给自己一定的空间，而且更重要的是，给自己一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或者来仔细而缓慢地创造某样东西。弗洛伊德说人类需要工作和爱情才能生存下去，他指出了这两项行为共有的一个基本元素：最好的工作诱发我们的爱意，而爱情，如果我们不为之付出的话，就一文不值。爱情意味着持之以恒、视若珍宝的关切；当我们工作（不是仅仅为了工资卖命）时，我们全身心地投入一段过程，将它变成我们的一部分。这样的工作看起来似乎仅仅是迷恋于细节，但并非如此。
真正的工作——用这个词，我指的是任何值得付出努力的技艺或实践——通常是独立完成的，哪怕你的身边还有别人一起工作。阅读，作为一种工作模式，需要你独处。渗透于互联网每个角落的那种社交闲谈妨碍了我们专心工作的能力。好的闲谈具有娱乐性，至少当时如此；坏的闲谈（就像很多博文或新闻后面的低劣回复）则恶毒得令人感到不安。由深度阅读支撑的议论，与简单表达的激烈观点完全不同——后者是博文中十分常见的行为。在博文中我们十分自由地发泄怒火、公开指责，并对我们自己的浅薄引以为豪。卡斯·桑斯坦注意到，互联网上的观点倾向于自我强化，而不是成为对话的一部分。我们大多数人都注意到，网络因其匿名性而鼓励使用者采取敌对立场。当你不知道你在跟谁对话时，也就是当你在与所有人对话时，你倾向于维护自己的观点，并因此变得不必要地好斗。气势汹汹的轻蔑和匆忙的表态并不是真正的对话。
读者在互联网上对书籍的评论通常更倾向于适度的恭维，而不是偏激的出言不逊。但亚马逊网站上的简要评论，以及它那避无可避的星级评价，通常更像图书简介，而不是深思熟虑的书评。谈论我们阅读的书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对话的前提是你愿意与其他读者严肃交流，而不是用信口开河的评论来获取积分，或者简单恭维作者几句。深思熟虑的评论与不假思索的反应是两码事，你不仅在与其他读者谈话时应该牢记两者的差别，在与你所读之书的作者对话时也应如此——因为阅读实质上就是读者与作者的一种对话。（关于阅读与对话的相似性，我在下文会进一步详述。）
有人声称，数字时代并不仅仅是刮起一场风暴令我们分散注意力，它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全新的、重要的东西，一些有益于脑力锻炼和创造力的创新形式。比如，电子游戏怎么样？在2012年，《每日电讯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电子游戏“比阅读更能培养创造力”》。副标题也同样颇具煽动性：中产阶级父母不应该害怕让他们的孩子打游戏，因为该活动比阅读更能培养创造力，本国最著名的一位剧作家昨日如是说。这位剧作家，露西·普雷布尔（讽刺剧《安然》的作者），承认自己自十来岁起便是电子游戏爱好者，那时的电子游戏还远不如现在的游戏这么流畅和多维。在她最初就本主题写给英国《卫报》的那篇文章中，普雷布尔写道，游戏“与看电影或读书的消极被动相比，更能培养创造力。你要做出选择，甚至经常参与设计属于你自己的游戏场景”。
电子游戏能否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与小说、戏剧或电影一争高下？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是普雷布尔认为打游戏培养创造力，而读书则消极被动，这却显然是错误的。如果你聪明地阅读——换言之，如果你学会以最佳方式阅读——你每分钟都在做出选择。你会考虑你眼前的这句话有什么意义，这本书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作者是如何实现其意图的。你尽可能多地注意到作者的艺术表现，这使你成为作者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文本的消极接收者。在你揣摩是什么打动了你以及为什么时，你是在工作，和书中的文字一起工作。在你选择如何对一本书做出反应时，你需要技巧，就像你需要学习的任何行为都要求技艺一样，从跳交际舞到演奏乐器到绘画均是如此。
在“阅读规则”一章中，我将会更加详细地描述阅读技巧将怎样解放你的创造力，但在目前，我们要弄清楚关键的一点：阅读尽管与电子游戏不同，但也与游戏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它有规则）。在一个不经意的观察者看来，不论是否是在屏幕上操作，游戏看起来似乎都比阅读显得更加活跃，因为它需要身体运动。游戏玩家必须得点击或击打，扔球或者移动某物。游戏玩家的选择是清晰可见的，而读者的选择却从不会那样。你在阅读时追踪着文字留下的痕迹，有时你或许意识到你在做出选择（例如，这个作家是在反讽还是一本正经？情节是在朝着悲剧还是圆满结局发展？）。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你仅仅感受到作品的语气，而不需要这么明确地考虑这些可选项。你花费在阅读上的工作就是挖掘字里行间的深度：逐渐习惯尽可能全面地阅读一本书，深入它的各个维度。将阅读者比作钢琴师是一个合适的类比：在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里，钢琴师练习、熟记，并努力真正了解某一乐曲，就会对它有越来越浓烈的好感。当你好好读书时，你不会算计如何利用游戏规则会对自己有利，如何将沉闷的场景变得有趣，或者如何与对手竞争（这些都是电子游戏的基本技巧）。阅读更像是充分认知文本里已经有的东西；它要求你理解作者是谁以及她或他想做什么。这样的理解能培养创造力，就像带着感情和洞察力弹奏莫扎特或贝多芬能培养创造力一样。和音乐家一样，读者用他的个性来渲染他的理解。再没有比这更积极的行为了。
分散精力之事一直大量存在。《圣经·箴言》中提到了这一问题［“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4:25—26）］。戴假发的18世纪学者也曾警告公众小心报纸，他们所用的语言和我现在用来反对互联网的语言同样激烈。但是，这一次事情真的不一样了，我对此深信不疑。你只要动动手指头，互联网就把有关世间万物的信息都提供给你。各种选项瞬间出现，数量大得吓人，我们战战兢兢地对眼前的每样事情都浅尝辄止，结果却一无所获。康德将这样无休无止的可能性罗列称为“数量的崇高”：各种选择无穷无尽，令人头晕，它们令我们感到无助，而不是强大。
互联网这个人造宇宙类似于《创世记》中的通天塔。通天塔的建造者们试图通往天堂。但结果却正相反，他们被分散到地球各处，并受罚说各种不同的语言，相互之间难以沟通理解。通天塔的建造者们有协作，却没有前瞻性；他们为了建造而建造。将尽可能多的人联结起来，将网络尽可能地延伸更远，这是通天塔类型的工作。但是内聚力的缺乏（人们散落在地球各处，尽管他们被电子设备联结在一起）逐渐成为唯一可能的结果，因为没有前瞻性来指导这种延展的欲望，这种无休无止地从一个网址扩展到另一个网址的欲望。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短篇小说《通天塔图书馆》中想象，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很久，有一座图书馆收藏了全世界所有的书籍。通天塔图书馆里的每本书正好都是410页厚，其中的字母都“精准、雅致、墨迹漆黑、具有独特的对称性”。博尔赫斯的图书馆里大片区域的书都有混乱和不完整的性质，包含的一串串字母并不表达意义。但是，图书馆里无穷无尽的书架的某处，也包含了已经被表达或者能够被表达的一切事物。当居民们发现图书馆的无穷容量之后，博尔赫斯写道，“宇宙突然有了无穷无尽的希望”。各种各样的人慕名而来，寻找能够预言自己未来的那本书，但他们都失败了。博尔赫斯声称，在一座无所不包的图书馆里，“人们想要找到他自己的那本书，或者他那本书的某个不忠实的变异本，实现这一点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当图书馆里的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开始感到绝望。他们懒散地随意翻看附近的书籍，并不指望发现什么重要的东西，只是将它们当作廉价的消遣物来减轻自己的忧郁。他们成了无望的网民，虽然这个词当时尚未出现。
谷歌不惜一切代价也想建成博尔赫斯描绘的那种图书馆，容纳所有已经存在或者将要出现的文本。谷歌还没有实现这一点呢，还有不少书尚未被扫描，事实上是数以百万计的书尚未被扫描。互联网实际上并不包含人类历史上所有有记录的言论：它只是看起来似乎如此。但是我们感觉总能在网络空间的某处找到一切，这种感觉十分重要，尽管它严格来说并不准确。我们的大脑被互联网容量的纯粹规模所震慑。我们怎么才能从如此庞大的宇宙（它包含了各种事实、想法、观点和八卦）中得到真正令我们有所感触、满足我们需要的某种东西呢？
你想寻找能够教导你，重振你的想象力，或者甚至改变你的生活的文字，但是面对互联网提供的几乎无穷无尽的选项，你想顺利找到心中所想的机会很渺茫。在一个大城市的交通高峰期，我们很难遇见令我们难忘的那个人；同样，当你被互联网疯狂的文字旋涡持续冲击时，你很难找到那本关键的书。说起来有点矛盾的是，当我们面临的选项较少时，我们更有可能发现我们需要的东西。在一个温馨舒适、别具一格的小城镇图书馆里漫步，要远比在一个知名大学图书馆高耸的排排书架前攀登，更令人心情舒畅。和即使最大的图书馆相比，互联网提供的阅读材料数量都更多，更令人头晕眼花，我们必须保护自己，不再为之目眩神迷。
一旦我们能够保护自己，不受网络上持续不断的分神之物的影响，我们就能坐下来——并慢下来，准备好去愉快地沉醉于一本书中。缓慢的速度，以及伴随它的耐心，是良好阅读的关键所在。我一直在谈论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阅读，要为了愉悦和理解而阅读，而这就是贯穿我所有观点的主线。如果你认为阅读不过是上传一些信息，那么你就会一直觉得它太慢了。为了真正的享受和理解而进行的阅读，和为了获取信息而进行的阅读，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们需要时间和专注才能发现一个观点是如何展开的，或者一种叙事是如何产生效果的。
在一场著名的访谈中，玛丽莲·梦露说：“我读诗是为了节约时间。”她是正确的：事实上，读完一首叶芝的抒情短诗的确只需10或20分钟的时间，而读狄更斯的一本小说则需要花好几个星期。但在另一方面，梦露又是错的。阅读哪怕只有一页篇幅的真正的文学作品，都需要严肃的时间投入，需要时间来思考。这意味着我们要远离约翰·罗斯金（他是一位极具说服力的阅读爱好者）所称的“浮浅、肮脏、错误百出、具有传染性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