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1949年,帕洛阿尔托
大卫·摩根塔勒走下火车,阳光瞬间照在他脸上。他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在佛罗里达州长大,定居在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被大雪覆盖的山丘之间,此刻有些怀念南部温暖舒适的气候。他身材高大,四肢矫健,带着些南方口音,又像北方人那样精力充沛。1949年1月,摩根塔勒正值而立之年,却已经履历不凡。他21岁时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22岁时拒绝了通用电气公司提供的工作机会,24岁时已经在战场上指挥着300名士兵了。这位年轻的军官在北非为盟军轰炸机建造临时机场,后来成了美国陆军在东地中海地区的首席技术军官。过完26岁生日的第二天,正当他被派遣至太平洋战区之际,美国在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重归平民生活的摩根塔勒在繁忙的工业城市伊利加入了一家崭露头角的工程公司。现在,他跳槽到了另一家生产发电用过热蒸汽锅炉的创业公司。他的上司把他派往西部,为他们的尖端产品开展一系列宣讲。
“你得把这想象成赛马,”摩根塔勒逢人就解释道,“高科技竞争就是这么运作的。技术就是马,市场竞争就是比赛,创业者就是骑师,最后一个组成部分——高科技行业的投资人——就是赛马马主和驯马师。你可能拥有最好的骑师,但如果他骑的是一匹驽马,你就赢不了。如果你有一匹好马,但是骑师差劲,结果也是一样的。好技术如果缺乏合适的掌舵人,注定走不了太远。但是比赛需要有利可图。在乡镇博览会上骑着快马获胜赢不了多少钱,但在肯塔基州的大赛上获胜就是另一回事了。市场也是这样的,市场需要的是顾客与增长,而不是饱和。”
这是他的宣讲中的一站:斯坦福大学的校园,背靠着旧金山以南将近50千米的沿海丘陵。“要在这里找个工作可真不错。”摩根塔勒心想。但当他开始四处打听时,他的希望渐渐破灭了。“我们很想雇用你,”他在当地的联系人对他说,“但我们雇不起你。”帕洛阿尔托适合农民与牧场主,或者那些有钱人。战争曾经使这里充满活力,但和平使它恢复了乡村田园的慵懒。电子行业中的一切都发生在万里之外,当地的电子公司仍然十分弱小,它们的财务状况往往很不稳定。另外,这里过于远离一切。光是往东部家中打个长途电话,就要花掉他5%的月收入。
似乎帕洛阿尔托并没有马,也没有比赛,更没有骑师和赛马马主。大卫·摩根塔勒只能不情愿地回到被积雪覆盖的伊利家中。
1956年,纽约
安·哈代在乘坐地铁前往IBM面试之前,她从大学时使用的字典里查了查“计算机”这个词,但没有找到相关词条。无所谓,她想要一份有趣的工作,而与计算相关的工作听起来正是如此。
23岁的哈代开朗自信,有技术头脑。她一直盼望着能成为科学家,但此前的每次转折都令她感到沮丧。她出生于芝加哥北部的郊区,她的家庭十分反对女性对职业的追求。当她被斯坦福大学录取时,她的母亲不让她入学。所以她只好退而求其次,就读于波莫纳学院。那是另一所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大学,她能在那里享受阳光,远离自己的家庭,还能学习科学专业。
然而,她在那里又被大人物拦住了。“女人不能主修化学。”波莫纳学院的院长告诉她。其他科学专业也拒绝了她。为此,这名聪明的新生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她在校园角落的体育馆里找到了自己的未来。体育教育,一个由女性担任系主任的专业,这个专业设立的医学预科学位要求学习所有的数学与科学课程,而这些课程也正是极客们需要掌握的。
1955年哈代毕业后前往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理疗研究生学位。只不过几周,她就开始失望。一名教授在坐满了静静听讲的学生的课堂上说,医生比理疗师懂得更多,所以公开或私下不同意医生的诊断是不明智的。这让哈代下定了决心。她明白,她在一个不允许说出自己想法的位置上待不了多久。拿个MBA学位也许会有用,但那些课程不接收女学生。她从研究生院退学,利用人脉开始了一轮求职。一定会有哪个熟人能帮她找到令人兴奋甚至特殊的工作。终于有了结果:她在芝加哥认识的一位男士现在在IBM当程序员。他告诉她,他们现在需要大量程序员。这份工作不需要经验,她只需要通过能力测试就行。
安·哈代入职IBM时,这家公司已经占据了75%的计算机市场。它那不分昼夜灯火通明的平板玻璃窗映照出被荧光灯照亮的干净房间,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托马斯·J.沃森口中“穿着考究的技工”正在为IBM最新型号的电脑编写程序。年轻的姑娘们坐在房中最显眼的位置。哈代还记得那位IBM的高管告诉她,如果路过的商人看到那些女人在用电脑工作,他们就会觉得那些机器用起来很简单,这些男性商人就会把电脑买下来。
在体育系学过的本科课程都发挥了作用。IBM这家公司的成功基于其对客户的深刻理解,而它所寻求的特定类型的人,就是哈代所说的“关心他人”且拥有科学背景的人。
哈代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能力测试,又顺利完成了IBM为期六周的培训项目,在50名学员中名列前三。同期学员中得分较高的男性得到了销售工作,但她得到的职位只是“女系统服务员”——当一个讨人喜欢的助手,帮助新客户学习怎样使用他们的设备。“不,谢谢。”她坚持要当一名计算机程序员。她走下楼,走进了闪闪发光的大厅陈列室。
1957年,帕洛阿尔托
一年之后,另一个聪明且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也开始了他的新工作。伯特·麦克默特里年龄与安·哈代相仿,他记得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20世纪50年代“冷战”带来的繁荣与焦虑中步入了年青时代。麦克默特里是休斯敦一个普通中产家庭的次子,他很早就把目标定在了位于休斯敦的不需要交学费的莱斯大学。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多少钱来支付大学里的生活开销,所以好几个暑假他都是在油田度过的。一个年轻人在油田待三个月就可以赚到超过1000美元。
油田的重体力劳动与他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完全不同。在那些被太阳暴晒、温度超过37摄氏度的日子里,他学会了在炼油平台高处使用两米长的管钳。他的工友们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但他们明白怎样解决问题。“你能学会很多东西,”他后来回忆道,“比如实用有效的做事方法。”
1956年从莱斯大学毕业并获得工程学学位之后,麦克默特里来到了纽约的斯克内克塔迪,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微波实验室担任暑期实习生。他完全被迷住了。微波技术是战争催生的产物,这项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诞生并发展成熟,其研发几乎完全由军事合同推动。10年后,这里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企业。调频无线电波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应用——从发送无线电信号到烹饪土豆,再到通过加速粒子产生极高的能量。
伯特·麦克默特里在通用电气的主管告诉他,如果他希望进入微波行业,最好到北加州去。斯坦福大学有这个领域最好的研究生专业,而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型电子公司都在附近设立了微波实验室。那时申请考入斯坦福大学还很简单,特别是对于有合适推荐信的聪明的年轻人。斯坦福大学会录取差不多一半申请研究生的本科生,对于有足够人脉的莱斯大学毕业生而言,想要入学简直轻而易举。
与1949年大卫·摩根塔勒到访时相比,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学专业的规模扩大了不止一倍。对于一个带着婴儿的新婚男子来说,还有一个额外的优点:斯坦福大学与当地公司合作,允许公司的员工在全职工作的同时还能攻读学位,并免去所有学费。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麦克默特里找到了总部位于纽约的喜万年公司,这家公司刚刚扩建了它设立在山景城的微波实验室,以便更好地和斯坦福大学的专业教师团队与人才库建立联系。他在尤其阴冷多雨的2月的某一天预先访问了他去应聘的公司,糟糕的天气并未影响他对前往斯坦福大学就读并从事电子行业的热情。6个月后,这个23岁的年轻人和他的妻子迪迪收拾好行李,驱车向西部驶去。
伯特·麦克默特里和他的妻子是20世纪50年代移居加利福尼亚的500万移民之一。这一轮移民大潮包括美国最好的一些工程师,他们都搬去加州湾区南部乡下30多平方千米的一块地方。这些移民中有许多人与他一样:二三十岁,几乎都是白人男性。他们出生于中西部或者西南部的小镇和城市,而不是东部的大都市。他们中有的人是退役老兵,朝鲜战争期间在军舰与雷达站服役时学会了工程技能。他们是理着平头、穿着熨烫平整的衬衫和休闲裤的沉默一代。他们没有显赫的血统,没有在预科学校积攒的人脉,也没有常春藤学校的文凭。但是他们有活力,懂得随机应变,还有工程学学位,这在由技术推动的“冷战”世界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这个后来以“硅谷”闻名的经济现象并不能归结于任何一个单一事件。机遇与环境,地缘政治与宏观经济学,天赋与领导力,还有追寻阳光的年轻人,这些因素混杂在一起掀起的完美风暴是硅谷的源头。大卫·摩根塔勒于1949年到访时,驱动转型的力量大多还在孕育中。当麦克默特里于1957年到来时,这些力量已经开始全面释放。
因为在这8年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美国政府进入了电子行业,变成了硅谷最初也许也是最大的风险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