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无尽的前沿

20世纪50年代中期，帕洛阿尔托还是一个整洁的、铺设了铁路的小村庄，盖满了木质的维多利亚式建筑、低矮的平房与简陋的店铺。新建的平房住宅从市中心开始呈扇形散开，蜿蜒曲折的道路上点缀着新种下的枯瘦树苗，但这里并不是普通的郊区。住在这里的人会给编辑去信讨论莫扎特最好的曲目，古典音乐唱片的销量超过摇滚乐，“聪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中生常常在智商测试中拿到“天才”等级的评分。在只有7%的美国成年人完成四年大学学业的时期，超过1/3的帕洛阿尔托男子拥有学士学位。更了不起的是，还有1/5的帕洛阿尔托女子也有学士学位。不幸的是，较高的教育水平对这里的夜生活并没有什么助益。“你给钱我都不要住在这里。”一个年轻的单身汉对到访的记者说。“夜幕降临时，”记者写道，“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区域都深深地打了个哈欠。”

农场

位于这个冷清小镇中心的大学从创办初始就不同寻常。斯坦福大学创立于1885年，由南太平洋铁路大亨利兰·斯坦福和他的妻子简·斯坦福出资建立。这所学校并非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那样，是为培养神职人员与知书达理的绅士而建立的自由开明的文科象牙塔。斯坦福大学并不属于那些老学究，它更加追求实用。斯坦福夫妇的办学目的是“使学生有能力追寻个人成功，学生所学能够直接应用到生活中”。他们招收女学生，不收取学费。斯坦福大学不属于精英，这里属于奋斗的工人阶级，就像曾经的利兰·斯坦福本人一样。在这里，任何人有朝一日都可能成为大亨，无论他现在多么卑微。“我们一视同仁允诺你们开始学业，”简·斯坦福在入学第一课上对学生们说，“我们也希望看到最好的结果。”

另外，创始人给学校留下了数千平方千米的土地，条件是这些土地可以出租，但不允许出售。砂岩与红瓦建成的宏伟教学楼——与常春藤学校哥特式的四方院截然不同——只是这座“农场”的一小部分。校园西、北、南方向延伸出一片开阔的原野和绿草盈盈的丘陵，那里马群和羊群吃着草，学生和教授们在野餐或散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从帕洛阿尔托出发，沿着肥沃丰饶的圣克拉拉山谷向南、向北也是同样的景象。这一区域以盛产西梅而闻名，在这里，一年一度的“西梅周”总会登上全国报纸的头条（口号是“每天5颗西梅，医生不必进门”）。旅行杂志在报道中热情洋溢地赞美这里，当地诗人则写下伤感的诗篇赞颂这里是“心悦之谷”。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山谷中的果树还在，但西梅生意开始让位于更大的生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战后，加利福尼亚接受了联邦政府巨额的国防开支中最大的一部分，军工厂与飞机制造厂随处可见。在战时，士兵们源源不断地经由旧金山前往太平洋战区。成千上万的平民迁往西部，在当地的造船厂与军工厂工作，许多人就此定居下来。随着“冷战”的加剧，分布在西海岸的军工厂与军事承包商全力运转起来。西雅图、洛杉矶与湾区的一部分工厂专门建造大型战机与战舰，沿着旧金山半岛向南延伸的小镇与城市则主要生产小型配件。在联邦政府投资的推动下，“心悦之谷”正在迅速变成复杂电子与仪器仪表之谷。

战后增长并非毫无预兆。好几家湾区创业公司一直在生产精密的高科技元件，例如真空管、无线电发射器与磁带，这些元件驱动着更大的计算机与通信设备运行。

斯坦福大学从一开始就起着关键的催化剂作用。1909年，斯坦福大学第一任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和其他教职工投资人提供的种子资金，就在帕洛阿尔托的一间平房里帮助孵化了一家名为联邦电讯的无线电公司。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查尔斯·立顿曾在联邦电讯公司工作，然后于1932年辞职，在红木城自家后院里创办了自己的无线电公司。同样是无线电爱好者的比尔·艾特尔和杰克·麦克卡卢也从另一家斯坦福大学校友开办的公司辞职，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成了生产雷达系统所需的精密昂贵的真空管的先驱。1937年，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威廉·汉森与席格德·瓦里安和拉塞尔·瓦里安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里共同发明了调速管，这是微波调频技术的基础。10年之后，瓦里安兄弟创办了瓦里安公司，将他们的发明推向市场。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凑了595美元，在帕洛阿尔托的一间车库里创办了一家电子设备公司。

军队也曾在“二战”前对这片区域产生影响。1930年，大型充气飞艇还在大行其道，圣克拉拉山谷击败了圣迭戈，成为美国海军一个大型飞艇站的选址。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些当地支持者集中力量，推动政府买下了海军所需的4平方千米的土地。签署授权法案的赫伯特·胡佛总统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在当地颇有影响力，对此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其结果是莫菲特菲尔德的建立，这是一个大型航空航天研究中心，分布在新建的湾岸高速公路沿线，横跨山景城与桑尼维尔。莫菲特菲尔德于1933年开始运作，6年后，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在附近设立了一个研究中心。

追溯历史虽然很有趣，但当时的旧金山湾区并非独一无二。在20世纪急速工业化的最初10年中，整个北美大陆的城市中都有成群类似的年轻创业者。高科技产品在各地蓬勃发展，比如底特律的汽车、代顿的双翼飞机、罗彻斯特的摄像机、克利夫兰的灯泡、纽约的收音机。军工厂也随处可见。然而，北加州迅速甩开并最终彻底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这个区域之所以能够成功，要归功于20世纪50年代它所面临的非凡机遇，以及那些抓住了这一机遇的出色人才。

“大脑军团”

一切都是从原子弹开始的。无论是对科学家还是对政治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前所未见的技术动员——及其最令人敬畏的不祥的核心项目“曼哈顿计划”——显示了美国对高科技及其从业者投入的大量政府资金能够取得的成就。美国在战时的投资不仅在物理学领域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最强大的武器，还加速了复杂的电子通信网络的发展，以及最早的全数字计算机的诞生，这些技术是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的基石。

甚至在“二战”结束之前，科学界领袖们已经开始提出法案，以继续为那些没有直接应用价值的基础研究提供公共支出。随着“冷战”的开始，国家的安全开始依赖于掌握最先进的武器。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投资剧增，这引发了剧烈的市场动荡，加速了新公司、新行业与新市场的增长。

推动大部分变革的人是一位工程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的范内瓦·布什，他有个不太常见的名字，也有连接人才与创意的天赋。罗斯福总统任命他管理战时科学研发办公室（OSRD），到战争结束时，他已经动员了数千名博士并花费了5亿美元的政府资金。布什还是20世纪最早的高科技企业之一雷神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成立于1922年，主要销售充气整流管，这些元件为家用收音机提供了廉价而高效的电源。

由于原子弹的研发者们的工作是高度机密的，布什就成了代表政府研究工作的最突出的公众形象。1944年《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将他称为“物理学将军”。然而，这个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男人不仅是政治活动家和官员，他还是一名大胆且有预见力的技术思想家。1945年，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长文，提出了一个可以帮助人们管理并获取知识的机械化系统，并将之称为“Memex”（“记忆的延伸”），他乐观地将这种机器描述为专门设计用来完成“在浩如烟海的公共记录中建立有用的索引轨迹的任务”。之后的数代人都将Memex推崇为互联网的超文本世界的灵感起源。

然而，布什更为直接的影响来自他通过人脉运作的另一个研究计划：战时科学研发办公室的科研人员与大学研究室“军团”，这些人被迅速动员起来，为赢得战争提供所需要的计算能力。现代武器的制造——从B-52轰炸机投下的数不清的常规武器到原子弹核心技术——都涉及数学问题，确定导弹的轨迹、雷达系统的节点以及核爆冲击波的扩散速度，也需要进行数千次闪电般迅速的计算。“超过10万个训练有素的大脑齐心协力，团结如一人。”《纽约时报》当时如此描述布什麾下的科学家，他们是最优秀的大脑。这个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人需要迅速组建起一个团队，他找来了他所知道的最优秀的研究人员。

在这个关系紧密而排外的科学家世界中，有一个和蔼但认真的加利福尼亚人——斯坦福大学的弗雷德里克·特曼，他是布什的第一个博士生。就像后来闻名科技行业的许多人一样，特曼出生在一个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的家庭里，他是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智商测试先驱刘易斯·特曼（旧译推孟）的儿子（斯坦福大学在这之前不久成为有名的优生学前沿研究中心，这个领域对不同民族与种族的“优越性”等级制度的关注，成了对智商测试和儿童天赋等不那么明显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研究的起源）。老特曼富有天赋的孩子选择了不同的学术道路，后者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前往东部，在当时仍被称为波士顿理工学院的地方学习电气工程。

在用两年时间完成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业并获得学位后，弗雷德里克回到家乡，成了斯坦福大学教职工中最勤奋的人。他每周工作七天，享受着工作中的每时每刻，只花费很少的时间参加桥牌竞技。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从不休假，特曼回答道：“工作这么有意思，为什么还要花时间休假？”他一度担任他所在系里一半研究生的主责导师。特曼一直热衷于鼓励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成为创业者，去闯出一片天地。在希特勒入侵波兰的9个月前，特曼还说服了他最喜欢的两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休利特和帕卡德，让他们在镇上创办了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公司。

虽然特曼对他的大学与家乡十分忠诚，但当布什号召他回到波士顿加入为战争而工作的宏大计划时，他丝毫没有犹豫。特曼前往哈佛大学，进入一个研究“雷达反干扰措施”的实验室。军事研究的紧张节奏十分适合他。“这里的一切都很顺心，”他的妻子西比尔写信给她的妹妹，“但弗雷德太忙了，我想不通他是怎么过的。”

特曼的战时经历相当典型。布什的研究项目需要快速运转并产生可以立即应用的成果，因此他们主要通过外包的方式来推进项目。他与大学实验室签订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合同，并从各地引进专家团队，即使这意味着要让他们在战争期间跨越整个国家。政府开始扮演主要角色，这使美国大学在文化支出的规模上发生巨大调整。以前的大学院系如果能收到数千美元的私人捐赠，用于工业研究项目或者进行一些基础研究就已经很幸运了，而现在常常收到高出好几个数量级的政府拨款。

然而，这些资金并不是均匀分配的。仅麻省理工学院就获得了战时科学研发办公室拨出经费的1/3，而这1/3大部分划拨给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用于开发赢得战争所需的一种绝密的雷达系统（辐射实验室的研究是“攻”，弗雷德里克·特曼的实验室则是“守”，后者研究的是干扰敌方雷达的技术）。领导了“曼哈顿计划”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巨额订单，这使加州得到了第二多的资金。纽约作为全美国大规模电子企业数量最多的地方，获得的资金紧随其后，而其他地方都被远远甩开。

大科学

以布什为封面人物的那一期《时代周刊》出现在全美国的报摊之后数月，富兰克林·罗斯福给他的“物理学将军”写了一封公开信，在政府应当长期鼓励科学研究的问题上征求他的建议。总统提出请求时的用词与布什介绍Memex这个新概念时一样大胆，甚至很可能采纳了这位热情的科学顾问在为他润色时给出的一些委婉的暗示。“智识的新边疆就在我们面前，”罗斯福对布什写道，“如果我们用当年同样的愿景和无畏去开拓，并且被支撑我们进行这场战争的动力所推动，我们就能开创更充实、更富有成效的工作，以及更充实、更有价值的生活。”

已在病榻上的罗斯福没能看到自己开启的这一事业。1945年7月，布什向新总统哈里·杜鲁门提交了他的报告。报告的标题为《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的概述部分采用了罗斯福在政治上容易引起共鸣的高调的语言风格，并延续到后文中。“开拓精神在这个国家仍然富有活力，”布什在文中写道，“这种精神凝聚在美国的传统之中，正是这种传统使美国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即所有美国公民都可以前往开拓新前沿。”科学发现将是美国在20世纪的昭昭天命，正如西进运动是19世纪美国的使命一样。实现方法就是设立一个由科学专家运作的新机构“国家研究基金会”（NRF）。一个月后，在广岛与长崎投下的原子弹成为布什所论技术力量的一个冷酷而有力的论证。

从一开始，“二战”后的美国政治家和科学家在谈及高技术投资改变世界的正面影响——扩展知识的边界、深入未知、改善社会、推动民主——和最初促使政府投资其中、令人不安的与战争相关的原因时，就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范内瓦·布什谈论的是“无尽的前沿”，但政治领导人之所以同意在科学与技术上投入庞大的公共资金，为的就是能够进行无尽的战争。1949年，国会得到一条令人警惕的消息，苏联人成功制造了他们自己的原子弹，这向美国的领导人表明，苏联的科技力量远超他们的想象。在这之后，布什提出的为基础研究提供资金而创办公共机构（现在改名为国家科学基金会，简称NSF）终于成为现实。一年后，随着美苏争端激化了朝鲜战争，杜鲁门政府发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即《美国的目标与国家安全计划》，授权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在由物理学驱动武器研发的年代，这意味着科学与技术将得到更多经费。截至1951年底，美国在军事采购上的投入已经超过450亿美元。

艾森豪威尔与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53年推行的“新面貌”战略加速了研究重心向先进电子设备的转移，并将国防开支从地面部队与常规武器方面转移到日益精密的武器和用来设计这些武器的计算设备上。军事规划者们评估电子行业需要将生产能力提高5倍，才能满足国防安全的需要。

对电子行业的巨大推动不仅来自战争结束后头十年美国政治领导人向科学投入的巨额资金，还与这些资金的使用方式有关。因为这个时代同样是麦卡锡“猎巫行动”的高峰期，直接且集权化的政府规划被抨击为“社会主义”与“独裁主义”。因此，国家科学基金会遵循范内瓦管理战时科学研发办公室的先例，它本身并不进行科学研究，而是在激烈的竞争、严格的挑选之后将资金分配给大学研究人员。“每个想法，”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员们在第一份年度报告中写道，“都必须与其他想法进行市场竞争。”

同样，在研发的“发”方面，陆军与海军将设计、制造高科技武器的工作外包给了私人电子与航空企业，重振了这些曾经在战争期间蓬勃发展、但在对日本的战争胜利之后衰落的产业。国防部的官员们说服国会授权加大对电子制造厂的税收优惠力度，并为这些公司购买生产军用设备所需的昂贵机器。

新技术渗透进“冷战”军事机器的各个领域。从士兵口袋里的对讲机到横跨大陆的雷达系统，电子通信设备驱动着现代军队的方方面面。一架轰炸机要搭载20套不同的电子设备，每套价值都相当于十年前的整架飞机。超音速飞机需要先进的电子设备辅助飞行员，就像一名航空企业高管所说：“飞机在空中飞行的速度比人思考的速度快得多。”到1955年，归功于电子产业方面投入的资金，这个产业的年收入达到了80亿美元，在美国是仅次于汽车产业与钢铁产业的第三大产业。

年轻人和技术人员

军工复合体的运作也依赖人力。加速研发需要成千上万具有顶尖水平并且像特曼那样热心于工作的物理学家、工程师、数学家与化学家，这样的人才供不应求。全美国在1946年至1948年只培养出416名物理学家。这是个经典的“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军方需要最好的科学家，而当时几乎所有这样的科学家都在大学里工作，吸引这些人离开大学加入国防研究项目，就会影响前沿基础研究，同样也会影响大学培养更多的科学家。五角大楼发言人埃里克·沃克沮丧地评论道：“我们增加国家战略资源的速度十分缓慢。”1952年，国家科学基金会预计美国将缺少约10万名科学家，但军事规划者对此抱有积极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杜鲁门的国防动员局局长、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电气查理”威尔森评论道，“短缺是我们进步的象征。”

对于年轻人和技术人员来说，未来的世界有着无限可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任何一个周末，纽约人只要拿起《纽约时报》（周日版）随手翻翻，就能看到报纸上的招聘版面满是针对技术人员和有抱负的人的宣传。“诚招：科学开拓者。”康涅狄格州的国防承包商AVCO公司的广告写道。“你的未来将与原子一样潜能无限。”波士顿的轨迹实验室称赞道。“你是一位追求成长的工程师或制图员吗？”宾夕法尼亚州的西屋公司问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触过军事技术的人特别受欢迎（“退役军人优先。”斯佩里陀螺仪公司的广告写道），但更加珍贵的是少数拥有电气工程或者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人。“如果你可以做出贡献，”IBM承诺公司会给予回报，“你会发现IBM的设施、同事与氛围都能促你成功。”

当然，这些广告都出现在当时有性别限制的“男性招聘”版面。这些国防承包商早年聘用的一大拨技术人才，看起来就和美国大学的科学与工程教室一样：几乎全是男性，都是白人，年龄不到40岁。《纽约时报》提醒读者：“这是一个年轻人的行业。”

然而，深入挖掘一下，你就能找到一些不符合这种刻板印象的工程师例子。军队在战时不实行种族隔离，因此培养了大量受过技术训练的黑人退役军人，对工程人才的强烈需求与人才短缺的社会现状给了他们在种族隔离且地位极不平等的美国十分罕见的就业机会。全国的黑人报纸认为，这些人的成就证明了他们种族的能力。读者们能够读到热情洋溢的报道，比如对雷蒙德·霍尔的描写，他结束了在普渡大学的一个顶级工程项目，在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就职；抑或是对爱德华·W.琼斯的描写，他以前是传教士，现在是物理学家，负责管理初级工程师，并在西屋公司负责绝密测试项目。“我们要像爸爸一样成为物理学家。”他的四个孩子（三男一女）对黑人日报《匹兹堡信使报》的记者说。

女性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战时的工作需要产生了大量女性计算机程序员。她们能够接受培训并得到工作机会，不仅是因为男性都在战场上，还因为硬件设计者认为编程与电话接线员和速记员类似，属于死记硬背而不是技术型工作。这项工作被称为“编码”，因为它被认为只是简单进行抄写或编译，而非原创。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媒体狂热地赞颂着大型主机——“电子大脑”——强大的计算能力，却很少关注创造了这一切的女性操作员的劳动。在20世纪50年代，虽然日益增加的证据表明编程是一项创造性工作，需要大量技能以及知识储备，但它仍被认为是文书工作。这也让年轻女性得以进入这一行业，并在实践中学习。如果这些女性能像安·哈代那样学习大量科学与数学课程，那么她们就能够胜任管理职务。

但是，她们要获得晋升并不容易。哈代靠着她的编程能力、职业操守以及对身边的性别歧视的反抗，终于在就职于IBM的第六年获得了晋升。她成为IBM“拓展”项目（又被称为“IBM 7030”）的早期成员，这个项目旨在为政府在洛斯阿拉莫斯进行的核研究制造超级科学计算机。就像政府自主的许多项目一样，“拓展”项目正如其名，真正拓展了计算可能性的边界。IBM 7030的售价接近700万美元，只建造了9台。联邦政府是一个要求极高的客户，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人员在前期规划会议上就提醒IBM，这个型号的计算机需要“高可靠性”与“紧凑的尺寸”。其结果是，这种计算机至少在几年之内都是世界上运算最快的计算机。安·哈代是少数懂得如何给这种计算机编程的人之一。

然而当“拓展”项目完成时，哈代已经厌倦了与“蓝巨人”的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斗争。她一直忠于公司的安排，在哈德孙河上下游穿梭往来——从纽约搬到奥西宁，后来又搬到波基浦西。她出色的编程技术使她晋升为中层管理人员，但是如果没有MBA学位，她就无法更进一步，她的主管还建议她最好拿到哈佛大学的MBA学位，问题是哈佛大学不招收女性。“我所看到的一切职位，我都无法得到，”她愤怒地回忆道，“总是有阻碍。”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发现她的男性下属工资都比她高。在与高层面谈之后，她得到了一次大幅涨薪，但她的工资仍然比团队中工资最低的人还少。

那就这样吧。哈代离开了IBM，也离开了东海岸。如果她不能拿到哈佛大学的MBA学位，那她就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去，那是世界上最适合学习科学与工程学的地方之一，她要在那里重返课堂。一年之后，她加入了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那是位于湾区东部偏远但阳光灿烂的山区的一处绝密设施。她不再是实验室中唯一的女性技术人员。“我实际上是和另一个女人共用一个办公室。”她惊叹道。美国的公司完全不习惯让女性进入管理层，与之相反，由美国军方主管的这个强大的科研机构自“二战”时期建立以来就有大量女性技术人员参与，而且男女平等的精神一直延续至今。在当时美国军方核技术研究中心的严肃氛围中，“他们不会认为你这样的女性无关紧要”。

安·哈代并不是唯一迁往西部的人。在那个年代，许多美国人都在四处迁移，许多公司都在不遗余力地招收年轻人与技术人员，也有很多人抓住机会走向阳光地带。

“西进”

弗雷德里克·特曼在他位于剑桥市、砖砌的四方院的战时办公室里，见证了美国高科技的发展轮廓逐渐清晰，并且确信北加州虽然尘土飞扬却很安静的小小校园也会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斯坦福大学的关键时刻，他在写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坦率地承认：“我们要么进一步挖掘我们的潜力，使这所西部学校达到类似哈佛大学在东部那样的地位，要么堕落到达特茅斯学院那样的水平，这所令人敬重的学校对国民生活的影响力大概只有哈佛大学的2%。”现在，高科技研究已经是美国的头等大事，成为一所实力强大的大学不仅意味着可以在学术界炫耀，还可以为整个地区带来一波新的经济增长浪潮。回到加利福尼亚之后，特曼开始劝说斯坦福大学的管理层抓住即将到来的大量政府合同带来的“绝佳机会”，即使这意味着要对大学进行重组。

这可不容易。即使在战争结束后，电子计算行业仍然主要位于东海岸，那里是大大小小的公司、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大多数私人客户的所在地。费城有UNIVAC（UNIVAC后来成了所有大型计算机的代名词，就像舒洁面巾和谷歌后来变成了所有此类产品或服务的代名词一样），它是第一家大型数字计算机制造商，是战争期间宾夕法尼亚大学建造的传奇全数字化计算机ENIAC的商业化产物。纽约有IBM，这个公司骄傲地宣称“公司的业务就是帮助其他行业开展业务”，其销售能力使其在大型计算机供应商中迅速占据了统治地位。

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不仅是不断发展壮大的联邦研究体系最大的参与者，这些大学的领导者还是这个体系的缔造者。它们的主导地位使波士顿成为战后第一个创业中心，无数公司在这里脱离大学实验室，投入了高科技风险投资基金的怀抱。在那些灯光闪烁、嘀嘀作响的巨大计算机的奇妙而可怕的世界里，相关制造商和市场几乎只存在于东北走廊800多千米长的狭长地带中。

然而，特曼注意到了一个被他人忽视的情况。国防开支的巨幅增长使整个国家的高科技产业重新布局，东海岸不仅是先进电子设备之都，而且为西部的创业企业创造了绝佳的入场机会。核时代使西经100度以西的干旱地带在工业上发挥了新的作用，广袤、偏远、人口稀疏的沙漠为进行机密的核研究与核试验提供了条件。

大古力水电站、胡佛大坝以及两者之间的每一条河流与瀑布，再加上20世纪30年代大干旱与大萧条期间开始建设的大量水坝项目，为战后的航空工业提供了所需要的大量廉价水电。在整个太平洋沿岸，那些设有军事基地与造船厂、参与过对日作战的城市，现在都有全速运转的工厂，它们生产着飞机、导弹和其他设备，在多条战线上支持资本主义美式民主与苏联的对抗。对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偏重使总部位于西海岸的许多航空航天公司——从波音公司到洛克希德公司，再到休斯飞机公司——成为全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商。

对于该地区的大学而言，科学的确是无尽的前沿。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其他常春藤学校仍然高居联邦政府投资名单的榜首，但研究支出的总额已经大到也能让美国其他地方的机构获得可观的资金。大量科研经费涌入美国西部位于太平洋沿岸的大学——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覆盖着常春藤的四方院，到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鲜花芬芳的大厦。在大笔公共资金的涌入与数量不断增加的学生的推动下，这些学校已经变成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所说的具有极大经济与政治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

从舒适的东海岸审视遥远陌生的加利福尼亚时会发现，制造原子弹的物理学家所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战后研究体系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外人主要是对斯坦福大学的成就感到惊讶，这所大学只不过是19世纪一个强盗大亨和他多愁善感的妻子心血来潮的产物，为人所知的仅有那里优美的景色、强健的足球队和赫伯特·胡佛（他在1932年选举中受挫，退休后居住于此）。谁能想到这所大学竟会成为尖端电子研究的中心？谁会想到北加州的一所大学所在的小镇竟会变成高科技世界之都？

弗雷德里克·特曼对此不曾有过片刻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