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道术

鬼谷子是中国历史上的奇人、异人，传说他一生教了很多名人学生，比如，同为兵学大家的孙膑和庞涓，同为纵横家中的杰出代表苏秦和张仪。但奇怪的是，这些名人学生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要么抑郁而终，要么死于非命，要么身心残缺。更奇怪的是，他的学生效命不同诸侯国，老是对着干，不搞死对方决不罢手。这就连累了鬼谷子学说，虽然水平一流，却成为智慧黑金，甚至被斥为邪说。鬼谷子本人也被异化，成为撒豆成兵、斩草为马之类的玄幻、妖邪人物。

鬼谷子的学生都学有所成，大名鼎鼎，为什么会陷入互害模式不能自拔？因为他们只学会了术，忽略的偏偏是老师一再强调的道。换言之，无论是苏秦、张仪，还是庞涓、孙膑，精通的都是术和艺，而非道与德。

关于鬼谷子师徒，历史上留下了很多民间故事。可惜，都是些奸巧诡诈之类的智计比拼。比如，鬼谷老师特别喜欢让不同学生去做同一件事，考察学生的才干学识。他让庞涓、孙膑两人一天之内各砍一百担柴火。庞涓实在一些，辛辛苦苦砍一天，才砍了五十担，没完成实践课作业。孙膑呢？先游山玩水晒太阳，再扒拉些枯草朽枝，放倒一棵柏树，削成扁担，轻轻松松地挑了回去，这就是“柏（百）担柴火”。还有一次，鬼谷老师又让两人各拿三文钱到集市上买东西，要填满三间空房子。庞涓买了最便宜的灯芯去填空房。孙膑呢？买了三根蜡烛，到了晚上一点燃，满屋就充满了光亮。

当然，这些都是民间传说，并非确有其事。但民间传说却形象生动地传递了一个信息：鬼谷子的两个弟子所学的都是一些应对策略，有急智巧思，多计谋诈术，但偏偏就少了诚信、容隐、宽恕这些好品行和大智慧。只论成败输赢，不管善恶是非，这就是鬼谷子的一帮聪明学生逃不过悲惨命运的真正原因！

学生的失败，也就是老师的失败。所以我们说：鬼谷子是奇人，但不是良师。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古人如何教育孩子处理道与术的关系呢？根据历代家法，父祖辈对儿孙的教育一般采用以术悟道的方式，循序渐进，教诲疏导。

古代蒙学，要求小孩必须早起，洗漱完毕后，还要承担一定的清洁卫生任务，比如，扫地抹灰之类；拜谒、伺候长辈起床、洗刷，统称“洒扫应对进退”之礼。古人将此定性为“圣人之道”。宋代理学家程颢甚至主张：洒扫应对是精义入神的大事，贯通起来就是“理”。

扫个地，抹个灰，怎么会是“圣人之道”？还要上升到“理”的高度？这就是所谓的“上学下达”——最抽象的道或者理通过最直观的经验去体证、感悟。如果一户人家的孩子，每天早起扫除，晨昏定省，对待父母、兄长、弟妹文质彬彬，这就具备了一个君子应当具备的基本德行：敬与慎，就能够抑制天性中特别容易泛滥的两种恶：傲与惰。

清初大学者孙奇逢用程颢的学说教导儿孙：千万不要以为打扫清洁、问候请安这些是小事。圣功成于蒙养，大儒从来都是在童年时期就养成了终身品性，你们一定要努力。[1]

晚清甘树椿在《甘氏家训》中将儿童打扫清洁的功能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习苦耐劳，远离逸惰；二是有益卫生，防治疾病；最重要的是第三方面：

可使心地清明，外地洁则内地亦洁，外尘去则内尘亦去，是亦澄心之一助也。——（清）甘树椿：《甘氏家训》

打扫清洁卫生，可以让一个人心地清明。外部清洁了，内心也洁净了，灰尘扫除干净，内心自然干净，这是一种澄心证道的手段。

换言之，洒扫应对进退，这是“术”。经过长期训导教化，孩子就能从中悟“道”明“理”，养成勤、俭、敬、慎等优良品格，成为善人、君子。

这就是古人要求孩子做家务的真正原因！这就是典型的以术悟“道”！

但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道、理虽然精纯单一，抽象玄妙，术却可能千变万化，还有正邪之分。如何才能教育子女走正路，明事理，证大道呢？这就取决于家教的目标定位和具体措施。

比如曾国藩家就很具体，为了戒除子孙的怠惰恶性，以“早起”为家法。曾国藩教育弟弟：

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清）《曾国藩家书》

要除去惰性，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不准睡懒觉。

良好的生活习惯养成了，家法就会上升到生死、贫富、安危、胜负、穷达、苦乐、得失等层面，要求子孙以术求道、以术证道、以术统道。

比如在生老病死面前，富贵贫贱一律平等。明晓了这个道理，什么富贵虚名，都只能是生存之术，而非生命之道！南宋的倪思总结说：

富贵之胜于贫贱，皆无紧要事耳。至大利害亦与贫贱者一也，老也，病也，死也，皆最要紧事，不可以富贵移易者，故曰与贫贱者一也。——（宋）倪思：《经鉏堂杂志》

富贵胜贫贱，这是世人的粗浅看法。为什么有这种荒谬的观点？因为没找到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天地之间，有三个标准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年老、生病、死亡。一个人钱再多，买不回青春；一个人官再大，换不来健康；富甲天下、位极人臣，也停不住走向死亡的脚步。所以，在人生的必然规律面前，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是洞达人生、悟透生死的智慧之言，直接影响儿孙对生存目标和行为方式的理性选择和超然态度。

比如安危。东汉末年有个姓庞的隐士，人称庞公，是个遁世高人，官府再怎么征辟（bì）——古代皇帝或官府征召某人做官——都不上道。一辈子蜗居乡下，夫妻相敬如宾。古代征召隐士出山，都要准备好漂亮的车马和大量礼物、钱币，让他安顿好家庭就上车出山，报效君王。偏偏这庞公守着茅屋不出门，喝着鸡汤胜参汤。有人就开始议论，只要小日子，放弃大富贵，太笨了。今天所谓的“不上路”“不上道”，指的就是庞公这类人。

庞公安居乡下，和老妻一耕一耘，甘贫乐苦。荆州刺史刘表亲自到乡下延请他做官，哪知道老先生力田不止，不为所动。刘表就站在地埂（gěng）上说：老先生这样辛苦一辈子，忍苦耐穷，你自己轻松自在了，拿什么留给子孙呢？庞公歇下犁头，擦擦汗，说：世上的人都追求荣华富贵，还想儿孙代代享用不尽，哪知道这些都是害子孙的笨招。我虽然辛苦操劳，但留给子孙的却是安泰。自耕而食，自织而衣，除了依靠老天和自己，谁都不靠，不用担心被构陷贬官，不用担心被杀头灭族，这是多舒坦的事啊！

刘表只好叹口气走人。心想，这人还真不上道！庞公夫妇担心刘表再来，干脆田地也不要了，逃到鹿门山采药度日，远避尘嚣。[2]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动乱时代，避开名利，蜗居乡下，耕读教子传家，确实是最明智的选择。这就是张履祥劝诫子孙力农、曾国藩劝诫子弟坚守耕读传家的真正原因。

比如胜负。一般人只注重用兵之术，以术求胜，而忽略了用兵之道：止戈为武，本在以战求和。但《孙子兵法》中却说：“兵者，诡道也。”——行军作战，是诈诡之道：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兵法·始计篇》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这是兵家制胜的法宝，绝不可以让敌人预先知道。

这种诈诡之术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无数杰出精英民族的互害模式，带来了荣誉，带来了辉煌，也带来了苦难和死亡。

争端不可避免，战争是最后的手段。但战争仅仅是手段，不是目的。战争的最终目的在于和平，这才是用兵之“道”。如果以“术”统“道”，一将功成万骨枯，军队最终只会沦为特定利益集团的暴力机器。

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羊祜担任荆州都督期间，他的死对头是江东名将陆抗。虽属对头，两人交情却秉承君子之道：陆抗送酒给羊祜，羊祜一饮而尽；陆抗生病了，羊祜送的药，陆抗直接就喝了，还说“世上没有送毒药的羊祜”；吴军将领侵边，羊祜直接将他灭了，但又守护尸体，以隆重礼节护送出境；有部下劝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羊祜就将这些将领灌醉，偷袭自然成了泡影；吴国人种的庄稼熟了，羊祜让军队收割完毕，全部送还。

所以羊祜活着，敌国对手对他推崇备至；羊祜死后，吴国的政治高层、军队将领、普通百姓都痛惜不已。

这就是德行的力量！这就是军魂！这也是兵道！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所谓军神，羊祜应当是千古第一人！

这看起来和家法没关系。但我们必须交代清楚：羊祜的外公是蔡邕，生母是蔡文姬的亲姐妹，前母是孔融的女儿。简言之，羊祜是几代世家大族家风家教培育的文武精英。知道决定胜负的不是武力征服，不是阴谋诡计，而是德行感化、理解信任！

比如苦乐。韩休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家法严整，家风俭约。他的曾孙女出身名门，嫁给了柳公绰，持家俭素，不穿绫罗绸缎，不坐金碧车驾，进出皇宫拜觐只坐竹兜子。晚上儿子们必须夜读，宵夜就是当妈的用苦参、黄连、熊胆和的丸子，苦得难以下咽。她用这种方式教导儿子柳仲郢：要安乐就必须先习劳苦。[3]

这就是“术”，但儿孙们领悟的却是“道”。后来柳仲郢成为一代名臣，和韩氏的以术证道的家教有着必然的因果关联。

实际上，韩氏不仅是严母，还是慈母——按照传统中医理论，苦参、黄连、熊胆都是清心明目的好东西，既让孩子知道了人生艰苦创业的道理，还得到了养目强身的效果。

比如贫富得失。俭素持家是调剂贫富有无的手段，是“术”，但儿孙辈由此感悟的却是“道”，是对财富取舍的一种智慧。按照倪思的分类，俭可分为三等：第一等，道术合一。俭约自守，恬淡度日，优哉游哉，不为外在物欲所役使，精神往来于天地之间，这类人是圣贤，俭既是道，也是术。第二等，以术求道。清俭度日，不奢靡，不求人，保持独立的人格操守，这类人是善人，以俭养廉，以俭养德，以俭避祸。第三等，以术害道。吝啬成性，不积德，不养性，只顾积累家私，为儿孙辈丧志失身做准备，既苦了自己，又害了儿孙。这类人蠢笨无比，最终只能成为钱财和儿孙的双重奴隶！[4]

世间万事，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然是“术”，所以然是“道”。历代家法除正面引导、熏陶儿孙养成勤俭、谦谨、忠信等品行外，还设置了大量的禁止性规范约束子女身心。比如历代家法都将赌博视为恶业，坚决禁赌。

赌博是人类智慧、勇气的经典再现，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之一，但败坏心志、偏离正道。倪思对子弟管教很严，女儿出嫁时还专门规定了“十戒”，第七戒就是“不得赌博”。

为什么历代家法禁止赌博？因为这是典型的以术害道！

第一，迷心志，丧廉耻。赌博依靠的是一种侥幸和投机，但隐藏其后的就是贪鄙之心。《袁氏家范》警戒儿孙：

博与弈，乃贪心，杀心，痴心，嗔心之变理也。于事虽小，害道则大。人家不肖子孙，堕其窟窖，至有败荡家业。——《袁氏家范》

博弈激活、诱发的是人的贪心、杀心、痴心、嗔心，是邪术歪理。看起来是小事，却极大地伤害正道。人家子弟一旦落入此道，必然心志沦丧，败家伤身。

吕祖谦《辨志录》专门引用韦昭的《博弈论》教训子孙：

亷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三国）韦昭：《博弈论》

赌徒们开始都是客客气气，有礼有节，大气从容。赌到后来，现金没了，就典质衣物首饰，祖宗家产，甚至卖妻卖女。到了这份上，廉耻之心丧失殆尽，忿戾之气形于颜色。丧志伤神不说，还虚度光阴，荡败祖业，大伤人伦，有百弊无一利。

宋代赌博业特别发达，是很时尚的“雅事”。但和司马光并称贤相的吕公著从小就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别人问他，官民赌博成风，你为什么不赌？吕公著回答了八个字：

取之伤亷，与之伤义。——吕本中：《童蒙训》

赌博这种事，赢了别人，取之非道，有伤廉德；输给别人，加重别人的侥幸求财心理，一天不赌就心发慌手发痒，这有伤恩义。

第二，乱礼仪，败家声。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精于赌博，勇于钻研，为赌博专著《打马图》写下序言。李清照认为：

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宋）李清照：《打马图序》

赌博就是一种依靠手气、运气或者技巧争先抢胜的术艺，只有精通的人才能百战百胜。

既然是一种争先抢胜，必然有亏礼让容恕，所以司马迁将赌博界定为“恶业”：

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史记·货殖列传》

赌博是一种恶业，但偏偏很多人借此发财致富，误导众多子弟趋之若鹜。

直到今天，除了家庭小聚游戏，赌博场上都有两个规则：一个是父子不同桌，也就是父子两人不能坐在同一张赌桌上竞输赢，这还算是顾全父子恩义；另一个规则就是父子不认，如果同桌，只认输赢，不认父子恩义。父子伦理，全盘沦丧。

第三，坏世风，颓国运。历代家法禁止赌博，是因为术不配道，甚至背道而驰。赌博为什么会危及世风和国运呢？

我们以南宋为例。南宋虽然是经济巨人，占据了世界上最大的财富总量，就连今天的美国也没这水平。但民风、官风沉醉于赌博却成了一个致命的社会问题。

老百姓嗜赌，从生活日用到不动产再到歌姬舞女都可以拿来赌，街头巷角，茶楼酒肆，不分日夜。有的人赌到最后只剩少量钱财，全部作本推出，这就是所谓“孤注一掷”。[5]以至于出现了“穷富赌钱社”等行业性组织，出现了专业赌场“柜坊”。[6]

军人也赌。有三个巡逻兵把军装典质了去赌，输钱后就在路上杀人，剥下衣服偿还赌款，赎回军装。[7]

身居闺阁的女性们也出门赌博。一到华灯初上，纷纷浓妆艳抹出门，看赌自赌，玩得不亦乐乎，门风大坏。[8]

身居高位的官员甚至有些皇帝也是无处不赌，无时不赌。比如流行的赌球。著名的高俅就是因为擅长踢球，深得皇帝欢心，把自己踢成了太尉和天下兵马大元帅。再看澶（chán）州一战，战争一触即发，前敌总指挥、宰相寇准还和杨亿赌得天昏地暗；金兵南下，襄阳被围，丞相贾似道还淫乐赌博不止。

贾似道这辈子有没有贡献？有。他最大的贡献就两个：写了斗蛐蛐的《促织经》，另一个是姐妹篇《秋虫谱》，算是为中国赌博事业立下了不世功勋。

以术害道的后果是什么？同时代人记载：先赌钱，后偷盗，再结成组织当强盗，劫盗、纵火、行奸、杀人、造反！[9]

所以，金兵南下，势如破竹；所以，南宋灭亡，那是历史规律和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