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功德（上）

首先申明，本书讲的功德不是佛教意义上的功德，而是传统儒学意义上的功业和德行。

曾国藩生前和弟弟们讨论过人生的三不朽，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最高人生境界。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古代家法的最高目标。

什么是“三不朽”？这来源于《左传》叔孙豹和范宣子的一段对话。春秋时期晋国的政治家范宣子认为，一户人家只要代代有传人，世世有官做，就是不朽。身为鲁国大夫的叔孙豹坚决反对：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叔孙豹认为：真正的不朽不是官位传承，不是生命传递，而是道德精神和伟大功业让人千秋留名，万古流芳。具体又可分为三个层次：最高的是创制法典，发明万物，博施济众，造福苍生。比如发明五谷的神农，创制八卦的伏羲，这些人将人类文明从蒙昧时代推向文明时代，所以死而不朽，这是立德。第二个层次，建功立业，匡扶危难，比如治水英雄大禹，射掉九个太阳的后羿。这些人救民于水火，所以死且不朽，这是立功。第三个层次，精通义理，传承文化。这类人就多了，比如老子、孔子、庄子等，创立学派，传播文化，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所以死且不朽，这是立言。

但这三个标准太高还不好把握。曾国藩就认为，三不朽中，最难的是德，最空的也是德。“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者。”——从周朝、汉代以来，很少有以德传为不朽的事例。即便第三个层次的人都是圣贤一流，一般人也只能望洋兴叹。

目标太高，做不到，怎么办？历代家法有的是智慧，将三不朽的精神归纳起来，强调“功”“德”合一并融入日常生活，要求子女由低到高，能达到什么程度就上什么台阶，既切于实用，又简捷易行。

家法经常以具体的人和家族的命运教育子孙，要求他们“德”“功”并进。

岳飞和秦桧就是德行对立的经典个案。虽然德的内涵、外延很难进行精准化设计、考察，但古人却可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对特定人及其家族的具体言行进行道德考评并引导子孙的行为取向。

岳飞力主抗金，功勋德行，有目共睹。后来冤屈而死，被奉为民族英雄，岳家子孙直到今天都以身为岳飞的后代而自豪。秦桧迎奉皇帝偏安之意，死后被视为奸臣。民间在岳飞墓前塑了秦桧夫妇两尊跪像，阳间阴间，千年万年让这两口子请罪。一个是青山有幸埋忠骨，一对是白铁无辜铸佞臣。其后代子孙也惧于言论，不敢公开认祖祭祖。

清代乾隆年间翰林院修撰秦大士是秦桧的后人，状元及第，担任乾隆皇帝的御前殿撰，也就是文字秘书。有一次，乾隆皇帝忍不住好奇，问秦大士是不是秦桧的后代？秦大士很尴尬。如果说不是，是欺君灭祖；说是，先祖名誉实在糟糕。只好回答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祖先遇见了昏君，只好做昏事烂事；我遇见了明君，自然做忠臣直臣。

根据民间传说，秦大士和袁枚游西湖，到了岳坟，袁大才子请他撰联自励。秦大士口诵一联：

人从宋后少名桧，

我到坟前愧姓秦。

人家子弟从宋代以后就很少取名叫“桧”；我到岳坟前很惭愧自己姓秦。

一个“少”，一个“愧”，说明后代子孙对先祖德行的失望和愧疚。

秦桧的墓地在南京，历史上以“秽冢（zhǒng）”出名。据明代史料记载：秦桧墓“丰碑屹立，不镌一字”——墓碑很高大，但上面一个字没有，算是无字碑。到后来，南宋中兴大臣孟珙（gǒng）破金南归，屯兵秦桧墓前，命令士兵在墓上大小便，所以称为“秽冢”。[10]

实话实说，秦桧很有才，也很勤政，身居相位还干了很多大事、实事，但为什么就不能成就“功业”呢？因为“德行”欠缺。

传统家法如何认知和体现功业和德行之间的关系？结论很明确：德行是根茎，功业是花果。修德为本，功业随缘。

元代许衡写诗劝诫两个儿子许师可和许师敬：

但期磊落忠信存，

莫图苟且功名新。

——（元）许衡：《许文正公遗书》卷十一

为人为官，要光明磊落，忠君诚信，不可侥幸贪图功名利禄。

从效果上看，许衡自己的道德文章一流，为官清正廉明。他的两个儿子继承父风，德行优良，治国治民都有很大的成就。许师敬更是三度为相，和许衡一样，成为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还是著名的天文历法家。

对于一般读书人，所谓的功德就两项：进德和修业。增进道德，修习学业。至于能否建功立业，还得等待时机。曾国藩的弟弟科举考试失败，心灰意冷，曾国藩写信劝勉说：

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至于功名富贵，丝毫不能自主。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清）《曾国藩家书》

读书人自己能够完全把控得住的，只有进德和修业两项。至于能否荣华富贵，能否建功立业，这要看时机、看运气。进德修业，尽心尽力与否在自己，成功不成功在天，千万不能心生妄想，要一举成名天下知，动不动要建立不世功勋，流芳百世。

曾国藩教导弟弟要做到三点：刻苦自励，心平气和，寡尤少悔。

刻苦自励是自己努力；心平气和则是保有良好心态。如果一个人努力了，没有成功，中不了举，考不上进士，那只能找自己的不足，不能骂考官不长眼，老天不开眼，而应当心平气和，再接再厉。

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清）《曾国藩家书》

如果一时不成功，就抑郁伤怀，怨天尤人，这种心态不仅不能待人接物，涉足社会，也不是养德之道；不仅养不了德，还伤身致病：肝气不舒，性情敏感，品行有亏。最终肯定是德业两败，伤人害己。

即便进德修业达到一定境界，也要不断增进德能，先不要追求什么天大的勋业，能做到“寡尤少悔”——少做错事少后悔就是最大的成功。曾国藩谆谆开导弟弟：洪杨兵兴，天下大乱。在这种非常时刻，立身行事，最容易造孽，但也最容易积德。我招募湘军之始，就将爱民救民作为首要目标。多年来，虽然不敢说全部做到了，但心里念兹在兹的还是爱民保民。到今天，很少有后悔愧疚之事发生。[11]

无论是德行劝勉，还是心理疏导，曾国藩做得都很科学、很到位：冷静克制，真诚耐心，公允中正。

曾国藩的训导还延伸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功业不是功利。明代洪应明的《菜根谭》有两句话：

无胜于有德行之行为，无劣于有权力之名誉。——（明）洪应明：《菜根谭》

世间万事，没有什么比有德行的言语举止更可贵；没有什么比依仗权力官位获得虚假荣誉名利更可耻。

遍检史料，洪应明的感慨并非道学家的空头牢骚，而是针对当时官场风气有感而发。隆庆、万历年间，世风日下，士风日下，宦官势力渐起，士大夫为名忙、为利忙，连边关守将也虚报战功，以求封赏。为什么会这样？有钱就能买官，有官就能捞钱！想要进内阁，要么依靠宦官援引推荐，要么自己出钱买官！

在离心离德的时代，偏偏出了个赵大周。这人食古不化、不通时变，但忠诚许国，秉公持正，后来被嘉靖皇帝直接提拔进入内阁。何良俊对他评价很高，说他刚直有口，不容沉渣。赵大周谴责当时的边将如宣大总督陈其学等人：

虚张报捷，当事者纳其重贿，即滥冒功赏，岁以为常。而包藏祸患，将来有不可胜言者。——（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

虚张声势，明明是用钱财买和，偏偏要说是驱除鞑虏，杀了多少敌军，俘虏多少敌军。朝廷当政者收受重贿，贪图功名富贵，纷纷冒功滥赏。如此包藏祸心，必然带来无穷边患，结局惨不堪言。

后来的结局不幸言中。但赵大周本人太直太戆（gàng），很快被排挤出局。

传统家教对功德关系如何进行目标定位的呢？

第一，珍惜生命，重视人伦。古代养女儿是一个家庭的沉重负担。不仅要吃穿日用，还要精心培育，最后出嫁还得送上丰厚的嫁资。否则，女儿在夫家没地位不说，还影响娘家的声誉。所以，从先秦时期就留下一句俗谚：养女贫家，“盗不过五女之门”。一家养五个女儿，小偷都不会光顾。为什么？太穷了。[12]这就导致很多家庭溺杀、抛弃女婴，成为民间陋俗。

颜之推在家训中对此提出严厉批判，教导儿孙断不可为：

女之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传体，其如之何？世人多不举女，贼行骨肉，岂当如此而望福于天乎？——（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

女儿成为家庭的拖累，确实是事实。但上天有好生之德，都是父母的骨肉，为什么非要溺杀、抛弃？世人生下女儿后都不愿意长养抚育，甚至戕杀骨肉，如此行径怎么能让老天保佑？

这是一种家教理念和行为规范，隐含了一种可贵的人道主义光辉。要求子孙珍视生命，关切人伦，这既是善念善德，也是功业功德。

这种理念演化为后代家族为人为政教育目标的主旋律。晚明冯梦龙很有才，写下了很多经典作品，但科考之路一直不顺。到57岁才补了个贡生。崇祯七年，61岁的冯梦龙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到任之初就针对当地溺杀女婴的陋俗发布公告，这就是《禁溺女告示》。他以基本人情人伦感化当地百姓说：不管是男孩女孩，都是怀胎十月，吃尽辛苦才养育而成的，都是自己的骨血，为什么忍心淹死她？当爹的想想，如果不养女孩，你从哪儿娶妻？当妈的想想，如果不养女孩，你自己又从何而来？[13]

不用说，冯梦龙的地方治理理念来自于颜之推的家训。这种理念警醒我们：禁止残害生命，维护基本人伦，这就是为人父母和地方官最大的功和德。

第二，严于教诲，为国育才。这和功德有什么关系？我个人认为，成功的家教本身就是功德。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如果家教得力到位，不仅家族和睦，地方稳定，还可以向国家输送海量的优秀人才，这就是利家利国的善行和功德！

历史上父母宠溺子孙，陷于毁灭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刘宋时期的废帝刘子业，是刘宋孝武帝刘骏的长子。因为母亲王皇后受宠，自然也如鱼得水，骄纵过人。到了青春期，偏激暴虐，孝武帝和王皇后想再来矫正，但为时已晚。孝武帝西征，刘子业给当爹的写了一封慰问信，浮皮潦草，字还写得歪歪扭扭。孝武帝大怒，回信严厉训斥：给老子写信都如此漫不经心，这是罪过！听说你一直懒惰懈怠，偏激暴戾，为什么就如此顽固不化呢！[14]

话虽如此，但因为是长子，又是自己最喜欢的女人生的儿子，刘骏还是将刘子业立为太子。无数的悲剧开始上演：他杀掉叔祖江夏王刘义恭一家，肢解尸体，剖开内脏，还把叔祖的眼睛泡在蜜饯（jiàn）里，叫“鬼目粽（zòng）”。他把自己的几个叔叔建安王刘休仁、湘东王刘彧（yù）、山阳王刘休祐用竹笼装起来称重量。湘东王最重，被封为“猪王”。更严重的是，他母亲王皇后死前病重，要见他一面。他却说：要死的人面前鬼怪多，太吓人了，不去！王皇后死前痛不欲生，对身边人说：拿刀来，看看我这是什么肚子，生下这么个儿子！[15]

后来，刘子业被无情诛杀。死时特别年轻——17岁。

表面上看，刘子业的罪孽是自找的。但究其源头，还是因为父母的宠溺，导致刘子业丧心病狂，无视基本的人性人伦，成为千古人伦惨剧的典型代表。

颜之推对刘子业的悲剧大发感慨，要儿孙引以为戒。他说：对子女绝不能“无教而有爱”——只管宠溺而不教诲。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

父母既要严肃有威信，又要让子女感受到你的爱。只有这样，子女才知道敬畏，言行谨慎，不会无视人伦，不会祸害社会。这既是父母养成之功，也是父母化成之德。

孔子有个观点也说明了这一点：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个人孝敬父母，才能忠于君王；如果连父母都不放在心上，绝不可能成为忠臣！

颜之推极力推崇梁朝大司马王僧辩的母亲魏夫人。这位母亲在历史上很有名，和陶侃的母亲、岳飞的母亲一样著名。

魏夫人出身祁县名门，待外人、下人宽和，但对自己的六子一女却异常严格。王僧辩已经40多岁时，是统领几千人的将领，稍有小错，魏夫人立即让他跪下，动用家法，打屁股，抽背脊。后来七个儿女全部成才，女婿也成为国家栋梁。[16]

这种家教家风产生的良好效应一直延续到隋唐时代。王僧辩后来被陈霸先所杀，其子王颁发誓报仇。后来灭掉陈国，还痛哭不止。手下亲信问他哭什么？他说：公仇已报，私仇未了。后来率领亲信，挖开陈霸先的墓穴，焚尸销骨，和水吞下。虽是愚孝，但其家风家教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

到了唐代，王家重孙辈有宰相王珪，祁国公王仁皎（jiǎo）；曾孙辈有驸马，有唐玄宗皇后，也就是著名的王皇后。

魏夫人严正持家，子孙数代优秀，于国于家，既是功，也是德。

第三，和家睦族，稳定地方。良好的家风家教不仅和家、睦族，还能实现社会稳定。

关于和家睦族，颜之推又举了裴子野的先进事例教育子孙。裴子野父祖辈都是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自己就职于梁朝的中书省，担任中书通事舍人，相当于皇帝的政务秘书。裴子野居官清廉，为人低调，一年四季都是粗茶淡饭，没房子住，就借了片官地，搭盖了几间草屋。

即便再贫困，远亲或者下属求告的时候，他总是尽其所能周济。很多人长期吃住在他家。哪怕是薄粥菜羹，他也一起吃，从没有嫌弃的意思，也没有不满足的样子。裴子野死后，梁武帝评价他“文史足用，廉白自居”——文才史才为时所用，居家度日清白简淡。

裴子野的行为深受父亲的影响。他父亲裴昭明做官清廉勤政，但就是不为子孙添置产业，所得财产也多赡给家族。他的观点是：

人生何事须聚畜，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则不如一经。——《南史·裴松之传》

有饭吃，有衣穿，就应该知足，为什么非要去积累财产？子孙无才无能无德，我聚财，他散财，反倒有害。要想他将来自立门户，倒不如传授他一部经书，养家糊口，养心养德。

可以说，裴昭明传递给子孙的不仅仅是文史修养，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和家睦族的智慧和品格。

我们讲了功德之间的关系和历代家法的基本价值定位，那么，传统家法又是如何教导子女以德养功，以功辅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