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功德（下）

上一讲我们讲到历代家法主张以德养功，以功辅德，功德互补，既有正面的道德要求，还有反面的禁止性规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动心、不亏心。

为什么选择武则天时代为样本？因为这是一个考验人心、人性的特殊时代！武周时期，小人肆虐，酷吏横行，世道人心，为之大坏。比如周兴，聪明绝顶，精通法律，但心术不正，忌刻深险。一朝执掌生杀大权，就肆意妄为，揽誉邀功。

他的恶绩有三：一是建议废除唐宗室，建立武周政权，迎合了武则天的政治野心；二是冤杀、妄杀数千人，以恐怖手段巩固了武周政权；三是和来俊臣等人推行酷刑，“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还有什么“凤凰晒翅”“驴驹拔撅”“仙人献果”“玉女登梯”都属于他们的独创发明。

反人道、反人伦的结果，周兴自己也被罗织入罪。武则天下令来俊臣收拾他。大家都是同行同僚，谁有什么招数彼此都心知肚明。来俊臣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出用什么招数让周兴开口认罪。苦思冥想后，大腿一拍，计上心来。他邀请周兴一起吃工作餐，虚心求教：如果人犯打死不开口，得不到口供怎么办？周兴无私地奉献了一项新发明：用一个大瓮把嫌犯装进去，在四边煨上炭火，像烤猪、烤羊、烤鸡一样，人犯没有不开口的。来俊臣心中暗喜，说：我们马上做个试验。于是找来大缸子，煨上炭火，一会儿缸子就热乎了。周兴还左看右看等嫌犯入瓮。来俊臣说话了：对不住老兄，有人告发你，皇上让我来处理，谢谢你的创意，进去蹲着吧。周兴惶恐不已，叩头不止，当场认罪。[21]后来免去死罪，发配岭南，在半道上被仇人杀死。而不可一世的来俊臣被斩于西市，死后尸体被官民抢光吃光，还被纵马践踏尸骨，后来又被武则天下令灭族。[22]

武周一朝，是考验人性的最重要的历史节点。无论是忠臣、直臣，如魏玄同、徐有功之辈，还是亏心、丧心的酷吏，如周兴、来俊臣之辈，抑或是沉默的大多数，都成为政治机器的人性试验品。有人破家亡命，有人赤族灭种，更多的沉默者、妥协者成为待宰羔羊。

幸好，亏心、丧心的酷吏们没有逃脱命运的魔咒：武则天为了洗清自己，向天下臣民有个交代，又将走狗、打手们送上不归之路。

魏玄同、徐有功等人，成为后代家法的正能量；周兴、来俊臣则成为邪恶、邪能的经典反派。

虽然这样说，不动心、不亏心还是太抽象，教育效果难以普及家族幼年子弟和闺阁之流，怎么办呢？围绕道义原则，历代家法又通过一些具体的禁止性规范约束子弟，力求德行、功业两不误。

第一，不仗势谋功。中状元是中国读书人的极致梦想，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打马游街，风光无比。这看起来有点低俗，但表面的风光隐含的却是一个家族的荣耀和未来不可限量的光辉前程。

历史上的状元是否都名副其实？未必。有一类人，墨水不多，才情有限，但仗势谋功盗名，连科举这种清净之地也染上了官场的奔竞之风。正史没有记载秦桧是状元，但按照民间传说，秦家一门三状元。也就是说秦桧是状元，他儿子秦熺是状元，他孙子秦埙（xūn）差点成了状元。

秦桧是否是状元，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他的儿子秦熺确确实实是状元；孙子秦埙，考官拟定的是状元，但被皇帝压到第三名。

秦桧本无子，秦熺是他妻兄王唤的“孽子”——小老婆生的孩子。大老婆容不下，刚好秦桧又没孩子，就送给秦桧。秦熺如何当上状元的？《宋史》中有明确记载：

时秦熺挟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见之。——《宋史·李浩传》

哪怕不是亲爹，秦熺还是凭借宰相儿子的身份荣登状元榜首，搞得那些同年趋之若鹜，拜会结交。

秦埙的状元又是怎么回事呢？是考官的一厢情愿，暗箱操作。史料记载，当时的考官、监察团队都是秦桧一手安排布置的。监察御史董德元负责纪律监察，却从誊录的考卷中找到了秦埙的考号，大喜过望，向团队报喜说：“吾曹可以富贵矣。”——这下我们都发达了。

不用说，这状元归秦埙。刚刚定下名次，还没填榜、开榜，考场分管领导，吏部郎中兼太常少卿沈虚中就忙着要报喜报功。但考场依法封闭，任何人不得出入。怎么办？堂堂四品大员，进士出身的沈虚中像野猫一样翻过院墙，连夜赶到秦府传递信息。后来这帮人真的发达了好一阵子，“野猫英雄”沈虚中后来还当上了吏部尚书。[23]

还好，高宗皇帝看出来了，说秦埙的策论都是他爷爷和他爹的套路和腔调，没有自己的独立观点，将他压到了第三名。[24]

南宋著名学者吕中对此类现象深恶痛绝。他谴责秦桧：

进士榜中，悉以亲党居之，天下为之切齿，而士子无复天子之臣矣。——（南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

进士榜中，很多都是秦桧的亲戚、党羽子弟，天下读书人恨得咬牙切齿，而很多进士不再是天之骄子，反倒成了秦门走狗！

第二，不苛剥成功。武周时期，李义府归附武则天，当面谄谀，出朝就鼻孔朝天，待人刻薄苛暴，动辄兴起大狱，还卖官鬻爵，特别贪婪女色，不管是别人的女儿，还是妻妾，甚至是婢女，看上了就要，不到手绝不罢休。

唐高宗有一次告诫他说：你儿子女婿都比较任性张扬，罪过多多，我先帮你盖住，你自己回家教育教育，不要再为非作歹。

换作一般人，早就叩头请罪谢恩了。李义府什么反应？仰起脖子抬起头，质问皇帝：是谁告的密？高宗不告诉他，他勃然大怒，反身背手，扬长而去。皇帝面前都这么猖獗，是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不说大家都知道：武则天。[25]

李义府骄横苛暴，同样是高宗朝的宰相张文瓘（guàn）却提供了另一个样本。此人谦谨自牧，仁厚处世。担任司法长官的时候，宽缓狱政，严明法纪，平反冤假错案，狱中囚犯，感恩戴德。后来，张文瓘生病，狱囚为他设斋祈祷。他升任侍中，离任时，群囚痛哭失声。他的六个儿子中，有四个官居三品，当时人称“万石张家”，舆论一致认为是福善之报。[26]

真正的原因不是福报，而是张文瓘以自身的言行和严格的家教成就了自己和后代儿孙的美德和功业！比较之下，李义府自己被唐高宗贬到四川西昌，妻子儿女被发配边疆。李义府自己活生生被气死，后来虽然被武则天平反封赠，可惜武则天一死，又被唐睿宗废止。

到了宋代庆历年间，宰相贾昌朝认为官风大坏，官员多以苛剥营求政绩，邀功博名。其结果就是：

后生辈当官治事，必尚苛暴，开口发言，必高诋訾（zī）。市怨贾祸，莫大于此。——（宋）贾昌朝：《戒子孙》

下一代人做官办事，动不动都以苛暴为时尚，开口说话，都是贬低辱骂同僚。这是做官的大忌，树怨招祸，后患无穷。

贾昌朝教诲子孙说：这样的人，显赫一时，但不得善终。他们的子孙因为父祖缺德经常被压制打击，很难出人头地，更谈不上建功立业。

第三，不谄媚图功。唐代王义方性情耿直，魏征当宰相时，很赏识他，要把妻子的侄女嫁给他，他不干。魏征死了，他又跑去求亲。别人问他，你这是瞎折腾什么呀？王义方的回答是，宰相活着，我不能阿附投靠；宰相死了，我得对得起他的盛情厚望。

李义府当政后，如果王义方阿附、谄媚，或者选择闭嘴，都能过上好日子。但谄媚不符合他的三观，剩下的就只有两条路：弹劾或者沉默。他自己也很矛盾。[27]于是回家请教母亲该怎么做。母亲大义凛然地告诉他：你弹劾奸臣是为国尽忠，我即便死了，也感到荣幸。[28]

有了母亲的支持，王义方认为弹劾李义府不仅能够为国除奸，还能留下万代美名。于是毅然决然地弹劾奸相，后来被流放莱州，靠授徒为生。母亲死后，隐居不出，终老田园。

第四，不觍颜求荣。我们拿同一个时代两个人的不同命运来比较。这两个人都是唐代人，都很有名：一个是家法森严、仕途显达、功德俱全的柳仲郢；另一个是名传千古的大才子李商隐，才高德亏，蹉跎一生，抑郁早亡。

柳仲郢出身世家，父亲柳公绰，叔父柳公权，世代以礼法持家，对子女教育极为严格甚至苛刻，所以自少至长，柳仲郢都能孝友恭敬、清廉守正，仕途也一帆风顺，步步高升。比较之下，李商隐的悲剧既是个人的，也是家族的。

首先，失于父教，功名心切。李商隐父亲早逝，无从接受父教，加上又是长子，所以急于功名，急于做官，这一点情有可原，贫贱子弟为了自己和家人，都想尽早发达，撑起家业。

其次，违心站队，功德两亏。李商隐性格早熟，心胸狭窄，敏感还多疑，自卑又自傲，这必然影响他的价值观和行为选择。他生活在牛李党争的政治背景下，已经够复杂，加上这种性格，必然会影响他的仕途。

李商隐的前景本来是一片光明。想当年，他应当属于典型的牛党。牛党骨干令狐楚不仅悲怜他的身世，还特别赏识他的才华，从不拿他当外人。招纳他进了幕府，亲自教授文章技艺——写作公文的技巧，还让他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学习、讨论、交朋友。开成二年，他参加科举考试，当年的主考官刚好又是令狐楚儿子令狐绹（táo）的好友。不用说，令狐家帮了大忙。李商隐顺利考中进士并授官秘书省校书郎，后来又外派为弘农县尉。但很快，李商隐觉得自己才气高，名声大，这官位也太小了，不知道要何年何月才能出人头地。于是，不听劝告，毅然辞职。

几年后，当他想一步一个脚印从头再来，武宗会昌二年设法又回到秘书省任职。可惜职位就是个“正字”，品阶比刚刚出道的“校书郎”还低。大中二年，李商隐写信给仕途飞升的令狐绹，希望他援引提拔推荐，但令狐绹没回信。只好自己参加公务员考试，考中了一个官位：周至县尉，很悲惨，十年前他就是弘农县县尉。

令狐家为什么会从感情上和仕途上断掉和李商隐的联系？这是李商隐咎由自取。因为他忙于站队，却忽略了起码的道义立场。李商隐中进士后，牛党渐渐失势，李党势力日渐强大。李商隐做了一件看起来很聪明的事：他急于升迁，攀上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不仅成了王茂元幕府的从八品掌书记，还娶了王茂元的女儿为妻。

这事很聪明，可惜，亏德失义，是笨招、昏招。

为什么说李商隐亏德失义？因为王茂元是李党的骨干。

为什么是笨招、昏招？因为李商隐自己跳进了道德牢笼，无法自拔。在牛党看来，令狐家对他恩重如山，他却背恩、背叛，是败德；在李党看来，他是牛党的骨干，今天能背叛牛党，迟早会背叛李党。如此骑墙投机，李商隐把自己搞成了两不靠：牛党憎恶，李党讨嫌。

后来，节度使岳父王茂元去世，李商隐失去靠山，回到长安谋发展，发现所有的“门”都关上了。只好千里迢迢奔赴桂州，投靠李党桂管观察使郑亚。哪知道，脚跟没站稳，令狐绹入朝辅政，李党受到严重打击，郑亚被贬官循州，李商隐只好跟随而去。

大中三年，李商隐回到长安，无房无车，无职无位，只好寄居在京兆尹卢弘正家。

大中四年，令狐绹出任宰相。

李商隐开始后悔当初的选择，不停写信忏悔、自责，要求改换门庭。令狐绹没有回信。李商隐只好跟着卢弘正到了徐州，后来，卢弘正徐州幕府解散，李商隐再次沦为社会闲散人员。

没办法，李商隐再次寄信给令狐绹，姿态更低，词语更哀恳。令狐绹终于念及旧情，给了他个虚职：太常博士。

这个时候，柳仲郢向李商隐伸出了援手，招募他到自己的剑南东川节度使幕府担任秘书，任职地点在今天四川三台县。

与李商隐一样，柳仲郢也身处牛李党争的白热化阶段。但他秉持家风父志，做事不偏不倚，不阿附，不骑墙，持理守正，在道德上获得了两党的一致认可。柳仲郢是牛僧孺的老部下，深得其欢心。但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不偏袒，不罗织，循礼守法。以至于李德裕都认为他公正无私。不仅没有生出嫌隙，反倒保举他当上了位高权重的首都最高行政长官——京兆尹。

柳仲郢必须谢恩。他怎么说呢？他诚恳地告诉李德裕说：您二老合不合，我当晚辈的不能评价，也不敢评价。但二老对我都有恩，我都得心存感激。

后来柳仲郢虽然也曾遭受打击，但他不需要觍颜乞怜，奔竞求官，自然会有很多人站出来帮他说话，很快就东山再起。

从这个意义上讲，做官依仗的不是势位和钱财，也不是运气和朋友，而是德行人品和才干学识。

当然，柳仲郢必然卷入牛李党争的旋涡，但他都能秉承原则，不丧心，不亏德，不违良知。比如，李德裕以门荫入官，对那些科考入官的进士们不以为然。但柳仲郢认为，青灯黄卷几十年，不是为个好出身，谁愿意干？所以，在他任上，进士们都能得到美官。除了庆生、吊死两种特殊情形，他从不到宰相府邸拉关系，跑感情。

更感人的是，当李德裕死于贬所，家中没有经济来源，穷困异常。柳仲郢当时是盐铁使，马上将李德裕堂兄的儿子征为推官，管理苏州一带盐运，让他领工资养家活口。

宰相令狐绹不干了：你凭什么要帮老对头李德裕？

柳仲郢写信解释：李家已经人死财灭，你总得给别人留条后路。我受两家的恩惠，但绝不能谁倒了就踩谁，谁上了就捧谁。要那样，我还能取信于谁呢？

令狐绹看完信，深受感动。理解了他的苦心、善心、良心，听从了他的建议。

这就是德行的力量，也是救危扶困的功业。哪怕他是曾经的敌人。

但李商隐就不同了。虽然柳仲郢同情他，给他官职、薪水，但他还是不满足，四处写信求情托人。结果不用说：四处碰壁，只能客居荥阳，艰难度日。哪怕他才高八斗，名闻天下，也没人敢用他，更没人愿意提拔他。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也就是公元858年，一代诗人李商隐抑郁而终，享年46岁！

今天，仰望大唐盛世的浩大天幕，李商隐无疑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星斗，炫目迷人，名传万世。但一代诗人的现实悲剧也说明功德不可分，先有德，后有功。急功近利，阿附求荣，丧失的不仅仅是人格，还有立场，最终还会丧失人生的机遇和终生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