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历经风雨 忠诚坦荡

邬吉成 王凡

入校教育

中办警卫局在1978年1月23日的党委会议上，研究了当年警卫局人员到中办“五·七”学校轮训的问题，并大致定了一下人数和人选。汪东兴亲自点名要武健华和我（邬吉成）两名副局长也下去。

此时，由于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出现的“五·七”干校这一“新生事物”，在国内多数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即使没有消亡，规模也大大缩小，性质也大为改变。唯有中办“五·七”学校，依旧保持着初创时期的规模，并始终在初创的地点坚持着。

为了使中办“五·七”学校持续办下去，除了几百人长期在“五·七”学校工作外，每年要从中办各机关抽调出两三百人，到“五·七”学校轮训。

根据汪东兴的指示精神，我们警卫局、警卫师拟定出了到江西锻炼的人员名单，第一批59人，加上上一批锻炼留校的6人，共65人。其中干部35人、战士30人，由我、警卫局后勤部副部长兼三〇五医院院长李志绥、警卫师司令部副参谋长韩庆余、警卫局办公室门诊部副主任顾英奇、四大队大队长徐敬起、警卫师三大队副政委王顺卿组成领导小组，负责带队。

1978年2月下旬，我们警卫局、警卫师的全体轮训人员乘火车出发，经上海转车赴中办“五·七”学校所在地江西省进贤县。跟着我们警卫局和警卫师一起去学校的，还有中办秘书局的米士奇，机要局的严忠富，从原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调来担任某领导秘书的郭文，从原沈阳军区调来的沈兆璜、李风云，从上海调来的沈少良、常本跃和黄绍竑等，此时的人员达到了80多人。

我们到达进贤火车站的时间是中午。下车后，每个人背着自己的行装步行5公里，直接到我们所在的二连住地。后来，学校的连队向警卫师内的设置靠拢，二连被改称作二大队。

一到学校，学校的政治处就为我们这些新来轮训的人员，制定了一个为期10天的入学教育计划。10天是这样安排的：

第一天上午，由学校领导做中办“五·七”学校的全面介绍。午饭后看校史展览，参观初创时期住的稻草棚、当地老百姓的小阁楼、“五·七”大堤、“五·七”田。晚上，看反映中办“五·七”学校发展历程的电影纪录片《熔炉》。如今，除了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者——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以及曾经是中办“五·七”学校的“五·七”战士们，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有这么一部长达40分钟的新闻纪录片了。

第二天上午，学习相关的文件；下午是学习讨论；晚上依然是学习讨论。第三天上午，是由学校聘请的几位贫下中农老师给我们作报告；下午是讨论；晚上讨论“‘五·七’战士守则”。第四天参加了一整天的劳动。第五天上午，我们到“五·七”学校的校办工厂参观。这个工厂生产晶体管，有一些军工合作项目，还有就是农业机械的生产和维修。

第五天下午，全校就进行了春插的会战动员和会战前的准备。实际上此刻春插远未开始，而是刚开始整理秧田和撒种育秧。但在江南地区农业生产流程上，从早稻开始育秧到早稻插秧完毕，都属于每年的第一个农忙季节：“春插”。

学校一切都是军事化的，校以下的各单位都称连队，后来称大队，每个连队又分为几个排和十几个班；干部也是连长、排长、班长那么叫。早晨喇叭里播放起床号起床，吃饭也是排队集体到食堂，出工下地排队，全校性的集中到某地参加活动，各连都是列队而行。

因此，农业生产的用语和日常的许多用语，也都军事化了。大的农业季节中的几个阶段，常常被称为几个“战役”。逢“春插”“双抢”“秋收”等水稻生产的农忙时节，非水稻连的连队也会来支援，这就被称为“会战”。

在入学教育的前三天里，我们的学习内容就是参加会战。在第九天的一个上午，我们进行了会战小结。下午，连队里向我们介绍全年的生产计划，并进行讨论。最后一天，我们上午先是在连队进行交流，下午则在全校进行会战交流。

我们入学教育学习的材料是铅印的，共有10页，每个人都有一份，内容包括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毛主席关于下放劳动的“三条语录”，毛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毛主席《被敌人反对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毛主席对中办“五·七”学校的指示，华国锋关于办好“五·七”干校的指示。

劳动锻炼

入校教育完成之后，我们这些从北京刚来的轮训人员，就编进了连队的班、排中。我们主要是根据每个人的身体、年龄等情况，对年纪大、身体弱的同志以及一些女同志稍有照顾，分配在副业生产班、排，负责种菜、运输或在食堂帮厨等，大部分同志下大田从事水稻生产。

经过编排之后，我的带队使命也就算结束了。我们这批轮训的人中，只有警卫师三大队副政委王顺卿、警卫师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马洪进被委派参加连队领导的工作。我没有在“五·七”学校和连队里担任任何职务，而以一个普通“五·七”战士的身份和大家一起锻炼。但多数时候，校领导班子开会、连队领导研究工作，仍叫上我参加，我成了一名不在学校领导班子的领导成员。

这一年我已经年过半百，但仍和所有年轻人一样参加了育秧、插秧以及后来的收割、扛麻袋等各项重体力劳动，我很自豪还能和他们一起劳动，样样都不落后于他们。

从入校教育到参加会战，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开始领略了南方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当时还是春寒料峭，育秧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育秧的第一道工序是整秧田，要放水把秧田泡软，打垅整平，施上底肥。然后把经过农药浸泡和窖捂抽芽的种子，均匀地播在秧田里，覆盖上塑料薄膜。

育秧阶段，秧田水位的高低，秧田的干湿度，塑料薄膜内的温度，适时晒秧的掌握都很有讲究。如果碰上连绵的阴雨天气，就特别容易出现烂秧。这样就得赶紧重新浸种育秧，否则就可能耽搁了季节。这个农业生产环节，对我们来说是十分生疏的，完全靠老“五·七”战士手把手地教。

秧育好了，春插就快开始了。大片的稻田被翻耕一遍，灌水整平。此时学校的机械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以往靠人力、畜力把大田翻平，现在全用上了拖拉机。以往的手插秧，现也都大部分靠机械插了。人工的活主要是拔秧。一人一个小木板凳，坐在秧田里，把秧拔起，把根上的泥洗净，捆成一把一把的。

坐在秧田里拔秧，两腿长时间陷在尺把深的泥水里，在三四月份，特别是时有寒流袭来，还是很冷的，因此我曾建议尽量不要让女同志干这样的活。但学校和连队的领导都不同意，说老“五·七”战士历来都是这样干的，下来轮训就是要吃苦，不然达不到锻炼的目的。听他们这么一说，我也就不好再坚持了。

在春插中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在大型插秧机上填秧。江西的春季是多雨的季节，大雨一来，雷电交加。在南昌以南，我们所在的进贤这一带是有名的低雷区，我们学校就曾有人被雷击受伤的先例。大型的插秧机是个金属做的庞然大物，也是很容易遭到雷击的。但为了抢时间，机插工作在雷雨中一般都不间断。我们坐在插秧机上，不断把秧填进秧匣。

我们到学校以后，知道了1978年要种900亩双季稻、1700亩单季稻，主要是种植杂优水稻品种，总产量要达到250万斤。要想保证达到这样的总产量，关键是种好亩产高的单季中稻。

当时校方为了保证中稻插秧的质量，提出要少用机械，多靠人工插秧，说是机械插容易漏秧和漂秧，机械拨爪容易损伤秧。这样一来，劳动强度很大，进度也缓慢，特别是我们这些新来轮训的人，本来对水稻生产劳动就生疏。

看到连队有5台插秧机都闲置在那里不用，我们觉得这样不合理，建议既然购置了机械，就应该物尽其用。插得好坏可在实践中检验，还可用人工来补漏秧和漂秧。但校方和连队还是强调艰苦锻炼，向老“五·七”战士看齐。

然而，这一次我们没有轻易放弃我们的观点，而且有些老“五·七”战士也赞成我们的主张。就这样，我们把5台插秧机都用上了。开始由于对机械性能不熟悉，漏秧和漂秧比较多。但我们不断摸索，逐渐掌握了规律，不仅漏秧和漂秧少了，还大大提高了效率，同时因为减轻了劳动强度，调动了人们劳动积极性，结果春插任务提前数日完成，最初反对机插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机插的效果。

磨炼意志

当最热的仲夏来临，每年农业生产最繁忙的“双抢”也就开始了。虽说我们轮训期间，双季稻已经大大减少了，但毕竟还有几百亩。实际上劳动强度稍微大一些，并不是太让人发怵，真正让人感到难以适应的，是江西的高温。

江西省的南昌市，是全国有名的几大火炉之一。我们“五·七”学校所在的进贤县，则在南昌的南边，气温比南昌还要高。中午时分，水稻田里的水被晒得踩下去都烫脚；温度计放到太阳底下，马上就顶到了头；人们开玩笑说：把玉米饼子贴到墙上都能烤熟了。

进贤的天气还特别怪，一过中午，风就好像被老天爷收藏起来似的，连轻柔的柳条，都不见一丝颤动。人在无风的闷热天气中就像在蒸笼里一般，即便是躺在床上不动，汗水仍然浸湿了竹凉席，浸湿了床板，滴到了地上，再累再乏，也会把你一次次热醒。

而在烈日下干农活，汗水更是不断地向外涌。水刚喝进去，汗马上就从汗毛孔里淌出来了。湿透了的衣裳，贴在身上非常不舒服。在这里锻炼了多年的老“五·七”战士，干活时都不穿上衣，而是将白色的尿素口袋拆开，像披风似的披在肩上，他们把这叫“五七战袍”。

我们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把尿素布袋拆了披在身上。尿素袋又薄又轻，透气性也很好，随着你干活时的起伏抖动，一扇一扇的不贴身，确实舒服多了。怪不得老“五·七”战士那么喜欢披这“五七战袍”呢。

在“双抢”之后，就是一年的最后一个大战役“秋收”了。当这最后一个战役结束，我们就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农业生产全过程。我个人觉得，作为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在长时间坐办公室后，拿出一年半载，到工农业生产第一线锻炼一下，是很有必要的。只有经历这种锻炼，才会真正地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没有这种和人民群众的近距离接触、甘苦与共的劳动生活，不脱离人民群众只能是空谈。

在轮训期间，对大部分年富力强的人员，我们都要求他们经得起艰苦生活和劳动的考验。但对一些年纪稍长、身体情况不是那么好的人，我们还是比较照顾的。例如对李志绥，因为他过去较长时间担负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工作，年纪也算是比较大的，就没有让他下大田参加水稻种植的劳动，只是分配他干一些由老弱病人员干的活，喂喂耕牛，也在医务室帮助看看病。

当时“五·七”学校的领导出于对李志绥的关心，提出调他到校部医务室当医生，他本人也愿意去。但我们到“五·七”学校来，就是参加农业劳动锻炼的。到校部医务室当医生，整天坐在房间里等着病号上门看病，与农业生产完全脱节，就失去了来“五·七”学校的意义了，所以我就不太同意。

我把我的看法直接对李志绥讲了，还对他说：“你每天晚饭后，就吃一把安眠药，走路摇摇晃晃，我们担心你出事，老派一个战士跟着你。到了校部，没这个条件了，你要出了事怎么办？”这样，他就没有去校部医务室。

重返北京

1978年秋冬之交，在南方，这是天高云淡、风清气爽的时节。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相继在北京召开，消息很快传到了远在江西的中办“五·七”学校。在这两个会议上，1975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被否定了，“天安门事件”被平反了。1959年的批判彭德怀、“文化大革命”初期弄出来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把中办原主任杨尚昆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一同定为反革命集团等案子，也都被翻了过来……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错了的就只有这些吗？还有需要否定的事物吗？诞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干校，是不是也该撤销了呢？一时间人心浮动，我们中办“五·七”学校的前途将会如何，令人难测。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两个凡是”受到了批判。中办包括“五·七”学校的人，都知道“两个凡是”和汪东兴的关系，汪东兴的处境可想而知。不久，我们就听说杨德中被任命为中办警卫局局长，而这个职务自1961年一直由汪东兴担任着。

“只要我活着，‘五·七’学校就要办下去。”言犹在耳，可此刻，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中办“五·七”学校临近散伙的迹象。不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老“五·七”战士们，毫不掩饰地露出了兴奋的情绪，他们被“安置”在这里的确太久了。他们从内心期盼回到北京，回到自己原先工作过的单位，从事自己以往熟悉的工作，此刻他们看到了希望。

而我们这些轮训的人员，则对回到北京将会遇到怎样的情景感到迷惘，北京、中办都将会出现较大的变动，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我们自身将在这种变动中受到怎样的影响，一切都是未知数。

我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带着轮训的人员踏上了北归的列车，那是1979年2月。我们一行人到达北京火车站的时候，在我们去学校时还担任副校长但先于我们回京的孙勇，到火车站来接我们。此时，他已经被任命为警卫局的副局长。

节选自《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