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毛主席安排我们去“五·七”学校锻炼

杨银禄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并加编者按。按语发表了毛主席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中办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于1969年1月在江西省进贤县创办了“五·七”学校（因为参加劳动锻炼的既有干部还有职工，故称学校）。

1973年10月初，毛主席对汪东兴说：“从江青那儿出来的那两位小同志（指我和周金铭），到你办的那个‘五·七’学校去锻炼，他们都是北方人，不知道大米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叫他们熟悉熟悉水稻生产的全过程。”

1973年10月11日，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把我们送到北京火车站，上了南去的火车。火车行驶了37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进贤县火车站。然后，我们步行了十几里路，到了“五·七”学校七连（1974年七连与五连合并成了二连）。五连、六连、七连都是种水稻的，又称“五·七”田连队。我们到达连队时正好赶上收秋水稻，一天都没有休息，第二天就下田割稻子。那时，割稻子大部分是用人力割，少部分用收割机割，目的是为了劳动锻炼。我在老家时割过麦子，虽然割麦子和割稻子的方法不太一样，但是我有一点基础，割得并不慢。有一位老“五·七”战士叫沈永金，他的年龄虽不比我大，但他到“五·七”学校比我早4年，他又是南方人，割稻子是一把快手，我敢于和他比赛。

水稻的收割、脱粒、晾晒、入库等过程我们都参加了。

冬天的劳动主要是平整土地、修补水渠、种红花草（做肥料）、种油菜，除此以外的时间是政治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路线及其罪行；学习毛主席对柳河“五·七”干校的重要批示和其他“五·七”指示：“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太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毛主席专门谈到中办“五·七”学校时讲的几句话：“告诉同志们，劳动也是一课。”“办‘五·七’学校是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好形式。”“办好一项事业，是不容易的。方向、路线对了，就要有决心，有毅力，坚持下去。”“要想得远一些，学校自己要储备粮食，备战、备荒。”“‘五·七’学校，自己没有粮食吃，没有油吃，没有肉吃，没有菜吃，那还有什么优越性呢？”

“五·七”学校还组织“五·七”战士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两个务必”，号召并养成“三个一辈子”的思想，即：“谦虚谨慎一辈子，艰苦奋斗一辈子，劳动锻炼一辈子。”

1974年3月，农忙季节又来了，育秧、耕地、耙平、灌水泡田、春插。插秧时，人插和插秧机插的比例是三比一，大部分是人插。我患有腰肌劳损疾病，弯腰时间长一点，就疼得受不了，插秧是我的弱项，所以，我就自告奋勇运秧，用扁担挑，用人力车拉。虽然很辛苦，但是很愉快，大家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

1974年4月18日，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头顶烈日踏泥潭，鼓足干劲流大汗。为了革命来锻炼，再苦再累心里甜。”

几周之后，开始耘田、拔稗子，这都是又脏又累的劳动。但是，不是很紧张。最紧张、最繁忙、最辛苦是盛夏时的“双抢”，即抢收、抢种。我国有名的几大“火炉”城市就有南昌市。进贤县地处南昌市的南面，气温比南昌还高。当地气象站的天气预报只报到39℃，气温再高就不报了，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听不到天气预报了，上午11点钟至下午3点钟之间，把温度计拿到太阳底下，水银马上就顶到头了。水稻田里的水被晒得一脚踩下去，呼呼地冒起热水泡，烫脚啊，经常下水的人脚指甲全部变成了红色。特别是到了晚上，人们好似闷在蒸笼里一样，躺在床上，即使是一动不动，仍然是汗流浃背，再累再困，一夜也会把人一次次热醒。白天下田时，我们学老“五·七”战士的样子，赤着脚，下身穿着一条大裤衩子，上身赤着背，把尿素化肥口袋撕开披在肩上，大家开玩笑地称它为“五七战袍”。

那个地方因为水多、草多、庄稼多，卫生条件差，所以蚊子、小咬儿就多。那里的蚊子和北方的不一样，个头大，飞行无声音，下嘴又快又狠，晚上在室外不敢穿短裤、短袖衬衣，稍一停顿，就被咬几个大包，睡觉时，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敢挨到蚊帐，否则就被蚊子叮咬。

1974年的“双抢”时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我们“五·七”学校拍摄纪录片《熔炉》，我参加了拍摄，还有我拉车运秧苗的好几个镜头呢。以后，这部片子就作为轮训学员的入校教材了。

10月中旬，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秋收大忙季节。

1974年底，周金铭跟我商量：咱们两个人参加了水稻生产的全过程，并参加了两次秋收，按照毛主席对我们的指示，该叫咱们回北京了，是不是请学校的领导给中办的领导打个电话问一问？于是，我们利用一个星期天的休息时间，步行十几里路找到校长李树槐同志，他当着我们的面，拿起电话打通了中办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电话。张耀祠回答：“他们俩可以回来了。”李树槐年龄大了，把张耀祠的话听反了，他听到的是“不可以回来，”只有一字之差，又叫我们等了一个多月。

1975年1月20日，我们心想，难道中办领导对我们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再请李校长打电话问问。李校长很不错，不怕麻烦，不怕挨批评，又给张副主任打了电话。张问：“他们俩怎么还没有回京呀？不是说他们可以回来吗？”李校长放下电话说：“对不起，我上次打电话听错了，你们回北京吧。”我们回答说：“没有关系。”我们于1975年1月25日回到了北京，重新回到了中央警卫团工作。周金铭被分配到司令部，我被分配到政治部工作。

我们在“五·七”学校的16个月时间里，劳动量大一些，累一些，生活苦一些，但是精神很愉快。我们与各级领导和“五·七”战友们的关系搞得很融洽，谁都没有歧视我们。汪东兴给学校的领导交代过：杨银禄、周金铭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是去劳动锻炼的。连长戴生龙、指导员李文正还叫我当了班长和党小组组长。在毛主席、周总理和汪东兴的关怀下，在连队的帮助下，我们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我个人认为，干部参加劳动，对于领导干部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劳动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一个好办法。

节选自《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