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对20世纪初W. E.盖洛系统考察中国人文地理的评述
W. E. 盖洛（William Edgar Geil）是西方颇负盛名的美国旅行家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1865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伊尔斯城，1890年从拉斐特学院毕业之后，曾当过几年宣讲《福音书》的传道士，但在他心中一直蕴藏着一个周游世界的梦想。于是在1896年，他请了长假，从纽约登船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从此开始了他的全球旅行生涯。在此后的30年中，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非洲、大洋洲、欧洲和亚洲等。正如士兵战死于疆场、学者辞世于书房，这位不知疲倦的旅行家最终在一次重返圣城的旅程后病逝于威尼斯城。在其生命的最后20多年中，盖洛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03年，他途经日本首次来到中国，从上海坐船溯流而上，沿途考察了长江流域部分地区的人文地理，写下了《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1904年）一书，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从那以后，中国成了他魂牵梦绕的研究对象，他又数次前来中国考察，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三山五岳，陆续出版了《中国长城》（1909年）、《中国十八省府1910》（1911年）和《中国五岳1924》（1926年）等一系列重量级的著作。
在历史的长河中，写过中国的西方作家数以千计，我们为什么偏要挑中盖洛来作为研究对象呢？这首先是因为他作为人文地理学家的独特价值。盖洛在其一生中，曾享有许多头衔和美誉。首先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多产作家，出版过13部著作，还写了大量的日记、演讲稿、报刊文章和信札；早在1905年，他就被誉为“在世最伟大的旅行家”，见识过了五大洲、四大洋；他同时也被称作“伟大的演说家”，在世界各地做过几千场演说，听众达数百万之多；在关于他的传记中，作者总是称他为大字书写的“探险家”（the Explorer）。丁韪良在为《中国十八省府1910》所撰写的序言中也将这位探访过非洲原始森林和太平洋群岛原始部落的探险家跟利文斯通和斯坦利相提并论。然而，盖洛有关中国的上述四部书吸引我们的并非那些华丽雄辩的语句辞藻，或是吊人胃口的历险故事情节，而是作者用照片、文字、图片、地图、谚语等一系列手段详细记录下来的20世纪初中国最精髓和最真实的人文地理、历史和现状。
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训练的专业人士，盖洛所选择考察中国的角度是独特和具有先进水平的。他是早期系统考察长江流域人文地理的少数西方人之一，也是第一个全程考察长城、十八个行省首府和五大名山的人文地理学家。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国内外曾经有过如此全面系统地考察中国传统和现代人文地理的第二人。他在考察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各地的方志和当时已有的科学手段及摄影技术，仅上述四部书就精选了400多幅照片作为插图，其中包括长城所有的烽火台和1909年中国十八个省府的历史照片。光是这些老照片本身，便是如今研究中国人文地理的无价之宝。
一
由西方人来写中国，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在1842年中国的门户被迫对西方开放之前，能够进入内地的外国人可谓凤毛麟角。而且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与民族之间方言繁杂，况且当时盗匪出没，交通十分不便，所以即使在门户开放之后，西方人要真正做到周游神州大地，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这些还不能算是阻碍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真正障碍。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各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与西方人相去甚远，在中国长期闭关自守、东西方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要想打通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障碍，又谈何容易！故而，在盖洛之前虽然也有相当数量有关中国的游记和论著问世，但是真正能够准确把握华夏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客观反映神州大地人文地理全貌的著作可谓屈指可数。而绝大部分作者往往受到各种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局限，要么钻到故纸堆里，靠第二手的材料来编织这个东方古国的神话，要么就凭借自己浮光掠影的印象和即兴的想象发挥，来描述一个不甚准确，有时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中国形象，颇有点坐井观天的意味。例如，作为奇西克皇家园艺学会温室部主任的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他自1843年起曾四次来华调查中国茶叶的生产、栽培和制作的情况，并先后出版了至少五部有关中国的游记。其中第一部书名为《华北诸省漫记》，可是茶叶怎么会跟华北诸省有关呢？假如你有兴致耐心读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这儿所说的“华北诸省”原来并非指河南、河北或山东、山西，而实际上是指江苏、浙江和福建等产茶的省份。
早在19世纪初，第一个来到中国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 C.Bridgman）就已经发现，在有关中国的早期论著所描述的情况和他所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之间有很大的反差和距离。在其于1832年创刊并主编的《中国丛刊》首期发刊词中，他就大声疾呼要以该刊物为平台，向西方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裨治文认为，关键就在于要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的田野调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西方作者应给予中文典籍和方志以足够的重视，因为那里面包含了大量翔实可靠的信息；另一方面，还必须以实证的精神，对中国的地理、气候、矿产、农业、渔业、商业、宗教和社会结构等做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无论多么微末的细节都不能忽视，都要认真加以记录，只有这样才能帮助西方人准确地了解这个古老帝国的状态和特点。
虽然盖洛与裨治文的年龄相差约一个甲子，但他们都具有相同的新英格兰新教背景和“扬基佬”典型的实证精神。在撰写其四部有关中国的论著期间，盖洛不仅大量收集（借助翻译）、阅读中文的典籍和方志，而且矢志不渝地坚持在描述某一地方或事物时必须身临其境、眼见为实的原则。即使是在回顾历史事件时，他也尽量设法借助摄影技术和历史图片、地图和拓片等手段，帮助读者回到事件现场。在考察长江流域时，他冒着生命危险，在语言不通，不得不借助当地苦力和向导的情况下，独自一人深入崇山峻岭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写《中国长城》时，他带着一支精干的考察队，从山海关一口气走到了西藏境内，沿途采风，记录下有关长城的各种民间传说和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原本大家都以为长城的最西端为嘉峪关，但盖洛在实地考察时发现，在嘉峪关以西的西宁或西藏境内，仍然有连绵不断的城墙向西延续，而这些城墙的存在在当时的地图上并未标明，就连西宁的地方志上也找不到相关的记载[1]。在考察了长城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走访中国十八个行省的首府和京师，每到一处，必拜访当地的行政长官和文人学者（为此目的，他专门在上海定制了200张中国式样的名片），收集典籍方志，参观名胜古迹，采集民风民情。当他为最后一本书来华实地考察时，已经54岁，身体已经比较衰弱。然而他仍然坚持在妻子的陪伴下，一座又一座地努力攀登中国的五大名山，亲自考察当地的民俗和宗教信仰，并用相机来记录历史。这种为追求理想而不惜“破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坚毅精神乃是常人很难做到的。
盖洛在上述四本书中所包含的近500张老照片、图片、拓片和地图[2]加在一起，展现了在清末和民国初年时期中国文化、民俗、社会各界人物和地理风景的独特历史画卷。这是一笔极其珍贵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
这些老照片的价值就在于它们的时代感。照片的内容包括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每一个行省首府（包括京师）及众多城镇和乡村的建筑、街道、城墙、城门、庙宇、农舍、贡院、学校、官府、衙门，以及小桥流水、江河湖海、名山大川、悬崖峭壁、黄土高原和戈壁沙漠等自然景色。除了总督、巡抚、外国传教士、社会名流、钱庄老板、少数民族群众之外，还有街头的小吃摊、茶馆、店铺、鸦片馆、剃头挑子、小贩、工匠、乞丐、苦力、独轮车夫、江湖郎中、朝圣香客、算命先生、妓女、赌博摊子、花轿、婚丧行列，以及衙门里的公堂提审、寺庙里的和尚道士、乡间的水车和放牛娃也都纳入了盖洛的镜头。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许多这样的画面如今在别处已经找不到了。例如，盖洛在考察长城时，把当时尚存的每一座烽火台都编上号，并拍下了照片。其中有些镜头无论在中文或是西文的资料中都已绝迹。再以杭州为例，从19世纪末洋人绘制的地图上看，当时杭州城的城墙和十个城门、四个水门还首尾相连，相当完整。可如今除了一个水门的局部尚存，武林门、凤山门、涌金门、清波门等地名还在使用之外，清末那些城墙和城楼的身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中文资料中，我们最多只能找到描述这些城墙、城门的片言只语，直观的历史图片资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但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一书之中，我们却惊喜地发现了杭州凤山门、御街和大运河上的太平桥等早已消失的景点的老照片[3]，它们栩栩如生地为我们还原了20世纪初清末老杭州的本来面貌。盖洛在序言中告诉我们，该书的100多张照片是从1200多张照片中精选出来的。按照这个比例来计算的话，盖洛在中国拍的照片总数应该在5000张以上。
在历次考察过程中，尤其是在1909年访问中国的十八个省府时，盖洛敏锐地感受到中国正处于一个辞旧迎新的重大历史关头，因为他身边的一切事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
许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潜心研究和平的艺术，并从心眼里瞧不起那些动辄便要撒野的赳赳武夫。无论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中国人现在已经屈从于西方人的见解，并已经训练出大批的士兵。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包括了许多类似西点军校和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武备学堂。在每个大城市都建起了兵营，而且往往是兵营刚刚落成，马上就住满了士兵。再也见不到弓和箭，也没有了翻跟斗和吼叫，取而代之的是用欧洲的精确瞄准武器所进行的系统性欧洲式操练……整个大清帝国都在武装起来，其方式并非心急火燎的，而是非常彻底和执着的。中国的资源是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能比拟的。
当然，这种变化并不仅仅局限于武备学堂和兵营。一路上，盖洛见到了旧的贡院被拆毁，在其废墟上建起了西式的学校和大学；公共图书馆和邮局取代了旧式的藏书楼和驿站；铁路正在替代大运河作为交通干线；工厂和煤矿在全国各地出现；纸币开始淘汰已经用了上千年的铜钱；学生们在谈论革命、民主、自尊、公民权和改革；就连巡抚和省府衙门都在筹备议会的召开。盖洛睿智地意识到他必须用相机把这些历史变革的瞬间定格在他的照片之中，因为这些都是“新的和有预见性的事实”，而“事实毕竟胜于雄辩”，“事实摆在面前，任何人都可以对此加以阐释”。就这样，我们通过这位“扬基佬”的相机镜头，看到了用宝塔替代钟楼、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堂；看到了在泰山庙宇前从相机镜头前抽身逃走的尼姑；看到了不久以后便绝迹的中国开封的犹太家庭。如今，盖洛的预言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些貌似随意的快照现已成为难能可贵的珍品，而它们记录的历史瞬间则变成了永恒。
虽然在上面这本书中，汉口和江西东北部的两张地图放错了地方，但盖洛所收集的地图分别是当时最佳或最新版本的地图，其价值自然不言而喻。例如他所选的广州历史地图取自《羊城古钞》，而他选中的成都地图则是宣统元年三月绘制的《最新成都街市图》。其中有些地图甚至是盖洛的传教士朋友亲手绘制的，例如英国医师祝康宁（F.H. Judd）绘制的江西北部地图和莫泽（I.H. Moser）绘制的汉口地图。
上述这些插图在书中并非仅仅起了点缀的作用，而是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且在上述这些书出版之际就受到了评论家的赞誉和读者的欢迎。盖洛曾经宣称：“这些插图本身就很能够说明问题，不需要多余的文字说明。”出版者也以同样的口吻来解释这些插图的意图和功能：“作者试图避免重复讲述同一个故事。书中的插图不仅仅是为了充实文字，更是为了做一些实质性的补充。”作者与出版者的上述努力并没有白费，从为《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1904年）做广告而汇集的报刊书评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对书中的这些插图好评如云：“该书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其精美的插图”“插图印得非常漂亮”“插图精美，引人入胜，大大增加了这本书的价值”。
二
盖洛是一位狂热的藏书家。从他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到一处，当他拜谒当地的督抚和文人学者时，必定会要求对方提供有关当地的古史、方志、地图和碑文古迹等信息。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一书序言中，盖洛对于这样做的动机做了解释：
当君士坦丁堡的学者们携带着古希腊的学问逃到西方时，没过几年，那些古老而受到敬仰的拉丁语教科书便被当作废纸从欧洲的大学里扔了出来。中国目前正在经历这么一个时刻。在过去两千年中被用来训练中国文人的那些典籍和更为短命的那些通俗小说和志怪杂记同样即将寿终正寝。西方的学问和垃圾正在将原来的那些书籍取而代之。过不了多少年，那些老的书就几乎看不到了，因为官方的毁书行动已经开始。在总督、巡抚、翰林学者、藏书家和书商的帮助下，我们收集到了一大批这样的老书，并在本书中选用了其中的少数范例，以便使读者能了解这些古书的风格。
丁韪良在其序言中也专门提到了这一点，并且预言：“这些文献必将成为一个汉学研究图书馆的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盖洛为收集地方志所做出的努力。在上述这本书出版以后，盖洛又再接再厉，开始为他的下一本书《中国五岳1924》收集素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盖洛不得不两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然而他却在研究中国的典籍上付出了更大的努力。他的传记作家威尔逊告诉我们，盖洛于1916年12月30日写信给他在北京的朋友惠志德博士（Dr. Wherry），向他索要描写五大名山的“地方志”。后来在《中国五岳1924》一书中，盖洛果然从《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泰安府志》等各种中文素材中引用了大量的图片、地图和文字资料。他的这种努力受到了英国汉学家翟林奈（Lionel Giles）[4]的高度赞誉：
我认为，该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引自中文素材的译文。书中所引用的大量文件中包括了诏令、序言、日记、传记等，这些材料以前从未见诸任何其他出版物，其中有些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它们对于学者非常珍贵，普通读者对此也会颇有兴趣。显然完成这本书需要极其繁重的工作量和原创性的研究工作。它是你所写的最好的一本书。
我们完全赞同翟林奈颇为专业的评论，盖洛对于中文地方志的重视和研究在西方作家中确实是比较少见的，这也是他的著作具有学术价值的一个突出特征。
中文地方志为盖洛提供了有关各地区当地历史、地理构造和文化习俗的大量细微而翔实的信息。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一书中，他充分利用了这一资源来描述长沙的自然地理和城池建设、成都的物产、北京的政治史、杭州名称的演变、广州的人物传记、太原的轶事传说、安庆的地方诗歌、西安的家庭礼仪、济南的赋税制度、南昌的灾祸和迷信，等等。因为地方志跟别类注重系统性的书籍不同，往往是跟这个地方有关的东西，事无巨细，照单全收。以《昆明县志》为例，书中的各章节内容就分为“疆域”“山川”“风土”“物产”“建置”“赋役”“学校”“祠祀”“官师”“贡物”“工业”“艺文”“家庭”“闺媛”“古迹”“祥异”“冢墓”和“杂志”。
盖洛在该书中对地方志中的“祥异”，即超自然现象，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他所引用这部分内容的频率仅次于政治史。在这些超自然现象中，有一部分如彗星、地震和气象等使古代人感到困惑，但可以用现代科学来解释的自然现象。这些记载，由于有确切的日期，对于科学家和学者来说是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的。然而其他大部分的“祥异”内容都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故事。这些材料若在人类学家手中，可能会给《金枝》一类的书增添不少素材；然而盖洛选择这些材料是为了要说明中国人心态中根深蒂固的迷信。他把“风水”和“祥异”归类为“迷信和偏见”，并且宣称：“迷信和偏见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毒药。”他的这种说法在当时可谓是一针见血的。迷信和偏见的对立面，按照盖洛的观点，是科学和信仰，当然这里指的是基督教信仰。从这一深层意义上来看，盖洛对于迷信的猛烈抨击实际上又跟西方在华传教事业具有一定的联系。
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他研究和考察的深入，盖洛对于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越来越着迷。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一书中，盖洛跟其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旅游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最能吸引他的仍是些具有浓郁异国情调的人物和风景画面。但他在旅行过程中逐步了解并热爱上了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历史、文学、生活习俗和民间传说。等他在写后面这几本书时，盖洛已经越来越自觉地把对于这片国土的客观描述跟在这儿生活的人民，以及地方志中所记载的传说故事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中，盖洛坦率地承认，他之所以对地方志感兴趣，完全是因为能够帮助他洞察中国人的心态：“说真的，对于事件的简洁记载偶尔也使人感到失望，但从中可以窥见人民的感觉，他们对事件的看法，他们的心态和伦理概念都通过这些记载而表露无遗。”盖洛与其他旅行家和游记作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对于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兴趣和探索。他为此目的而在智力和体力上付出的巨大努力使他真正成了一个人文地理学家。
《地理学词典》给“人文地理学”所下的定义是：“总的来说，这部分地理学所针对的是人和人类活动……人文地理学家必须描绘出……‘一个秩序井然的、以人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世界图景’。”换言之，人文地理学的对象是某一地区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家庭、宗教、教育、文化、文学、历史，等等。盖洛在书中的描述大致可以分为共时和历时这两个范畴，他不仅想抓住现在的瞬间，而且也努力挖掘深层的历史，这样就能在华夏文明的深厚底蕴上凸显出处于往昔和未来转折点上的中国社会状况。他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在很多年过去之后也不太可能有其他人再次重复同样的旅行，因此我们并不想把此书写成一本旅行指南。然而我们注意到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各种事物的不断变化，并试图对此现状做一个印象主义的描述。而且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通过记录这产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年中的一年，而使这本书具有永久性的价值，从而能跟我们研究中国的其他著作一起被世界各大图书馆收藏。
通过文字和图片的媒介，盖洛成功地记录了20世纪初处于一个重大历史变革时期的中国。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上述这几本书现在确实已经被世界各大图书馆收藏。
作为西方现代科学和实用主义的鼓吹者，盖洛在阐释中国文化时，往往能够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例如他对古代中国人建桥的工程技艺推崇不已。他所拍摄的老照片中有许多是表现石拱桥和悬索桥的，如贵阳的大南桥、杭州的太平桥和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相当普遍的悬索桥等。他在提及跟成都有关的诸葛亮、李白和李冰这三位名人时，认为其中最伟大的应是水利专家李冰，因为他所建造的都江堰为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切实的好处。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诸葛亮和李白的知名度可能要比李冰高得多，因为后者作为工匠艺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地位向来很低。盖洛出人意料的观点使我们联想起另一位推崇中国科学家的西方人，即《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作者、英国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他们所提供的新视角可以帮助中国人重新审视和评价我们的传统文化。
在中国的历次旅行和实地考察中，盖洛曾经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如上面提及的他在西宁和西藏境内发现的长城环线，这一发现就使得在西方的中国地图上又增添了长达200英里[5]的长城。他还收集、请人翻译，并引用了大量的碑文拓片，许多这样的石碑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或是因为石头的风化，或是由于人为的毁坏，如今我们只能通过盖洛保存的碑文照片来了解这些碑文的内容。虽然盖洛自己并不具备翻译这些碑文的能力，但他扮演了文化和文明的传播者、收藏者、编纂者、保存者和保护者的角色。在保护人类文明的努力这一方面，他代表的是典型的美国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精神，才使得这个国家能够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
三
除了对老照片和地方志给予了特殊的重视之外，盖洛对于中国的谚语和通俗文学也情有独钟。他在中国旅行和考察的过程中，总共收集了数千条在社会上流传甚广的谚语，因为他认为这些民间的口头禅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往往能够直观地反映社会各阶层的伦理概念和心态。作为演说家和作者，他自己也非常喜欢在演讲和写作时引用这些比喻和意象使人耳目一新的中国谚语。然而，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所做努力的局限性：“我们对各地谚语的搜集是历次收集中规模最大的，大量的新材料足以充满三卷书，从中挑选实在勉为其难。”他所提及的“大量的新材料”最后并未正式结集出版，然而盖洛设法将这些中文谚语及其英译文附在他描述中国的论著页端上发表。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一书中，他将这些谚语附在每一个章节的开端。这个做法显然很受欢迎。到了第二本《中国长城》和第三本《中国十八省府1910》时，他就在每一个单数页的页端上都附上了谚语。在《中国五岳1924》中，他在序言之前用一整页的篇幅来刊登一条谚语。这四本书中所刊登的谚语总数达到了407条。
这些谚语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下面这几类：
1．口头相传的谚语。“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每一根草有一棵（颗）露水珠儿”“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女人心海底针”“灯草弗做支拐”“哑巴吃饺子肚里有数”“会的不难，难的不会”“人敬有的，狗咬丑的”“人是铁饭是钢”。
2．文献典籍。盖洛收集的许多谚语来自《古诗源》《三字经》《三国志》等一些常见的古书，例如“水清无鱼”来自《汉书》中的“水至清则无鱼”；“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来自《神童诗》；“少所见自多所怪”，原本是东汉牟融所引用的古谚语，清朝的沈德潜将其选入了《古诗源》：“少所见，多所怪，见橐驼言马肿背。”它最后变成了一个成语——“少见多怪”。
3．成语。“对牛弹琴”“画蛇添足”“鼠目寸光”“掩耳盗铃”“望梅止渴”“狐假虎威”。
4．对联。“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原来就是刻在云南府（昆明）阎王庙的立柱上的。
5．名人名言。例如《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第327页上有一个很长的对句，据说它就是由乾隆皇帝所题写的。
盖洛在收集中国谚语这一方面并非最早的开拓者，在他之前有好几位汉学家着手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正如卫三畏在《中国总论》（1895年）中所指出的那样：
有关中国谚语的全集迄今仍未有人编纂过，就连中国人自己也没有试过。德庇时（J. F. Davis）于1828年出版过一本《道德格言》，其中收了200条谚语；童文献（P.H. Perny）于1869年发表了441条谚语；卢公明（J. Doolittle）在他的《英华萃林韵府》中收集了700条谚语、广告语、对句和对联。除了这些之外，沙修道（W.Scarborough）于1875年又出版了2720条谚语，附上了索引，并像上述几个人一样，提供了原文。
沙修道出版的谚语经过林辅华（C. W. Allan）的增订，于1926年再版。林辅华起初在汉口传教和在长沙的协和神学校任教，1926年又调往位于上海的广学会担任编辑工作。他是盖洛的朋友，曾经向后者提供过有关武汉新式教育发展状况的信息。
从收集和出版中国谚语的时间和数量这两点来看，盖洛的工作与上述几位先驱者相比似乎有些相形见绌，这也许就是他不将其收集的谚语专门结集出版的原因。然而我们认为，盖洛在书的页端上印谚语的方法具有鲜明的个性和醒目的效果。在阅读这些文本的同时，读者无时无刻不意识到单数页页端印着的那些中国谚语的存在。它们言简意赅，质朴平实，然而非常吸引眼球，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回味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传记作家威尔逊显然是受到他这种做法的感染和影响，也喜欢在传记每一个章节的前面都附上一句中国谚语。
在盖洛的书中，还收录和引用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所谓通俗文学，就是那些通常印刷粗糙，售价低廉，为广大下层人民所喜闻乐见，但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作品。盖洛对这些作品感兴趣，是因为它们能够帮助他了解社会的底层。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一书描述济南的章节中，作者专门提到了这些作品：
然而当文人圈子中的人向孔子顶礼膜拜之际，总是存在着另一个识字阶层，他们的阅读兴趣是不以“文化”为转移的，而且那些廉价的书坊总是准备刊印一些迎合他们趣味的书。《天路历程》和《司布真布道文》在文学史和著名出版商的书单中是找不到的，但它们在小贩的地摊上卖得很快，就连德莱顿作品的销量也无法跟它们相比。布兰克的杂志也许没有永恒的价值，但其销量会使黑格尔和朗费罗感到汗颜。我们决定搜索一下这个大省府为老百姓所提供的真正的精神食粮。我们逛遍了这儿的书铺，结果买下了大量的图书。
从体裁上分析，盖洛收集的通俗文学作品中包括了小说、传说、故事、童谣、民谣、催眠曲、墙壁诗，等等。在考察长城的旅途中，盖洛偶尔在他下榻的嘉峪关旅店墙上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诗歌作品，便将它们抄下来，并用于《中国长城》一书之中。后来当他来到开封时，又在一个存放着149个宋代名人牌位的殿堂里看到一首写在墙上的诗歌。当然，他又将它抄了下来，并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一书中提供了该诗的两种译文。这样的作品具有自生自灭的特性，其原文很多都没有被保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盖洛书中的英译文文本就成了它们唯一的载体。
四
尽管盖洛主观上的确是想通过各种努力来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受到时代和个人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盖洛在其书中所描绘的中国形象，跟其他许多早期西方汉学著作一样，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学术标准来衡量的话，不难发现他书中的缺陷和错误，有些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错误。
首先，作为一个虔诚的新教基督徒，他对于中国的佛教和道教等本土宗教的描述和分析不可能是非常客观和不偏不倚的。他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一书中写道：虽然有些中国人做了坏事，怕受到报应，不敢上寺庙烧香，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恶人还是厚着脸皮去寺庙烧香的。紧接着他就补了一句：“说谎和发假誓是所有异教宗教的特征。”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事在基督教教会里也是屡见不鲜的。盖洛在书中对于佛教和道教内部的腐败所做的揭露，以及对于迷信的抨击，从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应该说基本上还是正确的。然而每当他把中国的宗教跟西方的基督教做对比时，其对基督教的宗教热忱和对中国宗教的偏见便暴露无遗。在考察中国十八个省府的旅途中，他在成都见到很多道教和佛教的寺庙被政府征用改建成学校时，便联想到在意大利和法国这些欧洲国家里传统的罗马天主教会也正在失去其往昔的权威。于是他便发了下面这些议论：
然而（道教和佛教的）寺庙跟我们的教会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前者本身从来就没有过任何神圣的东西，即缺乏神圣的本质，并且向来被用作各种不同的用途，尤其是作为临时的旅店。
他这么说在当时可能还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对于一个现代的读者，尤其是道教徒或是佛教徒来说，这样的观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盖洛可能对道教和佛教持有偏见，但他所拍的老照片中还是给各地的寺庙、道观、和尚、道士留了很大的篇幅。盖洛亲自前往江西龙虎山上清宫采访道教首领张天师以后，给他拍摄了一张罕见的照片。
其次，作为以探险、旅行和演说为主要职业的人文地理学家，盖洛在历史研究和文学、文化研究等方面并没有经过系统而严格的学院式训练（在当时的美国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汉学学术训练），同时要在一个相对很短的时间内处理一个规模过于庞大的题目，也难免会犯一些初级的错误。例如中国古代的皇帝都有自己的年号，这些年号跟皇帝的名字是有区别的。“元符”是宋哲宗的年号（1098—1100年），“河清”是北齐武成帝的年号（562—565年），可是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中，盖洛分别把前者误解为人名，而把后者误解为“黄河变清”。还有一种情况是不同皇帝的年号有时候听起来十分接近，如明世宗年号“嘉靖”（1522—1566年）和清仁宗年号“嘉庆”（1796—1820年）前后相差近300年，但在同一本书中，盖洛将《长沙地方志》原文中的“嘉庆十五年”（1810年）换算成了“1536年”（即“嘉靖十五年”）。
实际上，这些错误很可能是由盖洛的助手翻译得不严谨所造成的，但是作为在扉页上署名的唯一作者，盖洛还是应该对这样的错误负全部的责任。这就引出了下一个相关的问题，即盖洛的汉语造诣。
跟丁韪良等长期居住在中国的汉学家或传教士不同，盖洛似乎并没有真正掌握汉语这个研究中国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因此在其整个对中国的考察和对地方志、谚语和通俗文学的研究过程中，他都不得不依赖于朋友、翻译、助手和向导的帮助。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在各个环节出现错误的机会。
正是由于盖洛最初来中国考察时具有教会的背景，在书中说过一些要依靠基督教来改造中国的话，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著作被打入冷宫，国内很少有人知道他考察中国的情况和所发表的作品。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首先来到中国徒步考察长城和漂流长江、黄河的外国人有不少是通过他的作品而对中国产生兴趣的。要想在世界文化中开辟一个中国的视角，我们中国人首先要有一种开放和容纳百川的胸怀，要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以及正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看法。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今天对盖洛考察20世纪初中国人文地理的著作进行研究应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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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评选古诗源》卷一，会文堂书局。
[1] 在该书第318页的插图中，作者附了两张记录这段长城的照片。盖洛在书中所说的“西藏”和“西宁”都是指青海，而不是特指现在的西宁市和西藏地区。盖洛所见的嘉峪关以西的长城也不是一路向西，而是呈半圆形向西南方向延伸。
[2] 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中有122张，《中国长城》中有116张，《中国十八省府1910》中有113张，《中国五岳1924》中有101张，共计452张，这还没包括第三部书中解释汉字寓意的插图，如加上那些插图，总数就接近500张了。
[3] 盖洛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的第32—45页共附了8张杭州的老照片。
[4] 翟林奈是剑桥大学汉文教授翟理斯（H.A. Giles）的二儿子，出生于中国，后任职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负责管理东方书籍。
[5] 1英里≈1.6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