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下无难事，单怕用心人。（时谚）[1a]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the world that cannot be overcome by the man who hustles.—current proverb

从蓝色到黄色——上海——中国妇女——迷信——鸦片——国学

在远离中国海岸30海里的太平洋上，扬子江的颜色依然清晰可见。不计其数的泥沙随江流下，沉积在倾斜的大洋海底。作为陆地的创造者，这条中国的密西西比河，可谓无与伦比。它从西部携带来的泥沙逐渐沉淀，为江苏创造了大片陆地。目前当地人赖以生息，并用来耕作稻米、棉花和小麦的大片土地，原来都是其先人所说的“海”。今天，这条大江还在以掠西补东的方式，从事着扩展疆土的生产，并且搅浑了并不总是太平的太平洋海水。到中国来的游客在看到那低平的海岸之前，也会首先发现那种类似藏红花和巧克力的颜色。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有时会出现一片蓝黄分明的水域，在那里，蓝色的海水与黄色的江水拒绝混合在一起；接着远洋轮会滑过这明显的分界线，从蓝色的海水进入黄色的江水之中。巨大的太平洋远洋轮吃水太深，无法驶入狭小和随潮汐起落的黄浦江口，以直达位于黄浦江上的“上海模范租界”，所以我们只好在离吴淞口这个中国村庄数海里处抛锚停靠。这儿离租界约有12英里[1]的路程，正好位于黄浦江和扬子江的交汇处。乘客们从轮船换乘拖船，后者载着乘客及其行李溯江而上，越过黄浦江口附近的“天赐屏障”。这道屏障对航行构成了巨大威胁。那儿潮水湍急，巨浪滔天，到处是漩涡，许多不慎驶入此处的平底帆船和轮船在这里遇难。许多海船船长发咒道，该“屏障”并非天赐。

上海是东方的大都市，每一个来到远东的人迟早会来拜访这个城市。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有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俄国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日本人、朝鲜人，等等。亨利·诺曼写道：“远东之行有许多令人惊叹的地方，其中之最当然是初见上海……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市，被一条宽阔而拥挤的大河所环绕，虽然其华丽只是表面的，因为上海所有美丽而坚固的建筑全都集中在沿河一带。但我所说的是对上海的第一印象，这种印象超过了纽约，也远远胜过了旧金山，几乎就像利物浦那样令人难忘。一条宽阔而美丽的林荫大道（当地人叫作外滩）沿着河岸延伸，而外滩的另一侧从头到尾都矗立着商业建筑，全都是世界一流的……外滩的尽头是一片硕大的绿地公园，盛夏的黄昏总会有乐队在此演奏。整个上海灯火辉煌，通宵达旦，还有那些不计其数的电线杆，也会让你想起芝加哥……此外，如果站在甲板上，那么你所看到的，除了汽船上色彩鲜艳的各种旗帜在和风中飘荡，还有领事馆上的旗帜在城市上方飘扬，这场景增添了更多动人的色彩。”

在诺曼写下上述文字以后，上海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早已今非昔比了。美、英、法的租界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地盘，一眼望去，外滩那些壮观的建筑和排屋延伸到了几英里之外的地方。大型的工厂正开足马力，生产丝绸、纱线和火柴一类产品，说来遗憾，还有啤酒。看到下面这幅图景是十分有趣的：各色各样的人从这个世界性港口城市的各家工厂和办公楼出来，此时海关大楼上那口大钟的长短针正好同时指在12点的位置上。双驾的大型马车、座位下有载狗车厢的背靠背双座轻便马车、单马双轮轻便马车、汽车、自行车、黄包车、独轮手推车，甚至还有轿子，沿着堤岸潮水般涌来，然后飞奔到那些“马路”上（或者那些标着地名的街道，比如南京路、北京路）。它们或者穿过那条名叫“洋泾浜”的水道进入法租界，那儿的标牌上用汉字写着“法兰西”；或者去往另一方向，穿过礼查饭店旁的花园桥，沿百老汇路或熙华德路上行，再穿过美租界（当地人称其为虹口）。扬子江上挤满了中式平底帆船、欧式三桅帆船、舢板、大英火轮船公司和法国火轮船公司的大船、洋式纵帆船、拖轮，还有军舰。好一个大杂烩！这种景象足以使那些“中国佬”吃惊得“翘辫子”（相当于我们的俗语“蹬腿”），甚至连处事不惊的英国士绅也会惊讶得合不拢嘴。在他们看来，这种情景并未“开化”当地人，而是更加增强了他们的观念，即这些架设了照明设施和盖起了摩天大楼的蛮夷是货真价实的魔鬼。要想用所谓“西学”或“文明”去清除迷信和偶像崇拜，就如同用玩具气枪去击沉一艘停泊在黄浦江上的美国战舰。

许多肤浅的环球旅行家都根据上海来认识中国。这是个严重错误，因为这个海港城市尽管在中国，但并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华帝国的人民非常小心谨慎，很难接受一种新的暴发户式的文明；在高鼻梁的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华文明已经经受了数千年的历史检验。进入20世纪后，创新已然不可避免，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创新是悲剧和喜剧的可笑混合。上海的传教工作十分艰难，但犹如其他事业一样，传教士们还是选择了上海为他们的活动中心。设在上海的美华书馆也许是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仅今年就印发了80万页的文献作品，雇用了250名华工。其他传教使团也有同样的举措，而附属于各个教会的学院和学校也大都得到了当地名流和富绅的捐助，他们现在广泛看好教会学校所衍生的巨大利益。目前在政府部门就职要求有一定的英语知识，所以绝大部分政府雇员都出自教会学校。同文书会不仅拥有一流的英语翻译人才，而且是强大的启蒙机构，对人们的教育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最具影响力的还是那些教堂，它们散布在区域广大的上海租界，就像电灯一样照亮了浓浓的黑夜。光荣属于美国监理会在虹口的优秀学院！光荣属于美国圣公会的圣约翰学院！对上海的访问使我心花怒放，而上海不过是大清帝国一个小小的部分。放眼西望，那就是我即将启程的伟大旅程——放眼中国的人民，8000万男子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请牢记这惊人的数字。索福克勒斯曾说过“万千奇妙人为首”，中国谚语也称“人是万物之灵”。那么，这个我们所轻蔑的伟大民族都有哪些纪录呢？早在卡克斯顿出生之前一千年，中国人就发明了印刷术。当他们已经拥有许多图书馆时，我们还没有学会在桦树皮上用木炭写象形文字。我们的祖先之所以能放弃用石头和葫芦制作的器皿，原因在于他们将陶器制品摆上了市场。还有丝绸！你可曾见过比中国丝绸店的丝绸更加精美的织品？可你会问：中国人是不是像我们一样？要回答这个问题易如反掌，因为在不少方面，他们都胜过我们。在礼仪上，他们是温文儒雅的切斯特菲尔德伯爵[2]；我们是穴居生活的类人猿。作为工匠，他们的坚忍和耐心，与其发明新机器的能力正好成反比。作为农民，他们能够每年生产三茬优质的庄稼，而所用的工具只不过是木扶手的铧犁，就连播种和收割也全凭双手。一台收割机、脱粒机或轧棉机，都会把他们吓得从田里逃走。作为学者，他们都是记忆的巨匠，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背诵整卷书籍，但说到实用知识或应用科学，他们则浑然不知。比如工程学，在他们看来绝非一种职业，只是“劳作”而已，而中国的士绅又是不能“劳作”的。不过看看大运河吧，长达120个地理里格[3]，是世界史上无与伦比的伟业！还有长城，其体积，按黑格尔的计算，比英格兰和苏格兰全部建筑所用石料的总和还要多！

是的，8000万男子，这还不包括女子——有同样数量的中国女子生活在男子的阴影之下，就像我们生活在中国人的阴影之下。中国妇女所遭受的社会压迫、苛政统治，包括将她们卖身为奴的制度，以及年轻媳妇所面临的来自婆婆的迫害（至今依然十分普遍），可谓罄竹难书。可对英美人来说，关于这个话题的所有文字记载都是难以让他们理解的事实。那些矗立在许多城市郊区的小小弃婴塔，以及准许那些阴森恐怖的弃婴塔存在的野蛮习俗，全都昭示了那些女婴刚出生就遭遗弃的悲惨命运。然而也应该注意到，女性一旦赢得主宰权，通常都会用铁腕来加以维护。眼下的慈禧太后就是一个范例。40年来，她一手遮天，主宰着皇室和整个清帝国。目前她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也是全世界最专横的女人之一。她的许多精力，在我们看来，是被那些昏庸无知的大臣给误导了；然而她似乎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获益匪浅。凡是适用于皇室的，也必定适用于整个帝国。皇太后能拥有目前的地位，靠的是奋斗而不是继承；她能维系这个地位，靠的也是自己那不屈的毅力。唯有她才是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绝对统治者，管辖着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国男人从不轻视比自己更强的女人。在印度，只要得到允许，寡妇就会自焚殉夫；在中国，男人会竖立牌坊，以表彰那些拒绝再婚的女人。

除非对其虚幻的环境有足够的认识，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这群为数众多的男人。据说中国人缺乏想象力，物质至上，讲究实际，生活范围狭小而有限。事实上，中国人是生活在虚幻的世界里，他们祭拜那些从未见过的鬼神。举国上下，数不胜数的庙宇，即是对这些鬼神的供奉之地。善男信女对此不惜时间金钱，旨在消除鬼魂的纠缠。中国人怕闹鬼，衙门里、马车上、轿子里、私宅内，甚至蚊帐后，处处都有鬼魂出没。除祖先之外，也有不少是善良的鬼魂。中国人祭拜祖先的在天之灵，比起祭拜天地来，无论用时之多还是用心之诚，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你不能说中国人是圣人或恶人，但他们时刻在担惊受怕之中生活，须提防阴阳两界的众多鬼魂。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煤矿资源，却从来没有开采过，因为害怕惊扰那条掌管天地的巨龙。“一旦将钻机打入它的脊背”，人们会说，“那定会把它从沉睡中惊醒，四周的锯齿状群山会在瞬间化作凶猛的龙兽。不！让那些煤永远地埋在那里吧。我们宁愿烧芦苇稻草，也不愿冒险去招惹那可怕的灾难”。这里还有丰富的金矿和银矿，开天辟地时，造物主把它们放在那儿，至今仍没人敢动。实际上，中国人所遵循的乃是奥维德的警告：“财富出土，万民受苦”[4]。

每逢电闪雷鸣，虔诚的中国人就会躬身低头，以示敬畏，恰似敬奉神灵一般。我们对他们表示，我们对于雷鸣闪电并非害怕，而是敬重，因为我们用它来驱动车轮，或命令它在海底或陆上传递信息。我们向他们证明，只要将地下宝藏开发出来，他们的祖国就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我们现身说法，告诉他们那些鬼神和精灵都只是心理的产物，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迷信。8000万男子当中，只有10万人得到福音书的解救而摆脱了鬼魂的奴役！那么其他人呢？

你或许会说，“噢，但他们怪异诡谲”。我不那么看。你若以貌取人，那你的结论定会大错特错。毕竟长一对鸡角眼的中国人还不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他们走路、欢笑、恋爱、学习，都跟我们一样。至于皮肤的颜色——请你记住美是相对的——欧洲人灰暗而病态的神情难道比善良而健康的黄种人更美吗？你问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居住在乡间，他们聚集在城市，他们在山川和平原栖居劳作，他们生生死死，全都在抬足可及的地方！他们中间有狂热分子，不过狂热分子到处都有，而且也不是什么坏的迹象。他们有许多品德，只要善加利用，就会使他们成为杰出的基督徒。基督徒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想想看，中国的城市是数百万人聚集的中心，却得不到福音的恩泽；有上千市镇，却没有女孩可去的教堂和学校，整个大清帝国却连一所女子学院都没有！时至今日，还没有一本中文小说是为宣传耶稣的教义而写的。中国人感情强烈，绝非柔弱之辈，并不像软弱无骨的海蜇。他们对金钱的渴望跟其他所有民族一样强烈，就连犹太人也不例外。对金钱的渴望使他们十分勤奋，而勤奋则是成功的关键和主因。天下没有不长尾巴的老鼠。他们也在赌桌上小试身手，以求“捞取”一丁半点儿，可他们似乎还没有染上赌股票和棉花期货的狂热。苦力们拿到铜板的报酬之后，会跑到茶馆去掷几个骰子，玩几把骨牌或摇几下转盘之类，想让铜板翻倍，但也可能输个精光。

除了可怕的鸦片嗜好外，天朝人对烈酒并不贪杯。他们饮用大米酿制的低度酒，且不滥饮。在白人开的商埠之外，很难找到威士忌。在中国的公共场合很难见到酗酒者，可鸦片却无处不在，渗透了整个帝国。大片的土地被专门用来种植罂粟，这比种水稻或小麦更容易消耗土壤的肥力。在轮船、住家船[5]、运河上和大商号里，到处都有人躺着抽大烟。鸦片并不是吃的，也不是在大街上抽的。它成了一种全国性的癖好，人人都知道它的危害，但甘心成为它奴隶的鸦片鬼多达千百万。由于当地人具有追求享乐的特点，所以一旦成瘾，便往往不能自拔。一个人看上去严肃持重，其实却不然。每个市镇都有众多的茶馆。人们休闲时就聚在茶馆里，在杯子里泡着清茶，或洽谈生意，或聆听小曲，或闲聊一些市井新闻。

中国人也有自己的行会。在天朝大国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劳资双方也都有完善的行会组织。钱庄老板的行会控制着金融市场；还有许多同乡会，其会员都是来自同一个省的男性。帝国的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行会，它们权力巨大，就连官员也不敢与之作对。中国人的感情强烈可以从他们对文学的酷爱中得到证明。这是一个盛产文人的民族，他们对文学大家有如崇敬神灵一样。对所有的问题，中文的典籍都具有终结性的权威。诗词歌赋是艺术的精髓。戏剧的地位仅次于文学，其作用在于传承风俗与习惯，并通过历史剧的表演来保存古代历史。总体说来，戏院是个不错的地方，不妨到一家能容纳2000人的剧场去见识一下。除了妇女之外，所有人都戴着帽子。观众面前的茶几上端放着精巧的茶杯，很多人在看戏时都津津有味地品着茶！听听戏院里那此起彼伏的笑声，但听不到一点掌声。一连几个小时，观众都在洗耳恭听演员的台词和唱腔，演绎先人如何击败入侵敌军的故事。你可以在这儿找到中国人性情活泼的充足证据。中国的普通乡村有两大事件，一是祭鬼神，二是庙会演出。演出几乎全由男人担当。中国人善良品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行善，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了许多重要的慈善机构！在耶稣基督降生前一千年，中国的典籍就已经在提倡慈善事业了。然而，他们依然没有学会该如何真正地行善。不过，我的用意在于证明他们对行善有强烈的热情，尽管行善的动机或许并非将善传给受益者，而是获得人们对施与者的赞扬。中国人最看重家庭，这是他自身价值的证明。一个人独身而终是很不体面的。社会的细胞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政府是家族制的政府。一家之长统领着所有家族成员，除非妻子比自己强，否则每个中国男人都是自家圈子内的皇帝。8000万个精力充沛和意志刚强的男子汉正迈开步伐，背向未来，赶赴往昔！

[1a] a 为了尊重原著，除每章有不同的谚语外，书中的地理区划用语都保持原样。

[1] 1英里≈1.6千米。

[2] 斯特菲尔德（Earl of Chesterfield，1704—1773）是18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他曾写过《给儿子的几封信》和《给教子的几封信》，主要内容是教人如何待人彬彬有礼。

[3] “里格”为长度单位，1里格约为3英里、5公里或10华里。“地理里格”是将地理单位（即赤道上经度1分的长度为一个地理单位）与“里格”结合的长度单位。

[4] 文为“Effodiuntur opes irritamenta malorum”，拉丁语，出自奥维德的《变形记》。

[5] “住家船”指以船为家的船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