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迦勒底—亚述文明

苏美尔—阿卡德文明

从历史开始发展的时候，居民们活动的中心土地就一直孕育着文明。比如，埃及的土地上曾孕育出后新石器时代文明。而迦勒底和伊拉姆也是一样，有着光辉灿烂的文明，产生出强大的国家。

最近，勒格伦氏解读了该地发掘出的泥版文字。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迦勒底的历史发展走向。在开端时，即约公元前第四千年期的中叶，这块土地就分裂成两个部分，在苏美尔和阿卡德两地，孕育着两个不同的民族及相异的语种。苏美尔地区生活着苏马连民族，他们使用苏马连语；阿卡德地区生活着闪族（赛姆族），他们使用闪族语（赛姆语）。

在迦勒底南部的城市，如吾珥、拉伽什等处，生活着使用苏马连语的人们。这种语言十分特殊，其性质与闪族语截然不同。根据所发掘出的薄浮雕文物来看，苏马连民族具有独特的形象。通常，他们都有圆形且略短的头颅和被剃光的头顶，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鹰钩鼻和干净整洁的面庞。众所周知，象形文字发展到程式化阶段产生了楔形文字。而根据研究者推测，楔形文字的产生与苏马连语密不可分。正是在迦勒底地区，这个民族的语言体系导致了一种文字的创生。

相应地，在迦勒底北部的城市，如基什、阿卡德和巴比伦等处，生活着使用赛姆语的人们。同样，这些居民的外貌特征，也能从所发掘出的薄浮雕文物中看出。阿卡德地区生活着的赛姆族居民，没有剃发和剃须的习惯。从侧面来看，他们的头部形状略有凹陷。相较苏马连民族的鹰钩鼻来说，赛姆族人的鼻子直挺，鼻端比较圆平。

虽然苏美尔和阿卡德两个地区的政治界限分明，但在历史发展的初期，两地文明便已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实质上，迦勒底文明已然是混合起来的“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在很久以前，这两个民族就已经供奉着共同的多神教，有着相类似的信仰。）就算仔细追溯，也很难分得清楚某种文明的构成因素是否为某地特有的，特别是在信仰和文字两方面。而楔形文字，不仅在苏马连人的范围内使用，赛姆人这一整体在交流中也会使用。

在地理位置方面，迦勒底与伊拉姆毗邻。同样，在文明的演进和发展方面，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过程也大概相同。但在此基础上，迦勒底始终没有失去自己的特色。伊拉姆的文明发展我们在前文已经叙述过，此处不再赘言。在迦勒底存在最早的后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属于公元前第五千年期。那里遗留下来的古物，与苏萨Ⅰb期的遗迹相类似。而与苏萨Ⅱ期文明时间相当的，是最古老的苏美尔文明。其具体出现时间，约为公元前3500—前3100年。研究者还在苏萨地区发掘出一些雕像文物，其材质是整块沥青，风格古朴大方。其中的人物形象特色鲜明，颅顶呈圆形、鼻子如鹰嘴般呈钩状，与前面所说的苏美尔人十分类似。虽有这些人物特征方面的共同点，但是伊拉姆与迦勒底的居民们在语言方面迥然相异。今天研究者们解读出，伊拉姆地区最初流通使用的语言是安赞尼特语，这种语言与苏马连语和赛姆语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迦勒底地区的政权布局也具有特色。在苏美尔人和赛姆人分布的地区，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位诸侯，被称为“帕帖西”。这位诸侯，同时也是当地神祇的最高祭司。不同的神祇，对应掌管着不同的自然力量。比如天神阿努、地神恩利尔、风暴之神阿达德、水神埃阿、月神辛、日神沙马什和木星神玛尔都克。除此之外，还有寄托人们美好期望的伊什塔尔，她是代表丰饶与战争的女神。在居民们的信仰中，这些不同的神祇都富有神秘色彩，有着天文上的性格。所以在迦勒底社会中，人们大多注重对星宿的研究，天文与占星被看作是极为重要的事情。为此，迦勒底人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造了神庙观测台。这种最后成型的砖类建筑，是阶层式的方尖塔，整体高度按照惯例可达到七级。

苏美尔和阿卡德两地人民富有智慧，有善于开发肥沃土地的潜力，所以整体而言当地十分富裕。根据发掘出的泥版文物上的楔形文字，我们可以解读出许多这方面的信息。从历史的黎明时期开始，迦勒底就开始走上了与埃及类似的轨迹。最明显的是人民在国王的命令下，大力开发土地。除此之外，王国的统治者们将水利建设视为主要职责之一，积极发动民众开凿、维护并灌溉沟渠。有了举国同心的开发与建设，迦勒底的农业发展迅速，如同繁花盛开的百花园。经历过这一时期的人们也对此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认为那里是最传统的“地上天堂”。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联系的，一个地区农业的发展必然会促进手工业的繁荣。在迦勒底地区，工匠们在奢华品的艺术设计方面表现出了极高的水平。他们极富创造力，用炉火纯青的技巧制作出许多精品，比如色彩鲜艳的毛织品、瑰丽华贵的绒毡和精致美观的家具。除此之外，迦勒底地区出产的黄金工艺品，更是令整个东方世界倾心，纷纷求购。同时，为了最大程度地推销出这些产品，迦勒底地区的商人们更是不辞辛劳、呕心沥血。他们循着幼发拉底河与沙漠的方向，将货品运往更远的地方，如阿美尼亚和卡帕多西亚的群山，甚至到达叙利亚的海岸。随着精美货物一同输出的，还有楔形文字。邻近的各个民族，都受到了迦勒底地区语言的影响，学会了使用这种拿钉子形铁器在黏土板上刻画的文字。在那个时代，迦勒底地区的居民是十分特殊的民族。在当时的亚洲，他们是唯一拥有一套完整文化的群体。从公元前第三千年期开始，迦勒底文明在西亚的文化发展进程中，就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的重要性，与古希腊文化对希腊—罗马时代的意义相当。直到公元前4世纪，这一既定格局才发生了变化。在阿玛那和菩伽兹—科伊地区，人们发掘出了泥版文物。经过仔细研究，可以经由这些文物推测出公元前14世纪时的文明发展状态。那时，迦勒底的书记官承担着重要的职责。他们要帮助米坦尼的国王、喜特人的君主和迦南人的王侯，甚至埃及十八王朝的法老们，实现彼此间的交流。

公元1927—1928年，赫尔和武利两氏的英美考察团在吾珥（即帖尔—埃尔—木迦耶）及其附近的帖尔—埃尔—乌巴德两地展开研究工作。他们在这些地区仔细勘察，发现了迦勒底文明中最古老的历史遗迹。这些文物有一部分属于吾珥第一王朝，即约公元前3100—前2800年；有一部分属于第一王朝以前的时期，暂定其年代为约公元前3500—前3200年。苏马连人所创造的文化，大多浓缩在这些珍稀的文物中。比如冻石、雪花岩材质的瓶，它们的式样和形制与王朝时期前的埃及文物类似；有舒伯—阿德女王用来装饰头发的珍贵黄金首饰；有光彩夺目的公牛头像等雕刻，细节处精美绝伦，以黄金为头、琉璃为须；有别出心裁的彩色石镶嵌作品，较为特别的是一幅镶有动物贡品的盛宴图；还有一些石灰岩材质的浮雕，其中一幅与战争主题有关，描绘了由驴子或半驴半“格力芬”（鹰首狮身的神话怪物）的动物拉着的战车，上面有苏美尔人型的人物。

看着这些精美的艺术品，人们难免会发出惊叹。这些来自于公元前3100年或更早时期的作品，展示出高度的创意价值与审美水准。武利氏发掘出的物品中，有许多令人赞赏的杰作。例如，有一种镶嵌贝壳的平板，常作为棋戏之用。整体表现手法十分写实，成为影响后代的传统题材，如相向而对的两只动物，有像人一样立起上身撕咬猎物的狮子，被撕咬的鹿同样以后足立地；还有成对的牛或鹿类动物，用纹章上的姿势分别矗立在“生命树”两旁。这些图像惟妙惟肖，极其传神，向我们描绘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那历经30个世纪的发展进程。这样的例子，我们还能举出很多。比如，在一架精美竖琴的前面板上，有一幅贝壳镶嵌画。画中的主题是英雄吉尔伽美什在与两头熊牛搏杀，可见在那时这个传说已经有所传播。又比如，一些拟人化的动物图像，赋予了走兽以人类特有的属性和感情。纵观埃及文明的发展历程，这种新奇的艺术风格在较晚的年代才出现。直到遥远的四千年之后，我们才在日本画家鸟羽僧正氏的笔下，再次看到如人一般神奇的动物。那些用后腿站立的狮子、豺狼和熊不是面目狰狞，反而拿着食物或者演奏着竖琴，展现出别样的幽默风趣。

此外，迦勒底文明的艺术价值还存有更好的例证。在被称为“标准”墓葬的一处遗迹中，有一幅堪称是史诗级图景的画卷。这幅画卷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并非只有一幅画，而是由各自有序的组画构成的。譬如，在一幅画中描绘了前进中的战车，上面承载着御者和长枪手，他们英勇作战将敌人打败，使其摔倒在马蹄之下；之后的画作中，威严的君王身边站着诸多扈从，他的身后停放着战车，身前是狼狈跪下的战俘；得胜归来之后，国君和廷臣们用庄严的礼仪，奉上美酒感谢神祇的庇佑；之后的图画则是在欢庆时，乐师与舞者们的行列；最后的场景是得胜的君主检阅收获的战利品，多以家畜和包裹、物品为主。这种画卷气势恢宏、场景多变，笔触大气兼具细腻。苏马连人创作的这类艺术作品，是“史诗级场面”的古代原型。一直到20个世纪之后，亚述文化中的浮雕才让我们重新领略这种作品的震撼力。最为典型的是亚述诸王的纪胜石刻，其所属时间约为公元前7世纪。看着亚述的浮雕石刻文物，我们应该想到苏马连文化中的史诗级场面原型。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着萨尔恭王时代的动物雕像时，看着这些写实风格的艺术品，一定会想起吾珥遗址中被武利氏发掘的文物残片。比如，舒伯—阿德女王墓葬中的银质母牛头像，和另外一具由黄金和琉璃打造而成的公牛头像。而且，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母牛头像附近有一把竖琴。而公牛头像的摆放位置，就在竖琴的前方。如果我们认真仔细地观察，就能在这些头像中看出动物雕刻的原则。不管是迦勒底—亚述的雕像，还是阿契美尼德和萨珊王朝的雕像，都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具体而言，这些头像用粗犷的美和雄劲刚健的精神，体现出专制政治的意象特征。苏美尔—阿卡德文明表现出的现实主义风格随着后期进入有史时代，会发展成一整套清晰的体系，且具有古典主义的因袭方式。据此，我们还可以提出进一步的疑问。这种程式化的趋势，是否会让文明的发展失去自然生成的趣味？还有人们常说的“穆斯林式枯燥乏味”，是否在汉谟拉比时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纵观历史，艺术风格的发展就如长河流淌一般，在上游便能窥探到下游的趋势。女王舒伯—阿德的墓葬是极为重要的一处遗迹，曾出土过一件能预示高加索和草原地区艺术风格的文物。这件文物是用来约束缰绳的用具，奇特之处在于其顶端有一驴形的雕刻。这种用动物形象装饰日常用具的特点，在高加索和草原地区的文物中也能看出来。比如缀着青铜饰件的挽具和灯台，上面就有鹿形的装饰。

在那个遥远的时代，中、近东的美学法则就已经完全构成了。事实上，我们的观察与研究并没有浮于表面，不仅仅是看到一个文明的发展过程，而且探索到了深层的规律与美感。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动呢？只要回想那个时代，就足够令人心潮澎湃。舒伯—阿德女王的坟墓属于吾珥第一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100年。而另一处遗迹，即吾珥第四号古墓，通常被称为“标准”墓葬。根据武利氏的考定，这座古墓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

论及与上面两座墓葬同等年代的遗迹，我们会想到在迦勒底地区，属于苏美尔人时期基什城的古物。牛津大学和芝加哥田野博物馆曾共同派出成员组成考古队，其中有兰顿、马凯、瓦特林和彭尼曼等人。他们于1928—1929年发现这处遗迹，发掘出许多小件赤陶器。这些赤陶器有的是马拉战车形象，上面有御者；有的是彩色的苏美尔人头像；有的是一套多个的鹿类动物浮雕，都长着奇特的大角。这些形态各异的小件赤陶器，年代大约属于公元前3000年。但是在基什城遗迹的更深底层，还有更为古老的文化层。在探索过程中，我们能观察到一次似乎是由大洪水造成的文化中断，就像是《旧约·创世纪》中所提到的那样。在更为古老的文化层中，我们发掘了许多能够证明存在着先进文明的文物。较为典型的有两个例证，一是有着美观精致的花纹的铜质匕首柄，二是一些圆筒形的印章。根据瓦特林的考证和推断，铜质匕首柄属于约公元前3200年，而印章则属于约公元前3500年。往地底的更深处考察，还能发掘到后新石器时代的沉积层。瓦特林推断，这处沉积层的年代属于约公元前4000年。

在泰罗地区，曾存在着古代苏美尔人的拉伽什城。在此处，我们发现了同样属于迦勒底文明的遗物。在这些文物中，不乏历史久远、意义重大的作品。其中年代最为悠久的文物，是一块又小又轻薄的浮雕，属于约公元前3000年。它被称为“羽饰人”，现收藏于巴黎卢浮宫中。很明显，这个人像浮雕有着苏美尔人的体貌特征。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它有着鹰嘴一般立体弯曲的鼻子，和剃须后整洁的面庞。在穿着方面，人像上身是赤裸的，似乎是遵照某种宗教的礼节或仪式规定，下身则穿着长裙。卢浮宫中还收藏着另一面石灰岩板，上面的人物与“羽饰人”雕像，在类型和式样方面相同。而且，它们都属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年代。在这块石灰岩板上，雕刻着拉伽什城中的“帕帖西”——乌尔—尼那及其家人。前文曾提到，“帕帖西”是城中的诸侯。这群人的面貌形象，同样符合苏美尔人的特征。他们都剃发光头，面庞光洁，也有类似的五官。而最为突出、让人一眼辨认出的，就是那干净的脸庞。在古城的遗迹中，还有更加值得注意的文物——兀鹰碑。为了庆贺与敌国城邦战争的胜利，拉伽什国君伊安纳顿下令建造了这座纪念碑。就历史间隔而言，伊安纳顿与乌尔—尼那隔代，是之后上任的“帕帖西”。在兀鹰碑的正面和背面，都有大气磅礴的浮雕。具体来说，碑的正面刻画了伊安纳顿率领部下对抗敌人的情形，在细节方面表现得尤其动人。君主与士兵们的外貌都符合苏美尔人的特征，他们为了防御敌人都佩戴着头盔。伊安纳顿一手拿着长枪，一手拿着弯刀，表现出对抗敌军的勇气和决心。士兵们也有条不紊列成密集的方阵，各自手里都拿着长枪和盾牌，时刻准备应对敌人的进攻。远方有许多倒在地上的敌军尸体，正无比凄凉地被兀鹰啄食着。君主的英武、士兵的齐心协力，以及战争的残酷都被表现出来。而在碑的背面，刻画着拉伽什的神祇形象。他一手拿着代表权威的权杖，另一边手中握着一只展翅雄鹰。这只雄鹰的头部是狮子的形象，它看守着被束缚在网内的战败俘虏。

这座闻名于世的兀鹰碑，绝佳地展示了苏美尔人所创作雕刻作品的风格，既有浑厚大气、雄健强劲的精神，也不失勃勃生气。亚述—迦勒底的历史共有十五个世纪之久，这种艺术风格始终贯穿其中，堪称是其文明的遗产。最后列举的这件文物同样被收藏于巴黎卢浮宫中，是从恩帖米那的时代留存下来的。恩帖米那是伊安纳顿的孙子，同样是拉伽什的国君。这件文物是一个华丽的银瓶，其精巧之处在于瓶身上的雕刻。上面有四只长着狮子头颅的鹰，形态勇猛地擒着猎物——狮子、鹿和野山羊。而细细看去，这只长着四个狮头的神鹰擒获了狮子，而每一头狮子都咬着下一组画中的鹿或野羊的口鼻。学者波提叶氏曾在认真研究后指出，迦勒底人在如此古远的时代起，就已经制定出纹章式艺术和形体面面相对的原则。而且这种艺术风格和原则，自此便代代传承下来，经由喜特人、亚述人，和阿契美尼德朝、萨珊朝的波斯人，一直流传到了阿尔泰的各民族中。很明显能够看出，古代迦勒底人对怪物与人或兽类斗争题材的偏好。这种偏好影响深远，与后世的装饰题材具有密切的联系。从泰罗遗址发掘出的大量圆筒形印章来看，上面的图形大多与迦勒底人所偏好的设计题材相似，而且其构图都是对称的。可以想见，吉尔伽美什和怪人恩奇都的古史诗，深深启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在这些圆筒形印章上，除了有纹章式样的图形外，还有许多怪物的形象。有的是双头雄鹰，有的是牛身人面被称为“克鲁比姆”的怪物。这种形象在拉伽什和阿伽德时代就已定型，后来的亚述人则将其充分运用与发展。除此之外，还有长着双翼、蛇头蛇尾的龙，常常以站立的姿势出现，它的身体不仅雄壮而且布满鳞片，前腿如狮子一般健美，后腿像猛禽一样有力。这种龙的形象还见于其他文物之上，如卢浮宫里收藏的古底亚王的祭器。古代苏美尔人中的大师巨匠以其高水平的艺术作品，深刻影响了西亚、北亚和中亚的艺术发展进程。从萨珊王朝到西伯利亚，中间经历了高加索和南俄罗斯的过渡地区，这些地区的纺织品都有苏美尔风格的印迹。苏萨出土的圆筒形印章，属于约公元前3000年的时代，其上面也有着同类的未程式化的动物图案。我们能看到不同的图形，如狮子和熊牛的互斗，或是急速奔跑的熊牛，或是跳跃在半空中的鹿类野兽。这些图形都细致地刻画出兽类动作的流畅感，体现出一种活泼的现实主义风格。克里特岛的艺术品也有类似的风格，而亚述的艺术品却再没有过这样的设计。

时间继续推移，我们的视线便来到了下一个时代——阿伽德帝国。此时，艺术水平的发展又取得了很大进步。阿卡德地区生活着赛姆族人，他们当时主要的城市是阿伽德。城中的国王是老萨尔恭王，即“萨尔鲁—金努（意为真正的王）”或纳拉姆—辛。他的生卒年份约为公元前2875—前2712年，或约公元前2700—前2600年。老萨尔恭王在位时，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全部的领土。阿伽德帝国是赛姆族人的第一个帝国，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令人赞叹的艺术品。比如，现在被收藏在卢浮宫中的纳拉姆—辛胜利碑。碑上所刻画的景象，便与这位国王率兵征战的场面有关。他带领士兵攻打一处山地，当地的居民受到袭击并被屠杀。这块碑的表现手法充满粗犷豪放之风，让人联想到前文提及的兀鹰碑。但相较而言，纳拉姆—辛胜利碑进一步显示出了艺术家所用技法的自由奔放。而且，雕凿这块碑的能工巧匠也掌握了一定的人体解剖知识。比如图形中的国王是一个被夸大的超比例形象，举手投足间都是尊贵与英武的气质。他头戴着镶嵌有牛角状饰物的王冠，神气十足地站在高处，左手拿着长弓，右手提着尖头朝下的长枪。而跟随国王征战的士兵形象也被塑造得十分生动，其身体形态的线条极为流畅。他们身穿轻薄而接近透明的战裙登山，展示出的肌肉线条与动作很是美妙。在这方面更加刻画精准的，要数图画中战败者的形象了，也最值得我们细细品鉴。比如，被国王打倒并践踏在地的敌人；被抛掷到山底的尸体；逃跑失败转而向国王求饶的士兵；想要跪下躲闪迎面而来的长枪的士兵……这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充满了生命力，仿佛将一个战争故事娓娓道来。堪与之媲美的，当属爱琴海地区建筑上的“人字墙”了。另外，这块纳拉姆—辛胜利碑在构图方面的功力也可圈可点。尽管所刻画的人物众多，但是在场景安排和位置分布方面，却有种轻快可喜的效果。既没有过于繁重而令人眼花缭乱，也兼具审慎和美观的优点。

阿伽德王朝覆灭后，苏美尔人凭借吾珥王朝的力量重新取得霸权地位。公元前2475—前2358年，他们重新统治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全部领土。在这个时代，苏美尔人的艺术成就亦取得进步。我们所熟知的文物，主要来自一个小王侯的时代。在拉伽什古城，那时的统治者“帕帖西”叫作古底亚。他活跃在公元前2492年左右，但是政治地位并不突出，只能居于二流的位置。

在古底亚时代之前，迦勒底文明的雕刻作品风格略显拘谨，有失大气磅礴的风范。除了有些小雕像和陶器之外，也只是局限于石刻画和浅浮雕。到了古底亚时代，迦勒底人才摆脱了原来的风格，生出更大的格局。那样的情状仿佛一个决心冒险远航的水手，终于离开小河小溪，来到了一望无际的大海边。既然来到了理想中的环境，他就要开始奋斗，与周围的一切困难和阻碍相对抗。那喷薄而出的凌云壮志，一夕之间便产生出许多伟大的作品。我们能看到许多那个新时代的遗迹，比如现在被收藏在卢浮宫的古底亚权杖。在象征着地位和权威的权杖之上，雕刻有两头互相背对着的狮子，整体而言颇具有写实主义风格，与亚述的萨尔恭王时代的狮像有类似之处。还有一些精巧的小造像，由金属工匠们所制作。如在乌尔—保拉什地区发现的，属于古底亚前任统治者时代的一个铜质小神像。这个小造像塑造的人物是“预防之神”，细节之处的刻画尤为动人。这位“预防之神”不仅长着胡须，而且神情专注地跪在地上，正要将一颗钉子用力钉到地里去。我们能从侧面看到精致流畅的线条，从而感受到人物动作的优美和富有生命力的特色。这个小造像不仅能与亚述文明的作品相比，甚至与希腊的艺术品都不分伯仲。在古底亚时代所出的大批雕像中，还有一批闪绿岩材质的造像。它们被发掘出后，就从泰罗运到了巴黎卢浮宫收藏。其中最为精美的一座造像，刻画了古底亚的形象。这位君王交叉着双手端坐着，膝盖上还放着一部图样，其摹写内容正是他下令修建的建筑物。我们纵观所有刻画古底亚的造像，这些作品中的君王都穿着相同式样的衣物。他半披半穿着衣服，露出右边肩膀和手臂。这部分裸露着的身体，与纳拉姆—辛胜利碑有同样的刻画风格，对于肌肉的线条与其他细节的表现，都十分写实逼真。不同的是，古底亚时代的艺术家们采用了圆雕手法，使人体肌肉显得更加雄劲有力。甚至理应被衣服所遮盖的那部分人体，也能看出部分端倪，不会完全被掩蔽。我们看到塑像中具有运动感的大块肌肉，都会觉得那身躯似乎是有生命的，就在轻薄的衣物下活着一般。对比之下，后来亚述人所创作的艺术品明显有着不同风格。所以，尽管是描绘着同样的场景，亚述人与迦勒底人的表现手法是不同的。这样雄浑阔大的艺术手法，恰好弥补了迦勒底人略显短粗的外貌。虽然这种表现形式显得人物有些粗壮丰硕，但是也使画面有端庄凝重的感觉。这两种感觉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整体上产生了一种非比寻常的匀称雄健和结构有力的效果。艺术家们常常将造像的头部塑造成苏美尔人的式样，并为其穿戴上卷成一卷、类似于头巾一样的饰物。这些造像有着健壮雄伟的身体结构，让人想到古希腊艺术中的人物头像作品。此外，许多专门研究这些作品的学者也有自己的推断。比如，对于我们在这里谈到的作品，康特诺氏曾经指出：“它们的底蕴深厚，应该在不久之后就会发展到精纯洗练的更高境界，就像两千年后希腊人所拥有的文明一样。”这些艺术品代表着眼下的成就和良好的势头，显得意味悠远且颇有自信。并且如前文提到的那样，仿佛一个渴望远航的水手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海洋，已然挣脱了过去视野的束缚，迫不及待奔向充满希望的旅途。但是纵观世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迦勒底人的命运并不能完全由自己掌握，尤其是当许多外族人入侵时，文明的发展势必会受到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