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特文明

公元前1925年，随着汉谟拉比王朝的覆灭，巴比伦帝国也如夕阳西下，失去了所有伟大光辉。来自小亚细亚高原的喜特人入侵迦勒底，他们倾覆原有政权后造成了领土内的混乱局面。随后，居住在迦勒底东方山区的加喜特人占据了巴比伦城并建立政权。此后的5个多世纪里，即公元前1760—前1185年，这个政权始终统治着迦勒底。这一时期的巴比伦，仍旧保持着自身的文明成果，但是实际情况不容乐观。在异族人统治下的巴比伦遇到了许多限制，其艺术发展道路充满坎坷与阻碍。更糟糕的是，这个国家还陷入了政治上的困局。其整体实力的日渐衰微导致了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法老们、喜特人和亚述人有机可乘——他们先后掌握了东方世界的霸权。

喜特人首次登上历史舞台，是在公元前20世纪。他们生活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以卡帕多西亚为中心，并将首都建立在哈图沙什（现在的菩伽兹—科伊）。喜特人有一个特殊之处，那就是他们由多个民族混合组成，并达成一个联盟。对于这个联盟的核心，有几种不同的猜想。一种说法认为其族群核心是亚洲人，即纯正的安纳托利亚人。另一说法则认为，族群核心与印欧民族的一个上层阶级有关。他们经由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到迦勒底地区，占据了比当地民众更高的地位。

文化在发展方面，也会受到这种迁徙的影响。具体而言，这些印欧民族的文明，不仅保留了本土的成分，而且吸纳和接收了迦勒底文明的元素。这样多种元素并存的特点，可以举出不同的例证来检验。比如，一部分喜特人的文章，尤其是摩崖上的铭文，是用一种特殊的象形文字刻写的。这种文字是他们本民族的字体，现代人还未完全解读出来。同时，喜特人也会使用楔形文字。而众所周知，楔形文字是源自于迦勒底人的文字体系。在德国考古团的考察过程中，他们在菩伽兹—科伊发现了一部刻写在泥版上的王室档案，所用字体为楔形文字，其中还夹杂着巴比伦的赛姆语。当时的整体环境中，赛姆语是较为正式的外交用语。除此之外，泥版上的档案中还有部分喜特联邦中的土语，目前尚不能完全识别。在宗教信仰方面，喜特人尊奉一位神祇，名为铁叔布。斧子与公牛是这位大神的象征物，所代表着的是雷雨和高山的力量。在喜特人的宗教中，还有一位伟大的女神，是希腊神母西贝丽的原型。

小亚细亚是喜特人稳固的立足点，他们不停壮大力量向外扩张。在占据了卡帕多西亚、旁图斯和一部分亚美尼亚及西里西亚的领土之后，喜特人开始统治弗里吉亚和吕底亚。从公元前20世纪开始，不满足于既有成就的喜特人，把目光转向了叙利亚的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逐渐将势力范围拓宽到这些地区。在公元前1925年，喜特人开始蜂拥而至入侵巴比伦。在攻陷这座城池后，他们又大肆劫掠，享受胜利的果实。公元前1370年，喜特人又征服了米坦尼帝国。这个庞大的帝国原本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西北部，坐落在幼发拉底河的大回湾处。

在这个充满战火与硝烟的时期，喜特人的诸位君王也雄心勃发。他们的威严和势力范围不断向外延伸，从黑海和吕底亚扩张到了亚述边界。对国土以南方向，喜特人同样表现出勃勃野心。他们用武力手段使叙利亚北部地区的民众脱离了埃及的掌控，并开始渐渐树立主权。到了公元前1350年，喜特人正式掌握对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宗主权。面对这样的形势，埃及人也做出了反抗。双方势力互相周旋，展开武力与智慧方面的博弈。公元前1295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卡德什（即现在荷姆斯附近的帖尔—内比—门德）大败喜特人。局面似有好转，然而，这场胜利依然没有阻止喜特人的势力扩张。出于种种考虑，埃及仍然需要妥协，不得不将叙利亚的北部划分给喜特人，只剩下南部作为本国的管辖领土。而这次事件之后，喜特人同样开始转变发展的方向。公元前1279年，埃及人与喜特人经过商议后结为盟友。如此一来，强大的喜特帝国便建立起了稳固的政权，统治着美索不达米亚以西、叙利亚以北和小亚细亚地区。而后，我们发现喜特帝国的政权经历了历史洗礼，延续了几乎两个世纪。但与埃及命运相同的是，喜特人也遭到了航海民族的入侵。在公元前1229—前1192年间，除了有爱琴人和阿开雅人入侵之外，喜特帝国的西北方和东南方也同样遭受到侵犯。色雷斯—弗里吉亚人从西北方而来，夺取了小亚细亚的领地；亚述人从东南方而来，不断侵占着叙利亚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西部的领地。早在公元前12世纪起，喜特人与亚述人的斗争就已经开始了。公元前1110年，亚述人在卡尔开密什第一次打败了喜特王国。虽然，那时喜特人所拥有的领土已然大大缩水，但他们没有放弃抗争的决心。约公元前1060年，喜特人从亚述人的掌控和统治中脱离。但这次抗争的成功并没有扭转局面，喜特王国的颓败趋势已经步入末路穷途。公元前850年和公元前715年，喜特人的政权前后两次覆灭，之后，永远变成了亚述帝国的一部分。

无论历史如何更迭，曾存在过的痕迹都不会被世人遗忘。公元前第14和第13世纪，喜特人在西亚建立的政权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对于我们来说，走近这段历史是了解文明发展必须重视的史料。喜特帝国存在的整个时期中，与埃及政权一起掌握着东方世界的霸权。对于迦勒底的诸位现代君王来说，埃及人和喜特人是真正的继承者。同样，在文明发展的历史中，他们留下的印记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加喜特诸位君王统治的巴比伦帝国陷入沉睡后，喜特人登上历史舞台，承续了文明发展的历程。其微妙之处在于，他们所创文明处在古代迦勒底文明和亚述文明中间，是衔接二者的最重要一环。

经过诸多考察与发掘的工序，历史学家们揭示出了喜特文明的独特之处。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德国研究员、捷克布拉格的赫罗兹尼氏和法国的波提叶氏与康特诺氏等。喜特文明的遗迹数量颇多，遍布东方各地，如卡帕多西亚地区的菩伽兹—科伊和雅西里—卡雅两处，利卡俄尼亚地区的伊布里兹，小亚美尼亚地区的马拉尼亚，幼发拉底河畔的卡尔开密什，和叙利亚—西里西亚边界的真吉尔里，等等。研究证明，虽然喜特文明受到了迦勒底文明的启发，但也有着自身的独到之处。发掘出的诸多文物，均能证明喜特人存在着很高水平的创作才能。例如，在建筑方面，迦勒底人常习惯用普通的砖构建整体，但不注重对柱子的设计和应用。而喜特人则对材质更为讲究，常用砖构筑上部，用石块构筑基底，并擅长应用和设计柱子。在建筑的整体设计中，喜特人常常在石质基础上竖立一根木质圆柱。这种风格逐渐流传，后被希腊的木锡南文化所采用。

论及喜特人在文明发展中的最大贡献，当属他们所创作的多种多样的浅浮雕。这些浮雕主要用于装饰建筑物的基座和柱础。这种创作正是喜特艺术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像希腊艺术中刻有浮雕的中楣和刻花的柱头。除此之外，浅浮雕的元素还在喜特人所筑的石壁上出现。迄今为止，研究者们所发掘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在菩伽兹—科伊附近的雅西里—卡雅地区的庙宇台基。这座庙宇的台基建于岩石之上，上面雕刻着铁叔布神和“伟大女神”的婚礼图像。在这个场景中，还有两列各自站在不同动物身上的神祇，他们互相靠近、彼此相会。对于这件充满喜特艺术独有的风格和元素的文物，康特诺博士认为它属于喜特帝国时代，是约公元前14世纪的作品。在构图方面，喜特族的创作者喜欢把所刻画的图像排成长长的行列。他们也喜欢刻画人物的动作，以丰富作品的主题和层次。就整体风格而言，喜特人更加豪爽浑厚，不注重对琐碎细节的堆砌，只关注和表现场景的大体。在细节方面，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习惯。比如，门道上常常装饰着野兽的图像，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有的是图画平贴在墙壁上，有的则被雕刻为栩栩如生的塑像，似乎那动物的原型就要破壁而出了。就如康特诺博士所说的那样，我们能从雅西里—卡雅地区的神像行列中看到喜特艺术的独特性。同样地，在菩伽兹—科伊地区，一面石灰岩上雕刻有太阳神形象的浮雕。这样恢宏壮丽的作品，作为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中的一支，与迦勒底艺术共同有着雄伟有力的特色。细细品味，我们还能看出这座浮雕所具有的更高的运动感。总之，在第一期文物内，喜特人所创的浮雕忽略了琐碎的细节部分，反而着重渲染大体。这种风格渐成趋势，并被后来人所借鉴传承，成为亚述艺术的一种特色。

□王者出猎浮雕，喜特人作品

在卡尔开密什地区，研究人员发掘出喜特的第二组文物。波提叶氏认为这些文物出现于公元前14世纪，并一脉相传到公元前9世纪。这一组中最为古老的浮雕，刻画着许多神灵和动物（如狮子、公牛和鹿）在一起时的图像。这件浮雕所表现出的艺术风格，与古代迦勒底艺术的特点较为相近。而且波提叶氏认为，如果将喜特艺术、迦勒底艺术和亚述艺术放在一起比较，风格更为相似的是前两者。在第二组文物中，我们也能看到年代较为接近现代的作品。它们常常会带有宗教性色彩，并可被分为两种典型的题材，一种表现宫廷和日常生活的场景，一种描绘狩猎时的画面。我们将目光放在狩猎类作品中，不难发现喜特艺术家对于动物的处理，运用了一种触目且精致的刚健手法，就这一点而言，亚述艺术与之较为相似。尤其是对狮子、鹿和公牛的刻画，喜特人的艺术作品着重渲染了它们躯体上的主要关节部位。这样一来，作品整体不仅有浑厚的气魄，还会有现实主义的风格。众所周知，不同的动物在门类、姿势和动作上有不同的特色。这些作品中采用的创作技巧虽然略显古拙，但是却能成功地表达出这些动物各自的特色。在亚述的萨尔恭王朝时，人们借鉴了喜特艺术的风格，并将其加以发展和创新。随着时间的累积，后来出现了科尔萨巴德动物雕刻家们的杰作。喜特艺术中的部分作品既保留了本地的特色，也受到埃及文明和迦勒底艺术的影响，充满了奇幻的色彩。比如，艺术家们常常将野兽的身体和人的头颅组合，或者将野兽的头颅和人的身体组合，创造出幻想中的怪物。尤其是喜特人所创作的狮身人面兽，虽然与埃及文物有所区别，却明显表现出对迦勒底艺术中雕凿技巧的借鉴。在一些奇幻作品中，喜特人也会采用两头动物的形状，设计出较为典型的作品。比如在正常的部位有着一个人的头颅，而在其胸前会有另一个狮子的头颅。在希腊神话中有叫作“齐米拉”的怪物，就与这类作品中的形象相似。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在卡尔开密什的浮雕上注意到士兵的图像。他们的军装设计较为独特，比如在头盔上有一簇羽毛。这种风格逐渐流传，成为后来的亚述和木锡南的士兵们的固定款式。

在真吉尔里地区，研究人员同样发现了喜特文明的遗迹。据波提叶氏所说，这些文物的所属年代似乎是自公元前14世纪开始，一直连贯传承到公元前8世纪。在发掘出的遗迹中，有一些精美的柱础，由两只狮身人面兽结合而形成。对于这些动物的细节，喜特人采用了美索不达米亚式的手法进行处理。同样风格的文物还有守卫门口的狮子像。它们的头部采用了圆雕手法，而躯体采用了浮雕手法。从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不同文物中，我们能看出文明间的相互影响。这些喜特艺术中所存在的狮子像，和埃及人所特有的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共同启发了后世人的创作灵感。如萨尔恭王宫门口的狮子像，和牛身人面的“克鲁比姆”塑像，都能看出喜特艺术和埃及文明的痕迹。在真吉尔里地区发掘出的薄浮雕上，同样有许多狩猎的场景，与在卡尔开密什地区发掘的遗迹有类似之处。虽然刻画的技法依然充满古拙的色彩，但是亦有灵动的意趣。除此之外，有些浮雕上刻画着大神铁叔布，他手里拿着雷楔，不怒自威；有些浮雕上则描绘了英武的喜特战士，他们穿着独特的服装，能让人一眼辨认出来。具体而言，如高高的三重冠式样的头饰；弗里吉亚人式的帽子；披拂在脖颈上的发卷；长长的一直垂到腿部的腰绦穗子；鞋头处上翘的尖角。在真吉尔里以北方向的马拉提亚地区，研究人员曾发掘出一幅优美精致的薄浮雕文物，现被收藏在巴黎卢浮宫中。这件薄浮雕刻画了一位君王驾着车猎鹿的景象，是喜特艺术中较为典型的行猎图作品。这件文物的年代约属于公元前1000年，对后世的文化尤其是亚述文明有重要的影响。亚述艺术品中的薄浮雕作品，最常见的题材便是行猎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