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拔斯王朝的艺术

纵观阿拉伯艺术的发展历程，阿拔斯王朝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时代。但是，在那个黄金时代也留下了许多遗憾。比如在公元1258年，巴格达受到了自然与人为破坏，导致这座城市中的纪念物几乎荡然无存。而人们后来发掘的所谓左贝妲墓，则根本不属于这位王后。她是哈琅·埃尔-赖世德的妻子，死于公元831年。幸运的是，在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拉夸地区，还保留着哈琅·埃尔-赖世德的王宫遗址。除此之外，在巴格达以北方向、位于幼发拉底河之上的萨马拉地区，也保留着许多遗迹。根据史料记载，公元836—889年，萨马拉曾代替巴格达成为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同时，那里也是哈里发们的固定居住地。我们在那里能看到，哈里发穆台瓦基尔下令修建的清真寺，和他的王宫巴库瓦拉的遗址。经过德国赫兹菲尔德教授领导的考察团的发掘，和法国考古学家维俄来氏的合作研究，我们对这处遗址的认识也更深一层。尤其是对这处建筑物的外观部分，我们能够从学者们的研究中得到一些具体的概念。就外观来看，哈里发穆台瓦基尔下令修建的清真寺，是巨大的长方形。它的四周有高高的围墙，在墙壁里侧的表层则用炼砖装饰。寺的主殿位于南面，共有25道拱廊。在其余三面，各自都有一处较小的殿堂。负责联通的廊道高度都超过了35英尺，用大理石材质的柱子支撑着。这四座大殿都面向一座广大的庭院，院内中央设有一处装饰华丽的喷泉。根据法国考古学家维俄来氏的描述，萨马拉的王宫另有一番风格。这座王宫的废墟为长方形，每一边长都超过了一公里。在它以西方向的正前面，有三座砖结构的圆拱仍然矗立，没有随着岁月侵蚀而坍塌。这三个圆拱穹隆都正面对着河流，前面通向宽阔的河谷。站在其中的人们，能够将美景尽收眼底，整体设计亦充满了端庄与优美。这里常常会举行庆祝仪式，或者作为公众朝拜觐见的场所。在这之下，是一层层宽阔的草坪、花坛和喷泉，用逐层降级的方式排列着。绕到这三个圆拱穹隆后面，我们能看到三层内廷。这样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让一些排成十字形的房屋可以采集到光线。经过推测，那些十字形房屋，便是王座所在的宫殿。再向后走，能看到许多较低的房屋，里面除了起居室与卧室，大多备有豪华的浴室。再看向东面，我们能发现一个长方形大花园。在它四周，是半露着柱子的围墙。花园内有若干人工制作的瀑布，洒溅着晶莹剔透的水珠。除此之外，还有些装修华美的小亭阁互相连通。走到王宫的北面，我们能看到一处旷阔的水湾。人们想要靠近那里，可以由一条斜斜的路到达。有趣的是，这条斜路两旁，布满了岩洞和池沼。最后，绕到这些建筑群落的后面，所看到的群房便是后宫了。此外，还有专门为朝臣提供的住所。在其附近还有一座小型的礼拜寺，和哈里发的侍卫及骑兵所居住的大型外围建筑。

维俄来氏指出，王宫遗址的建筑布局普遍存在，是仿照伊朗建筑物建成的。在这些建筑群落中，混杂着多种艺术的元素，如萨珊王朝艺术、拜占庭帝国艺术、叙利亚—科普特艺术。在内部装饰方面，王宫的墙壁上都敷着一层泥灰，常被划分为格子形状。这层泥灰形成了一面护壁，高三英尺四英寸。护壁上方，则是类似三叶花形状的圆拱，而这种贴壁装饰，则仿照了萨珊王朝的设计。我们在拉夸地区的哈琅·埃尔-赖世德王宫遗址中，也能发现同样与萨珊艺术相类似的装饰物。比如，一些拱廊、圆拱和壁龛等，都与泰西封地区的塔夸—夷·基斯拉建筑物有惊人的相似。在萨马拉艺术中，这种装饰设计逐渐成熟，已经被肯定为是伊斯兰教的风格。比如，在几何图形的中心，有程式化的花朵纹样反复出现，各自以绦带相连；在末端或连接处，以成串的小珠组成瓶子或者古琴的形状，或者拼成有葡萄与藤叶相缠绕的蔓延花纹等。上述细节与知识，都能在维俄来氏的专著中找到。

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阿拔斯王朝的建筑物，对后世的设计风格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后来的波斯艺术中，而且体现在叙利亚—埃及的建筑物中。在赫兹菲尔德、维俄来和安德烈·戈达尔德等诸位学者所写的专著中，特意指出了萨马拉建筑物对其他文明的影响。比如，在埃及发掘的伊本-吐伦清真寺，是埃及遗存至今最早、最大的伊斯兰教纪念遗迹。这座清真寺的大部分设计，便是受到了萨马拉建筑物的影响和启发。公元876年，埃及总督伊本-吐伦下令修建清真寺。早在公元869年，他已经脱离阿拔斯政权的统治独立。这座清真寺整体呈长方形，长390英尺，宽425英尺。它是有拱廊的清真寺中，最为卓越的典型范例。在建筑材质方面，这座清真寺全部由砖造成。如果这些砖不是仿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那么的确是埃及遗迹中令人惊奇的材料了。同样，这座建筑物中也带有伊朗文明的元素——尖顶圆拱。而且在埃及地区，这样的元素是第一次出现。最后，就装饰雕刻而言，弗罗瑞氏在伊本-吐伦清真寺发现了三种类型：直线型图案、深雕的装饰和缠枝葡萄的花纹。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图案正与赫兹菲尔德教授在萨马拉建筑物中看到的相同。综合而言，伊斯兰教的装饰，主要有两种成分：几何画和植物性的花纹。究其深层原因，这是为了避免采用动物图案而设计的。

阿拔斯王朝初期，陶器艺术同样大放异彩，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从拉伊、桑坚、苏萨、萨马拉和埃及的福斯塔特等地区，学者们发掘出许多那个时期的文物遗迹。根据已故学者培扎德氏的推断，其中有许多件文物可以追溯至萨珊朝时代。但这种推断流于表面，是片面且错误的说法。虽然，这些文物看起来有萨珊王朝艺术的风格，但在实际上是早期穆斯林的作品。这一结论，最初是由维格涅耳氏提出的，后来，科克林氏又对苏萨和萨马拉出土的标本加以对比，才最终确证为是可靠的说法。这些文物，应当属于短期首都的繁盛时代，即约公元836—889年。在苏萨，我们观察了大量出土陶器，能发现其形制的先后顺序与萨马拉出土的陶器相同。它们都有如下几种类型：有的是无光面的乳白色杯子，上面装饰有钴蓝色或者近似于绿色的图纹，常以程式化的簇叶或花朵纹为主要形式；有些光面的杯子，以黄色或绿色为底色，在上面浅浅地刻画描绘着几何图案或者棕榈树的花样；有的是一些外形优美的杯子，表面多为黄色、绿色或赤金色，上面装饰着程式化的簇叶、圆徽和花朵的图案，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动物的装饰图案，整体有一种富丽堂皇的效果。1926年，学者科克林氏在叙利亚写下了专著《萨马拉的陶器》，对这种陶器艺术进行了详尽的叙述。

在阿拔斯王朝，主要制作陶器的中心城市是拉吉斯，又被称为拉伊。在波斯帝国时代，这座城市便已经十分著名，占据着重要地位。公元1221年，出于种种原因，拉吉斯城被毁灭。在拉吉斯城出土的杯碗等陶器，有着各式各样的设计。有的是粗面的器皿，在整个底子上布满浮雕的花纹，常用淡蓝色装饰；在其他光面的橄榄绿色器皿上，则表现出对人像的精妙处理技术，比如圆脸骑马人题材。纳扎尔·阿伽拥有许多文物收藏品，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圆脸骑马人图像，便是从他的藏品中的一只碗上复制得到的。这类器皿的艺术成就已经远超阿拔斯王朝本身的水平，几乎达到了13世纪塞尔柱王朝全盛时期的水平。学者维格涅耳氏曾提出辨别拉伊城出土陶器年代的正确方法。具体来说，如果我们能在陶器边缘内侧发现一圈花环，那么，便可以断定它是公元9世纪的产物，如果未能发现花环图案，那么陶器便属于公元13世纪。

阿拔斯王朝的伊朗工匠们，更侧重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勾勒。在这些陶器文物的图画上，能成功发现此种规律。这正与萨尔和赫兹菲尔德两位教授对萨马拉壁画的研究结论一样。根据赫兹菲尔德教授的研究，哈里发王宫墙壁上所装饰的人物或者动物图案，与此前的希腊—立凡特画派风格十分相似。虽然那些图案与以后的波斯细密画也较为接近，却更偏向于希腊—立凡特画派的风格。而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萨马拉女性形象多是卵形脸型，令人联想到某些“利凡特”，即东方式的人物。斯坦因爵士在《古代和阗》卷一中发表了内容，是有关3世纪中国新疆米兰的佛教壁画上《须大拏太子本生经》一图，其中有许多“利凡特”式的人物。此外，在一些男性的典型形象中，我们也发现有拜占庭以前的“利凡特”式的艺术风格。比如，赫兹菲尔德教授所复印的一个基督教牧师的肖像，与库芒特氏所研究过的道拉·欧罗波斯的壁画上的形象，有相同之处。最后，在萨马拉发现的动物形象，也与玛兹达教时代的波斯艺术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比如，那古朴的骆驼行列，令人想到波塞波利斯的风貌，而圆徽中的鹿类动物，则使人联想到塔夸—夷·布斯坦地区的景色。在这一系列的观察中，我们也遇到了“迟来的古物”，在德国术语中被称为“Spatantike”。具体来说，就是具有罗马—萨珊文明风格的设计元素，还残存在伊斯兰教时代的古文物中。正式的伊斯兰教绘画一直到后期，才在小型细密画中出现。

在萨马拉的大幅画和小型细密画两种作品之间的过渡阶段，还存在着一些特别的画派。比如，勒·考克氏的考察团在中国新疆发现了吐鲁番的摩尼教绘画，它属于第8至9世纪。这种画作具有波斯小型画的作风，极为细致、妩媚。同时，在整体的布局与处理方面，它与萨马拉绘画作品的风格相似。综合所言，在伊朗本部文化的连续性虽然有所中断，但是“大伊朗”常为此提供上下衔接的必要环节。甚至，我们不需要离开伊朗本土，就能够在仔细对比中看到以下细节：一方面萨马拉的一幅壁画作品上，有一位拜占庭—阿拉伯风格的男子，他蓄着胡须、外形修长且精神奕奕；另一方面在13世纪的阿拔斯王朝，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巴格达派手写本上，其插图中刻画的人物形象是典型的赛姆族人。这两种不同时期不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竟然在某些细节方面有惊人的相似。巴格达派手写本的插图种类有许多，比如代俄斯科利斯手写本上的插图，和维未氏所收集的最早期的小型细密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