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波斯的伊斯兰教文明

阿拉伯—波斯文明，自萨曼王朝至塞尔柱王朝

我们已经详述了公元10世纪以后，阿拉伯文明的演进过程。文中省去对哈里发帝国统治下伊朗省的描述，因为以后的伊朗重新获取了主权。它虽然处于伊斯兰教教主的统治下，但在政治文化上独立了出来，能够主宰本国的命运。对待现在既存的波斯文明，我们要审慎研究，给出简洁精练的叙述。

公元第9世纪时，一场悄无声息的巨变，正在席卷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伊朗地区。阿拉伯人的文明丧失了政治优势，而伊朗人则重新冒头，渐渐占据上风。公元11世纪时，这一趋势已然不可逆转。这时土耳其即突厥人统领伊朗，很快就适应和采用了伊朗的风俗习惯。在小亚细亚时，土耳其人可以坚决保持本民族的作风，将其改造为第二个土耳其斯坦。但在伊朗的土地上，他们只能选择融入波斯文化。因此，在公元10—12世纪时期，所有统治波斯的王朝，即无论是伊朗人还是土耳其人建立的政权，都在互相衔接与继承的过程中，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公元9世纪中期，伊朗文化已然有凌驾于阿拉伯文化之上的趋势。但伴随着文化势力此消彼长的是各个政权之间的彼此倾轧。约公元820年时，担任科拉桑总督的波斯人塔希尔宣称独立。但他和他的家族对这个省份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太久，在公元872年便被萨法尔家族覆灭。之后建立政权的萨法尔家族并非贵族血统，而是来自波斯平民阶层的塞伊斯坦人。他们一直统治着伊朗的东部区域，直到公元900年被萨曼王朝推翻。与前一个政权不同的是，萨曼王朝由那斯尔一世建立，而这个姓氏，出自当地第三大显贵家族。一直到公元990年之前，这个贵族政权都管辖着伊朗东部。值得注意的是，萨曼王朝的诸位君主，大多以那斯尔、伊斯玛意尔、阿玛德、努赫、阿布德·埃尔-马力克或者曼苏尔为名字。他们都选择外乌浒河地区的布哈拉作为定居点，这是一个在当时已经完全伊朗化的城市。

在这些君主的统治下，伊朗文化呈现出繁荣复兴的美好景象。究其深层原因，在于这些伊朗人更改信仰的时间并不长，没有将伊斯兰教教义完全融入灵魂和血液中。相反的是，他们从前作为拜火教徒时的记忆，仍存在于脑海深处。所以，当伊朗人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在宗教信仰中的矛盾一面就会展现出来。一方面，他们仍旧想要忠于新的信仰；另一方面，他们却想要恢复过去的宗教传统。为了达到微妙的平衡，萨曼王朝的伊朗人，开始试着在自己的血缘与家世上做文章。他们刻意建立了自身和萨珊王朝英雄巴拉姆·楚宾的联系，以此在政治文化上建立威望。也正是在萨曼王朝的治理下，波斯文化才真正开始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在布哈拉、撒马尔罕、巴尔克、玛尔夫和尼沙普尔等城市，这个政权的统治者们，都表现出对阿拉伯语的打压与反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为古典波斯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极佳的氛围和环境。

萨曼王朝统治者们对波斯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还表现在他们对波斯诗人的优厚待遇里。公元954年，第一位波斯大诗人卢达歧去世，他生前一直居住在那斯尔二世的王宫中。后来，还出现了一位逝世于公元952年的伟大诗人达基吉，他的出生地在图斯。这位诗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为萨曼王朝的努赫一世写了一部史诗。这部史诗主要建立在伊朗的古老神话之上，其背景约为国王古什塔斯普在位时期。在这部作品中，还记录了琐罗亚斯德的说教内容。后来，著名波斯诗人菲尔道希（公元932—1021年）还引用这首诗，写成了作品《沙纳玛》。与达基吉相类似的是，这位被后世称为“波斯的荷马”的诗人，同样出生于图斯，同样在萨曼王朝统治者的庇护下进行文学事业的开拓。

除了对文学兴起做出贡献之外，萨曼王朝还推动了哲学领域的事业发展。在外乌浒河地区，君王们设置了一处哲学研究中心，成功地吸引到许多伊斯兰教中的著名学者。比如，我们最熟悉的阿维森纳，即阿拉伯最伟大的哲学家伊本-希纳，就是萨曼王朝这一政策的受益者。约公元980年，阿维森纳出生在布哈拉附近。他曾经受到努赫二世的庇护、奖励和扶持，并在这位君王的图书馆中完成了研究。

如同天上那时聚时散的云朵一样，人世间的权力博弈，也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之中。在萨曼王朝统治着东部伊朗的同时，另一股势力也在发展壮大，自立为西波斯的统治者。这股势力是由三支伊朗贵族组成的，被后世称为布益王朝，存在于公元935—1055年期间。其具体的权力分配是每一支贵族分别统治一块领地，即一支统治伊拉克—夷·阿拉比，一支统治法尔斯，一支统治伊拉克—夷·阿杰米。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们自称为萨珊王朝后裔，在宗教信仰方面，像所有波斯人一样，尊崇什叶派的伊斯兰教。公元945年，布益家族中的一名成员穆伊兹·埃尔-道拉强行闯入巴格达王宫，迫使哈里发任命他为“阿弥儿·埃尔-乌玛拉”，即大总督。这一官衔代表的权力和地位至关重要，相当于法兰克的梅罗文加王朝的大宰相。自此后，得到哈里发官方任命的布益贵族，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揽权营私。一直到公元1055年，他们都在借用阿拔斯王朝大总督的名号扩充势力，极大地削弱了阿拔斯政权的本来力量。

布益家族中最有名望的统治者，当属阿多德·埃尔-道拉（公元944—982年）。他重新掌控了布益王朝的全部领土，再次规划了行政组织结构，还大力倡导文化与艺术的发展，与萨曼王朝的诸侯抗衡。在巴格达地区，他下令兴建各种大型建筑物；在法尔斯地区，则开始了利国利民的大型公共工程。阿多德·埃尔-道拉下令修建了横跨设剌子附近库尔河地区的“班得—阿弥尔”堤堰等。这些伟大举措勾画出布益王朝新的蓝图，为许多文人墨客提供了绝佳的写作素材。阿拉伯诗人埃尔-慕坦纳比就曾住在设剌子一段时间，特意为这位君王写下了歌功颂德的诗篇。事实上，阿多德·埃尔-道拉是第一个令哈里发授予“苏丹”称号、国王称号和“列王之王”称号的穆斯林公侯。这也就意味着，旧日萨珊王朝君主的称号和实权都已重新恢复。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虽然曾经辉煌，如今却只剩下了空壳子，勉强当着一个精神上的教主罢了。哲学家阿维森纳的一生中交友广泛，其中，不乏布益王朝的王侯，比如，拉伊哈马丹和伊斯法罕等地区的公爵。

公元11世纪，突厥人大举入侵东部伊朗和西部波斯，先后覆灭了两个由伊朗人建立的政权，即萨曼王朝和布益王朝。这些外来者实力雄厚，数量庞杂，但并非是突然出现的。从公元9世纪开始，他们就以阿拉伯—伊朗各王朝的雇佣军身份逐渐渗透进权力中心。这些突厥人最初来自中亚，即现在中国的新疆地区和蒙古部分地区。他们的对外扩张轨迹，正像是公元4世纪时日耳曼人的做法。那时的日耳曼人，也是以盟军和友军的身份进入了罗马帝国，并且在武装军队入侵之后，那些分散在各处的移民，也开始大举迁入。

彻底占领伊朗后，突厥人建立起的第一个政权是伽色那王朝。正如前面提到的，这股势力原本是统治伊朗的布益王朝的雇佣军。公元960年，他们与主人发生纠纷后，选择逃跑离开，在阿富汗的伽色那地区定居，并且以地名为号。公元995年，伽色那军队强迫萨曼朝末代君王割让领土，将科拉桑的部分地区收到己方管辖范围内。随后，这支军队的领头人马慕德便灭亡了萨曼王朝，并且将科拉桑余下部分和外乌浒河地区纳入版图之内。一番停顿整理之后，马慕德将矛头指向了布益王朝。很快他就带领人马夺取了伊拉克—夷·阿杰米地区，将治下领土的范围扩充许多。最后，马慕德开始攻打印度，并且，从诸侯手中夺取了旁遮普。综上种种事迹来看，马慕德是伽色那朝最早的突厥—穆斯林君王，也是第一位被巴格达的哈里发授予“苏丹”称号的突厥首领。在宗教信仰方面，虽然他是突厥人，但他虔诚地信奉着伊斯兰教的正统逊尼派。在文化建设方面，马慕德也效仿其他君主，专注于倡导阿拉伯文明的发展。他曾经收留过几位著名的波斯诗人，比如翁苏里、米努奇里和菲尔道希，并与这些文坛的明星结下深厚友谊。其中最著名的菲尔道希就因感念君王的厚爱，将于公元1010年编纂完成的《列王纪》献给了他。虽然之后两人发生了争执，但是这不能抹杀马慕德曾经的付出。众所周知，《列王纪》被誉为伊朗民族的史诗，它竟然是在突厥王朝的统治下成文的。虽然这件事显得怪异，但也说明了波斯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能够在新建立王朝的兴衰中不断继续发展。

在历史长卷里，客观规律都蕴藏在政权的此消彼长之中。公元1040年，伽色那王朝走向了末路，被另一个突厥政权，塞尔柱王朝逐出伊朗东部。而此时的波斯西部，仍旧由布益王朝统治着。对于新兴的塞尔柱王朝来说，逐走伽色那政权只是扩充版图道路的开始。论及塞尔柱政权的领袖，我们必须提到图格里尔伯格，又名为托格鲁尔·伯格，他于公元1063年去世，在生前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公元1055年，图格里尔伯格推翻了布益王朝，之后获得了哈里发身边的位置，成为公认的临时代理教主。除此之外，哈里发还授予图格里尔伯格“苏丹”和“众王之王”的称号。

塞尔柱王朝发展至第二代时，又取得了新的成就。作为图格里尔伯格的继任者，苏丹阿尔普·阿斯兰（公元1063—1072年）骁勇善战，为王朝的稳固打下了基础。在亚美尼亚的马拉兹夸德地区，他击败了拜占庭军队，堪称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从此以后，亚美尼亚便被划入了塞尔柱王朝的版图中，小亚细亚的门户也被打开了。到了第三代苏丹马力克·沙（公元1072—1092年）在位时，塞尔柱王朝已然进入鼎盛时代，统治着伊朗全境、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在这个新旧政权变化的过程中，塞尔柱王朝代表着伊斯兰教中逊尼派的势力，而布益王朝则代表什叶派。前者对后者的征服，不仅在政治上有深刻意义，还代表了逊尼派的胜利。因此，这个新建立的王朝所统治的，都是正统派的伊斯兰教徒。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简单地将这种现象判定为突厥人统治使文化衰落。事实上，塞尔柱王朝的诸位君王很快就适应了阿拉伯—波斯文明，并且身体力行倡导这种文明，使之繁荣发展。第三代苏丹马力克·沙任用了一位贤明仁德的首相，叫做尼扎姆·埃尔-穆尔克。这位首相勤勉恭敬而且博学多才，亲自撰写了政治论著《治国策》，对阿拉伯—波斯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巴格达的尼扎米耶地区的“玛德拉萨”学校建立了最高学府；二是采取措施庇护当代大作家，如波斯诗人阿马尔·开阳和哲学家埃尔-伽扎利。

公元1092年，塞尔柱王朝的第三代苏丹马力克·沙去世，庞大的帝国开始分裂。其中最主要的政权是波斯和小亚细亚两方，而统治波斯的苏丹职位，仍保留在马力克王的后代手中。这些苏丹中不乏英勇神武之辈，其中，最为人们推崇的是桑加尔，或称为星加尔（公元1117—1157年）。他的一生都在保卫家园、抵御敌人，主要在外乌浒河地区作战，反抗新的突厥—蒙古人的入侵。但桑加尔之辈无法阻挡历史发展的脚步，不能改变王朝没落的事实。公元1194年，波斯地区的塞尔柱王朝被花剌子模王朝所覆灭。这个新出现的政权，同样信奉伊斯兰教，并且采用和推广伊朗风尚。在公元1220年蒙古大举入侵之前，花剌子模王朝一直统治着伊朗，在大体上维持着前朝的基业。现在我们在波斯首都附近的拉伊，或者被称为累塞斯地区，仍旧能发现塞尔柱王朝时人们留下来的诸多遗迹。比如，有着尖的雉堞的圆塔，因未被蒙古人破坏，得以完整保存下来。对于这处圆塔的所属年代，传统说法认为可追溯到图格里尔伯格时期。而萨尔教授则认为，它应当属于公元12或13世纪。

与波斯地区的政权相比，塞尔柱王朝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分支势力有些弱小。但在此地建立的以科尼亚为首都的苏丹国家，则存续了较长时间，从公元1077年开始，至公元1302年结束。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反而要从各个方面仔细梳理。从人种变迁的角度来说，这个政权几乎完全消除了希腊人对小亚细亚的影响。这块土地曾经直属于拜占庭帝国，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深受其影响。随着塞尔柱王朝政权的稳固，小亚细亚渐渐变成了和土耳其斯坦类似的图兰式样的领土。这种变化在美术和文学方面十分突出，尤其是在新土耳其即突厥人对伊朗文化的影响方面。比如，在科尼亚的王宫庭院中，波斯文明就占有最大的优势。人们口耳相传的苏丹君王们的名号，就是最明显不过的证据，他们所称的凯喀斯鲁、凯卡乌斯和凯库巴德都借用自伊朗史诗。除此之外，还有波斯的神秘派诗人查拉尔·埃尔-定·卢米（公元1207—1273年）的经历，也可以作为例证。他原本生活在波斯，后来选择定居在科尼亚，因此，得到了塞尔柱王朝的保护和支持。在这种强有力的支持下，查拉尔创立了著名的“玛夫拉维”教团，即舞蹈的托钵僧教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