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九龙治水，夺尽众势，平地起波澜

正像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城市区别于乡村的地方在哪里？就在于城市社会是以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聚集了超量的“人气”，脱离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缓慢节奏，人和人之间不是依靠自然发生间接的联系，而是通过商贸、交易而发生直接碰撞。反过来说，从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迈进还是需要借助自然力量的推动，但这种自然的力量已不是自然的“常态”力量，而是自然的“突变”力量，这种自然的“突变”裹挟着人与人进入到一场风暴中去，激撞出新的生命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这就是城市世界从乡土社会中脱胎的最重要的契机。在天津城市发展史上，从东汉以来的“三海会口”到宋、辽对峙时的两边贸易都是来自海河所赐，海河就是天津城萌生的胚胎。

但是，还不够！或者说，激荡的力量还不够，天津城的真正形成还需要另一种因素的加入，将这种力量的合奏推向最高潮，这就是从金代开始的漕运。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书影

《金史》“合于信安海堧”海渠形势图（自韩嘉谷著《天津古史寻绎》）

公元1153年，金军在打败辽军之后将首都从偏北的会宁（今黑龙江省白城）迁到燕京，改燕京为中都。中都从军事和政治的角度来讲占尽优势，但在经济上却异常脆弱，北方的土地大半尚未开垦，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粮食生产非常匮乏。而此时的长江黄河流域因为天时地利，经济却相对发达，于是必然的就产生了南粮北运的要求，金代的漕运主要担任的就是这样一个任务。

一开始，金代漕运的路线基本上是从中原或江淮地区调拨粮食，利用隋代开凿的永济渠，经霸州信安（今河北省霸州信安）以达今日的北京。但在永济渠运行一段时间（大约40年的时间）后因为黄河泥沙的侵蚀，已淤塞不可用了。于是金章宗在泰和五年（1205年）“至霸州，以故漕河浅涩，敕尚书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改凿之”（《金史·河渠志》）。重新开凿之后的新漕河运道由静海独流北行，然后东折向今天津柳口（今天津杨柳青地区）、三汊河口，进入今天的潞河河段，溯水北上达通州，从通州再进入中都。《金史·河渠志》中详细记载了金代新开漕河运道之后的漕运路线：“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其通漕之水，旧黄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沧州、会州之境，漳水东北为御河，则通苏门、获嘉、新乡、卫州、浚州、黎阳、卫县、彰德、磁州、洺州之馈，衡水则经深州会于滹沱，以来献州、青州之饷，皆合于信安海壖。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其它若霸州之巨马河，雄州之沙河，山东之北清河，皆其灌输之路也。”（《金史·河渠志》）这说得够清楚的了，这样一来，就在今天天津的三汊河口一带形成了一个新的众流聚合点，南来的新开漕河与北下的潞河河水交会此处，继续向南流淌充实着海河水域。不仅如此，在此三汊河口处交汇的还有同样从北而来，与潞水成犄角之势的永定河，与漕河几成平行之势西来的子牙河，还有大清河。五大水系，加上其他一些比较细小的支流，一时间风云际会，众流激荡，就像一条条蟠龙一样，共同沿着海河水道，汇入大海，这就在今天的三汊河口一带形成了为历来天津方志学家所称的“九河下稍”的独特水利形势。放眼整个中国，又有几处地方能像此处一样如此汇集众流，夺尽众势呢？有人这样赞天津：“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让人无法预料的偶然，同时又充满了令人惊奇的必然，就像是流在平地上的水一样，前后奔突，纵横漫漶，好像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但是千流向东，万川归海，又有一个必然不移的趋向就在这些烦乱的局面中渐渐展现，想来真是觉得有一种神圣的东西油然而生。三汊河口因为众流汇集，因此它必然在这块土地上成就一段传奇。三汊河口不仅是众流所集之处，而且因为它是山东、淮河漕粮来京的必经地，所以它就是整个封建帝国政治心脏的大动脉，地位日趋重要。在开通漕运之后不久，金代统治者就在三汊河口设置了直沽寨，“直沽寨”听名字就知道是一个军事防御机构，主要居住的是军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军事性的“寨”子孕育了天津城最早的聚落形态。在以后的时间里，随着金中都对于南方漕粮的依赖越来越大，直沽寨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渐次设置了都统和副都统，士兵数目一度达到近万人，可见金代对于此地的重视。

清代京杭运河全图——天津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