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王拜中华，运河埋忠骨

在德州强化军事地位的同时，运河又给它漂来了一位外国国王。带有军事性质的德州又多了一份政治功能——中外交流的见证者。

在中外交流史上，德州应该是浓墨重彩的一座城市。五百多年前，一位菲律宾国王坐船回国，途径此地，不幸染病去世，安葬于此。在德州的西北部，运河东岸畔修筑了墓地，他的王妃、王子等王室成员多人按照中国风俗留下守墓，这一守竟然守了五百多年。

这些王室成员及后代对运河而言，有着说不清的感情。正因为运河，他们留在德州，也更是有了运河，在明清之际，他们才能与祖国取得联系。五百多年来，他们不仅守护这片占地上百亩的墓园，守护着他们的祖先，更是深深地融入了中国，繁衍着后代，形成了德州有名的村落——北营村。运河让德州成为中菲友好交流的见证者。

在古代，大运河可以说一条“通天街衢”，是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古人依靠它通行于南北各省。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一改他父亲闭关锁国的政策。一方面，派遣郑和率领船队出使西洋，提高声望，宣扬国威；另一方面，在各地设立驿馆，起到了鼓励海外诸国使臣商贾来明朝开展朝贡贸易的作用。每处驿馆置船几只到几十只不等，同时建有馆舍、铺盖，供应一定数量的禀米，以供过往食客饮食住宿所用。在这种开放政策的激励下，明永乐年间形成了万国来朝的局面。但凡自京出使海外诸国者，必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出海；而来京朝贡的各海外使臣凡在广州、福建和浙江沿海登陆者，也必经由京杭大运河北上达到北京。京杭大运河自此成为“外交街衢”。

明洪武九年（1376年），在旧运河东岸上（今迎宾路小学址）始建了德州水馆驿（即安德水驿）。据旧县志载：“明洪武九年，置安德水驿于西关。”“安德水驿”是指从安陵至德州运河河段，约六十多华里水段所设的水驿站。

正是在此种历史背景下，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剌，携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巴都葛巴剌卜率其家属凡三百四十余人，漂洋过海，到达福建泉州，又乘船至浙江沿海，后沿运河一路北上来京朝贡。

苏禄国，一个伊斯兰教的酋长国，位于菲律宾的西南部，后来成为菲律宾的一个省份。《明史》曰：“地瘠寡粟麦，民率食鱼虾，煮海为盐，酿蔗为酒，织竹为布。气候常热。有珠池，夜望之，光浮水面。土人以珠与华人市易，大者利数十倍。商舶将返，辄留数人为质，冀其再来。”

当永乐皇帝得知苏禄王一行来京朝贡时，特别高兴与激动。虽当时形成了万国来朝的局面，但像苏禄国王这样如此隆重、如此高规格的使团朝贡尚属首次。三王并来，这是何等的尊重和向化之笃。永乐皇帝发出一道又一道圣旨，命令运河沿途各地方官员极其热情接待使团，并提供一切费用和开销。

农历八月初一，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苏禄王一行终于见到了永乐皇帝，并敬献了珍珠、宝石、玳瑁等特产。明成祖用最高规格隆重接待了这些远方来使，并册封巴都葛叭哈剌为苏禄国东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为苏禄西王、巴都葛巴剌卜为苏禄峒王。“赐印诰、袭衣、冠带及鞍马、仪仗器物，其从者亦赐冠带有差”。这一册封非同寻常，一方面，明朝通过册封强调和诠释了明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暗示苏禄国王是明朝之“臣”；另一方面，苏禄国得到了明朝的正式确定和认同。相当于现在，一个弱小国家政府得到一个强大国家的认同一样，同时得到了这个强大国家的经济资助和政治、军事庇护。

苏禄国三王在京城登临长城，极目燕山，与永乐皇帝一起探讨了治国平天下的国策，共访问27天。农历八月二十七日，苏禄三王辞归，沿运河南下归国。永乐皇帝各赐三王玉带一，黄金百，白金二千，罗锦文绮二百，帛三百，钞万锭，钱二千缗，金绣蟒龙、麒麟衣各一。并派遣专员护送回国。

路途德州时，已是农历九月。此时，秋风瑟瑟，寒凉骤起。对于身处赤地、气候炎热的古苏禄国东王而言，遇到如此寒凉天气，有些水土不服，加上多日劳累，不幸染上重伤寒。于是，船停靠岸边，苏禄国东王抬入德州驿馆养病。几天后，不治而亡。

消息传到北京，永乐皇帝万分悲痛。立刻派礼部官员携带祭文赶至德州，并择地为苏禄东王造墓，谥号“恭定”。

据说，按照苏禄王国的风俗，墓地应选择土重之所下葬。为此，永乐帝派遣德州大小官员称量德州不同方位的土重，最后选中德州北部、运河东岸的一片土地辟为墓园。据《温安家乘要录》记载当时的东王墓园情形：“德州城北二里许，土垒十二所，周方数里，绵亘连峙，旧名十二连城……成拱卫环绕，风水所聚，前庙后墓，魂魄相依。其后王妃、温、安二子俱附葬于其次，佳城郁葱……庙在王墓前，永乐十六年初建，正殿五楹，奉王画像，东西配殿三楹，御制碑亭一座，仪门一间，大门三间，牌楼一座，翁仲、石马如其秩。”

下葬苏禄东王后，永乐皇帝遣使赍敕谕其长子都马含曰：“尔父知尊中国，躬率家属陪臣，远涉海道，万里来朝。朕眷其诚悃，已锡王封，优加赐赉，遣官护归。舟次德州，遭疾殒殁。朕闻之，深为哀悼，已葬祭如礼。尔以嫡长，为国人所属，宜即继承，用绥籓服。今特封尔为苏禄国东王。尔尚益笃忠贞，敬承天道，以副眷怀，以继尔父之志。钦哉。”（《明史》卷325《列传第二百十三外国六》）

于是，东王长子随西王、峒王及使团回国继承王位，留王妃葛木宁、次子温哈喇、三子安都鲁和侍从十余人守墓。明朝政府按期供给他们“俸粮”和“钞贯”，置了祭田，特“恩赐十二连城之共祭田二顷三十八庙，永不起科”。考虑到苏禄东王后裔信奉伊斯兰教，明朝政府在墓园西侧建立了清真寺，又拨历城县姓夏、姓马和姓陈的3户回民供其使役，协助办理每年的祭典，并豁免全部差徭。守墓六年后，东王后裔回到了菲律宾，但由于眷恋中国，第二年就又重返德州。从此，东王妃与两个儿子长居中国，直至去世，一同葬在东王墓的东南侧，与苏禄王墓隔墙相望。留下守墓的东王妃也没有与苏禄王合葬。

至清朝，他们同样作为友邦贵客受到朝廷的特别恩顾。这样持续了三百多年。

清雍正四年（1726年），苏禄国使臣来朝进贡，并定期五年一贡。雍正十一年（1733年），苏禄国王奏请修复在德州的苏禄王墓园，清朝修理整治王墓所有神道享亭，并从安、温二姓中各选一人给顶戴奉祀。使臣又向清朝奏请，请求在德州的东王后裔入中国籍。雍正皇帝批复：“前明留德守墓人等子孙，以温安二姓入籍德州”。从此，东王在中国的后裔成为中国公民。当时温安两姓已繁衍至193人，他们围墓而居，形成了一个自然村，名曰“北营”。

乾隆时，苏禄国东王后裔温宪，字郁亭，“警敏好学，乾隆乙卯（1795年）举人，授河南修武知县，历权（代理）池水、宁国、徽州、安庆等知府，调补凤阳府知府。所至之处，能明察吏勤，能爱民，循声丕著，以卓异升任庐州、凤阳道台，一时有循良之誉”。这是苏禄国东王后代在清朝唯一的一位大官。

如今，苏禄王墓园依旧大致保持初建的规模和布局。在墓园的入口处，立一牌坊，上书“聪慧永传”“芳名远播”八字。牌坊内立一石碑，乃永乐皇帝为苏禄东王亲笔御书的墓铭志。穿过牌坊，甬道两侧立着石马、石人、石狮、石猴，如同军纪严明的士兵守护着自己的主人，守护着这片土地（这些石马、石狮、石猴曾遭到破坏，后又修复）。

沿着甬道前行，是苏禄东王的墓园正门。在正门两侧经常可以看到晒太阳、下象棋的老人，他们聚坐在门口台阶上，与石马、石狮共同守望着这片土地。他们大多数是东王的后裔，几百年来，他们因守墓而留在德州，在德州繁衍生息，“北营村”成了他们专利的生活属地。如今，守墓的意义对他们来说，也许不再那么重要，但他们依旧喜欢在年老之时，守护在自己的祖先墓园前，享受一份安宁与休闲。在苏禄墓园东侧的王妃和两个王子墓地里，还经常看到家长带着孩子游戏其间，他们也许是温安家族的新一代。在孩子的脸上，我们已经看不到对墓地的一丝恐惧，有的只有快乐。而在大人的眼里，有的则是虔诚与尊重。家长们经常会指着墓地与旁边的碑亭讲述几百年前的史实，孩子们是在游戏中知道了自己的祖先，了解了自己的祖先。

进入墓园是一座气势不凡的大殿——灵恩殿。大殿的后面就是苏禄国王的硕大的圆形坟墓，坟墓前立有一石碑，上刻“故苏禄国恭定王墓”。

在灵恩殿里还供着一幅苏禄东王身穿红色中国官服的画像。据园里讲解员说：苏禄王来中国后，非常喜欢明朝官服。永乐帝便命人拿来象征不同官品的官服，供他挑选。苏禄王不假思索地拿了件红色官服，永乐皇帝看到苏禄王拿了件红色官服，非常高兴，称赞苏禄王乃是聪慧贤达之士，遂赐丰厚赏品。

为什么永乐皇帝如此高兴还赠予赏品呢？在明朝，不同颜色的官服象征着高低不同的职位，红色官服代表着最低的职位。苏禄王选择红色官服说明他是真心来朝圣的，有真挚的臣服之意。这也是永乐皇帝对苏禄王的一个小考验。当他看到苏禄王的臣服之意后，当然非常高兴。一是获得了唯我尊贵、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二是满足了大国尊严的权威需要。“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自汉朝始，在中国历史的朝贡交易中，中国一直遵循着这种外交政策，中国皇帝的行为也一直被这种心理所支配着。

每一次的朝贡交易，异邦小国通过敬献各种珍贵特产表达对中国称臣或表达对中国文化向往的同时，总是能获得大量的丝织品、金银、瓷器等回赠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政治上的庇护，经济上获得了与中国政府进行官方朝贡贸易的许可，即拥有了与中国做生意的特权。自此，他们可以在朝贡贸易中尽情牟取厚利。而中国在朝贡贸易中得到的只是政治上的敬畏和推崇——借此树立起崇高威望，使诸国敬畏而向往。至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的朝贡贸易达到了历史的极盛。在郑和下西洋前后的28年里，来明朝朝贡的海外使臣达300次之多。在这种“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中，各国使臣沿着运河北上朝贡的同时，也将带来的私货贩卖至运河沿岸的城镇，刺激了当地的商业。运河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运河沿岸城镇也成为中外商品交流的集散地。德州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渐走向繁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