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出逢漕船来，入逢漕船去
德州图（自清岳濬等修《山东通志》）
相对于山东的济宁、临清而言，德州落后于它们，它是一所偏重于军事政治型的城市。但明永乐年间，德州一跃成为全国33个经济重镇之一。德州明清之际的繁荣得益于运河。“河兴城兴”，成了德州与运河渊源甚深的另一个原因。
任何一个城市在由“城”到“市”，“城”与“市”相融，城与市融为一体的历史进程中，大多借助三个条件。而这三个条件，运河都赋予了德州。
第一，由“城”到“市”，大多具备便利的交通条件。“城”与“市”最大的不同是功能不同。“城”偏重于军事和政治功能，是用于防御的。“市”偏重于经济，是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品交换的重要场所，它一般在“城”的附近，是百姓换取必要的生活用品的地方。因此，在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才有可能形成集市。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农村集市，它们大多数存在于几个村落村民方便到达的地方。运河的全线贯通是德州由“城”至“市”的主要条件。
元明清，山东运河经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治理，全线贯通。尤其是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德州在南北转输的地位更加重要，永乐十三年（1415年），重疏大运河，漕粮悉由京杭大运河运往京、通两地，海陆运俱废。德州地处京畿附近遂成为四大粮仓，当时，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九省是通过运河经德州向北京运粮的，在德州城西北设置“递运所”。由于是九省运粮至京的通道，史称“京畿达九省御路”，明代在旧州城聚秀门（俗称大西门）外古驿道上（今米市街）、运河边修建了九达天衢坊，此坊4柱3孔，南北向，为木石结构。牌坊上部为木斗拱，挑檐，黄琉璃瓦盖顶；南北向4条青石基础，4根木质圆柱插入基石，两侧各有两根斜柱支撑。基石上雕有石蛤蟆8只，均为伏卧状。牌坊中间门楣上横书“九达天衢”四字，相传为明嘉靖年间太子太师严嵩所书。1899～1901年（清光绪年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重修，“九达天衢”四字由朱启钤重写。此坊毁于德州解放前。后又在火车站重建了九达天衢坊。
德州是在成为九省运粮通道之后才真正繁荣起来。当时交通的便利使运河漕运能力大大增加，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年漕运能力为151.3万余石，到泰定三年（1326年）增到335.1万余石，运河上常常是“舳舻首尾相衔，密次若鳞甲”。特别是明代和前清时，运河中兴并达到鼎盛。当时，每逢漕船过境，浮桥口（当时的运河码头）以南以北，帆樯林立，拥挤不堪。明弘治时礼部侍郎程敏政在路过德州时曰：“出逢漕船来，入逢漕船去。帆樯密于指，我舟无着处。”德州段运河递运南粮赴通州量达400万～600万石左右，成为南北水运的咽喉要地，漕粮转运和开展贸易的重地。当时德州仓辖兑69个州县，其中24个县，直接将粮食交到仓口，年货运量、周转量、吞吐量都占运河各港口之首。
后建的九达天衢坊（刘铁军摄）
黄、运、卫三河交脉图（自清岳濬等修《山东通志》）
第二，地缘优势是德州经济发展的另一条件。明朝永乐年间，朱棣迁都北京，德州也由一个偏僻小城一跃而成为政治中心的辐射地域。凡东南漕粟，商贾宾旅以及皇帝南巡、外夷朝贡皆途径此地。尤其是康熙乾隆年间，皇帝南巡常常驻临德州，它让德州免受一些灾难之苦，促进了德州经济发展。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这位有作为的清朝皇帝第一次巡幸江南，就驻跸德州，看到德州人烟汇集的夜景，他思虑万千，当日就写下了《次德州即事》：
近郭人烟集，遥天月上初。新寒添夜漏，不寐坐看书。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康熙皇帝第六次南巡，驻跸德州时，写了一首题为《德州》的五言诗：
民国德县城区图（自民国董瑶林《德县志》）
长河绝流澌，晓坐寒仍肃。
若使居深宫，安知有冷燠。
此时，已经离他第一次驻跸德州整整过去23年，年过半百的康熙在经受长途颠簸和夜冷晓寒之苦后，看到自己还能亲自体察和了解平民百姓的冷暖疾苦而由衷感到欣慰。他以德州之境况了解民生，关注着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们。
至康熙的孙子乾隆在位期间，乾隆曾六巡江南，且每次驻跸德州，“恭依皇祖德州即事诗韵”，写下了不少吟咏德州的诗作。乾隆十三年（1748年）春，他巡幸山东，曾写下《旋跸过德州》一诗：
幸鲁过德州，柳梢初放青。
事毕兹言旋，绿云红雨并。
却来未及月，春色纷纵横。
麦垄纵未萎，黍田犹待耕。
连朝风势作，每与云相争。
哀此齐鲁民，何独连歉丁。
祀秩虽成礼，廑怀为灾民。
一日增百忧，往返愧此程！
写此诗的前一两年，即乾隆十二、十三年，直隶、山东连年遭旱灾。此诗表达了乾隆皇帝对齐鲁连年荒灾、民不聊生的深切悲悯之情，对自己耗尽大量民财深感愧疚，之后，乾隆下诏命减免山东粮税。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山东巡抚爱必达在德州城内为乾隆皇帝兴建行宫，起名曰“恩泉行宫”，以答谢浩荡皇恩，其建筑宏伟豪华，亭台楼榭，富丽堂皇，园林造景典雅优美。乾隆皇帝进驻后，感慨奢侈之风，于是写下《德州行宫示出山东大小官吏》七律诗一首，以“未敢深宫自晏居，万民得所乐宁如”诗句告诫山东大小官吏。民国时期，行宫已湮没无迹。
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对德州民生的关心，对德州官吏的劝诫，是德州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环境。至乾隆期间，德州城池已具有一定规模，建筑蔚为壮观。城内有庙、寺、观、庵、祠、宫、楼、坛、驿等72处。
大量移民的涌入是繁荣德州经济的第三个条件。一定的人口规模是城市的繁荣与发展的条件。作为漕运粮仓的德州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便利的运河和地缘优势使移民至德州成为现实。德州成为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
元明之际的历年混战、靖难之役的德州战役，使德州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口数量锐减。德州城内一时间皆为军户，几无民户。为发展德州经济，明初从洪洞移民以恢复生产发展，人口规模达到了一定数量。明迁都之后，德州的地理位置尤为重要。它带动了漕运的发达，更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当时，南北的商旅也纷纷改道大运河。明永乐年间的德州“四方百货，倍于往时”（《明成祖永乐实录》卷125，永乐二十一年正月）。为改变德州无商业的局面，永乐九年（1411年），南北商旅被安置在城厢并设市：
南关为民市，为大市；西关为军市，为小市；马市角南为马市，北为羊市，东为米市，又东为柴市，西为锅市，又西为绸缎市。中心角以北为旧线市，南门外以西为新线市。……小西关军市货物皆自南关拔去，故市名类以小字别之。后因每岁冬间运粮于北厂，故又以北市为名。万历四十年（1612年）御河西移，浮桥口立大小竹竿巷，每遇漕船带货发卖，遂成市廛。（民国李树德修、董瑶林纂《德县志》）
从这段文字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明代德州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漕船的来来往往形成了德州的商业中心——商埠，即在运河边附近便发展起了桥口街、小锅市街、米市街、顺城街和北厂街。清乾隆年间，城内有手工业作坊200余处，商号400多家，并涌现出许多名字号和名产品，如瑞兴号的水、旱烟畅销天津、济南，颐寿堂的人参再造丸行销北京、天津，德州农家编织的草帽辫，远销川藏云贵，德州成为很大的贸易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