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府村的经济活动

从1928年第一户汉族农民迁来到1956年，府村村民的农业生产方式一直是被称为“漫撒籽”的粗放经营方式。田里没有垄和沟，也没有灌溉系统，甚至无法锄草。春天把地粗翻一下之后把种子撒到地里，直到秋天收割之前，主要的工作就是防止牲畜闯进地里吃庄稼。作物品种主要是谷子和玉米，如因天旱和提前降温等[9]，收割时作物仍未长成熟，带一点谷穗的谷草和嫩玉米仍可作为饲料。这种粗放的经营方式和寒冷多旱的天气，决定了农业的低收获。根据赤峰整个地区的统计，粮食作物的亩产量在1946年只有66斤，1957年为80斤。随着水利设施的修建和施用化肥等农业新技术的采用，1965年以后亩产过了百斤，1982年才超过200斤（赤峰市统计局，1980：40；1986：44）。在早期的“漫撒籽”时期，这个地区往往是春天每亩撒十几斤种子，秋天收得五六十斤粮食。

府村于1953年建立“互助组”，该年村中蒙古族与汉族的户数恰恰都是13户。政府对农业的重视鼓励了汉族农民迁到半农半牧区落户，府村从1953年起，汉族居民人数开始超过蒙古族。人们回忆说村外的草场直到20世纪50年代依然很好，夏天周边的草高得可以没过人的膝盖。随着汉族农民逐年迁入，人口通过生育逐年增长，村外的草地被一块一块地垦为农田。

1954年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农业在府村的经济中开始成为主体。1956年成立“高级社”后，农业的经营方式从“漫撒籽”转变为汉族传统的旱地垄沟耕作方式。第二年，6户蒙古族村民迁出了府村，迁到村东南的台吉营子和塔子梁村（参见图3）。当时这两个村子仍以蒙古族为村民主体并以牧业为主要经济活动。当问及他们的迁移原因时，村民们讲一个原因是当年发了洪水，淹了一部分土地；另一个原因是希望继续从事自己习惯了的牧业生产活动。

以在天然草场放牧为主的传统畜牧业与耕作农业在生产方式、劳动强度、生产季节性和与之相关的居住生活习惯等许多方面存在不同。所以在一些逐步从畜牧业转向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活动的地区，有一些不适应农业生产的蒙古族牧民举家迁往其他依然以牧业为主的村子。在府村发生了这样的情况：1985年我们在克什克腾旗达里苏木调查时，还发现了一个从农区迁往牧区后自成村落的移民大队，其中许多人迁移就是为了继续从事畜牧业。

自1957年到1981年，府村的总户数从30户增至67户。随着人口的迁入和本村现有居民的生育，人口增长对自然资源形成的压力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草场被开垦，牧业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农业也由于其粗放经营方式而产量增长有限。村民们对待新移民的态度也随之逐步发生变化。1973年以后，在府村没有发生整户迁入的情况。当我们与村民们讨论今后接受新移民的可能性时[10]，人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对于目前的耕地和产量来说，本地人口已经太多，这点土地养活这么多人已经非常吃力，哪里还有生存空间容纳新移民？

由于该地土质薄、肥力低，加上无霜期短和降雨量少，对周边草场的开垦迅速导致植被破坏和地表的沙漠化。同时，引水灌溉又把地表1米之下的盐碱引到了地面，使优质牧草和农作物均难以生长。草场被陆续开垦后，现在已没有丰茂的多年生牧草草根来抓牢地表土以抗御狂风，冬季和春季的大风刮走了地表仅有的一层适合作物生长的土壤，于是土地日见贫瘠，收成一年不如一年，生态环境逐年恶化。1989年全苏木土地的植被覆盖率只有7%～8%。

旗属草原站站长是一位在翁牛特旗草原管理部门工作了40多年的高级工程师，他向我们描述了该地生态的变迁史。根据草原站的记录，府村及邻近地区草场的牧草平均高度1952年为40～60厘米，50年代后期为30～50厘米，在60年代是20～40厘米，“而自从1978年以来，基本上不长什么草”。也正因为如此，府村及邻村通过公社、大队（现称为苏木和嘎查）干部的协商安排到该苏木其他牧业嘎查的草场去放牧。生态恶化，植被破坏，不但不能保持水土，反过来又影响了降雨量。该地的年降雨量从1952年的460毫米降至60年代的400～420毫米、70年代的370毫米，最后，80年代进一步降到300毫米左右。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地貌已完全改观。

因生态恶化直接受损害的自然是农牧业生产。1988年和1989年该地连续两年大旱。1989年府村的耕地40%没有播种，而播种的耕地也大片没有出苗。村民讲他们春天补种了三次，现在出苗的地段庄稼长得仍然参差不齐、稀稀落落。看来1989年很难有什么收获。由于预见到了这一前景，村中一半以上的劳动力（特别是年轻人）已经外出做工，希望靠打工挣些现钱，买粮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