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业行动的社会学研究

对经济行为进行社会学分析是社会学长期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从人的经济行为中来探寻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对创业这种经济行为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随着对创业研究兴趣的增长，社会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结构上影响创业行动的要素，包括家庭起源（Halaby，2003；Sorensen，2007）、工作环境（Freeman，1986；Dobrev and Barnett，2005）、社会网络（Stuart and Sorenson，2005）、区域文化和物质环境（Saxenian，1994；Sorenson and Audia，2000）及产业集群（Scmitz，1995；Portes，1998；Palivos，1996）。而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也涉及影响创业行动的讨论，例如Birley将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区分为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Birley，1985）。

谈及经济行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不提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这本书中，韦伯通过考察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关系，指出自从马丁·路德倡导宗教改革以来，新教徒们所恪守的恪尽职守、勤俭守时的“天职观”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理性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资本主义精神不止于获利，不等同于“商人的大胆和道德上不具褒贬色彩的个人嗜好”，而是一种“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它将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整合起来（韦伯，1992）。韦伯将“天职观”看作新教伦理的核心概念，其既是影响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支持，也是一种无形力量推动着这种经济模式的发展。韦伯从新教的教义中发现，来自上帝的圣训把劳动本身当成了人生的目的。劳动本身并不是为了简单地谋取物质财富，因为占有更多的财富可能引发人们的怠慢，常常沉迷于骄奢安逸的物质享受上，更为紧要的是其让人们失去了对正义人生的追求。人应该坚持不懈地进行辛苦的脑力或体力劳动，并以此作为人生目标。而反感劳动就属于堕落的一种表现。在此基础上，韦伯认为人们在世俗生活中形成了职业上恪尽职守、勤俭守时的观念，其与宗教中的禁欲主义一脉相承，也成为拥有真诚信念的显著证明，进而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及其扩展起到了无可比拟的杠杆作用。不过，韦伯发现矛盾也存在于新教教徒身上，即宗教必然导致勤俭节约，而勤俭节约又必然带来财富。人们总认为随着财富的增长，距离人生的成功目标就越来越近。

社会资本概念起始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布迪厄开创性地给予“社会资本”概念以现代性的系统分析（Lin，2001）。他通过对劳动者及其获取的资本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分析得出，外在的社会结构对这种社会关系产生关键影响，资本是对自己以及他人的一种控制能力，更像是一种权力形式（刘中起、风笑天，2010）；科尔曼则从社会行动的角度出发，将理性人、规则、资源纳入社会行动的分析中，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揭示个体行动者层次的不同结果以及从微观到宏观解释的过渡（科尔曼，1999）；福山认为社会资本是在社会信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它通常也是在宗教、传统等文化机制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与人力资本不同，他更多地是从文化的角度诠释社会资本理论，另外，他还指出获取社会资本的特殊之处（福山，1998）；帕特南以意大利南部、北部政府的制度绩效为蓝本，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其的影响，进而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促进经济繁荣和民主发展（帕特南，2001）；林南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角度出发，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2005），社会资本可以带来好的回报，社会资本根植于社会关系中，会促进或约束行动者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使用。在国内的相关经验研究中，社会资本往往起到给创业提供信息、经验、技能、技术、资金、安全保护、情感和精神方面的支持以及关照生意的作用（李路路，1995；边燕杰、丘海雄，2000；符平，2003）。

对经济行为的社会网络分析开创了研究经济现象的新篇章。卡尔·波兰尼首先将“社会网络”概念引入经济行动分析，他在《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中提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Polanyi，1944）；格兰诺维特在其著名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将经济行动看作嵌入在正在运行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系统中（Granovetter，1985），认为“结构嵌入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机会根植于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其作用在于让企业更加快速地获取和使用信息，与其他经济体或决定者建立信任关系，以方便交易；在创业中，社会结构的中心并不是依靠现代制度的缺失或者不足，相反，社会关系的授权，少数族群和其他有界限的共同体可以在确定的条件下，为公司带来所需的资源（Granovetter，1995）；伯特分析了创业者的成功概率是如何被他们的网络结构决定的，因为他们操纵结构，更容易收集更高层次的信息（Burt，1992）；汉森认为利用人际关系网络是创业者获取低成本资源甚至稀缺资源的重要途径（Hansen，1995）；彭玉生以366个村庄的数据为例分析了社会网络在保护私有产权、降低交易成本以及免受地方政府威胁方面的作用（Peng，2004）。在国内的相关经验研究中，社会网络往往给创业者提供商业情报、创业资金、首份订单这三项资源（李培林，1996；朱秋霞，1998；石秀印，1998；刘培峰，2005；边燕杰，2006；汪和建，2007）。

从创业动机来看，有学者将国人的创业动机归结为中国人对当“老板”有特殊偏好。黄绍伦通过对1978年40位移民香港的上海工业家（纺织家）的研究发现，当老板（自主经营）最受董事和非董事们重视（黄绍伦，2003）。流心认为中国人对老板格外偏好，从而给予“老板”这一称谓泛化和较高的评价（流心，2005）。陈介玄在对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进行研究后指出，中国人偏好当老板的心态是导致台湾中小企业较多的重要原因。在解释人们缘何偏爱当老板时，他认为当老板的动力源于可能获得的资源利得，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资源（陈介玄，1994）。

从创业路径来看，费老将其一生的学术兴趣概括为“志在富民”，毕生“行行重行行”，探索使中国农民富裕起来的路径。宋林飞将费老的富民理论总结为十个观点：一是农副相辅。在20世纪30年代的吴江研究中，费老将苏南农民的家庭生产总结为吃靠土地、用靠副业、男耕女织、农副相当（费孝通，1988），农副相辅给农民带来新的收入来源，改善生活。二是农工相辅。他认为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要想富裕起来，除了种庄稼之外，还要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并从事加工型的家庭手工业（费孝通，1992）。三是工业下乡。把多种多样的工厂吸引到乡下，在集镇中让农民参加工业生产，脱贫致富。四是科技下乡。通过行之有效的方式和途径把先进的科学知识传递到广大群众手中，改变盲目发展状态，变成强大的生产力。五是草根工业。中国农民创办的企业具有草根性质，草根工业给农业负担的减轻和农业规模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六是致富模式。自1978年以来，各地农民根据自身的条件创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如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工业的“苏南模式”、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温州模式”等。七是发展小城镇，发挥人口蓄水池的作用，减少农民方能富民，农民转移到小城镇一方面成本低，另一方面为小城镇的发展注入动力。八是离土不离乡。随着乡村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卷入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中，形成农工相兼的生产方式。九是“全国一盘棋”的边区开发。十是更高层次的浦东开发。（宋林飞，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