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慧远教团的形成

慧远，本姓贾氏，雁门楼烦人[1]，晋成帝咸和九年、后赵石弘延熙元年（334）生。佛教在中国的大发展，正开始于后赵的佛图澄。

佛图澄，姓竺，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始来东土。其时，因为战乱频仍，佛图澄“乃潜泽草野，以观事变”。佛图澄所走的弘教路线是上层路线，他通过法术与个人佛教修养先后征服后赵的石勒、石虎等统治者，依靠他们发展佛教事业。

佛图澄传教的效果比较明显，当时“中州胡晋略皆奉佛”“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而“受业追游，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2]，可见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教团。这些人中有慕名而来的西域追游者如竺佛调、须菩提等，更有汉族僧人释道安、竺法雅、竺法和、竺法汰、竺僧朗等受业弟子，逐渐成为汉地弘法的中坚。佛图澄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不仅是修立庙宇，更重要的是培养了道安、法和、法汰等一大批汉地高僧，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道安之前，没有能够在佛学修养方面与西域高僧真正抗衡的汉僧。自道安之后，这种局面得到彻底改观，中国佛教开始由中国僧人主导。

佛图澄的弟子竺僧朗于前秦苻健皇始元年（351）来到泰山，在其西北方的金舆谷昆仑山中建立起一个颇有影响的僧团。“朗创筑房室，制穷山美，内外屋宇数十余区，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3]秦主苻坚、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后燕王慕容垂、南燕王慕容德、后秦王姚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等均曾致书礼敬或赠送礼物。

当时另一个大僧团便是道安僧团。道安十二岁出家，因为相貌丑陋，所以不被师父看重。但他凭借聪明和勤奋，逐渐赢得师父的器重，获得学习佛经的机会，并在二十岁受具足戒，出外游学。道安在当时后赵京城邺师事佛图澄，得以受到当时最好的佛教教育。后赵的稳定只持续了石勒和石虎两代，很快就陷入战乱，道安在躲避战乱的过程中仍然坚持备访经律。大约在东晋永和十年（354）前后，道安在太行恒山（今河北阜平北）创立寺塔，“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开始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僧团。

后赵政权一度复兴儒学，少年时代的慧远与弟弟慧持随舅氏游学于许、洛，得通儒道之学，《高僧传》称其“博综六经，尤善《庄》《老》”[4]。但随之而来的战乱打破了慧远兄弟的计划，进一步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晋穆帝永和十年、前秦苻健皇始四年（354），慧远二十一岁。这一年，慧远和慧持欲度江东，就范宣共契嘉遁，因为道路不通未能如愿。时值释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弘赞佛法，声甚著闻，慧远兄弟前往拜见，深为折服，遂依道安出家。

当时，北方局势持续动荡，道安几度调整发展策略，逐渐向南转移。冉闵之乱时，天灾旱蝗，寇贼纵横，他提出“聚则不立，散则不可”的策略，入王屋，依陆浑，木食修学。俄而陆浑遭逼，道安决定南投襄阳。行至新野，道安提出：“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5]乃分张徒众，让竺法汰到扬州，竺法和到蜀郡传教，自己则带着慧远等四百余人到襄阳。竺法汰为道安同学，才辩不逮而姿貌有过于道安，“形长八尺，风姿可观，含吐蕴藉，词若兰芳”[6]，所以道安让他到扬州发展。传云：“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休闲。”[7]道安分遣法和入蜀，恐是因为蜀地易于谋生的原因，“休闲”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在当时比较艰难的情况下，道安与法汰、法和等人分散弘法，各自带领一批弟子既能够减轻生存压力，又能为佛法保存、播撒种子，是比较合适的。

在襄阳，道安与地方官梁州（治所在襄阳）刺史朱序、荆州刺史桓豁，地方名士望族习凿齿、张殷，朝中大臣郄超、谢安，东晋国主孝武帝结交来往，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习凿齿在给谢安的信中感慨道安是他以前从未见过的高僧：“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域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8]习凿齿并献其谷隐山房舍为道安修建谷隐寺；张殷则献其房屋为道安建檀溪寺；郄超遣使赠米千斛，修书累纸；晋孝武帝下诏：“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道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俸给一同王公，物出所在。”[9]当时的凉州刺史杨弘忠曾送铜万斤，助道安铸造佛像，前秦苻坚则遣使送来外国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等。道安在当时中国南北都获得了无上的荣誉与认可。

自兴宁三年（365）至太元四年（379），道安在襄阳弘法十五载，教团发展达到了顶峰。道安僧团先后在襄阳建白马寺、甘泉寺、观音寺（如珠寺）、檀溪寺、谷隐寺等，襄阳民众至今传称岘山“一里一寺”，足见当时弘法事业的繁荣景象。

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前秦苻坚建元十四年（378）二月，秦将苻丕攻打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再次分张徒众，慧远与慧持、法遇、昙徽等南适荆州，住上明寺。

荆州是慧远重游之地。当年，他曾受道安之命来这里探望生病的法汰，并在此地和法汰等人一同攻破道恒的心无义。此地又有昙翼等旧日同学。但此时的荆州亦是战云密布，刺史桓豁忌惮前秦军锋，避居江陵对岸的上明，昙翼等人亦随至上明，并建上明寺。慧远等人在上明寺盘桓，无心流连，他想起昔日曾与同学慧永相约罗浮山传道，而江南、交广自东晋建立以来，尚保持着相对安定局面，便带领众人自荆州长江顺流而下去江州庐山寻找慧永。慧远等人虽有师徒相守十数年一旦分离的隐愁，但船势甚快，似乎很快就能把众人带到弘传佛法的新境界，所以人们的心情一定是紧张而兴奋的。行至一处，见大山突起，层峦叠嶂，仙雾白云，使人息心！那山正是庐山。[10]

慧远到庐山，先住龙泉精舍。《十八贤传》谓：“太元六年至寻阳，爱庐阜之闲旷，乃立龙泉精舍。”[11]龙泉精舍位于石门涧，正是木食涧饮的生活。[12]《高僧传》称此地去水大远，慧远以杖扣地，地上泉水流出，卒以成溪，解决了众人饮水困难。后来寻阳大旱，慧远又诵经求雨，获得成功，因此慧远等人居住的地方才称为龙泉精舍。这是很美丽的传说。

慧远的同学慧永居住在香炉峰北山麓，旁边亦有一条峡谷，谷中山水流经寺旁，形成一条大溪，即后来的虎溪。慧远从襄阳出离时，有弟子数十人相随，这些弟子应该大部分都一同来到了庐山。慧永在庐山已经弘法多年，陶侃之子陶范曾为他建西林寺。显然，慧永在寻阳有较好的声誉，所以，他对当时的江州刺史桓伊说：“远公方当弘道，今徒属已广，而来者方多。贫道所栖，褊狭不足相处。如何？”[13]桓伊乃在西林寺东为慧远建寺，即东林寺。唐李演《东林寺远法师影堂碑》谓：“自晋氏太元年，法师始飞锡南岭，宅胜东林。”[14]《十八贤传》谓：“太元十一年岁次丙戌，寺成。”[15]似寺始建于太元九年，而太元十一年建成。

桓伊为江州刺史在太元九年至十五年，东林寺之建当亦在此时。事实上，东林寺自然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亦恐不是一年能够建成。太元十一年可能是初步建成的时间。据《名僧传抄》，直到太元十四年（389），宝云来东林寺，仍然参加了当时建设般若台的劳动，此详后文。

关于东林寺的得名，《高僧传》谓：“桓乃为远复于山东更立房殿，即东林是也。”[16]《十八贤传》则云：“以在永师舍东，故号东林。”[17]此处先要说明的是，东林寺虽因西林寺得名，但非因“西林寺”而得名，亦即东林寺虽晚于西林寺而建，但二者之名则可能同时出现。首先，此地先并无东林、西林之名，故《高僧传》等并谓“于山东”“在永师舍东”建寺，而不云“于东林”建寺。既无东林、西林之旧称，则西林之初建，断不会名西林寺，必待“东林寺”建成，东西二寺方有着落。此东西二林寺乃相对而言，故必待二寺建成，方有东林寺、西林寺二名。

正因为这样，东林寺、西林寺又可称东寺、西寺。以东南西北和上下方位称寺，在佛教文献上已属常例。《名僧传》中，西林寺慧永即称“庐山西寺惠（慧）永”，道生则称“宋寻阳庐山西寺道生”，而昙邕、昙恒则称“晋寻阳庐山东寺昙邕”“晋寻阳庐山东寺昙恒”。

由于慧远与慧永的亲密关系，兼之二寺毗邻而居，故两寺亦合称二林寺，以至于不分彼此。《名僧传抄·说处》记载有“庐山西林惠永惠远已后正教陵迟事”[18]，《高僧传》卷八《道慧传》称其仰慕东林慧远，恨生之晚，与友人智顺不远千里，来庐山瞻仰慧远遗迹，“憩庐山西寺，涉历三年”[19]。这些材料即是东西二林简称东西二寺，难分彼此的明证。

郑郁卿云：“道慧慕慧远之德标，憩在西寺，其实慧远住的是龙泉寺。”[20]似是责怪道慧找错了地方，便是不明西寺即西林寺，且将东林寺与龙泉寺混淆的缘故。李幸玲则以“庐山西寺”为“东林寺西侧”，亦有隔靴搔痒之感。[21]其实，东林西林毗邻而建，可谓一体。慧远之墓居东林西侧，离西林寺反更近，所以道慧居住在西林，并不妨碍其观慧远遗迹。这种认识似只有亲临二林，方能体会。

东（林）、西（林）乃就方位相较而论，无东（林）寺之建，则“西（林）寺”之名毫无着落，是以可谓：无西（林）则无东（林）之建，无东（林）则无西（林）之名。西（林）之名，必是东（林）寺建后方有。《名僧传》中昙邕、昙恒皆称庐山东寺，慧远却仅题“晋寻阳庐山释惠远”，未言“东寺”或“东林寺”，但唐代李中《题庐山东寺远大师影堂》直云东林寺为东寺，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直接证据。

东林寺的建成，标志着慧远在庐山的正式扎根，也标志着庐山慧远教团的初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