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慧远教团中的僧众

慧远教团的成功，不仅在于它集合了当时一批优秀的僧人，而且吸引了当时全国各地的僧人来此学习、观化，传称：“庐山徒属，莫匪英秀，往反三千。”[22]此外还吸引了一批士人、隐士聚集在他们周围，共同探讨人生的意义，追寻生前逝后的秘密。因此，慧远教团是一个以僧团为核心，以一批优婆塞、檀越和同情者为外围组成的庞大教团。以下我们简单分析一下慧远教团中的僧众。

一 本山僧人

慧远教团的主要成分仍是僧人，但僧人亦可以分成几个部分。首先是本山僧人，即出身于此或依归于此的僧人。这中间首先是和慧远一起从襄阳过来的“数十人”，其次是后来慧远陆续招收的弟子，如僧济、昙邕、慧要等。

当襄阳被围，道安分张徒众之时，跟随慧远一起的有慧持等人。“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23]这数十人中，应当不包括同到荆州的法遇、昙徽等人，因为他们不是慧远的弟子。但从襄阳出发的数十人中，亦可能有部分人并未到达庐山。到达庐山的这部分弟子，除慧持、法净、法领等人外，名字已不可考。法净、法领详见第八章，此处略述慧持行踪。

慧持为慧远之弟，年弱于慧远三岁，少时读书、服事道安、下襄阳、往荆州，后至庐山，皆随远共行止，两人是形影不离的兄弟。王珣曾经写信给当时的豫章太守范宁，询问慧远和慧持二人谁更胜一筹。范宁认为实难分辨，回信说：“诚为贤兄弟也。”兖州刺史王恭也曾致书沙门僧检询问慧远、慧持兄弟二人相比，“至德何如”？僧检回答说：“远、持兄弟也，绰绰焉信有道风矣。”兄弟二人成为当时教团中的佳话。

慧持在庐山支持和参与慧远主持的许多活动，如翻译经典、讲解佛法等，成为庐山教团的中坚。他身高八尺，风神俊爽，时称：“庐山徒属，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慧）持为称首。”[24]但是和慧远足不出山、镇守东林的形象不同，慧持更像一位外交官，四处游学，结交各地的僧尼、居士、儒士、官员等，既参加译经活动，亦讲解经典，这和当时许多义学僧人游方观化的潮流是一致的。慧持和慧远二人在当时庐山教团中似乎形成了一主外、一主内的默契格局。

慧持和慧远有一位姑姑，嫁为同郡解直妻。解直出为寻阳县令，不幸病亡，她乃出家在江夏，法名道仪。道仪亦是一代高尼，释宝唱之《比丘尼传》中有传。她听闻京师建康盛于佛法，想要去观化游学。慧持亦有四处云游观化的想法，于是在太元末年，当即396年，陪送姑姑来到建康。道仪住京师何后寺，慧持住东安寺。

当时的建康作为京城吸引了不少西域和各地的高僧，京城的王公大族也多热心于佛教义学和施舍事业，如王氏家族中的王珣和弟弟王珉曾将自己的虎丘别墅舍为佛寺。史载王珣荷持正法，建立精舍，广招学众。隆安元年（397），僧伽提婆在庐山翻译完《阿毘昙心》和《三法度经》，恰好也来到建康。王珣乃请僧伽提婆在其家中讲《阿毘昙心》。此年冬天，王珣又聚集京城有名的义学僧人四十多人，恭请提婆等人重译《中阿含》等经典。此次译经活动，由擅长四含经典的罽宾沙门僧伽罗叉手执梵本，提婆翻为晋言，并特别邀请慧持最后审定成汉文。因为慧持与提婆早已在庐山结下深厚友谊，一起合作翻译过佛经。二人在此相聚，合作自然非常愉快。和提婆等人一起翻译佛经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次年夏天，慧持方回到庐山。

豫章太守范宁曾邀请慧持去讲《法华经》《阿毘昙心》，四方僧尼、信众和名士都赶来听讲。范宁，字武子，是东晋有名的儒士。范宁曾上书讲辟雍、明堂之制，崇儒抑俗，著论以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是历史上较早提出“清谈误国”的思想家。他在朝指斥朝士，直言不讳。他的外甥王国宝因为谄事司马道子而惧怕范宁弹劾，所以先在司马道子面前谄毁范宁，范宁因而出任豫章太守。范宁在豫章郡兴办学校，课读五经，改革旧制，不拘常宪。他还派人远到交州采办磐石，起造学台，以供学校之用，并用自己的俸禄供给办学经费，远近来求学的四姓子弟多达千余人。雁门周续之，与慧持同乡，当时年仅十二，流落南方，于是投靠到范宁所办学校受业。周续之在此学习数年，通五经、纬候诸书，名冠同门，号为“颜子”。后来周续之又投到庐山，拜慧远、慧持等人为师，与同在庐山的刘遗民和陶渊明号为“寻阳三隐”。续之在庐山不仅学习佛教修行，也从慧远学习儒家经典特别是礼学。续之这位儒门颜子能和庐山佛教结下因缘和慧持在豫章的佛教活动有很大关系。

“毗昙”是梵文音译“阿毗昙”（“阿毗达摩”）的略称，意译“无比法”“对法”。原是指佛教三藏中的论藏部分，有大小乘之分。在中国佛教史上，则特指小乘系统用解释“法相”的方法以发挥佛理的论著，属于有部之学，研究这类论著的学问被称为“毗昙学”。慧远等人的老师道安就曾弘传过毘昙，僧伽提婆在庐山应慧远之请重译《阿毘昙心》，慧远为之作序。当时在庐山的慧持、道生、道慈等都曾钻研毘昙之学，经过慧远的表彰和王珣等贵族的推阐，毘昙之学在南朝得到繁盛发展。所以，范宁邀请慧持前去讲解毘昙经。

慧持的佛教活动为庐山教团赢得了荣誉，也为他自己赢得了荣誉。远在长安的鸠摩罗什致信问候，结为法友。正在事业顶峰的慧持决心不断突破自己，所以大约从豫章回来不久，即隆安三年（399），决心到四川蜀地去弘传佛法。慧持到达四川后，住龙渊精舍，晋义熙八年（412）卒于寺中。慧持的弟子道泓、昙兰等人都能继承师父遗志，谨守戒律，弘扬佛法。慧持在蜀地的弘法活动巩固了道安一系在蜀地的地位，对蜀中佛教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慧远来庐山后招收的弟子中，有名者有僧济、法安、昙顺、僧彻、道敬、慧要等人。

释僧济，传见《高僧传》卷六，籍贯未详，晋太元中来庐山，是较早入山的僧人之一。僧济从慧远受学，佛教大小诸经及儒家经典，皆能贯通。方过而立之年，便能出邑开讲，历当元匠，深受慧远器重。慧远曾对僧济讲：“共吾弘佛法者，尔其人乎？！”僧济后在山中感染重病，慧远授其观想念佛法门，手执一烛，建心安养，竞诸漏刻。又使众僧夜集，为转《无量寿经》。僧济至夜半梦见自秉一烛，乘虚而行，得见无量寿佛，不觉欻然而觉。次日清晨往生，春秋四十有五。

释法安，传见《高僧传》卷六，一名慈钦，籍贯亦不详。从慧远而学，善戒行，讲说众经而兼习禅业。晋义熙中离开庐山，四处游化。法安曾至阳新县境[25]，其县方闹虎灾，法安宿于县中大社树下，通夜坐禅。夜半虎来，法安为虎说法授戒，自此虎灾弥息，遂传于一县，士庶宗奉。百姓因改神庙为寺，祈请法安住寺，又将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慧远在庐山铸佛，法安曾赠铜相助，后不知所终。

昙顺，传见《高僧传》卷六，本黄龙人，受业鸠摩罗什，后到庐山师事慧远。南蛮校尉刘遵于江陵立竹林寺，请慧远派遣僧人住持，慧远派遣昙顺前往。昙顺德行高远，至竹林寺后，专心义学，使之成为荆州名寺。

僧彻，传见《高僧传》卷七，本晋阳王氏之后，少孤，寓居襄阳。因慕慧远之名，僧彻十六岁入庐山拜师，问答颇得慧远之心。慧远问：“宁有出家意也？”僧彻对曰：“远尘离俗，固其本心。绳墨镕钧，更唯匠者。”意思是本心是要远离尘俗，出家为僧，但要真正得道，成为合格僧才，尚待高僧教化指点。慧远评价说：“君能入道，当得无畏法门。”僧彻在慧远门下受业，尤精《般若》经典，至年二十四，得讲《小品》，听者无以折其锋。僧彻又文采斐然，颇有名士风度，善为长啸。慧远亡后，僧彻住江陵五层寺，后移琵琶寺。

道敬，传见《高僧传》卷十三，王羲之曾孙，欲拜慧远为师，以其年幼，未之许也。道敬临虚投险，以身易志，慧远乃奇而纳焉。慧远卒后，道敬往住若耶山。[26]

慧要，传附《高僧传》卷六，此弟子颇有特点，亦解经律，而尤长巧思。尝于泉水中立十二叶芙蓉，制作机关，因流波转，以定十二时。又作木鸢，能飞数百步。

昙恒，《名僧传》有目失传，《高僧传》记慧远有弟子道恒，或即此人。《十八贤传》载此人为河东人，童孺依慧远出家，年甫十三，便能讲说。内外典籍，无不通贯。义熙十四年卒，春秋七十二。

道昞，《名僧传》《高僧传》皆不载此人，唯《十八贤传》谓其颍川人，陈氏，幼出家为慧远弟子。该通经律，兼明《庄》《老》。志节孤峻，言与行合。义熙十四年，豫章太守王虔，入山谒敬，请为山中主，用绍慧远之席。

《高僧传》卷六曾集中记录了慧远及其弟子数人，于道祖传后总结说，其他尚有昙诜、法幽、道授等百余人，或义解深明，或匡拯众事，或戒行清高，或禅思深入，并名振当世。慧远的这些弟子，有的一直追随他，即所谓“本山僧人”，有的则学成之后，各归本寺，或继续远游，此即下节所谓“游方僧人”。

二 游方僧人

“游方”一词，语出《庄子·大宗师》：“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游于方内，意指处在尘世之中。僧人在世间云游，或为学习，或为劝化，用“游方”一词，颇为恰当。

汤用彤乃云：“往西域者谓之游方。《僧传·智猛传》云：‘余历寻游方沙门，记列道路，时或不同’云。又据慧皎自序云，僧宝有《游方沙门传》，此乃义净《求法高僧传》之类也。”[27]其实，西域求法，此特游方之大者，但谓游方即往西域求法则误。如释道安未曾至西域，而其师“为受具戒，恣其游方”[28]，又如竺僧郎“少而游方问道，长还关中”[29]，释僧厚“具戒之后，游方观化”[30]，等等。此诸僧皆未往西域也。至于天竺沙门来东土，亦可云游方，如“天竺沙门昙无谶，广学博见，道俗兼综，游方观化，先在敦煌”[31]。至此可明，游方泛指僧人出离本寺，四处云游，多为历练学习，亦可云观化。观化者，观察大千世界之造化、变化，《庄子·至乐》：“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僧人出家，仅在本寺和本师门下，难有大的进展，所以需要到各处去拜访名师，并观察各地风土人情，世间冷暖，所以这个时间多在具戒之后。有成就之高僧亦可游方观化，其主要目的则在弘法传教。

庐山是东晋后期佛教名山，自然成为众游方僧目的地之一。在这些游方僧中，大略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有所成之高僧，其游方之目的多在弘法观化；另一类则是青年学僧，其目的则专在游学观化。游方僧和本山僧在庐山和谐居住，共同为庐山佛教发展做出了贡献。来庐山弘法观化之高僧，以僧伽提婆与佛驮跋陀罗名最高，详见后文，此节特就数位著名的游学僧略作梳理。

释宝云，河北人，精勤有学行，《高僧传》称其“志韵刚洁，不偶于世”。太元十四年（389）入庐山，年仅十八岁。当时正值东林寺建造般若台，宝云和大家一起挑土运石，投入劳动。或许是因为年轻气盛的缘故，一次，宝云搬运石头时，误中一头牛犊致死。宝云觉得自己犯了大戒，惭恨惆怅，弥历年所。[32]

隆安元年（397），宝云已在庐山幽栖七年，佛学精进，视野更加开阔，提婆等西域僧人讲述的西方佛法情形让他心生向往，法净等人西去取经已经五年。宝云希望也能够亲自到西域甚至天竺去瞻仰佛迹，广寻佛经，便于此年，踏上西去的征程。宝云涉履流沙，登踰雪岭，与法显、智严先后相随，到达于阗和天竺诸国，备睹灵异。在陀历国，宝云看到高达八丈的金箔弥勒成佛像，在罗剎国的郊野，宝云有幸听到天鼓之音，还在天竺瞻仰了多处释迦影迹。更为难得的是，宝云在外域遍学梵书，天竺诸国的音字训诂，他都运用娴熟，深通其理，为他以后翻译佛经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西域游方观化大约七年时间，宝云和佛驮跋陀罗、智严等人一起回到中土长安。在长安，宝云随佛驮跋陀罗学习禅道。不久，佛驮跋陀罗为秦僧所摈，宝云亦一起离开长安。由于宝云等原庐山弟子的推荐，佛驮跋陀罗等人来到庐山。

重回庐山，宝云协助佛驮跋陀罗在般若台翻译了禅法经典。慧远大师专门写信给长安，调解佛驮跋陀罗等人和长安僧团之间的关系，这使得宝云和佛驮跋陀罗等人与各地僧团之间的关系能够恢复正常。旧地重游，宝云在庐山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佛驮跋陀罗在庐山住了一年多时间，于412年到江陵等地游化，宝云、慧观等人随侍，后一起到京师安止道场寺。

宝云精通梵汉语言，与佛驮跋陀罗等人翻译了众多佛经，当时所出诸经，多由宝云治定，传称：“江左译梵，莫逾于云。”宝云性好幽居，辞别京师，居六合山寺。后来同学慧观临往生前，请他到道场寺住持，宝云不得已在道场居住了一年有余，又回到六合寺。元嘉二十六年（449），宝云终于六合山寺，春秋七十有四，是少有的几位列入《高僧传》译经传中的汉地僧人。

释道祖，本为吴郡台寺支法济弟子，后与僧迁、道流等人在庐山求学七年，并在山中受戒。他们在庐山各随所习，日有其新，深得慧远喜爱。僧迁、道流不幸早逝，道流在庐山尚编有佛经目录，惜未成功，后为道祖续成。此经目共有四卷，即《魏世录目》《吴世录目》《晋世杂录》《河西录目》（一名《凉录》），合称《众经录》。《众经录》编成后，和庐山佛经一起流传各地，成为当时义学僧人的至宝。《众经录》是我国第一部断代佛教经录，梁启超、姚名达对之评价甚高。[33]道祖后至建康名寺瓦官寺。瓦官寺是道安师弟，即慧远师叔法汰曾住之寺，道祖在此寺讲说佛经，备受崇敬，当时的权臣桓玄也常来观听。桓玄曾与慧远法师有过交往，感叹慧远法师是平生未见之人，所以，桓玄在听过道祖讲经后，不禁把他和慧远法师做比较，对人赞叹道：“道祖后发，愈于远公，但儒博不逮耳。”晋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当权，在朝廷发起沙门应敬王者之议，并特地给慧远法师寄去一封信。慧远法师回了一封长信，指出沙门乃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道祖在京师瓦官寺支持慧远等人的主张，为了抗议桓玄，他辞别京师，回到吴郡台寺。道祖在台寺讲道弘法，绝迹人事，元熙元年（419）往生，春秋七十二岁。[34]

竺道生，俗姓魏，巨鹿人。道生家世士族，寓居彭城。父亲曾为广戚令，笃信佛法，乐善好施，乡里称为善人。道生幼而颖悟，聪哲若神，深得父亲喜爱，视为异人。后遇到竺法汰大师，遂改俗归依，伏膺受业，这使得道生一开始就与庐山慧远教团结下缘分。

道生在法汰指导下，研味句义，即自开解，学问精进，志学之年，便能登台讲座。年至具戒，器鉴日深。竺法汰于太元十二年（387）逝世，道生在瓦官寺继续学习了几年，决心四处观化，增进学问。他素闻慧远大师为道安大师最得意之弟子，在庐山精进佛学，建般若台，集合了众多高僧，所以决心到庐山问道。

道生在庐山幽栖七年，常以入道之要，慧解为本，所以对佛教各种经典都刻苦钻研，并从慧远大师等人学习其他杂论。道生在庐山不仅学习到提婆等人小乘学问，还深受庐山僧团严谨守律之风感染，他在庐山还看到宝云等人西去求经的不惮疲苦，所以决心离开庐山，继续游学。这次，他选择了当时另一个佛教中心，鸠摩罗什领导的长安僧团。

道生和慧睿、慧严等人一起到达长安，成为鸠摩罗什门下著名的弟子，时人称之曰：“通情则生、融上首，精难则观、肇第一。”[35]其中生即道生，融指道融，观指慧观，肇指僧肇，道生、慧观都是从庐山走出来的优秀僧人。

道生在长安学习了大约三五年时间，重新回到京师，时当义熙五年（409）。在回建康途中，大约是义熙四年，他特意来到庐山，看望昔日师友，并带回僧肇《般若无知论》。般若学是道安、慧远一系的重要学问，据历史记载，道安、慧远都是当时般若本无宗的代表。僧肇《般若无知论》用中国人自己的思维和语言，深刻地阐释了印度佛教般若的真实奥义，深得慧远大师和刘遗民等人赞赏。

道生在京师住青园寺，深得宋太祖文皇帝的敬重。他深研佛经，新悟颇多，深感旧僧囿于经文，而对佛教大义却不能理解，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道生依据佛典，得出两个著名结论：“善不受报”“顿悟成佛”。此外又著《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这些著述对当时的旧说进行了全面批判，遭到守文之徒的嫌嫉。当时法显带六卷本《泥洹经》抵达京师，道生读后，从中推论：阿阐提人亦得成佛。此时，全本《泥洹经》尚未得见，众僧均怀疑道生的结论。于是，守旧之僧借此机会，将道生摒遣出都。道生坚守自己的理念，当众发誓说：“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厉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之时据师子座。”然后，拂衣而游。

道生先至吴地虎丘山，最后仍然选择了庐山。庐山开放的学风曾经接纳了被秦地旧僧排斥的佛驮跋陀罗，这时又敞开怀抱接纳了道生。此时的庐山，慧远虽然已逝，但道风依旧。道生本是庐山高徒，此时佛学大成的他在庐山为昔日同门和新进讲解佛法，深得大家敬服。不久，大本《涅槃经》传到京师，里面果然有阐提悉有佛性的话，同道生之说合若符契。宋元嘉十一年（434）冬十一月庚子，道生在庐山精舍升于法座，为大家讲解《涅槃经》，他神色开朗，论议数番，穷理尽妙，观听之众，莫不悟悦。快要讲解完毕时，手中的麈尾悄然坠落。只见道生端坐正容，隐几而卒。

释慧观，俗姓崔，清河人，十岁即以博见驰名，弱冠出家，游方受业。后来到庐山，从慧远学习佛学，大约与道生等人同时。慧观与道生、慧睿、慧严等人最为相契，他们在庐山共同学习，互相砥砺，佛学日进，后又一同到长安游学。

在长安，慧观学习《法华》等佛学经典，精通佛理，与僧肇齐名，时人称：“通情则生、融上首，精难则观、肇第一。”但慧观主要跟随佛驮跋陀罗学习禅法，所以当佛驮跋陀罗被长安僧团摒出时，他和宝云等人随佛驮跋陀罗一同离开长安，回到庐山。[36]

慧观不仅在佛学上有精深的见解，而且和慧远大师一样，有较高的组织才能。佛驮跋陀罗在江南弘法能够顺利进行，和慧观有很大关系。佛驮跋陀罗离开庐山，到江陵一带观化，慧观、宝云等人都曾陪同。在江陵，慧观等人得到司马休之的崇敬。司马休之为慧观等人建高悝寺。后来宋武帝攻打司马休之，来到江陵，对慧观亦十分敬重，并让后来为宋文帝的刘义隆与慧观结交。慧观因为这个缘故，回到京师，住在道场寺。

慧观因为和僧伽提婆、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等西域人过从甚多，所以对佛经翻译亦十分重视，组织了多部经典的翻译活动，为佛经翻译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曾请律师昙摩流支下京师未果，在荆州时，将卑摩罗叉翻译的《十诵律》六十一卷，审其所制内禁轻重，别撰为二卷，送还京师。当时僧尼披习，竞相传写，纸贵如玉。为寻找《涅槃经》后分，慧观请宋高祖（宋武帝）资助沙门道普等十人西行寻经。慧观还迎请了西域沙门求那跋摩、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罗等人，翻译佛经多部，并亲自笔受了《杂阿毗昙心》《胜鬘楞伽经》等经典。慧观卒于宋元嘉（424～453）中，春秋七十有一。

宝云、道祖、僧迁、道流、道生、慧观、慧睿、慧严这些游学僧在庐山游学观化，后来都成为一方高僧，庐山僧团为当时的佛学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僧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