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全书基于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多重应用，对“国家治理”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展开综合系统的分析，以呈现出从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前15年来治理理论研究和方法应用的最新进展，为读者提供有关治理理论进一步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和新视野。

首先，通过对不同国家或区域学术产出和学术影响力特征的比较，分析了20世纪末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概况，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学术成果产出、被引用情况及合作网络中依然处于从属地位；借助Citespace软件对主要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及其他资源进行文献特征挖掘，探索了“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中“治理”主题的研究脉络和逻辑变迁过程，区分了“治理”研究的类别、主题和内涵演化特征，指出当前“治理”概念包含的诸多内涵事实上并非理所应当，也非早已有之。不同学者或研究机构在各时期基于特定背景下的理论扩张，使这一概念出现了“膨胀”的特性，并在学术研究及实践领域中存在被滥用和误用的趋向，而这未对不同国家治理改善诉求做出贡献。

随后，从治理类型学视角切入，对实践中的各类主要治理类型进行理论推演和比较，让读者更清晰地认识到不同知识背景或研究视角中的治理概念界定纷争的缘由，为读者呈现更为分明的治理研究知识的内在秩序。例如，展现了善治、全球治理、多层次治理、互动治理、元治理和智性治理等主要治理类型的形成与传播过程、理论假设、实践特点和现实影响，并分析各主要治理类型所隐现的“治理失灵”情况，让读者客观地认识不同治理类型各自的适应性与局限性。本书指出，每一种治理类型的运用，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模式的吞噬，而是在各类型包容共存的态势下，探索国家治理能力和效能提升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为定位中国国家治理战略抉择的着力点提供理论依据。

接着，利用之前所提炼出的“国家治理”概念，指出“国家治理”作为替代性理论范式在解读发展中国家转型实践的学术价值和效能。由于传统研究中舶来的各种理论范式未能对中国发展转型做出有效的理论解读，反而使“中国实践”沦为西方主导的学术话语中的特殊个案。这不但削弱了中国发展转型分析的理论价值，更忽略了政治学科来自中国经验的理论提炼。基于中国实践总结的“国家治理”理论范式，有助于将中国政治实践纳入政治学理论比较视野之中，与他国实践进行理论对话，为增进对中国发展的客观认识提供理论指引，并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社会发展的智力贡献和对社会观念变迁的引擎作用。

但是，将中国治理实践纳入国际学术话语体系，需要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本书对国家治理进行结构性解析，指出政府质量研究作为替换性指标和可操作性概念在国家治理的理论深化和事实佐证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在定量研究指标建构过程中，也需要认识到治理定量研究所存在的客观问题，如已有的大量定量研究并未在治理质量、治理性质判断、治理改善提升等领域中做出实质性贡献；特别是由于治理定量研究指标在利用聚合指标进行跨国比较、模型假设验证、测量概念界定、数据透明度与可验证性、理论自洽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种反思为我国进一步完善“治理”的定量研究提供了建设性意见和批判性视角。

那么，在实践领域如何实现治理的改善呢？政府作为国家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角色，其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政府问题不是“越小越好”或“越大越好”的表面规模变化，而是寻求在“投入产出比”最大化的过程中，对政府所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绩效检验。本书提出回应现代社会诉求的全新政府设置理念——“灵巧型政府”在应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长尾效应”的优势，并强调灵巧型政府建设通过适应所在的“政治场域”及政府实践背景，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主体的中国政府改革提供新的选择变量和参照系。

最后，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尝试，本书将分析视角转向中国特色的治理机制和全球治理体系。就中国而言，本书针对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中的具体案例——“专项治理”进行全面考察，指出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中的特征和传统来源，如继承中国传统的政治管理文化，传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动员策略，蕴含国家建设初期“短平快”的追赶激进心态等。本书指出，由于公共管理者和民众在公共政策选择中存在相互冲突的期望值和价值观，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中也忽略了政府能力的长期建设，片面强调以特定事件为治理导向，并导致治理模式单一、过度依赖中央政府等问题。而就全球治理研究而言，本书强调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尚未形成，制度规则亟待完善，而且全球治理鸿沟存在的现实仍被忽略。这也为当前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的竞争提供了可能，若一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优势得到充分显示，将会有利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

本书附录中还收入了笔者编译的四篇文献。虽然目前国内翻译文献急速增多，但也带来若干的无序和庸俗化倾向，为了避免上述不足，首先，在文献的选取上，这四篇文献均为近年来英文数据库中的高引用、高阅读和高下载文献，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学术认可度；其次，文献的作者均已经取得一流的学术成果，如前两篇作者均为哈佛大学教授，笔者在哈佛学习期间在他们的课程中受益匪浅，并曾就他们的论文与之多次讨论；后两篇，其中一篇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和加拿大学者合作探讨政策设计和政策执行过程的治理失灵问题，另一篇则为大家所熟知的美国著名学者奥斯特罗姆教授的一篇文章，分析了不同制度体系对治理的价值。总之，通过有目的有选择性地筛选出上述文献，既试图为读者呈现西方治理研究主要学者近年来对此议题的反思和重构，也为读者从浩如烟海的文献海洋中提供筛选指引和识别好文献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