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问：为什么“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是传世版《道德经》开篇第一句话。这句话，可以说是老子对《道德经》全文作出的一个终极注解。如果读不懂这句话，那么也很难去读懂《道德经》。
我们常说“眼见为实”，其实眼见也并非是实。同样的事物，在不同光线下会呈现出不同的形象，那么到底哪个形象才是真实？
有句话叫“凡所有相（象），皆是虚妄”。光线和声音一样，都只是一种媒介，用以传递真实世界的信息。但是经过它们传递而呈现出来的音声形象，却并非就是这真实世界的真实模样。
语言和文字，也同样只是一种媒介。所以我们用语言描述出来的“道”，并不是那个真正的“道”本身，这就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同样的世界，在人的眼中和动物的眼中各不相同，那么谁的眼中才是真实的世界？我眼中的“你”，和“你”眼中的自己，也不相同，那么谁才算了解真正的“你”？
庄子在《齐物论》中论述了这一现象：当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我”去认知万物时，就必然同时存在一个“我”（认知方），一个“非我”（被认知方）。这两个概念，其中一个消失，另一个也不复存在。所以“我”，不会超脱出“我”而知道“非我”的立场；“非我”，也不会超脱出“非我”而知道“我”的立场。
既然你我立场并不一样，“我”并不是“你”，那么我认知中的“你”，和“你自己”，是一回事吗？我们认知中的事物，和事物本身，是一样的吗？我们眼中的马，和马自身，是一体的吗？所以“马非马”，我们认知而来的“马”，并不是那个真正的“马”自体。
天地，就是那个被大家所共同认知的事物；万物，就是那匹我们眼中的马。因此，我们对天地万物进行认知，给予它们的命名和定义，并不能与它们本身相等同。这就是“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语言的表达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常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我相信老子在面对这无名无形无象的大道之时，他的心中也一定有这样的感慨。但他还是留下了五千言，并且在开篇就提醒众人：我说出来的道，并不是那个真正的道，要想得道，你就必须亲自发现它。
把“道”用语言描述出来，就需要对它进行命名和定义。所以老子又说：“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给了它一个名字叫作“道”，定义为“大”，但这个名字和定义并不能等同于道的全部内涵。因此老子才说自己是“强为之名”，只是很勉强的给了它一个名字，一个定义。
因为道，本无形无象而无名。如果强为之名，这个勉强的名，就只是以我们所能认知到的，道的某一方面特征为依据，比如大，远，反。然而这所有落于具体的名，都不能概括得了道的真正内涵。
比如，我们可以用“有”，来概括有形有质的东西，可以用“无”，来概括无形无质的东西。但是对于道来说，“有”和“无”同出于道，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所以它们都不足以用来概括道。
道很大，大到无以复加，但同时又很小，再细微的地方都有它；道很远，远至八荒六合，但同时又很近，近至我们每个人。也就是说，道非“有”非“无”，非大非小，非远非近，而且又“其上不皦，其下不昧”，既不光明，也不昏暗。这样的事物，我们要怎样去用一个“名”来概括它呢？
名字和定义是人赋予的，而事物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名字和定义与事物本身是可以剥离开来的。那如何通过这些被剥离开来的“名”，来把握住它们所指向的真实呢？这就涉及了“名”和“实”的问题。
有这样一个笑话：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把人定义为“双足的无毛动物”，于是另外一个哲学家狄奥根尼就把一只鸡的羽毛全部拔光，拎到讲桌上说：“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人。”柏拉图无言以对，只好另作补充，把人的定义修改为：“人是没有羽毛的，有扁平指甲的两脚动物。”然而这样的定义，能算得上是对人的完美诠释吗？
“人”只是一个名词，用以指代像我们一样的生物。我们都知道人，所以一说“人”这个名词，马上就能调用自己意识里对人的认知，自行把“人”这个概念补充完整。但是，如果他是在描述一种我们谁也不知道的生物呢？此时名字就不再具有指代性，而只能通过语言描述来建立对这种生物的认知。
不过很显然，我们并不能凭借柏拉图的描述来建立对人这种生物的正确认知。“没有羽毛的，有扁平指甲的两脚动物”，一百个人用这个定义能想象出一百种各不相同的生物。
同样，老子写了五千文来描述道，我们能否通过他的描述来建立对道的正确认知呢？很难。通过他的描述所认知的“道”与实际存在的“道”可能天差地远，就像那只无毛鸡和人一样。因为语言，并不能构建事物本身，并不能制造真实本身，故而“知者弗言，言者弗知”。
据说，战国时有一赵国人公孙龙欲乘马出关，关吏说：“按照惯例，过关人可以，但是马不行。”公孙龙便说白马不是马，一番论证，关吏听了之后连连点头，说：“你说的很有道理，请你为马匹付过关钱吧。”于是公孙龙便骑着他“不是马”的白马过关了。
故事真假不可考，但“白马非马”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论题。按照公孙龙的说法，“马”这一名是只命形不命色的；“白马”这一名是既命形又命色的，一个只包含单一特征的概念，又怎么能等同于一个包含两个特征的概念呢？概念与事物本身尚且存在差别，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就更加毫无联系了，所以白马不是马。
那么白马是马吗？白马当然也是马。然而仅从字面意义去解释，仅从概念名词去推敲，像公孙龙这样的优秀名学家，论证出“白马非马”一点也不奇怪。
所以探讨名和实（形）的关系，在战国时就已形成了一个学派，以申不害为代表，主张循名责实，明赏慎罚，后人称为“刑名之学”（古时“形”通“刑”）。
法家的韩非子也同样重视“刑名”。法家主张以法治国，而法令颁布下来，即落于“名”，就很容易和事“实”之间产生偏差与冲突，必须要“综核名实”。因为“名”可以不副实，“象”也可以有假象，所以很容易被人用来混淆或替代真实本身。
“白马非马”，正是“名”的自演绎结果与其“实”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心外无物”，正是“象”的自演绎结果与其“体”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所以用文字描述的事实可以被人演绎成巧妙的文字游戏；用光影传递的形象可以被人演绎成高明的视觉欺骗。被万物外在的“名”“象”所迷惑所束缚，也就已经与其本体相差甚远矣！
“名”本为“实”之末，却能被人反用来诘难和限制“实”；“象”本是“体”之映射，却能被人反用来决定和制约“体”。所以“道之华”反而被人看成真道；“愚之首”反而被人看成聪明；“大智”反而被人当成“愚”；“大巧”反而被人当成“拙”，如此本末颠倒“正复为奇”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真实世界虽然折射出万象，但象与真实之间，是有迹可循的，是可以依据象来探寻到真实的，否则也不会有“知音”、“知文”之说了。音虽幻，但承载了心声；文虽虚，但根源于真实，所以知音则能知其心；知文则能得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