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决定实行国共合作的三大

中共二大召开前后，当时党员多为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有限，认识水平和实际斗争经验还不足，在具体指导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错误。即使如此，他们领导了一次次罢工，在第一次工运高潮期间，全国罢工187次，参加罢工的人数达30多万人。后来，第一次工运高潮被北洋政府镇压下去，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懂得了他们自己虽然是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革命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情形下团结起来。而这个思想认识转变的完成，是在中共三大上实现的，中共三大作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推动国民革命不断进入高潮。

1．中共三大的前奏曲——西湖会议

中共二大正式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但是，这个时候只是一般地提出要与国民党等合作，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方式合作并没有解决。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一问题显得日益突出。

在国共双方及共产国际的努力下，才最终出现了国共合作的局面。而俄共（布）的作用更为突出，它既支持中共，又积极寻求其他同盟者，后者愈显突出。

最积极的一方是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他们推动国共合作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推动世界革命的进展。远东会议之后，苏联就加强了与国民党的关系。1922年苏联派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以特使身份访华，与孙中山秘密会见并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建立了正式合作关系。中共一大召开后，1921年12月，马林到桂林见到孙中山，提及国共合作的问题。孙中山说，可以允许在国民党内宣传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可以党内合作的方式来建立国共合作联合战线。马林也欣赏这个党内合作的形式，但这个时候共产党还接受不了。于是，马林绕道荷兰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情况，得到共产国际的明确支持。

维经斯基向中国共产党发去指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普同志（即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这一指示的基本精神，就是要中国共产党听从马林的指示立即开展让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工作，尽快解决国共合作事宜。

为了安全，这份指示直接打印在马林的丝质衬衣上，由马林穿着带到中国。指示的全称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南代表的指示》，其要点是：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它保持着辛亥革命的性质并努力创建一个“中华民国”。

——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在工会中组成从属于自己的团体。

——为开展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应成立一个专门宣传机构。这个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得到国民党同意，且必须尽可能地保持独立性。

——中国共产党人最主要的任务是组织劳工群众，目前只能以建立工会的方式进行。

这个时候中共二大刚刚结束，大会已决定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式，即党外联合的形式。所以，马林担心陈独秀有抵触心理，没有马上把这内容直接告诉陈独秀，就先通过张太雷把这些内容透露给陈独秀，还让张太雷与陈独秀、邓中夏等人商量，是否可在近期召开一次党的会议，郑重讨论国共合作的具体方法问题。

马林没有直接找陈独秀谈这个问题，而是特别建议党的会议一定要请李大钊参加。陈独秀认为，李大钊和马林都没有参加二大，既然马林提出了不同意见，就有必要开一次中央特别会议，并邀请他俩参加。这次会议安排在风景如画的杭州西子湖畔举行，时间是1922年8月29日—30日。

参加这次西湖会议的是7个不寻常的人，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5个人，另外加上李大钊和马林。他们召开了一次不寻常的会议，中国共产党历史在这里出现了新的转折。

会议由陈独秀主持，马林传达共产国际的“八月指示”。他没有直接批评中共二大的决议，强调在国共合作的方式上，只能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

张国焘、蔡和森表示反对。他俩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的，如果国共组成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选孙中山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以比中共人数多一倍左右。中共除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争取国民党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我们不能接受，并希望共产国际重新予以考虑。

陈独秀的意见很重要，他有两点意见：一是自己并不赞同马林的意见和理由，二是答应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两点看起来有点矛盾。他说，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容纳了一点非资产阶级分子，就否认它的资产阶级性质。他还说，一旦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会引起许多复杂问题，反而不利于革命力量的团结。同时，他说既然中国共产党已经加入了共产国际，就会服从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也会服从。

马林急忙站起来说：“这当然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了的政策。”他将自己衬衣掀起来，把打印的共产国际指示给其他几位看。

陈独秀见马林摆出这副“钦差大臣”的架子，十分生气，但还是竭力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说：“国际指示我们当然只能执行，但这也只能是有条件地执行，条件便是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也要反对。”

这个时候大家都很想听听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说，党的工作不能凭个人的意气用事，马林的意见从整体上是对党的事业有利的。张国焘回忆李大钊说：

“他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即单纯的国民党员也抱有各种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足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他也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

最后会议以一种互相谅解的形式，提出只要国民党能够根据民主主义原则进行改组，并取消入党时打手模和向孙中山宣誓等效忠个人的形式，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

国内形势的发展，尤其是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使孙中山陷入十分绝望的境地，开始重新看待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西湖会议后，马林和陈独秀、李大钊赶赴上海去见孙中山。孙中山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欣然表示同意，应允取消打手模等原有入党办法，依照民主主义精神改组国民党组织。接着，由国民党人张继介绍，中共几位领导干部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率先加入了国民党。这时加入国民党的只是少数中共的负责干部，直至1923年初，这种状况仍没有多大改变。

据包惠僧回忆：这年2月初，在北京地区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除李大钊等少数人外，“北京地区的多数同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他们只有领袖，没有群众；只有高级干部，没有中下层干部，里面有许多堕落腐化的政客，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出革命的因素。我们同他们建立联合战线，既失掉了我们的阶级立场，又损害了我们党的纯洁性。这就是国共没有建立联合战线以前一般共产党人的见解”。

这种“停顿不前”的状况，引起了共产国际的严重不满，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共产国际政治书记狄拉克警告中国共产党说：“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要“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在中国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还都没有提上历史日程，敦促中国共产党加快国共合作的步伐。为此，1923年1月，共产国际专门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指出：

一、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由于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

二、由于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

三、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四、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

当指示传到中国时，正值发生了京汉铁路工人“二七”罢工惨案。

中共成立后，曾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工人运动上，先后发动组织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安源罢工取得了胜利，开滦罢工也部分实现了工人的要求。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了军阀吴佩孚的残酷镇压，工人牺牲52人，受伤300余人，汉口支部书记在车站被砍头。这次惨案，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打击是致命的。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没有了合法的存在形式，被迫转入地下，但斗争依然在继续。共产国际也进一步地推动国共两党实现合作。

同时，“二七”罢工的失败，也使年轻的共产党人看到，单靠工人阶级是不可能独自打开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局面的，是单枪匹马，是鸡蛋碰石头。要取得胜利，还要有革命同伴，还有走军事斗争的路线，走农民路线。不过这个时候，共产党员还在探索之中。随后，赞同国共合作的人比原来增多了。

2．中共三大的召开

“二七”惨案之后，有更多的党员表示赞同共产国际国共合作的决议，但如何执行这一决议，加入国民党后共产党的独立性应保持到什么程度，为发展国民党而进行的合作要达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在党内有不同的想法。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统一全党认识，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在广州召开。

中共中央之所以把三大的会址选定在广州，是因为此时孙中山策动驻广西的滇军和桂军讨伐陈炯明，于1923年2月重返广州，革命力量可以在广州公开活动，中共中央迁到了广州，在这里的环境也相对安定了。最后，中共三大的会址选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现在恤孤院路3号）一幢二层小楼。6月12日开幕，6月20日闭幕。

这次大会的召开，有着浓厚的民主气氛，主要体现在：

一是大会代表是由各地选举产生的。

中共一大和二大的代表多是指定产生，出席三大的代表则是由各地选举产生的。当时全党有420多人，各地选举产生的代表有34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有发言权的10余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中共三大。

各地代表选出后，立即动身南下。代表们去广州的途径自然各不相同。江浙区代表徐梅坤回忆了他们一行几人的南下情况：

“我和王振一从上海坐船到广州去开会。和我们同船前往的还有李大钊、陈潭秋、于树德、金佛庄共六人。于、金两人是自己出的路费。记得当时于树德没有钱，急得没办法，我给他出主意，让他把邻居一位朋友的妻子的金手镯借来卖掉，买了船票。船不能从上海直开广州，必须在香港停留一天。记得在香港和李大钊上岸去还喝了一点酒。船到广州，在太古码头上岸。这时，天气已经很热，街上卖荔枝的很多，价钱很便宜。到广州后，广州党组织派人来接我们，是在长堤码头。因为我们互相认识，所以没用介绍信。我们都没有带行李，随身只有一个小包。上码头就沿珠江岸边步行到‘三大’会址。因其他代表还没有到齐，休息了两天才开会。”

二是陈独秀作的工作报告既肯定了成绩，也指明了缺点。

大会报告对所取得的工作成绩讲得不多，却讲了不少缺点，也是这次大会的特别之处。

陈独秀指出了各代表党组织存在的不足：“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很好。”“广州的同志对待陈炯明的问题犯了严重错误，最近他们正在纠正错误。”

陈独秀认为党一年的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宣传工作不够紧张”“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党内存在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他还批评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说中央委员会没有组织，5个中央委员经常不在一起，工作受到了损害，缺乏知识，政治主张不明确。陈独秀还对自己作出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说：“他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他同时批评张国焘“毫无疑问对党是忠实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在党的工作报告中，如此大讲工作缺点，并对自己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大加批评，这说明党在它的幼年时期，组织上、思想上尚不成熟，但已有了良好的批评风气。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味地歌功颂德唱赞歌固然不对，但只讲缺点，也不利于鼓舞士气。所以，陈独秀刚作完报告，就有代表指出他过于悲观，党的工作实际上还是有不少成绩的。

三是通过民主的方式形成了决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家同意加入国民党，但在加入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如共产党员是否全体加入国民党，在工人群众中要不要发展国民党的组织等。

以马林、陈独秀为代表主张共产党员应全体加入国民党，在工人群众中也应该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另外，以张国焘为代表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

马林认为，目前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但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有了改组国民党的机会，也有了这种可能。共产国际认为，国民运动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苏维埃俄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只有参加国民党的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之后，才能产生国民党左翼。只有到那个时候，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才能形成，中国的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赞同马林的主张，认为目前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应当完全做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了，共产党的独立也就不成问题，而且共产党要进行工人运动，也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力量于国民党。

张国焘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是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他的主要观点是：“工人应该在自己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

蔡和森当时在会上赞同张国焘的观点，但他后来指出张国焘等人的意见有三方面的缺陷：一是怕加入国民党后削弱了自己的势力，没有积极去参加国民党；二是希望孙中山“左倾”后再加入国民党，而忘却了支配国民党的责任；三是不能加入国民党，去促进国民党改组，因而站在被动的地位。

毛泽东参加了三大，那么他在这场争论中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据张国焘回忆：“他（指毛泽东）向大会提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高度肯定了毛泽东见解的重要性。

对于如何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只能交给大会表决，大会表决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

大会还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劳动运动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决议案。

这些文件中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党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且强调，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党不能一刻遗之的，对于工人农民的宣传与组织，是党的特殊责任，引导工农参加国民革命，更是党的中心工作。这些规定都是正确的。

但是，上述文件也有其不足，最根本的是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反而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这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内复杂情况和以后可能的变化估计不足。

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从二大时的5人（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增加为9人：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候补委员有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

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基本是正确的，加快了两党合作的步伐。当然，文件也有不足，由于对国民党党内复杂情况和以后可能的变化估计不足，三大没有充分认识到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性，这一历史任务又交给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