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争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四大

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三大之后，一度沉寂的工人运动得以复苏和发展，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国共关系更为复杂化。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对于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自身如何发展、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存在着分歧。简而言之，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而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以及青年，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中国共产党内的分歧，实际上也涉及对共产国际决定认识上的分歧。

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不要去争旗帜，尽可能用国民党的旗帜，但是中共中央并不赞成这个意见。1924年5月在上海专门就这些问题举行了中国共产党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问题提得非常尖锐。

与此同时，国民党右派通过各种渠道大肆攻击共产党人，要求“共产党员友好地退出国民党”，即开除共产党员。国民党右派责问共产党员为什么在国民党内还要保守自己的“秘密”，要求把秘密公之于众，指责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与第三国际联系是企图“垄断中国革命”。鲍罗廷作了妥协，擅自同意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下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任务之一是尽力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陈独秀对此非常不满，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在同国民党打交道时必须十分谨慎，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共产党进行协商。共产国际感到了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同鲍罗廷之间的冲突，认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是从极左的立场上反对共产国际开展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策略，因此于1924年11月派维经斯基到上海，以纠正中共中央的路线，调解陈独秀等同鲍罗廷之间的矛盾。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会址在当时闸北的横滨路6号。

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大会由陈独秀主持，秘书长是彭述之，记录为郑超麟、张伯简。

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代表们同意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中国政局的分析，对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基本表示满意，同时对中央组织工作上的失误及执行中央决议的迟延，提出了批评与建议。

维经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并作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告。大会还通过了这个报告的议决案。

议决案的内容摘录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看着欧美反动潮流，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非常危险，认托洛茨基最近言论上的态度，反对俄国共产党之布尔塞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及第三国际的领袖，实际上可以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仇敌所利用。

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投降主义之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是完全承受列宁主义，以后不再继续其一九一七年以前与布尔塞维克主义相异之理论的宣传，对于列宁主义为修正之尝试。

中国共产党大会恭贺共产国际及列宁派之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议决案的内容简短，从提出到通过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四大召开之前，联共（布）党内发生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间的争论，既有对世界革命理论的争论，也有权力斗争的因素。四大召开之时，双方斗争告一段落，斯大林巩固了自己在苏联党和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会上，出席1924年六七月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彭述之，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情况的报告和决议精神的报告。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何今亮（又名汪寿华）在大会上讲了话。周恩来主要讲广东的军事情况，各区、各地方委员会的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的工作情况。

大会集中讨论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组织工作、群众工作上如何准备等问题。这些问题没有引起争论，会议顺利地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关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关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决议案。

据担任会议记录的郑超麟回忆：“国际代表吴廷康（魏金斯基）来了一次，瞿秋白翻译他的演说。政治决议案及其他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由秋白译成中文的，在理论问题上和政治问题上，大会简单接受国际的训令，中央委员会没有不同意见，各地代表也没有不同意见。开会经过如此平静，好像举行一种典礼，一种仪式，以至我这个记录员，记录了全大会十分之八九的发言，也没有保留深刻的印象。”

大会最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关于中央委员会组成的决定，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选举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等5人为候补委员。接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由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5人组成中央局，并确定了中央领导机构的具体分工：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同时决定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并负责编辑《向导》，向警予负责妇女部，罗章龙、王荷波任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张太雷任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别派到各地的有：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李维汉驻长沙，项英驻汉口，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

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那么，如何才能取得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呢？决议强调：“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会议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具体的回答。

关于工农联盟，《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表明，此时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

四大是党在革命实践遇到许多尖锐矛盾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以纠正党内“左”的与右的倾向。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不足1000人，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情况下，提出解决种种矛盾的方案，突出共产党必须大力地开展职工运动和农民运动，使自己有必要的、足够的力量去实现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可行的。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