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未能扭转革命危局的五大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3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

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紧迫问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

大会的开幕式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的礼堂举行。开幕式后，代表们就迅速离开了会场，改在汉口的黄陂公馆召开。

参加会议的郑超麟回忆了开幕式的场景：“这一日的大会完全是仪式。陈独秀当主席，致开幕词。国际代表团各人致祝词，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祝词，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童子军代表致祝词。湖北总工会纠察队长项英（即项德隆）领了一队纠察队进会场来行礼。国民党，除徐谦外，还有谭延闿和孙科，他们坐在主席台上不说话。”英国、法国、美国共产党的代表以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先后向大会致辞祝贺。出席开幕大会并致贺词的，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的代表等。

大会开始后，宣布主席团名单：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大会又设立了陈独秀等13人组成的政治委员会，谭平山等10人组成的土地委员会，李立三等9人组成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分别以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为秘书。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主要阐述了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土地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革命基地与西北理论、国民党问题、改组军队问题、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财政经济政策等。

陈独秀在报告中说，“中山舰事件”采取的妥协退让是正确的，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是不能压倒蒋介石”。对于迫在眉睫的农民土地问题，他表示：“虽然我感觉到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可是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持一种折中的中庸的路线。”他提及的“中庸路线”指的是，等打倒新旧军阀之后再进行土地革命，而不是相反。报告重提了“西北理论”，认为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工业区，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势力很强大，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应该退到西北各省去，因为那里帝国主义影响比较薄弱，革命力量容易聚集，然后再回来摧毁帝国主义统治。遗憾的是，报告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提出了一些错误主张。

4月30日的大会上，根据大会主席团的提议，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的讲话。罗易说：“这种理论很明显，就是小资产阶级畏惧失败情绪的表现。想把革命基地转移到和帝国主义城堡相距很远的地方去，这正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失败主义倾向的反映。”他虽然批判了陈独秀、鲍罗廷的“西北学说”，但竟然说中国革命存在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可能性，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前途的可能性，说什么“国际形势和国内阶级力量等情况都倾向于这个前途。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是实现这个前途的主观力量”。他进而宣布，中国革命“开创了一个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他还强调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它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在当时的环境下罗易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后来，毛泽东评价说：“罗易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办法。”

与会代表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会上他不仅把该书发给大家，还作了系统发言。

瞿秋白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作了形象的刻画和讥讽，并引用了著名诗人柳亚子说的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们将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手里夺出来之后，放在地下不管了。仿佛是两个奶娘争夺一个小孩子，新奶娘夺到又不管，反去和旧奶娘讲和了，难怪小资产阶级之中，一部分消沉下去，一部分仍旧回到大资产阶级怀里。”大家听后，热烈鼓掌。

瞿秋白在这本小册子中没有公开点陈独秀的名，却指名道姓地对彭述之进行了批评：“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似无的鬼，实际却和这个鬼去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

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发言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地无产阶级地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

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5月1日，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5月2日和3日，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彭述之、蔡和森、林钧、张国焘、维经斯基、李维汉、张太雷、罗章龙、陈乔年、彭湃等13人。5月3日的大会上，罗易又作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讲话。罗易讲话后，陈独秀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

5月4日的大会上，汪精卫出席并首先讲话。接着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的报告，内容是共产国际执委七次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和国际形势。罗易报告后，汪精卫第二次讲话。之后，陈独秀有一个简短的发言。随后罗易又发表了题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第二次讲话，作为对汪精卫第二次讲话的回答。随后，汪精卫又作了第三次讲话。最后是陈独秀、谭平山等人发言。

5月5日，在大会上发言的有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等7人，有些人是两次甚至三次发言。最后，罗易又以《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为题发表了讲话，实际上是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总结。

5月7日、8日，大会讨论了组织问题、修改党的章程的问题和职工运动、农民土地等问题。

5月9日，大会通过了以下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

5月10日，大会宣告闭幕。

经过十余天的争论，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等文件。这些决议，明确提出现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激进的解决”，“现在的革命趋势，是要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所有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领导机关，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党的五大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等一些正确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难以承担起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革命的重任。

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革命危机此时已到来，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就在当月，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

马日事变后，鲍罗廷很着急，但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挽救革命，一味谩骂指责湖南农民运动。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一书记载：“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罗易与老鲍各自发表长篇演说。老鲍的大意是：（1）现在国民党的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2）我们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他们的合作是中心问题，假若现在我们与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完全的失败，我们将什么也没有……”

中国革命的严重形势，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也是在当月，5月31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紧急指示，即“五月指示”：

一、改组武汉国民政府，加强这个政府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

二、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增加更多的工农领袖；

三、武装2万中共党员；

四、挑选5万工农积极分子加入国民党军队，使国民党军队得以彻底改造，排除其中的反动将领，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代替；

五、建立以国民党左派领袖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严厉惩办反动军官；

六、厉行土地革命，坚决从下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和豪绅的财产。

第二天，罗易和鲍罗廷就收到了莫斯科的指示。罗易在未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将汪精卫约至其寓所，私下将共产国际的密电出示给他看。罗易本来是想把汪精卫拉在统一战线内，而达到的效果则是给汪精卫集团分共提供了口实。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随即在两湖地区大肆搜查、屠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