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一百年来，中国考古人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过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的世界贡献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而其中，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不仅是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也是几代考古人孜孜以求的重大使命。在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勤奋耕耘、潜心研究下，一幅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清晰轮廓展现出来。

1．揭示了各区域文明的形成过程和中华文化基因的孕育。通过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的主要遗址的考古发掘，结合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表明从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在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等地区，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随着剩余财富的出现，各地区相继开始出现社会分化和显贵家族。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区域最初的文明（古国文明）相继形成。

在河南中部，涌现出多个面积从50万左右到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其中以巩义双槐树遗址面积最大，其现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与此同时，在甘肃中部的秦安大地湾遗址也出现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遗址中部有一座面积为420多平方米的高等级建筑，以中轴线贯穿，前、后两座主体建筑，东西两侧厢房对称，左中右三门格局，开创中国古代宫殿布局的先河。双槐树遗址与大地湾遗址一东一西，可能分别是河南中部和陕北陇东地区两大“古国”的都邑，上百万平方米的巨型聚落中大规模高等级建筑所表现出的悬殊的社会分化已初具文明社会样貌。在长江下游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分为祭祀区、居住区、墓葬区。一座大墓中有300多件随葬品，其中有玉龙、玉龟、玉鸟和玉人等，以及几十件玉石钺。在辽宁西部的牛河梁遗址群，发现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石块砌筑的大型平台。附近发现一座形状奇特的建筑，里面出土有泥塑的女人像和龙、熊、猛禽的塑像，附近的一些山头上分布着石砌的圆形祭坛和方形的大型石砌墓葬，墓内随葬玉龙、玉鸟、玉龟、玉人、玉璧等玉器。两地的权贵墓葬都随葬玉器，且玉器的种类非常相似，甚至玉人手臂并拢举于胸前的姿势也完全相同，这当非偶然，说明当时在社会上层存在一个相互作用圈。这一情况表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大地各个区域文明之间曾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龙的信仰、以玉为贵等理念方面形成了共性。这些共性正是后来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说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雏形。

2．揭示了各地文明化进程模式的差异。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生业基础，距今50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各个区域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初期文明。如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以稻作农业为基础，家畜主要是猪。从出土各种与祭祀有关的玉器和陶制品来看，该地区原始宗教色彩浓厚。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则主要种植粟和黍，黄河中下游地区还种植少量的稻和麦，饲养猪以及牛和羊。与此同时，各个区域的文明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逐渐形成了后来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基因的共性因素。如从距今9000年前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中发现目前年代最早的玉镯、玉耳环和玉坠等装饰品起，到距今8000年的以玉为美和距今5500年到4500年的以玉为贵，再到夏商周时期的以玉藏礼，最后到汉代的以玉为瑞的观念；不晚于距今6000年前发源于中原地区的龙的信仰；以祖先崇拜作为主要的信仰对象；天人合一的思想、礼仪制度、和合思想、以民为本思想等。在距今4300年前后，由于环境变化和社会内部变化等原因，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游和下游、辽河流域等曾盛极一时的区域文明相继发生衰变，而中原地区则呈现出一股持续发展、快速崛起的态势。

同样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区域文明，黄河中游地区的大型墓葬中随葬品很少，且极少见玉器，没有显示出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没有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制造奢华的玉器、依靠对神的祭祀权的垄断来显示和维持自己的权威，这里的人们比较世俗，比较务实，注重发展生产，注重通过礼制维持集团内部等级秩序，并通过结盟等形式不断壮大力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原地区文明起源道路。中原粟黍稻麦豆五谷种植体系的齐全，在抵御自然灾害方面的能力也强于其他地区，有可能还在一定范围内治理了水患，使中原地区集团得以持续发展，加之对周边地区先进文化的广泛吸收，从而使得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开始孕育。

而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和章丘城子崖遗址代表了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关键节点。在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呈现出文明化进程加速的情形。大汶口遗址的墓葬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进入距今43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社会分化愈加严重。陶制酒器、木质棺椁等发源于海岱地区的文化因素被中原地区所吸收。

距今4300年左右，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由于海平面上升导致地下水位上升，使得原来由低湿地沼泽开垦来的大量稻田再次沦为沼泽，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与之相对应的是，黄河中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却进一步发展。在晋南地区，出现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城内兴建了最早的宫城。在城南部发现观测天象、决定时令节气的观象台。在城内的公共墓地内，大型墓葬位于其中一个区域，墓中随葬品达上百件，同时发现了反映墓主王者身份的鼍鼓、石磬、龙盘和象征军事权力的玉石钺；而大量普通社会成员的墓圹则不仅狭小，而且往往没有随葬品。可以看出当时贫富贵贱分化非常悬殊，形成了集军事权与社会管理权于一身的王者及地位显赫的家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到邦国文明社会。陶寺城址的地理位置和时代同古史传说中尧的分布范围和年代恰相吻合，极有可能是尧的都城——平阳。

3．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脉络——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在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发现了由一个方台、一排旗杆、陶器组成的宴饮场所，这很可能是禹会诸侯与涂山盟誓的场所。正是因为中原地区的势力集团采用了广结盟友、壮大力量的策略，其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夏王朝建立后，形成了都城布局、宫室格局、青铜礼器、玉石礼器和陶礼器等一整套规制，其中很多内容被后来的商、周乃至其后历代王朝承袭和发展。夏王朝后期，礼仪玉器之一的牙璋向周围广大地区强烈辐射，东达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西至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北抵黄河中游的河套地区、南到华南地区，甚至越南北部都出土了中原王朝创造的牙璋，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影响圈。商王朝时期，承袭了夏王朝的礼仪制度、青铜容器工艺技术与理念，形成了本王朝一整套的青铜和玉石礼器。商王朝与周围广大地区的方国保持时远时近的关系，商王朝的礼乐制度和冶金技术向周围地区广泛传播，产生了广汉三星堆等独具特色又与商王朝保持密切联系的方国文明。西周王朝建立后，通过分封制将周王至亲和重臣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成为拱卫西周王朝的屏障，有效巩固了中原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综上所述，百年中国考古学，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把中华文明的产生时间提前到距今5000多年，将“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传说论证为可信的历史；追溯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过程、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展现了各地区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场景，为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资料和证据。